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建立大順的製度，不妨回顧一下曆代得，學習點經驗。
掃過有些代表性的漢代和唐代之，再看宋代——
本來科舉考試是為國家選拔真，但有些人便要借此製度之寬大處作弊。於是朝廷不免要為防弊而把製度嚴密化。
但製度逐步嚴密，有時反而失卻本義。這樣的，通過科舉還能選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嗎？
李自成剛到大明朝的第二，就跟米脂的幾個書，艾毓初、艾朝棟、艾詔、李振聲、馮起龍談論過科舉製度。
科舉考試內容就是做文，但文章不像算術那樣有標準答，主觀性很強。
但是科舉考試對做題家們的成績總要有個評判標，這樣就給考官帶來極大不便。
評分，審卷，考官意見難統一。
所以就需要一個大致的框架來限定考生發揮。
八股應運而生。
八股文的產生經過了漫長的曆史過，實則它濫觴於北宋的經義。
經義是宋代科舉考試的一種文，以經書中的文句命，應試者作文闡明其中義理。
宋代的經義雖無固定的格，但在代聖人立言這點，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雛形。
如顧炎武曾直言：「今之經義論，其名雖，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雖曰雕蟲小，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做。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王安石所立之，命呂惠卿、王芳等為之。」
自北宋廢除詩，就是有「聲病對，的考題之，科考基本以進士科取士。而考試內容又隻有經義。
這直接或間接地促使宋代考生答題越發空洞無，並朝著形式化趨勢發展。經義一般為倫裏道，其對社會問題的剖析大多空洞、抽，無法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因，考生的個人見解逐漸減，起承轉合的文章結構形式則越發流行。科考八股文變得更加僵固、空泛。
科舉選出來的人不，那製度也就不用說了。
當然也有好的方麵。
唐末五代如此混亂黑暗的局麵，在宋代文化又慢慢地複興。後代所謂宋，又稱理，就是在宋興後百年內奠定基礎的。
那一輩文人多沐浴了四書五經的熏，都提倡尊王攘，明夷夏之，又提倡曆史傳統。所以忠國文化、傳統還能維，開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忠國，一直持續到後世上千年。
宋代的「募役法」也是一個大的改革。
自秦朝，農民每年都要服徭役。而宋代「募役法」的頒，使得原來必須輪流充役的農民可以選擇以交錢代替服徭役。然後再由官府出錢雇人充役。
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也要繳納半數的役，稱為「助役錢」。
這一舉措使得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保證了田間勞作時，促進了生產發，也增加了朝廷財政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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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另一個方麵，宋代和前代沒有什麽根本不同。都是統治街級盤剝百姓、穩定政泉的花樣。但花樣不斷翻新。
如果說最大的區，大概就是在賦稅這塊。漢代太狠，雖然比秦好了，但服了兵役還要上稅；唐比較能創，可以用絹代役；到了宋朝就伸手要錢了。
而，宋代的大官僚大地主等也失去了免役特權。
宋之於，雖說它有變，卻不能說它有啥建立和創新。大概就像東漢之於西，有事而無政。有形勢推，而無製度建立。
接下來到了明代——
我大明「得國最正，驅逐了韃，最後卻又被***所取代。
為什麽會導致那種結果？這中間到底是哪裏出現了偏差？
如果，曆代是專製，朝廷由一個皇帝來獨，這一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
比，崇禎皇帝看上去是被架空，底下人一起糊弄他。但其實皇帝仍然大權在，基本上想處理誰就處理誰。
若論漢、唐、宋諸，皇權、相權是劃分開的。其間權力比重或有不，但總不能說一切由皇帝專製。
明代雖說一切事權集中在皇，究竟還殘存有曆史舊傳，並不是全由皇帝來獨裁。
比，一般小官歸吏部尚書任，大官則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麵的巡撫、總督商議後公開推，這就是「廷推」。（明代六部九卿合成一，指六部長官。也就是六部尚書與通政使司長官通政使、大理寺長官大理寺卿、都察院長官左都禦，為分管國家各項工作的九位最高長，合稱：六部九卿。另外還有個小九卿之說）
如果有大，皇帝和各衙門不能單獨決，也常由七卿、九卿公，這叫做「廷議」。
再，大的獄訟三法司解決不，也由七卿、九卿開會定，這叫作「廷鞫」。袁崇煥就是這樣被定罪的。
「權臣弄權」與「大臣當權」是大有分別的。
大臣是在當時的製度上有他正當地位的。比如宰，若他不問事、不當，反倒是失，是無能。
不是宰相而問事攬，那才是女幹，是權臣。
權臣弄權自然是違反國本的。就像是明代的幾個大太監或者那啥啥啥的。
那，說了這，明代為啥亡了呢？是亡於人還是亡於製度？
大明的遺老遺少也在思考。
於是有出生於明代的兩位大史學家、思想，痛定思，來討論明代正治製度得，以及此後天朝正治的出路。
一位是黃宗，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訪錄》。
老黃說之所以產生君，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對於君，他的義務是首要，權力是從屬於義務之後為履行其義務服務的。君主隻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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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提出來這種說，在當時社會環境下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黃宗羲認為要限製君主的權，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廢宰相那一事。
他認為將來隻有再重新設立宰，正名定，把宰相來做朝廷領，不要由皇帝親攬大，避免昏君瞎胡搞。
當，老黃還說自秦代以來「有亂無治」弊病的根源在於秦「廢封建之罪，進而以「托古改製」的方式主張效法古代「封邦建國」的諸侯自治製度。或者退而求其，則應效仿唐初設置「方鎮」以屏藩朝廷的製度。這個就不去多說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顧炎，著有一部《日知錄》。
他曾說：天下太，則小官，大官少；天下之，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這個很有些道，後麵再敘。
顧炎武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藏之於民」。
他大膽懷疑君，並提出了具有早期***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
他還提倡經世致，反對空，注意廣求證，提出「君子為，以明道，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所謂雕蟲篆，亦何益哉？」
顧炎武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天下興，匹夫有責」這一口，意義和影響深遠。
像大明這樣龐大的一個帝國而垮了，當然不是簡單幾句話就能說清楚原委的。
這並不是說其文化衰敗、道德墮落、朝廷專製黑暗、黨派誤國、皇帝太拉稀等等幾句空洞不著邊際的言論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緣。
一般來，單從製度，隻要
推行到兩三百年，總不免會出毛病。曆代無一幸免。不與時俱，不革新就等死。
明代大體上已過了兩三百年的太平日，無論當初製度怎麽，變樣、腐化是不可避免，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清代的製度也可以為大統領帶來點經驗教訓——
大抵製度是出之於公，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製度。
而手段則是出之於，因此沒有一定恰好的分寸。
在家天下時，一個為公的新製度的誕，期間當然會有許多複雜關，總不免夾帶有一些私意。
清代朝廷發布最高命令稱上，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明發上，一種是寄信上諭。
經內閣傳，再交給有關衙門，稱為明，或稱內閣奉上諭。
而寄信上，就是繞開內，由皇帝指示軍機處直接給相關人員傳達旨意。
跟密折製度一，寄信上諭是加強皇帝集權的專製措施。
玩秘密正治這當然隻能說是皇帝的一種手，而不能說是一種製度。
總的來，清朝的正治體製是傳統正治體製的集大成。
從秦朝君主專製忠央集權製度建，經唐朝的完善發，明朝的強，到清朝專製官僚體，係統而嚴，十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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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傳統君主專製的最頂峰。
從辯證法的原理上，最後一個總是最完美的。因為事物發展總是由不完善到完善。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專製正體也是如此。
同樣的道，曆代典章製度也是清朝最完備。清朝的典章製度和君主正治都是對忠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集大成。
最，秦始皇以後的天朝政製製度是典型的君主專製製，而不是所謂的「封建」製度。
馬大胡子當年引用「封建」這一名詞，是指中世紀歐洲的封建製。也即是以貴族政製、領主經濟為基本屬性的封建製度。
它的本質特征是領主對土地的壟，土地不允許自由買賣。領主利用對土地的壟，獲取政製上高貴的地，土地不許轉讓給平，農奴就更沒有獲得土地的權，這是西歐封建製得以存在的根基。
天朝的情況並不具備那些特征。從戰國，土地買賣、兼並現象日趨嚴，分封製逐漸遭到破壞。尤其是商鞅變法「除井，民得買賣，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頒布「使黔首自實田」。土地可以繼，可以買，從法律上肯定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此，東西方還有農奴和佃戶的區，社會經濟結構的區別等等。
可以看，從秦始皇建立中秧集權的專製製度開，到那啥推翻帝製的這兩千多年的曆，與歐洲的封建製度相，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
天朝封建製隻盛於西，而衰於春，至戰國已開始崩，最後秦始皇帝「廢封建，而在曆史上消失。代替封建而起的製度是一種忠央集權的官僚體，也可稱為「中秧集權文官製」。
當馬大胡子的學派迅速發展之，「封建」一詞便逐漸變質，最後它竟變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壞習慣的總代名詞。
「封建」一，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專製、封建迷信、封建落後、封建反凍、封建頑固等，既不不合乎天朝曆史上「封建」的本，也不是中世紀歐洲的本義。它已經變成了一個被濫用的那啥術語。
因，用所謂原始、奴隸、封建、資本等主義來劃分天朝曆史階段的表述也不合適。
好，話題扯回來。
結合以上各朝各代的變，得出的總論是——
第一：朝廷或者皇帝有逐步集權的傾向。從秦到清兩千，一直在朝一個目的地走。
開始是封，四分五，慢
慢地就統一集中。然而自漢迄，就已有過於集權之勢。到宋、明、清三，尤其是逐步集，結果使地方一天天的衰落。
這從某一方麵講是好，一個國家當然應該要有一個核心。任何國家都走這條路。
第二：曆代傳統正治隨著發，社會各階層趨向於平等。
從漢到，都沿襲著關於廢除一切特權的措施——除卻如元、清兩，因為他們算是外人入，對自身族群肯定有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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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若要講平，國人最平等；若要講自，國人也最自由。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彼可取而代之！」
簡單粗暴的解釋就是——「王侯將相多個雞煲？誰怕，不服開幹！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總之藐視一切權威。
然而正因為太過平等自由，以至於老百姓變成了一盤散，變成了待宰羔羊。
朝廷終是高高在上的。社會平等，什麽人該爬上來當官掌權呢？
傳統裏規定隻許讀書人可以出來問，讀書人經過考試合格就可做官。
讀書人大都來自農，他縱做了，他的兒孫未必仍做官；於是別的家庭又起來，窮苦發憤的人又出了頭。
這辦法是好的。不過積久，讀書人愈來愈，做官人也愈來愈多。
因為科舉製，向上的道路是開放，「學而優則仕」。社會上聰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這條，工商業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就不，起先人家根本不讓你做，底層也沒有向上爬的途徑。於是社會上聰明才智之人都去經營工商業。待他們自己有了力，形成了資本利益團，才團結起來去跟國王爭權。
天朝是節製資本。舊的封建勢力打倒，卻沒有資本集，於是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相當於重新洗牌了。傳統曆史，地方豪強或者某個大商人還稱不上是資本力量。
第三：長治久，至多也隻能維持三代。
隻看宋、明兩代的宰相、首，很多是貧寒出，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皇帝可以兩三百年世襲著；做宰相的，前十年還在窮鄉茅簷下讀，但皇帝已是有著七八世傳統了。
相形之，皇帝的地位和尊嚴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權，總是逐步升；朝廷的權總是逐步降。
可惜後來的皇帝自小深宮長，不通事，很難出一個中興之主。
專製情況，皇帝不，那麽國家也就跟著破落了。
第四：曆代製度相沿日，一天天的複雜化。一個製度出了毛，再打個補丁來防製，於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
製度愈繁，人才愈束縛。
這一趨，卻使儒家文人們有「後不如前」之感。
由曆史事實平心客觀地，曆代實在一向是偏重於法治，即製度化的。
可是往往一個製度經曆幾百年老不變。所謂的法治之，人才就受束縛了。
所以明末的黃宗羲要慨然說:「有治，無治法。」
這因一向規章製度太繁，故使他太不看重，太看重，而要提出此感慨。
簡單打個比方，就是別搞什麽「士農工商」那套了。
如何把社會上種種束縛來簡，使人才能自由發，這是最關緊要的。
最，曆史終是客觀事實。曆史沒有不對，不對的是不注重曆，不把曆史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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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項製度之成立與推，決不是孤立，它必然跟當時的社會環境相輔相，受很多因素牽動和影響。
或者，在當時的情況，那
種製度是最優解。
後麵滿清是被推翻，不過連全部曆史文化也同樣推翻就不好了。
那大概是因當時人誤認為滿清的製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來的照顧舊傳統。又誤認為此製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專製」。
又因為被列強欺負慘，於是因對滿清之不滿，而影響到對曆史上傳統製度也一切不滿意。
但若把全部傳統文化都推，這個新國家的曆史在哪？一般人對其國家已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
曆史傳統並不全是糟粕。
李自成的大，未來是繼承和發展。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重要的不在推，是在傳統之上建立。
還可以，國情不同。
比，在發國大格命之前那段時期形成的歐洲國家為什麽會沿著如此不同的路徑發展？
整個歐洲大陸的正權和國家基礎結構在18世紀下半葉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因為形勢變，不隨著改變就要被淘汰。
東方落後西方一是科技發展體係不，二是體製分配製度不合理。
崇禎或者康熙或者乾隆能不能看出問題？也許能。
但他們會不會為解決問題而進行徹底的改革？
必然不會。
誰都知道練成葵花寶典後會稱雄天，但就是除了東方不敗沒人去練。
任我行不想當天下第一嗎？
揮刀自，很難的。
《李自成的明末遊戲》
喜歡李自成的明末遊戲
三院老哥
掃過有些代表性的漢代和唐代之，再看宋代——
本來科舉考試是為國家選拔真，但有些人便要借此製度之寬大處作弊。於是朝廷不免要為防弊而把製度嚴密化。
但製度逐步嚴密，有時反而失卻本義。這樣的，通過科舉還能選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嗎？
李自成剛到大明朝的第二，就跟米脂的幾個書，艾毓初、艾朝棟、艾詔、李振聲、馮起龍談論過科舉製度。
科舉考試內容就是做文，但文章不像算術那樣有標準答，主觀性很強。
但是科舉考試對做題家們的成績總要有個評判標，這樣就給考官帶來極大不便。
評分，審卷，考官意見難統一。
所以就需要一個大致的框架來限定考生發揮。
八股應運而生。
八股文的產生經過了漫長的曆史過，實則它濫觴於北宋的經義。
經義是宋代科舉考試的一種文，以經書中的文句命，應試者作文闡明其中義理。
宋代的經義雖無固定的格，但在代聖人立言這點，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雛形。
如顧炎武曾直言：「今之經義論，其名雖，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雖曰雕蟲小，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做。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王安石所立之，命呂惠卿、王芳等為之。」
自北宋廢除詩，就是有「聲病對，的考題之，科考基本以進士科取士。而考試內容又隻有經義。
這直接或間接地促使宋代考生答題越發空洞無，並朝著形式化趨勢發展。經義一般為倫裏道，其對社會問題的剖析大多空洞、抽，無法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因，考生的個人見解逐漸減，起承轉合的文章結構形式則越發流行。科考八股文變得更加僵固、空泛。
科舉選出來的人不，那製度也就不用說了。
當然也有好的方麵。
唐末五代如此混亂黑暗的局麵，在宋代文化又慢慢地複興。後代所謂宋，又稱理，就是在宋興後百年內奠定基礎的。
那一輩文人多沐浴了四書五經的熏，都提倡尊王攘，明夷夏之，又提倡曆史傳統。所以忠國文化、傳統還能維，開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忠國，一直持續到後世上千年。
宋代的「募役法」也是一個大的改革。
自秦朝，農民每年都要服徭役。而宋代「募役法」的頒，使得原來必須輪流充役的農民可以選擇以交錢代替服徭役。然後再由官府出錢雇人充役。
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也要繳納半數的役，稱為「助役錢」。
這一舉措使得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保證了田間勞作時，促進了生產發，也增加了朝廷財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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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另一個方麵，宋代和前代沒有什麽根本不同。都是統治街級盤剝百姓、穩定政泉的花樣。但花樣不斷翻新。
如果說最大的區，大概就是在賦稅這塊。漢代太狠，雖然比秦好了，但服了兵役還要上稅；唐比較能創，可以用絹代役；到了宋朝就伸手要錢了。
而，宋代的大官僚大地主等也失去了免役特權。
宋之於，雖說它有變，卻不能說它有啥建立和創新。大概就像東漢之於西，有事而無政。有形勢推，而無製度建立。
接下來到了明代——
我大明「得國最正，驅逐了韃，最後卻又被***所取代。
為什麽會導致那種結果？這中間到底是哪裏出現了偏差？
如果，曆代是專製，朝廷由一個皇帝來獨，這一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
比，崇禎皇帝看上去是被架空，底下人一起糊弄他。但其實皇帝仍然大權在，基本上想處理誰就處理誰。
若論漢、唐、宋諸，皇權、相權是劃分開的。其間權力比重或有不，但總不能說一切由皇帝專製。
明代雖說一切事權集中在皇，究竟還殘存有曆史舊傳，並不是全由皇帝來獨裁。
比，一般小官歸吏部尚書任，大官則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麵的巡撫、總督商議後公開推，這就是「廷推」。（明代六部九卿合成一，指六部長官。也就是六部尚書與通政使司長官通政使、大理寺長官大理寺卿、都察院長官左都禦，為分管國家各項工作的九位最高長，合稱：六部九卿。另外還有個小九卿之說）
如果有大，皇帝和各衙門不能單獨決，也常由七卿、九卿公，這叫做「廷議」。
再，大的獄訟三法司解決不，也由七卿、九卿開會定，這叫作「廷鞫」。袁崇煥就是這樣被定罪的。
「權臣弄權」與「大臣當權」是大有分別的。
大臣是在當時的製度上有他正當地位的。比如宰，若他不問事、不當，反倒是失，是無能。
不是宰相而問事攬，那才是女幹，是權臣。
權臣弄權自然是違反國本的。就像是明代的幾個大太監或者那啥啥啥的。
那，說了這，明代為啥亡了呢？是亡於人還是亡於製度？
大明的遺老遺少也在思考。
於是有出生於明代的兩位大史學家、思想，痛定思，來討論明代正治製度得，以及此後天朝正治的出路。
一位是黃宗，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訪錄》。
老黃說之所以產生君，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對於君，他的義務是首要，權力是從屬於義務之後為履行其義務服務的。君主隻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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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提出來這種說，在當時社會環境下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黃宗羲認為要限製君主的權，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廢宰相那一事。
他認為將來隻有再重新設立宰，正名定，把宰相來做朝廷領，不要由皇帝親攬大，避免昏君瞎胡搞。
當，老黃還說自秦代以來「有亂無治」弊病的根源在於秦「廢封建之罪，進而以「托古改製」的方式主張效法古代「封邦建國」的諸侯自治製度。或者退而求其，則應效仿唐初設置「方鎮」以屏藩朝廷的製度。這個就不去多說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顧炎，著有一部《日知錄》。
他曾說：天下太，則小官，大官少；天下之，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這個很有些道，後麵再敘。
顧炎武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藏之於民」。
他大膽懷疑君，並提出了具有早期***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
他還提倡經世致，反對空，注意廣求證，提出「君子為，以明道，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所謂雕蟲篆，亦何益哉？」
顧炎武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天下興，匹夫有責」這一口，意義和影響深遠。
像大明這樣龐大的一個帝國而垮了，當然不是簡單幾句話就能說清楚原委的。
這並不是說其文化衰敗、道德墮落、朝廷專製黑暗、黨派誤國、皇帝太拉稀等等幾句空洞不著邊際的言論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緣。
一般來，單從製度，隻要
推行到兩三百年，總不免會出毛病。曆代無一幸免。不與時俱，不革新就等死。
明代大體上已過了兩三百年的太平日，無論當初製度怎麽，變樣、腐化是不可避免，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清代的製度也可以為大統領帶來點經驗教訓——
大抵製度是出之於公，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製度。
而手段則是出之於，因此沒有一定恰好的分寸。
在家天下時，一個為公的新製度的誕，期間當然會有許多複雜關，總不免夾帶有一些私意。
清代朝廷發布最高命令稱上，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明發上，一種是寄信上諭。
經內閣傳，再交給有關衙門，稱為明，或稱內閣奉上諭。
而寄信上，就是繞開內，由皇帝指示軍機處直接給相關人員傳達旨意。
跟密折製度一，寄信上諭是加強皇帝集權的專製措施。
玩秘密正治這當然隻能說是皇帝的一種手，而不能說是一種製度。
總的來，清朝的正治體製是傳統正治體製的集大成。
從秦朝君主專製忠央集權製度建，經唐朝的完善發，明朝的強，到清朝專製官僚體，係統而嚴，十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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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傳統君主專製的最頂峰。
從辯證法的原理上，最後一個總是最完美的。因為事物發展總是由不完善到完善。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專製正體也是如此。
同樣的道，曆代典章製度也是清朝最完備。清朝的典章製度和君主正治都是對忠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集大成。
最，秦始皇以後的天朝政製製度是典型的君主專製製，而不是所謂的「封建」製度。
馬大胡子當年引用「封建」這一名詞，是指中世紀歐洲的封建製。也即是以貴族政製、領主經濟為基本屬性的封建製度。
它的本質特征是領主對土地的壟，土地不允許自由買賣。領主利用對土地的壟，獲取政製上高貴的地，土地不許轉讓給平，農奴就更沒有獲得土地的權，這是西歐封建製得以存在的根基。
天朝的情況並不具備那些特征。從戰國，土地買賣、兼並現象日趨嚴，分封製逐漸遭到破壞。尤其是商鞅變法「除井，民得買賣，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頒布「使黔首自實田」。土地可以繼，可以買，從法律上肯定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此，東西方還有農奴和佃戶的區，社會經濟結構的區別等等。
可以看，從秦始皇建立中秧集權的專製製度開，到那啥推翻帝製的這兩千多年的曆，與歐洲的封建製度相，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
天朝封建製隻盛於西，而衰於春，至戰國已開始崩，最後秦始皇帝「廢封建，而在曆史上消失。代替封建而起的製度是一種忠央集權的官僚體，也可稱為「中秧集權文官製」。
當馬大胡子的學派迅速發展之，「封建」一詞便逐漸變質，最後它竟變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壞習慣的總代名詞。
「封建」一，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專製、封建迷信、封建落後、封建反凍、封建頑固等，既不不合乎天朝曆史上「封建」的本，也不是中世紀歐洲的本義。它已經變成了一個被濫用的那啥術語。
因，用所謂原始、奴隸、封建、資本等主義來劃分天朝曆史階段的表述也不合適。
好，話題扯回來。
結合以上各朝各代的變，得出的總論是——
第一：朝廷或者皇帝有逐步集權的傾向。從秦到清兩千，一直在朝一個目的地走。
開始是封，四分五，慢
慢地就統一集中。然而自漢迄，就已有過於集權之勢。到宋、明、清三，尤其是逐步集，結果使地方一天天的衰落。
這從某一方麵講是好，一個國家當然應該要有一個核心。任何國家都走這條路。
第二：曆代傳統正治隨著發，社會各階層趨向於平等。
從漢到，都沿襲著關於廢除一切特權的措施——除卻如元、清兩，因為他們算是外人入，對自身族群肯定有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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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若要講平，國人最平等；若要講自，國人也最自由。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彼可取而代之！」
簡單粗暴的解釋就是——「王侯將相多個雞煲？誰怕，不服開幹！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總之藐視一切權威。
然而正因為太過平等自由，以至於老百姓變成了一盤散，變成了待宰羔羊。
朝廷終是高高在上的。社會平等，什麽人該爬上來當官掌權呢？
傳統裏規定隻許讀書人可以出來問，讀書人經過考試合格就可做官。
讀書人大都來自農，他縱做了，他的兒孫未必仍做官；於是別的家庭又起來，窮苦發憤的人又出了頭。
這辦法是好的。不過積久，讀書人愈來愈，做官人也愈來愈多。
因為科舉製，向上的道路是開放，「學而優則仕」。社會上聰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這條，工商業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就不，起先人家根本不讓你做，底層也沒有向上爬的途徑。於是社會上聰明才智之人都去經營工商業。待他們自己有了力，形成了資本利益團，才團結起來去跟國王爭權。
天朝是節製資本。舊的封建勢力打倒，卻沒有資本集，於是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相當於重新洗牌了。傳統曆史，地方豪強或者某個大商人還稱不上是資本力量。
第三：長治久，至多也隻能維持三代。
隻看宋、明兩代的宰相、首，很多是貧寒出，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皇帝可以兩三百年世襲著；做宰相的，前十年還在窮鄉茅簷下讀，但皇帝已是有著七八世傳統了。
相形之，皇帝的地位和尊嚴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權，總是逐步升；朝廷的權總是逐步降。
可惜後來的皇帝自小深宮長，不通事，很難出一個中興之主。
專製情況，皇帝不，那麽國家也就跟著破落了。
第四：曆代製度相沿日，一天天的複雜化。一個製度出了毛，再打個補丁來防製，於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
製度愈繁，人才愈束縛。
這一趨，卻使儒家文人們有「後不如前」之感。
由曆史事實平心客觀地，曆代實在一向是偏重於法治，即製度化的。
可是往往一個製度經曆幾百年老不變。所謂的法治之，人才就受束縛了。
所以明末的黃宗羲要慨然說:「有治，無治法。」
這因一向規章製度太繁，故使他太不看重，太看重，而要提出此感慨。
簡單打個比方，就是別搞什麽「士農工商」那套了。
如何把社會上種種束縛來簡，使人才能自由發，這是最關緊要的。
最，曆史終是客觀事實。曆史沒有不對，不對的是不注重曆，不把曆史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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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項製度之成立與推，決不是孤立，它必然跟當時的社會環境相輔相，受很多因素牽動和影響。
或者，在當時的情況，那
種製度是最優解。
後麵滿清是被推翻，不過連全部曆史文化也同樣推翻就不好了。
那大概是因當時人誤認為滿清的製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來的照顧舊傳統。又誤認為此製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專製」。
又因為被列強欺負慘，於是因對滿清之不滿，而影響到對曆史上傳統製度也一切不滿意。
但若把全部傳統文化都推，這個新國家的曆史在哪？一般人對其國家已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
曆史傳統並不全是糟粕。
李自成的大，未來是繼承和發展。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重要的不在推，是在傳統之上建立。
還可以，國情不同。
比，在發國大格命之前那段時期形成的歐洲國家為什麽會沿著如此不同的路徑發展？
整個歐洲大陸的正權和國家基礎結構在18世紀下半葉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因為形勢變，不隨著改變就要被淘汰。
東方落後西方一是科技發展體係不，二是體製分配製度不合理。
崇禎或者康熙或者乾隆能不能看出問題？也許能。
但他們會不會為解決問題而進行徹底的改革？
必然不會。
誰都知道練成葵花寶典後會稱雄天，但就是除了東方不敗沒人去練。
任我行不想當天下第一嗎？
揮刀自，很難的。
《李自成的明末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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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