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來到中國洛陽,譯經著說,譯出的四十二章經成為中國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經翻譯。白馬馱經,玄奘西行,將印度文化帶回中國。中國大航海家鄭和七次遠航、六抵印度,帶去了中國的友邦之誼。印度歌舞、天文、曆算、文學、建築、製糖技術等傳入中國,中國造紙、蠶絲、瓷器、茶葉、音樂等傳入印度,成為兩國人民自古以來互聯互通、互學互鑒的曆史佐證。


    ——《攜手追尋民族複興之夢——在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的演講》(2014年9月18日)


    一個多星期前,印度總理莫迪先生訪問了我的家鄉陝西省,我在西安同他一道追溯了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曆史。隋唐時期,西安也是中日友好往來的重要門戶,當年很多來自日本的使節、留學生、僧人在那裏學習和生活。他們中的代表人物阿倍仲麻呂,同中國唐代大詩人李白、王維結下深厚友誼,留下了一段動人佳話。


    ——《在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的講話》(2015年5月23日)


    延伸閱讀


    佛興西方,法流東國。東漢時期,漢明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西行求法。使者一路向西,到達大月氏(今阿富汗境至中亞一帶),遇到在此傳播佛法的天竺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邀請他們入漢傳法。公元67年,高僧隨使者一起用白馬將經書馱回洛陽,曆史上因此稱之為“白馬馱經”。漢明帝還專門在洛陽城建造了一座白馬寺,兩位高僧便是在此譯出了著名的四十二章經。南北朝時的佛教典籍《洛陽伽藍記》稱:“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


    與白馬馱經相比,玄奘西行的知名度或許更高。家喻戶曉的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就是以玄奘取經為藍本創作的。據文獻記載,唐代時,高僧玄奘從長安出發,向西經西域,曆經艱險,到達印度。在印度學成之後,玄奘攜帶經書回到長安,先後在大慈恩寺、弘福寺、西明寺等處翻譯佛經。玄奘謝絕了唐太宗讓其還俗任相、輔佐朝政的要求,“專務翻譯,無棄寸陰”。因其所依據的印度梵本後來散佚較多,玄奘的譯本也被視為“第二梵本”“準梵本”。除了譯經,玄奘還把他在印度的經曆用文字記錄了下來,寫成《大唐西域記》。這部書生動地記述了印度的風土人情,成為研究中西交通、佛教曆史的重要文獻。更值得一說的是,據《舊唐書》記載,玄奘還把老子的《道德經》翻譯成梵文,傳入印度。


    阿倍仲麻呂是日本奈良時代的遣唐留學生。他在開元年間參加科舉考試,高中進士。阿倍仲麻呂不僅學識淵博、才華過人,還感情豐富、性格豪爽,是一位天才詩人,與詩人李白、王維等相交甚深。他在回國之前曾寫下《銜命還國作》一詩,贈答友人。後來此詩還被收錄在宋人編輯的優秀詩文集《文苑英華》裏,也是裏麵收錄的唯一一個外國人的作品。王維更是提筆寫下《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以“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表達他們之間的深情厚誼。


    曆史上那一個個互聯互通、互學互鑒的故事,也正是溝通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一座座橋梁。習近平講述白馬馱經、玄奘西行、阿倍仲麻呂與中國唐代大詩人結下深厚友誼等故事,目的正是要說明,中國與周邊國家有著割不斷的文化淵源和曆史聯係。


    對於鄰國,習近平有一個精辟的說法:鄰居是搬不走的,人可以擇鄰而居,但國家是搬不走的,所以隻有一個選擇——和睦鄰邦。中國與周邊鄰國,古有往來互鑒之情,近有患難與共之交,現有共同複興之業,地緣相鄰、文化相近、曆史相親,睦鄰友好是最佳的選擇。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中國將“誠心誠意同鄰居相處,一心一意共謀發展,攜手把合作的蛋糕做大,共享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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