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之後，我決定來溫哥華工作、定居，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母親。
母親小的時候外公曾經帶她來過溫哥華出差，當時家裏的人出一趟國並不容易，除非有上級特殊批準，所以母親對這次出國印象很深，在她二十歲之前，她也沒有再去過別的國家。
外公去世之後，溫哥華幾乎成了母親的執念，她小時候曾在這裏與外公度過一段非常難忘的時候。她滔滔說著初到這裏的時候那片建築和現在比起來一點兒變化都沒有，這棟樓好像是新起的，原來這裏長了一顆非常大的楓樹，現在變成了人家院子的木墩子。這裏的屋前巷尾好像都屬於秋天，但又跟之前完全不同。
我們剛來這裏搬進來的家是在鹿湖公園附近，這裏也是母親小時候住過的地方，後來樓的主人換了人，也沒有再翻新，依舊有四十年前的痕跡。我們在曾在這裏住過一段比較長的時間，那附近公園旁邊的楓葉林，每至秋季，層林盡染，美不勝收。
母親說外公經常在下班後，帶著她去公園散步，兩個人釣魚或者喂鴨子，有時候什麽都不做，就是坐在椅子上靜靜等待日落。她還在樹上刻過自己的名字，隻是後來樹找不到了，不知道是長大了，印記沒了，還是她找錯了。後來她也知道原來小時候喂過的鴨子不是鴨子，而是成對的鴛鴦，見過的大鳥也不是鳥，而是野鴨子。
母親總覺得冥冥之中外公在這裏給她留了些什麽，後來房子和樹都沒了，她才覺得是有這段記憶安慰著他，她思念外公，我便陪著她一塊兒在這裏靜悄悄地思念他。
原本的計劃裏，如果我不回國，老師打算把我和師兄都留在學校，平時做他的助教，其他時間依舊可以做我們自己想做的事。老師他這一屆也帶過很多優秀的學生，我和師兄兩個人風格和性格太過涇渭分明，大概也是他上了心的一個原因。但他這份心意和期望，終究也是被我辜負了。知道我決心來溫哥華，他除了有點兒失落別的話倒也不多，隻是給我一封推薦信，推薦我來現在的美術院的工作。
現在的院長是老師以前的同窗好友，他在老師那裏了解過我的履曆，也知道我另外有語言文學的學位，所以當時的推薦信一交給他，連同我的檔案關係和其他入職手續一塊都由他辦理了。我就這麽留了下來，成為攝影藝術教學研究組的一員。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沃特先生的，當時他還是我們二級分院的副院長兼職教學研究組的組長，不過兩年之後，他出聲的工作能力已經使他順利升職，成為分院最高領導，負責管理學校的藝術中心。而我呢，誌不在講堂，教書育人，也不在行政管理，加官進爵。兩年過去依舊是個小講師，除了心飛越飛越高，越走越遠以外，其他的還是在原地踏步。
我剛到院裏那會，據說院長在是把我安排到攝影學院還語言學院左右為難，最後他在兩位領導中選了和我年齡最接近的，雖然沃特先生比薑離還要大一歲，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得出我是多麽不重要而又不敢隨便的人。
依舊是據說，當時我們領導被“委以重任”，院長親口跟他傳達對我的工作要求：“閑散一點也沒關係，出去上課也可以盡量少一點，哦，她文學功底也不錯，編輯的話可以考慮。能完成工作就不要管其他的自由時間，不過還不一定她能待多久。”據說這些句話後來在我們分院口耳相傳，大家都以為是我是哪裏來的背靠著大山的降落傘。
我剛到院裏那會，還不斷有同事問我為什麽要來美術院工作，我的那些作品是不是我自己拍，得獎成名是不是背後有人捧我上位。因為他們會覺得我來美術院工作，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如果我是一個自由的有才華而且榮譽加身的獨立攝影師。但是不管我跟他們怎麽解釋來美院的工作的原因是什麽，他們都會懷疑我的實力，因為在他們看來，華人攝影師在國際上是被普遍認為沒有藝術細胞的，尤其是現代攝影藝術。
我們攝影組是一個多元化團體，組裏的人來自亞洲、歐洲、非洲和美洲各個不同國家和地區，每個人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各異，語言也豐富多樣。除了我以外，我們組另外有兩個加拿大本地的華裔，不過中國籍華人隻有我一個。不過很顯然，他們對我的興趣比另外兩個多得多。我花了不少時間，才慢慢讓他們對我減輕了好奇。
我的工作性質相對自由，這也決定我跟我的同事相處的機會並不是很多，不過院裏的活動和組裏的聚會，如果邀請我，我也會參加，我跟同事們交往有我自己一貫的準則，那就是：拒絕歧視，有一說一，隻談工作興趣，不討論私生活，絕不高談文化與政治製度，甚至將問題上升到地區和民族層麵。因為我在現代攝影藝術上的成績，尤其是人文攝影和紀實記錄的得獎在我們院是最高的，我們院的人難免會有人對我的水平和作品有質疑，關於這種問題我一律不作答、不回應。起初，在我們有公共應酬的時候，我的同事會集中起來把話題引到我身上，沃特先生也在場，隻要他們提出的問題不冒犯不尖銳，他隻旁觀，讓我自己應付。隻有偶爾幾次，他才會主動幫我解圍。
我跟沃特先生並沒有什麽私交，他對我的好奇大概也不少，不過他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有因為身份地位需要保持的矜持和驕傲，還有因家境優渥帶來的不俗的底氣。因為他本人就是攝影界比較有名的人，麵對我這樣初出茅驢的攝影界新星，沃特先生也並不像其他同僚那麽表現得那麽急切在意，或者說他開始對我是不屑一顧的。所以當其他人開始對我輪番試探，我一次次避實擊虛之後，他也終於認識到我不是任人拿捏的軟柿子，對我也刮目相看了幾分。
人要適應一個社會團體，不管是在哪行哪業，不管地位職位高低，文化背景優渥普通，都是很難的一個過程。所幸我的同事們漸漸也清楚了我的脾氣秉性，也知道我對他們構不成威脅，但論作品成就，他們也跟不上我的腳步。我們在求同存異的過程中，盡管存在文化衝突和社會矛盾，但最終都很融洽地接納了對方。
沃特先生在某個時期是我除了我們院長之外比較佩服的一個人，他跟蹤過的幾次社會紀實報道，都非常具有社會反省意義。其中一次關於歐洲難民危機的紀實攝影，就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我和沃特先生擅長的方向領域不同，攝影風格差異大，很少交流到專業領域的東西，還因為他是我上級的原因，我對跟他的交往一直比較保守，不過也許我們都有藝術家（勉強我算是吧）某種相通的地方吧，兩年時間或長或短相處下來，倒也有點不足為外人言的默契。
沃特先生如此挑明了他知道我的病情，我或許有些生氣，但是不會責怪他無禮。就像他心裏也應該清楚我聽到後會是怎樣的反應，不會跟他翻臉，不會事後算賬，有些他想說該說的話還要說。
“我都不知道你…….很抱歉。”沃特先生很鄭重地說。
“跟你沒關係，你不需要說抱歉。”
“剛才很唐突，這麽問你。說實話我剛聽到的時候非常震驚，到現在也是。”他還有些歉意，“不過一點都看不出來…….”
我問他：“是不是跟平時沒有什麽區別？”
他說：“是看不出來。”
我說：“我自己有醫生，而且你現在看到的我確實是正常的。”
沃特先生說，他剛才被我的架勢嚇了一跳，因為他怕我真的怕我會把果汁淋到他頭上，那樣的話他發誓他這一輩子都不會被哪個女人這樣待過。
沃特先生說：“仔細想，你真的對我很隨便的，怎麽說我都是你的上級，可是我真的覺得你從來都沒有把我放在眼裏。不是說你無禮的意思，就是覺得你這個人挺特別的，個性很帥，老實講，我挺怕招惹到你。”
我聽得出他說怕招惹到我，潛意思是我其實並不好相處，和人隔著距離，一旦突破防線，會被反彈。
我說：“我不是一個很懂人情世故，很大部分時間喜歡由著自己的性子來，跟我相處的人會很累，因為他們需要遷就我，為了不連累更多人，我隻想讓少部分人受我牽累。”
我身邊走得近的大部分都是非常了解和包容我的人，他們非常清楚我的信念和固執，我的老師也是知道我的個性沒辦法改變，所以他才想把我留在身邊，也是覺得與其現在放鳥高飛，被雨淋日曬，不如再等她成長為可自由搏擊長空的鷹，那時候再放她去更自由廣闊的天地。
這兩年或許老師也漸漸明白了，我不是養在溫室中的倦鳥，所以那句在外麵飛累了還可以回來的話，他也再沒說過了。
這些話原本是不會跟沃特先生說的，但是想到也許這是最後一次我們有這樣的機會在一起喝酒聊天，不如就更坦白一點吧，我跟自己說。
沃特先生聽後，說：“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藝術家的傲氣和才情。”
我說：“這當然也是一部分原因。”
他心情十分很豁然，我們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可以深入交流，拋開彼此的身份差距，我們也算是有點兒默契。
“你和院長是不是有什麽特殊關係？”他突然問我，“他一直都讓我花點心思關照你，似乎把你安排在哪個位置都不合適，有時候還會問起你的事，我說多說少都不好。”他還有些懊惱的樣子：“不過你不要覺得我這麽做在出賣你，你隻是我的職員，我對你的了解僅限於工作。”
我了然，三言兩語跟他簡單說明：“我跟院長沒有什麽特別的關係，不過我確實是因為他跟我的老師認識我才來的美術院，不過我跟院長並不熟，要說關係，我們應該算是互惠互利的關係。”
所謂互惠互利，沃特先生一想就會明白。
我們差不多說了整個午休的時間，沃特先生談及初次見我的印象，除了他在我的簡曆上看到的那句“哈蘇國際攝影獎得主，新秀華人攝影師”，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某個同事的生日聚會上，有人說在我麵前說起院長將我安排在攝影學院，是給沃特先生安排了一個花瓶在辦公室裏擺設，被我聽到後，我直接是這樣對她說的，我說：“在我的故鄉，我們不會那麽無禮用“花瓶”形容一個人，而是會婉約地提醒她不要屍位素餐。我是不是屍位素餐，你日後便知，不過你是不是蠅營狗苟，我自有分曉。”
沃特先生說他問了好幾個認識的中國的朋友，才把我的原話翻譯出來，為此他還去翻了中華成語詞典。那時候他對我第一個印象是不僅心氣高傲，而且牙尖嘴利。
我說我對他的第一印象倒很好，書香門第出身，行為舉止嚴謹得體，又在一些不引起注意的小細節上透露出一點天真的天性，比如會在拍攝自己滿意照片時，很自然的會半閉著另一隻眼睛。
他大笑，說這個他自己都沒注意。
談話至最後，他祝願我事業生活更加順心，也很開心我如今狀態已經完全康健，說得感覺好像我們是在告別一樣。
不過我很難想象，他在網上看到有關ptsd的案例，有幾例極端的因為承受不住這種痛苦的選擇了自殺，他是因為這個擔心我也會走同樣的極端，所以擔心了幾日。不過現在看到我已經治愈，他感到欣慰很多。
我到最後也沒有跟他說起我打算離開美術院的事，這件事我已經考慮很久了，直到安先生回來，我更加確定了。我沒有那個時候告訴他，是想再過一段時間再說吧，也許再有一個星期，或者半個月，或者更長，但我不想現在說出來讓他多想。
我一直覺得我算是一個對離別或者告別比較看得開的人，當時下定了決心，想到我將要跟美術院的一切告別，也將離開我的這群同事的事實，我也沒有覺得難以接受。但是在真正離別倒計時的日子，我突然無法忍受，也一直很不舍。
我也知道人一輩子誰都會是一條單行的軌線，隻有有幸才會找到與你不斷有重合點，軌跡和終點都相同的人。至於其他人，他們隻是跟你交匯或者同行一段時間，總有一天，你發現他們早就不知道在什麽時候離你已經很遠了。可是也總有些那些不舍得離你太遠的人，即使你們走的路不同，即使你走得比他們快很多，但是隻要你還記得回過頭去看，就總會看到他們就在身後。
母親小的時候外公曾經帶她來過溫哥華出差，當時家裏的人出一趟國並不容易，除非有上級特殊批準，所以母親對這次出國印象很深，在她二十歲之前，她也沒有再去過別的國家。
外公去世之後，溫哥華幾乎成了母親的執念，她小時候曾在這裏與外公度過一段非常難忘的時候。她滔滔說著初到這裏的時候那片建築和現在比起來一點兒變化都沒有，這棟樓好像是新起的，原來這裏長了一顆非常大的楓樹，現在變成了人家院子的木墩子。這裏的屋前巷尾好像都屬於秋天，但又跟之前完全不同。
我們剛來這裏搬進來的家是在鹿湖公園附近，這裏也是母親小時候住過的地方，後來樓的主人換了人，也沒有再翻新，依舊有四十年前的痕跡。我們在曾在這裏住過一段比較長的時間，那附近公園旁邊的楓葉林，每至秋季，層林盡染，美不勝收。
母親說外公經常在下班後，帶著她去公園散步，兩個人釣魚或者喂鴨子，有時候什麽都不做，就是坐在椅子上靜靜等待日落。她還在樹上刻過自己的名字，隻是後來樹找不到了，不知道是長大了，印記沒了，還是她找錯了。後來她也知道原來小時候喂過的鴨子不是鴨子，而是成對的鴛鴦，見過的大鳥也不是鳥，而是野鴨子。
母親總覺得冥冥之中外公在這裏給她留了些什麽，後來房子和樹都沒了，她才覺得是有這段記憶安慰著他，她思念外公，我便陪著她一塊兒在這裏靜悄悄地思念他。
原本的計劃裏，如果我不回國，老師打算把我和師兄都留在學校，平時做他的助教，其他時間依舊可以做我們自己想做的事。老師他這一屆也帶過很多優秀的學生，我和師兄兩個人風格和性格太過涇渭分明，大概也是他上了心的一個原因。但他這份心意和期望，終究也是被我辜負了。知道我決心來溫哥華，他除了有點兒失落別的話倒也不多，隻是給我一封推薦信，推薦我來現在的美術院的工作。
現在的院長是老師以前的同窗好友，他在老師那裏了解過我的履曆，也知道我另外有語言文學的學位，所以當時的推薦信一交給他，連同我的檔案關係和其他入職手續一塊都由他辦理了。我就這麽留了下來，成為攝影藝術教學研究組的一員。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沃特先生的，當時他還是我們二級分院的副院長兼職教學研究組的組長，不過兩年之後，他出聲的工作能力已經使他順利升職，成為分院最高領導，負責管理學校的藝術中心。而我呢，誌不在講堂，教書育人，也不在行政管理，加官進爵。兩年過去依舊是個小講師，除了心飛越飛越高，越走越遠以外，其他的還是在原地踏步。
我剛到院裏那會，據說院長在是把我安排到攝影學院還語言學院左右為難，最後他在兩位領導中選了和我年齡最接近的，雖然沃特先生比薑離還要大一歲，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得出我是多麽不重要而又不敢隨便的人。
依舊是據說，當時我們領導被“委以重任”，院長親口跟他傳達對我的工作要求：“閑散一點也沒關係，出去上課也可以盡量少一點，哦，她文學功底也不錯，編輯的話可以考慮。能完成工作就不要管其他的自由時間，不過還不一定她能待多久。”據說這些句話後來在我們分院口耳相傳，大家都以為是我是哪裏來的背靠著大山的降落傘。
我剛到院裏那會，還不斷有同事問我為什麽要來美術院工作，我的那些作品是不是我自己拍，得獎成名是不是背後有人捧我上位。因為他們會覺得我來美術院工作，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如果我是一個自由的有才華而且榮譽加身的獨立攝影師。但是不管我跟他們怎麽解釋來美院的工作的原因是什麽，他們都會懷疑我的實力，因為在他們看來，華人攝影師在國際上是被普遍認為沒有藝術細胞的，尤其是現代攝影藝術。
我們攝影組是一個多元化團體，組裏的人來自亞洲、歐洲、非洲和美洲各個不同國家和地區，每個人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各異，語言也豐富多樣。除了我以外，我們組另外有兩個加拿大本地的華裔，不過中國籍華人隻有我一個。不過很顯然，他們對我的興趣比另外兩個多得多。我花了不少時間，才慢慢讓他們對我減輕了好奇。
我的工作性質相對自由，這也決定我跟我的同事相處的機會並不是很多，不過院裏的活動和組裏的聚會，如果邀請我，我也會參加，我跟同事們交往有我自己一貫的準則，那就是：拒絕歧視，有一說一，隻談工作興趣，不討論私生活，絕不高談文化與政治製度，甚至將問題上升到地區和民族層麵。因為我在現代攝影藝術上的成績，尤其是人文攝影和紀實記錄的得獎在我們院是最高的，我們院的人難免會有人對我的水平和作品有質疑，關於這種問題我一律不作答、不回應。起初，在我們有公共應酬的時候，我的同事會集中起來把話題引到我身上，沃特先生也在場，隻要他們提出的問題不冒犯不尖銳，他隻旁觀，讓我自己應付。隻有偶爾幾次，他才會主動幫我解圍。
我跟沃特先生並沒有什麽私交，他對我的好奇大概也不少，不過他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有因為身份地位需要保持的矜持和驕傲，還有因家境優渥帶來的不俗的底氣。因為他本人就是攝影界比較有名的人，麵對我這樣初出茅驢的攝影界新星，沃特先生也並不像其他同僚那麽表現得那麽急切在意，或者說他開始對我是不屑一顧的。所以當其他人開始對我輪番試探，我一次次避實擊虛之後，他也終於認識到我不是任人拿捏的軟柿子，對我也刮目相看了幾分。
人要適應一個社會團體，不管是在哪行哪業，不管地位職位高低，文化背景優渥普通，都是很難的一個過程。所幸我的同事們漸漸也清楚了我的脾氣秉性，也知道我對他們構不成威脅，但論作品成就，他們也跟不上我的腳步。我們在求同存異的過程中，盡管存在文化衝突和社會矛盾，但最終都很融洽地接納了對方。
沃特先生在某個時期是我除了我們院長之外比較佩服的一個人，他跟蹤過的幾次社會紀實報道，都非常具有社會反省意義。其中一次關於歐洲難民危機的紀實攝影，就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我和沃特先生擅長的方向領域不同，攝影風格差異大，很少交流到專業領域的東西，還因為他是我上級的原因，我對跟他的交往一直比較保守，不過也許我們都有藝術家（勉強我算是吧）某種相通的地方吧，兩年時間或長或短相處下來，倒也有點不足為外人言的默契。
沃特先生如此挑明了他知道我的病情，我或許有些生氣，但是不會責怪他無禮。就像他心裏也應該清楚我聽到後會是怎樣的反應，不會跟他翻臉，不會事後算賬，有些他想說該說的話還要說。
“我都不知道你…….很抱歉。”沃特先生很鄭重地說。
“跟你沒關係，你不需要說抱歉。”
“剛才很唐突，這麽問你。說實話我剛聽到的時候非常震驚，到現在也是。”他還有些歉意，“不過一點都看不出來…….”
我問他：“是不是跟平時沒有什麽區別？”
他說：“是看不出來。”
我說：“我自己有醫生，而且你現在看到的我確實是正常的。”
沃特先生說，他剛才被我的架勢嚇了一跳，因為他怕我真的怕我會把果汁淋到他頭上，那樣的話他發誓他這一輩子都不會被哪個女人這樣待過。
沃特先生說：“仔細想，你真的對我很隨便的，怎麽說我都是你的上級，可是我真的覺得你從來都沒有把我放在眼裏。不是說你無禮的意思，就是覺得你這個人挺特別的，個性很帥，老實講，我挺怕招惹到你。”
我聽得出他說怕招惹到我，潛意思是我其實並不好相處，和人隔著距離，一旦突破防線，會被反彈。
我說：“我不是一個很懂人情世故，很大部分時間喜歡由著自己的性子來，跟我相處的人會很累，因為他們需要遷就我，為了不連累更多人，我隻想讓少部分人受我牽累。”
我身邊走得近的大部分都是非常了解和包容我的人，他們非常清楚我的信念和固執，我的老師也是知道我的個性沒辦法改變，所以他才想把我留在身邊，也是覺得與其現在放鳥高飛，被雨淋日曬，不如再等她成長為可自由搏擊長空的鷹，那時候再放她去更自由廣闊的天地。
這兩年或許老師也漸漸明白了，我不是養在溫室中的倦鳥，所以那句在外麵飛累了還可以回來的話，他也再沒說過了。
這些話原本是不會跟沃特先生說的，但是想到也許這是最後一次我們有這樣的機會在一起喝酒聊天，不如就更坦白一點吧，我跟自己說。
沃特先生聽後，說：“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藝術家的傲氣和才情。”
我說：“這當然也是一部分原因。”
他心情十分很豁然，我們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可以深入交流，拋開彼此的身份差距，我們也算是有點兒默契。
“你和院長是不是有什麽特殊關係？”他突然問我，“他一直都讓我花點心思關照你，似乎把你安排在哪個位置都不合適，有時候還會問起你的事，我說多說少都不好。”他還有些懊惱的樣子：“不過你不要覺得我這麽做在出賣你，你隻是我的職員，我對你的了解僅限於工作。”
我了然，三言兩語跟他簡單說明：“我跟院長沒有什麽特別的關係，不過我確實是因為他跟我的老師認識我才來的美術院，不過我跟院長並不熟，要說關係，我們應該算是互惠互利的關係。”
所謂互惠互利，沃特先生一想就會明白。
我們差不多說了整個午休的時間，沃特先生談及初次見我的印象，除了他在我的簡曆上看到的那句“哈蘇國際攝影獎得主，新秀華人攝影師”，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某個同事的生日聚會上，有人說在我麵前說起院長將我安排在攝影學院，是給沃特先生安排了一個花瓶在辦公室裏擺設，被我聽到後，我直接是這樣對她說的，我說：“在我的故鄉，我們不會那麽無禮用“花瓶”形容一個人，而是會婉約地提醒她不要屍位素餐。我是不是屍位素餐，你日後便知，不過你是不是蠅營狗苟，我自有分曉。”
沃特先生說他問了好幾個認識的中國的朋友，才把我的原話翻譯出來，為此他還去翻了中華成語詞典。那時候他對我第一個印象是不僅心氣高傲，而且牙尖嘴利。
我說我對他的第一印象倒很好，書香門第出身，行為舉止嚴謹得體，又在一些不引起注意的小細節上透露出一點天真的天性，比如會在拍攝自己滿意照片時，很自然的會半閉著另一隻眼睛。
他大笑，說這個他自己都沒注意。
談話至最後，他祝願我事業生活更加順心，也很開心我如今狀態已經完全康健，說得感覺好像我們是在告別一樣。
不過我很難想象，他在網上看到有關ptsd的案例，有幾例極端的因為承受不住這種痛苦的選擇了自殺，他是因為這個擔心我也會走同樣的極端，所以擔心了幾日。不過現在看到我已經治愈，他感到欣慰很多。
我到最後也沒有跟他說起我打算離開美術院的事，這件事我已經考慮很久了，直到安先生回來，我更加確定了。我沒有那個時候告訴他，是想再過一段時間再說吧，也許再有一個星期，或者半個月，或者更長，但我不想現在說出來讓他多想。
我一直覺得我算是一個對離別或者告別比較看得開的人，當時下定了決心，想到我將要跟美術院的一切告別，也將離開我的這群同事的事實，我也沒有覺得難以接受。但是在真正離別倒計時的日子，我突然無法忍受，也一直很不舍。
我也知道人一輩子誰都會是一條單行的軌線，隻有有幸才會找到與你不斷有重合點，軌跡和終點都相同的人。至於其他人，他們隻是跟你交匯或者同行一段時間，總有一天，你發現他們早就不知道在什麽時候離你已經很遠了。可是也總有些那些不舍得離你太遠的人，即使你們走的路不同，即使你走得比他們快很多，但是隻要你還記得回過頭去看，就總會看到他們就在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