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木村博士的藥起了作用還是情緒的變化導致傷病不再敏感，總之和所有生病的人一樣，才看過醫生的那一段時期病情總是會或多或少有所好轉。黎世傑的身體暫時算是度過了難關，同時上海濕熱難挨的夏天也終於過去了，這對黎世傑的身體也不無好處。自從那次佐藤少佐詢問過黎世傑之後，就再也沒人來找過他，也沒人提這件事，一切都仿佛沒有發生，甚至連陳約翰這個人都沒有人再提起。雖然黎世傑並不相信日本人會輕易放過這件事，但僅就這件事和他個人的關聯而言，他自己也差不多覺得事情就此結束了。
陳約翰已經死去，盡管黎世傑對他的死和這個人本身都充滿了疑問，但他多少也慶幸這件事情並沒有過多地牽扯到他身上。到目前為止，事情的結局他是覺得有些遺憾的，但接受這個結局對他來說也不無好處。他對組織是否會來聯係他也越來越失去了信心，他曾經是抱有那麽熱切的希望，現在這些希望正在一點點地消失，好像進入初冬後上海街頭的落葉，一陣不大的風就能把它們吹得不知去向。
戰爭在悄無聲息中進入了第五個年頭，日本人沒能如他們聲稱的那樣占領重慶徹底擊敗中國，中國軍隊也絲毫沒有要回來的跡象，人們也早已習慣了這種態勢。盡管在浦東就有遊擊隊的活動，但這種活動幾乎不為普通上海人所知。而且就算是特工總部和日本軍方的情報機構，也往往弄不清這些遊擊隊屬於哪隻軍隊，由什麽人指揮，從哪裏獲得給養。這些遊擊隊的行動極其沒有規律，也很難分析出他們的行動目的，一如整個中國戰場的戰局一樣，混亂而又僵持，對交戰雙方都是如此。
隻是長住租界的人明顯感覺到，自從歐戰爆發尤其是法國投降以後，租界當局對日本人的畏懼日甚一日。不但對於特高科和76號的人在租界的各種綁架、暗殺行為裝聾作啞，甚至對全副武裝的日本憲兵隨意地闖入租界抓人都熟視無睹不置一詞，這種行為在幾個月前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現在不但中國人，連公共租界裏的英國人美國人都開始公開談論和日本人開戰的可能性，一旦開戰，租界這樣的地方是沒有任何抵抗力的，有時候強硬和怯懦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態度卻是因為同一種原因引起的。
黎世傑本人並不特別關心這些事情，這和他不住在租界有很大關係。但和很多在上海生活的普通人一樣，他的內心深處對日本人占領租界有一種恐懼和反感。上海是個中國城市，但不管你是不是喜歡，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租界才真正是上海之所以顯得光怪陸離與眾不同的原因所在。尤其在現在，租界是上海人回憶起戰前生活遠離戰爭困擾的理想場所，那裏的咖啡館、珠寶店、服裝店、電影院和百老匯舞廳使人感懷那些逝去的黃金年代，是上海人逃避現實的世外桃源，租界的生活構成了上海最有別於中國其他城市的基礎。上海人對租界被占領的不安不僅僅體現在裝著長長的槍刺的步槍取代巡捕手裏的警棍的怪異感覺，更有生活方式被摧毀的恐懼。而現在，這種感覺不但中國人有，甚至租界裏那些一向自視甚高的歐洲人也感同身受。
每當黎世傑到租界時他總是喜歡去那些曆史悠久而又可以消磨時間的咖啡館裏坐坐，喝杯正宗的法式咖啡或英國紅茶，看看《申報》之類的報紙。也許是感覺這樣的時光會越來越少了，他也越來越依戀這種生活。租界裏的歐洲人再也沒有以前的從容和恬淡，他們聚在一起看報紙，交流各種和戰爭有關的小道消息，熱烈地討論報紙上的內容。有時候一些中國人也會激動地討論戰爭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他們大聲叫嚷著，爭論著歐洲的局勢和日本下一步的行動。往往在他們認為日本人不敢對英美開戰時，窗外馬路上一輛疾馳而過滿載日本憲兵的軍車就會使他們驚慌失措噤若寒蟬。黎世傑有時覺得在這些人當中很有一種優越感，因為假定最壞的事情發生的話，他的處境會是所有人的最好的，盡管他並不需要並且總是努力想擺脫這種優越地位。
趙子清沒事的時候也會陪他一起坐坐，盡管兩人認識不過三年多，但在各自心目中已視對方為至交好友。也許是戰爭使得這種友情變得珍貴起來，在戰爭中人總是孤獨和無助的。他們不需要事先邀約，而是默契地在某一時間去某一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沒有相遇就按各自的習慣消費，聚在一起就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一些往事和認識的人，喝著咖啡，吃著法式麵包，興致上來的時候也喝上兩杯葡萄酒或威士忌，消磨著時間，結束的時候搶著付賬。但他們都不談未來，也許因為未來太不確定，也許因為根本沒有什麽未來.
特工總部新年剛過就開始流傳一些皖南新四軍事件的消息，報紙也遮遮掩掩地開始說“新四軍案”如何如何。接著這些消息通過各種渠道開始流傳到上海街道上，租界的咖啡館裏。不明就裏的人總是表現出頓足捶胸的誇張和憂國憂民的痛苦，而自以為知道一些內情的人卻喜歡以冷笑來回應，直到《申報》刊發了委員長的講話後激起軒然大波又迅速歸於平靜。不論如何，發生這樣的事情總不會使局麵往好的方向發展，這算是大家的共識。
倒是趙子清專門找黎世傑說這個事。
“世傑，你要小心了，最近不要再和那邊的人來往。”
“我來往過嗎？”
“你沒有嗎？”
於是兩人都笑了，趙子清在上海生意圈混得那麽熟，他怎麽會不清楚藥品是給什麽人呢？
不過“那邊”的行動明顯比以前多起來是個確鑿的事實。以往在特工總部，總是以對付重慶方麵為主要工作，很少有關於“那邊”的消息，即便有時有一些針對他們的行動，也總是把他們視為重慶方麵的協作者或外圍組織。而現在黎世傑每隔一段時間就能聽到一些關於他們的情報，不僅在上海發現和他們有關的可疑電台，近郊發生的襲擊運輸車隊的行動也和他們有關，甚至還發生過有目的的襲擊機場的行動。盡管一般來說這些行動規模不大造成的損失也很有限，但類似的活動越來越頻繁，並且顯示出越來越獨立於重慶方麵的特征。這些活動使得京滬地區的運輸線和農村已經處於不安全的狀況，足夠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基於這些原因，日本人對“新四軍案”顯得很重視，相應地，特工總部也開始把注意力越來越多地轉向“那邊”。皖南事件之後特高科破獲了他們的一個和延安聯絡的活躍電台，並驚訝地發現，他們在上海已經形成了初具規模的組織係統。逐漸地，特工總部和特高科開始在頻繁的公文往來中把他們稱為“延安方麵”，從此以後，“延安方麵”和“重慶方麵”正式成為一個平行的概念而非如以往那樣籠統地視為一體。
和對重慶方麵的感覺一樣，特工總部對延安方麵同樣並不陌生，很多人在戰前都有和他們打交道的經曆，對於象李士群這樣背景、曆史都很複雜的人而言，就不僅僅是打過交道這麽簡單了。總的說來，在上海特工總部並不缺乏和延安方麵打交道的經驗，這種經驗至少不比日本人更少，基於這個原因，很多日本方麵獲取信息也被匯總到這裏進行分析。當然，日本人一貫地對中國人並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這些信息都不是很具體，很多時候，他們隻是希望了解一些對手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
陳約翰已經死去，盡管黎世傑對他的死和這個人本身都充滿了疑問，但他多少也慶幸這件事情並沒有過多地牽扯到他身上。到目前為止，事情的結局他是覺得有些遺憾的，但接受這個結局對他來說也不無好處。他對組織是否會來聯係他也越來越失去了信心，他曾經是抱有那麽熱切的希望，現在這些希望正在一點點地消失，好像進入初冬後上海街頭的落葉，一陣不大的風就能把它們吹得不知去向。
戰爭在悄無聲息中進入了第五個年頭，日本人沒能如他們聲稱的那樣占領重慶徹底擊敗中國，中國軍隊也絲毫沒有要回來的跡象，人們也早已習慣了這種態勢。盡管在浦東就有遊擊隊的活動，但這種活動幾乎不為普通上海人所知。而且就算是特工總部和日本軍方的情報機構，也往往弄不清這些遊擊隊屬於哪隻軍隊，由什麽人指揮，從哪裏獲得給養。這些遊擊隊的行動極其沒有規律，也很難分析出他們的行動目的，一如整個中國戰場的戰局一樣，混亂而又僵持，對交戰雙方都是如此。
隻是長住租界的人明顯感覺到，自從歐戰爆發尤其是法國投降以後，租界當局對日本人的畏懼日甚一日。不但對於特高科和76號的人在租界的各種綁架、暗殺行為裝聾作啞，甚至對全副武裝的日本憲兵隨意地闖入租界抓人都熟視無睹不置一詞，這種行為在幾個月前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現在不但中國人，連公共租界裏的英國人美國人都開始公開談論和日本人開戰的可能性，一旦開戰，租界這樣的地方是沒有任何抵抗力的，有時候強硬和怯懦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態度卻是因為同一種原因引起的。
黎世傑本人並不特別關心這些事情，這和他不住在租界有很大關係。但和很多在上海生活的普通人一樣，他的內心深處對日本人占領租界有一種恐懼和反感。上海是個中國城市，但不管你是不是喜歡，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租界才真正是上海之所以顯得光怪陸離與眾不同的原因所在。尤其在現在，租界是上海人回憶起戰前生活遠離戰爭困擾的理想場所，那裏的咖啡館、珠寶店、服裝店、電影院和百老匯舞廳使人感懷那些逝去的黃金年代，是上海人逃避現實的世外桃源，租界的生活構成了上海最有別於中國其他城市的基礎。上海人對租界被占領的不安不僅僅體現在裝著長長的槍刺的步槍取代巡捕手裏的警棍的怪異感覺，更有生活方式被摧毀的恐懼。而現在，這種感覺不但中國人有，甚至租界裏那些一向自視甚高的歐洲人也感同身受。
每當黎世傑到租界時他總是喜歡去那些曆史悠久而又可以消磨時間的咖啡館裏坐坐，喝杯正宗的法式咖啡或英國紅茶，看看《申報》之類的報紙。也許是感覺這樣的時光會越來越少了，他也越來越依戀這種生活。租界裏的歐洲人再也沒有以前的從容和恬淡，他們聚在一起看報紙，交流各種和戰爭有關的小道消息，熱烈地討論報紙上的內容。有時候一些中國人也會激動地討論戰爭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他們大聲叫嚷著，爭論著歐洲的局勢和日本下一步的行動。往往在他們認為日本人不敢對英美開戰時，窗外馬路上一輛疾馳而過滿載日本憲兵的軍車就會使他們驚慌失措噤若寒蟬。黎世傑有時覺得在這些人當中很有一種優越感，因為假定最壞的事情發生的話，他的處境會是所有人的最好的，盡管他並不需要並且總是努力想擺脫這種優越地位。
趙子清沒事的時候也會陪他一起坐坐，盡管兩人認識不過三年多，但在各自心目中已視對方為至交好友。也許是戰爭使得這種友情變得珍貴起來，在戰爭中人總是孤獨和無助的。他們不需要事先邀約，而是默契地在某一時間去某一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沒有相遇就按各自的習慣消費，聚在一起就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一些往事和認識的人，喝著咖啡，吃著法式麵包，興致上來的時候也喝上兩杯葡萄酒或威士忌，消磨著時間，結束的時候搶著付賬。但他們都不談未來，也許因為未來太不確定，也許因為根本沒有什麽未來.
特工總部新年剛過就開始流傳一些皖南新四軍事件的消息，報紙也遮遮掩掩地開始說“新四軍案”如何如何。接著這些消息通過各種渠道開始流傳到上海街道上，租界的咖啡館裏。不明就裏的人總是表現出頓足捶胸的誇張和憂國憂民的痛苦，而自以為知道一些內情的人卻喜歡以冷笑來回應，直到《申報》刊發了委員長的講話後激起軒然大波又迅速歸於平靜。不論如何，發生這樣的事情總不會使局麵往好的方向發展，這算是大家的共識。
倒是趙子清專門找黎世傑說這個事。
“世傑，你要小心了，最近不要再和那邊的人來往。”
“我來往過嗎？”
“你沒有嗎？”
於是兩人都笑了，趙子清在上海生意圈混得那麽熟，他怎麽會不清楚藥品是給什麽人呢？
不過“那邊”的行動明顯比以前多起來是個確鑿的事實。以往在特工總部，總是以對付重慶方麵為主要工作，很少有關於“那邊”的消息，即便有時有一些針對他們的行動，也總是把他們視為重慶方麵的協作者或外圍組織。而現在黎世傑每隔一段時間就能聽到一些關於他們的情報，不僅在上海發現和他們有關的可疑電台，近郊發生的襲擊運輸車隊的行動也和他們有關，甚至還發生過有目的的襲擊機場的行動。盡管一般來說這些行動規模不大造成的損失也很有限，但類似的活動越來越頻繁，並且顯示出越來越獨立於重慶方麵的特征。這些活動使得京滬地區的運輸線和農村已經處於不安全的狀況，足夠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基於這些原因，日本人對“新四軍案”顯得很重視，相應地，特工總部也開始把注意力越來越多地轉向“那邊”。皖南事件之後特高科破獲了他們的一個和延安聯絡的活躍電台，並驚訝地發現，他們在上海已經形成了初具規模的組織係統。逐漸地，特工總部和特高科開始在頻繁的公文往來中把他們稱為“延安方麵”，從此以後，“延安方麵”和“重慶方麵”正式成為一個平行的概念而非如以往那樣籠統地視為一體。
和對重慶方麵的感覺一樣，特工總部對延安方麵同樣並不陌生，很多人在戰前都有和他們打交道的經曆，對於象李士群這樣背景、曆史都很複雜的人而言，就不僅僅是打過交道這麽簡單了。總的說來，在上海特工總部並不缺乏和延安方麵打交道的經驗，這種經驗至少不比日本人更少，基於這個原因，很多日本方麵獲取信息也被匯總到這裏進行分析。當然，日本人一貫地對中國人並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這些信息都不是很具體，很多時候，他們隻是希望了解一些對手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