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一整天弗利都沒有想起身體的事情，直到坐進自己的福特車駕駛位上，才想起周三約了何塞做檢查。
何塞提出的建議也許值得考慮，但醫學裏所有的概率都形同虛設，即使有99%的治愈可能依然難逃1％的詛咒，很多人都被1%折磨，最終難逃厄運。
但如果醫生告訴你90%的人治療後都能正常生活，你會不會覺得這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手術？而且大部分病人都會認為把善惡不明的東西從身體裏徹底拿走——越開越好。
幾年前弗利就曾思考過這類問題，當時他覺得這個問題一般人從來沒時間徹底想清楚，疾病會推著時間跑，病人不可能真正理性的做出決定。
如今他又再一次想起這個問題，他沒有信心這次能比當年想的更透徹，有些問題隻有交給哲學家才能解決，既然是哲學家的問題，又何時會是盡頭。
有這種惱人的問題相比，每天的堵車也是問題，如果路上能開的順利一點，弗利也就不至於分心想這些亂七八糟的事。
可世事從來不會如人們希望的那樣順利。從小到大好像也沒有發生過順順利利的事，別人家很小的事在弗利家都能成為災難的導火索。
最新發布的疾病分類又讓弗利不禁懷疑是自己把母親送到了死神麵前。
“情況並不好。”醫生的話回蕩耳邊，pet結果顯示脊柱處已經有腫瘤存在，但我們不能確定哪裏是原發的。”
“是轉移嗎？”
“需要進一步檢查才能知道哪裏是原發腫瘤。”
“現在該怎麽辦？”
“無論如何，甲狀腺的這個手術還是應該盡快完成，等待病理結果。”
在當時看來醫生說的並沒有錯，任何人都不至於拒絕一個小的手術，一個機器人一小時就能完成的手術。
母親一開始是什麽態度呢？她是答應的，甚至是有些快樂的。弗利搖了搖頭發現離前麵的車過於近了，於是放鬆油門，踩了一點刹車。
父親的態度呢？父親根本沒有態度，全都由母親決定。他似乎對家裏所有的事都沒有態度，從小到大，要不要搬家？兒子是要做工程師還是該做個醫生或者律師？他總是你喜歡就好的態度。母親卻截然相反，最好什麽都按照自己的心意。
“不要做醫生，醫生太辛苦了。”母親說。
“律師都沒什麽好人，不要做律師。”母親又說。
母親對什麽都有自己的態度，看上去專橫又不講道理，她總是麵頰紅潤，顴骨突出，眼窩看上去像生鏽的窗框。
弗利不喜歡母親，也不喜歡父親。在他看來兩人一個過於要強，另一個卻毫無生機。
該死的也許是父親，他曾經這樣想過，並且為自己有這樣的想法感到羞恥，但在當時這種討厭和憎惡的確很管用，像有毒的助眠藥，幫助他度過難熬的夜晚。
手術當天就有些不順利，雨下的整個醫院都陰沉沉的，手術前兩天醫生就宣讀了一大堆告知，注意事項繁多，簡直不亞於一份商業醫療保險合同。
手術從午飯後一直持續到晚上五點，中間醫生告知弗利發生麻醉事故，需要做氣管切開，這種情況根本由不得弗利選擇和猶豫。
這根本不是詢問，是告知，作為家人這時候能做什麽？難道說不行？你們不準切開我母親的氣管，你們想別的辦法。
父親依舊一言不發，好像裏麵躺著的是別人的妻子一般。他那副模樣像極了老弗利，他那被戰爭折磨而僵硬的臉。父親長得越來越像他，簡直一模一樣。
這就是母親憎恨自己的原因嗎？認為如果當初不選擇手術，就不會發生後來的事？可即使是貝魯斯也說後來的呼吸困難與手術中的氣管切開並沒有直接聯係，更多的是很多病人心理上認為自己的呼吸因為氣管被切開過就會受到影響。
“這種心理影響是非常常見和明顯的。”醫生無奈表示，“就手術而言除了發生這點意外，其他方麵都是成功的。”
“不可能，我要告這家醫院。去打科裏森的電話，我要起訴這家醫院。”母親生氣的時候完全看不出是一個病人，簡直一個要奔赴戰場的女戰士。
“我不會讓你起訴醫院的，醫生完全按照流程操作，並且你最後什麽事都沒有，上訴也不會贏的，何況你究竟想要做什麽？你是個病人啊。”弗利一勸再勸。在他回到洛杉磯後不久，母親就在電話裏興高采烈的告訴他科裏森說完全有機會獲得賠償——保險之外的。
那種語氣好像就是譴責弗利一無是處，什麽都做不對，什麽也做不好，甚至比不上一個非親非故的律師，弗利堅信母親對外人的信任遠遠超過自己。
弗利把檢查報告存進數據器加密欄中，打算永遠都不再打開。隨便她去鬧吧，父親還活著，這事他都不管我又何苦擔驚受怕還被嘲笑。
也就是那個周末他去了海邊的聚會，認識了莎梅爾。那天他覺得心情很好，至少比坐在醫院的椅子上看醫生拖動圖片告訴自己這個黑色區域表示有腫瘤占位，這個藍色代表血流狀態，這裏的黃色代表......
在不斷重複這個讓他感到胃被捏住一般的場景幾千次後，他已經不再為想起這些事情就心神不安了，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甚至開始正常的周末社交。
“沒發現什麽好吃的，也許你也喜歡這種玉米片。”
“當然，這裏沒人不喜歡。”莎梅爾坐到他旁邊的空位上。
“冰啤酒？”弗利把酒杯遞給她。
“好的，謝謝。”
“你看上去不像加州人。”弗利寒暄道。
“加州人有什麽特別的嗎？”
“我覺得這裏人更樂觀。”弗利抬頭把啤酒一飲而盡。
莎梅爾露出體諒的微笑，她好像明白弗利想表達的意思並不是樂觀，而是相反的心情。
“去海邊走走吧，會更像加州人，對了，你說的沒錯，我在紐約長大。”
何塞提出的建議也許值得考慮，但醫學裏所有的概率都形同虛設，即使有99%的治愈可能依然難逃1％的詛咒，很多人都被1%折磨，最終難逃厄運。
但如果醫生告訴你90%的人治療後都能正常生活，你會不會覺得這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手術？而且大部分病人都會認為把善惡不明的東西從身體裏徹底拿走——越開越好。
幾年前弗利就曾思考過這類問題，當時他覺得這個問題一般人從來沒時間徹底想清楚，疾病會推著時間跑，病人不可能真正理性的做出決定。
如今他又再一次想起這個問題，他沒有信心這次能比當年想的更透徹，有些問題隻有交給哲學家才能解決，既然是哲學家的問題，又何時會是盡頭。
有這種惱人的問題相比，每天的堵車也是問題，如果路上能開的順利一點，弗利也就不至於分心想這些亂七八糟的事。
可世事從來不會如人們希望的那樣順利。從小到大好像也沒有發生過順順利利的事，別人家很小的事在弗利家都能成為災難的導火索。
最新發布的疾病分類又讓弗利不禁懷疑是自己把母親送到了死神麵前。
“情況並不好。”醫生的話回蕩耳邊，pet結果顯示脊柱處已經有腫瘤存在，但我們不能確定哪裏是原發的。”
“是轉移嗎？”
“需要進一步檢查才能知道哪裏是原發腫瘤。”
“現在該怎麽辦？”
“無論如何，甲狀腺的這個手術還是應該盡快完成，等待病理結果。”
在當時看來醫生說的並沒有錯，任何人都不至於拒絕一個小的手術，一個機器人一小時就能完成的手術。
母親一開始是什麽態度呢？她是答應的，甚至是有些快樂的。弗利搖了搖頭發現離前麵的車過於近了，於是放鬆油門，踩了一點刹車。
父親的態度呢？父親根本沒有態度，全都由母親決定。他似乎對家裏所有的事都沒有態度，從小到大，要不要搬家？兒子是要做工程師還是該做個醫生或者律師？他總是你喜歡就好的態度。母親卻截然相反，最好什麽都按照自己的心意。
“不要做醫生，醫生太辛苦了。”母親說。
“律師都沒什麽好人，不要做律師。”母親又說。
母親對什麽都有自己的態度，看上去專橫又不講道理，她總是麵頰紅潤，顴骨突出，眼窩看上去像生鏽的窗框。
弗利不喜歡母親，也不喜歡父親。在他看來兩人一個過於要強，另一個卻毫無生機。
該死的也許是父親，他曾經這樣想過，並且為自己有這樣的想法感到羞恥，但在當時這種討厭和憎惡的確很管用，像有毒的助眠藥，幫助他度過難熬的夜晚。
手術當天就有些不順利，雨下的整個醫院都陰沉沉的，手術前兩天醫生就宣讀了一大堆告知，注意事項繁多，簡直不亞於一份商業醫療保險合同。
手術從午飯後一直持續到晚上五點，中間醫生告知弗利發生麻醉事故，需要做氣管切開，這種情況根本由不得弗利選擇和猶豫。
這根本不是詢問，是告知，作為家人這時候能做什麽？難道說不行？你們不準切開我母親的氣管，你們想別的辦法。
父親依舊一言不發，好像裏麵躺著的是別人的妻子一般。他那副模樣像極了老弗利，他那被戰爭折磨而僵硬的臉。父親長得越來越像他，簡直一模一樣。
這就是母親憎恨自己的原因嗎？認為如果當初不選擇手術，就不會發生後來的事？可即使是貝魯斯也說後來的呼吸困難與手術中的氣管切開並沒有直接聯係，更多的是很多病人心理上認為自己的呼吸因為氣管被切開過就會受到影響。
“這種心理影響是非常常見和明顯的。”醫生無奈表示，“就手術而言除了發生這點意外，其他方麵都是成功的。”
“不可能，我要告這家醫院。去打科裏森的電話，我要起訴這家醫院。”母親生氣的時候完全看不出是一個病人，簡直一個要奔赴戰場的女戰士。
“我不會讓你起訴醫院的，醫生完全按照流程操作，並且你最後什麽事都沒有，上訴也不會贏的，何況你究竟想要做什麽？你是個病人啊。”弗利一勸再勸。在他回到洛杉磯後不久，母親就在電話裏興高采烈的告訴他科裏森說完全有機會獲得賠償——保險之外的。
那種語氣好像就是譴責弗利一無是處，什麽都做不對，什麽也做不好，甚至比不上一個非親非故的律師，弗利堅信母親對外人的信任遠遠超過自己。
弗利把檢查報告存進數據器加密欄中，打算永遠都不再打開。隨便她去鬧吧，父親還活著，這事他都不管我又何苦擔驚受怕還被嘲笑。
也就是那個周末他去了海邊的聚會，認識了莎梅爾。那天他覺得心情很好，至少比坐在醫院的椅子上看醫生拖動圖片告訴自己這個黑色區域表示有腫瘤占位，這個藍色代表血流狀態，這裏的黃色代表......
在不斷重複這個讓他感到胃被捏住一般的場景幾千次後，他已經不再為想起這些事情就心神不安了，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甚至開始正常的周末社交。
“沒發現什麽好吃的，也許你也喜歡這種玉米片。”
“當然，這裏沒人不喜歡。”莎梅爾坐到他旁邊的空位上。
“冰啤酒？”弗利把酒杯遞給她。
“好的，謝謝。”
“你看上去不像加州人。”弗利寒暄道。
“加州人有什麽特別的嗎？”
“我覺得這裏人更樂觀。”弗利抬頭把啤酒一飲而盡。
莎梅爾露出體諒的微笑，她好像明白弗利想表達的意思並不是樂觀，而是相反的心情。
“去海邊走走吧，會更像加州人，對了，你說的沒錯，我在紐約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