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能任這麽多次宰相,絕對是因為他輔佐皇帝的能力有加。這麽好的人,如果隻因為改朝換代,為了追隨已經下台的皇帝而離開朝廷,這才是百姓人民的損失!他毫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如此替人民著想的人,怎麽不好呢?


    「忠」不是那麽簡單的字,不光是占用兩個字元的單字,而是有多層麵,多方向的意義的。


    於是,由於上文所述的種種因素,指【馮道不忠】是有一定程度不成立的。


    客觀上來看的話,馮道是個很替百姓著想的人,筆者也挺敬仰他的!能做數十年宰相,可絕對不是等閑之輩。但就像史書所說的那樣,宋代許多稱揚馮道的言論被忽視了,因此筆者查了歐陽修評論馮道的部分,才做出這樣的結論。


    當然,除了不少曆代名人或著作對馮道作出負麵批評外,同樣有不少名著都對馮道作出正麵評價。例如北宋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吳處厚的《青箱雜記》、吳曾的《能改齋漫錄》、明代李贄的《藏書》、清代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以及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六篇著作皆認為:馮道雖然不忠,但亦不可忘記他高尚的私德。


    馮道所處的時代環境,讓他不得不變通


    但是,歐陽修卻對馮道的私德隻字不提。他隻說馮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認為馮道的言行隻是矯飾出來。然而他似乎未明馮道所處的五代環境對其為官之道實有影響。


    前麵我們說了,環境因素影響很大。馮道所處的時代──五代十國,是一個黑暗、動蕩的時代。有詩曰:「龍虎爭戰幾春秋,五代梁唐晉漢周;興廢風燈明滅裡,易君變國若傳郵。」可見當時朝代更替頻繁,政局動蕩。可是,馮道卻能在亂世中泰然自處。如《資治通鑑﹒後晉紀》載:「(馮道)臨難不赴,遇事依違兩可,無所操決,唯以圓滑應付為能事」意即遇到不好辦的事情,便不出頭;如果躲不過了,就要多加請示,不要表明自己的立場,如此則能夠應付了。若他不是懂得在亂世中為官之道,他也不可能頤養天年。所以,為人圓滑是亂世做官的變通之道,甚至可謂是必備條件,那麽評價馮道的為人處世時,便應從另一個角度考慮了。


    除了環境外,個人因素亦是不可忽略。根據林永欽在《騎牆孔子-馮道》和《四朝宰相馮道》說個人因素會影響史書的評論,尤其是中國史書。因為中國的史書多以傳統倫理道德標準把人物分類和評品。於是,世人如歐陽修,便以為馮道是一個亂臣。


    馮道簡樸廉潔、務實,學問高深,有膽識


    事實上,馮道確實是一個有私德、有學識、勇敢和目光遠大的人,他並非全然「視道德如草芥」。即使他誠然不忠,也未至於在曆史上沒有翻身的機會。


    首先,薛居正《舊五代史》列舉馮道的德行甚多。例如卷一二六《周書馮道傳》說:「丁父憂,持服於景城,……凡牧宰饋遺,鬥粟匹帛,無所受焉。」反映馮道的廉潔。


    又「明宗入洛,……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凡孤寒士子,報才業,素知識者皆引用,唐未衣冠,履行浮躁者,必仰而置之。」從上可知馮道作風務實。


    上述馮道事親、儉樸、廉潔、務實和事君等高尚私德,令他富有名望。連後漢末年迎聖駕劉贇一事都是他帶隊率領的。


    至於就馮道的學識而言,從任讚和李琪二事便能得知他學識豐富。一日,朝中有人向馮道說任讚(大學士)譏諷他的學識一事,馮道就召了任讚來澄清,並說他(任讚)隻懂得文場秀對(詞藻華麗),卻不懂得應試題目(實際知識),令任讚慚愧不已。另外,曾做過後梁宰相的李琪亦曾被馮道指正不懂得地理,使李琪心服。


    不僅如此,馮道為人極具膽色。記得馮道在後晉為相時自薦出使契丹,在契丹回京的過程中,他每到一處就小住一段時間,後來平安回歸。其實,一般人都沒有這個膽色自薦出使,或者會因為害怕而急急南返。但是,馮道深明縱使他想急急南返,契丹的兵馬亦可快速追到他,唯有坦蕩緩行才可保住性命。


    結語:


    總括而言,馮道縱使不忠亦有其苦衷,但他的私德、智慧和勇氣確實值得世人傳頌。雖然正、反兩麵的評價都各有道理。但是,大家不可以因為認同一麵而忽略另一麵的史實。至少,馮道絕對是中國亂世中一位傳奇人物!


    曆史雖然是殘酷的,但是如果我們不給予那些對人民做出貢獻的人以公正的評價的話,想必九泉之下的他們也會為此寒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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