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馮道這個人，可能大多數讀者都不太熟悉。這是一位古代奇人，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在他死後的一個半世紀裏都被人歌功頌德的，甚至被他人視為楷模。但是，自北宋歐陽修出版《新五代史》，將馮道列入《雜傳》，此後馮道竟開始被人批判！尷尬的是，為馮道所作的少數申辯，皆因為資料零碎，散布各籍，不像「反麵」意見都出於「大部頭」史籍。因此，在欠缺強而有力的理據下，馮道的正麵評價備受忽視，所以後來很多史書皆對馮道作出負麵評價。例如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清官修的《續通誌》，大多選用《新五代史》的《馮道本傳》來推論出馮道的為人「不忠」。
但大體來說，馮道的為人實在未至於世人所說的不忠……
史籍言論過於偏激
首先，《新五代史》的言論未免太過偏激，未能顧及馮道身處的時代背景。根據《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內的《雜傳》第四十二「歐陽修說：『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若如此，那麽禍亂敗亡就將無所不至了。況且身為大臣，攸關黎民生計，如果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國家豈有不亂，國家豈有不亡的嗎？|我（歐陽修）讀馮道的《長樂老自敘》，見他自述曆任官階榮勳與平居自適的情況以為榮，真可以說是沒有廉恥的人了；由此，當時天下國家的情況究竟如何，也可以從而知之了。』」（林永欽《騎牆孔子－馮道》一書譯文）
其實五代的衰亂自有其因由，而馮道一人有沒有廉恥，肯定不足以成為構成衰亂的主因。而且，五代衰亂，社會黑暗，使當時君臣上下皆不重德行，道德敗壞。正所謂，「不知者不罪」，馮道曆事「四姓十三君」是可以理解的。
歐陽修的為人和其身處的時代，亦影響他對馮道所作出的評價
讀《宋史.歐陽修本傳》，常覺得歐陽修青年論事時過於意氣。從他想支持範仲淹，卻上書責司諫高若訥，謂其「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一事便可知。而《新五代史》是他早年私撰，所以論人不論事的態度亦可從中窺知。
另外，宋代儒者大都陷入宋祖宗的圈套（歐陽修亦然），加上懲於五代之亂，於是矯枉過正，大都以忠君作為論臣子的先決條件
孔子認為的【忠】
其實，早在春秋時期，孔孟並不認為【忠】的定義是忠於一君，而是建基於一國之上，先國而後君！以孔子為例，當時子張問孔子：「管仲謀助公子糾奪其兄齊桓公，那是否『未仁』？」。但孔子則認為桓公能夠九合諸侯，不用兵戎相見，那都是管仲的力量。
如今馮道向契丹王耶律德光說：「此時即有一佛出世，亦恐救不得百姓；唯皇帝才可救得。」隻因馮道一席話，令契丹王打消攻打中原之念，憑他一語之善就改變了局勢。於是，當時無論中外，無論賢愚，都仰馮道為元老級人物；人們都說契丹終於沒有夷滅中原全靠這一言之善，從這「一言之善」，我們可知馮道完全能媲美中國古代名臣管仲。如果管仲可以避免兵戎就是「仁」（孔子認為「仁」乃道德的最高境界），那麽馮道令契丹沒有夷滅中原就更值得稱許了！
而且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禮臣忠，是君臣間治事的態度，臣子徒然忠於君主而不能忠其職守，那麽這個臣子便不值得稱道了。由此可見，孟子的【忠】說通俗一點就是：人民萬歲！這與歐陽修的【忠於君主】是不同的，歐陽修似乎曲解了孔孟之道。
馮道身為一位朝廷官員，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付出是很好的。雖然後世認為他不忠，不過那是以君王的角度來看。真正重要的，應該是當時的人民在他當官的這段期間生活狀況，他對人民起到什麽好的作用。他重視人民勝過於君王，這在古代君王專製時期很難得的！
所以筆者覺得，他算是個處處為人民著想的好官！
當然，過去專製時代，朝廷其實也並非不重視百姓的生活，隻是他們認為維持朝廷體係，對於國家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就像現在所謂的民主國家，也會為了維持**乃至國家的利益，因而對於人民有許多限製，譬如移民的限製等等。
能做數十年宰相，豈是等閑之輩？
但大體來說，馮道的為人實在未至於世人所說的不忠……
史籍言論過於偏激
首先，《新五代史》的言論未免太過偏激，未能顧及馮道身處的時代背景。根據《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內的《雜傳》第四十二「歐陽修說：『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若如此，那麽禍亂敗亡就將無所不至了。況且身為大臣，攸關黎民生計，如果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國家豈有不亂，國家豈有不亡的嗎？|我（歐陽修）讀馮道的《長樂老自敘》，見他自述曆任官階榮勳與平居自適的情況以為榮，真可以說是沒有廉恥的人了；由此，當時天下國家的情況究竟如何，也可以從而知之了。』」（林永欽《騎牆孔子－馮道》一書譯文）
其實五代的衰亂自有其因由，而馮道一人有沒有廉恥，肯定不足以成為構成衰亂的主因。而且，五代衰亂，社會黑暗，使當時君臣上下皆不重德行，道德敗壞。正所謂，「不知者不罪」，馮道曆事「四姓十三君」是可以理解的。
歐陽修的為人和其身處的時代，亦影響他對馮道所作出的評價
讀《宋史.歐陽修本傳》，常覺得歐陽修青年論事時過於意氣。從他想支持範仲淹，卻上書責司諫高若訥，謂其「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一事便可知。而《新五代史》是他早年私撰，所以論人不論事的態度亦可從中窺知。
另外，宋代儒者大都陷入宋祖宗的圈套（歐陽修亦然），加上懲於五代之亂，於是矯枉過正，大都以忠君作為論臣子的先決條件
孔子認為的【忠】
其實，早在春秋時期，孔孟並不認為【忠】的定義是忠於一君，而是建基於一國之上，先國而後君！以孔子為例，當時子張問孔子：「管仲謀助公子糾奪其兄齊桓公，那是否『未仁』？」。但孔子則認為桓公能夠九合諸侯，不用兵戎相見，那都是管仲的力量。
如今馮道向契丹王耶律德光說：「此時即有一佛出世，亦恐救不得百姓；唯皇帝才可救得。」隻因馮道一席話，令契丹王打消攻打中原之念，憑他一語之善就改變了局勢。於是，當時無論中外，無論賢愚，都仰馮道為元老級人物；人們都說契丹終於沒有夷滅中原全靠這一言之善，從這「一言之善」，我們可知馮道完全能媲美中國古代名臣管仲。如果管仲可以避免兵戎就是「仁」（孔子認為「仁」乃道德的最高境界），那麽馮道令契丹沒有夷滅中原就更值得稱許了！
而且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禮臣忠，是君臣間治事的態度，臣子徒然忠於君主而不能忠其職守，那麽這個臣子便不值得稱道了。由此可見，孟子的【忠】說通俗一點就是：人民萬歲！這與歐陽修的【忠於君主】是不同的，歐陽修似乎曲解了孔孟之道。
馮道身為一位朝廷官員，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付出是很好的。雖然後世認為他不忠，不過那是以君王的角度來看。真正重要的，應該是當時的人民在他當官的這段期間生活狀況，他對人民起到什麽好的作用。他重視人民勝過於君王，這在古代君王專製時期很難得的！
所以筆者覺得，他算是個處處為人民著想的好官！
當然，過去專製時代，朝廷其實也並非不重視百姓的生活，隻是他們認為維持朝廷體係，對於國家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就像現在所謂的民主國家，也會為了維持**乃至國家的利益，因而對於人民有許多限製，譬如移民的限製等等。
能做數十年宰相，豈是等閑之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