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中，有許多信念與習慣，其中，“難遭難遇”這四個字令我畢生受用無窮！
我出生在曆史上著名的魚米之鄉——江蘇揚州，我覺得這是一件“難遭難遇”的美事。家父忠厚老成，家母精明能幹，童年庭訓，愛的攝受與力的折服兼而有之，我感到真是“難遭難遇”。在很自然的因緣下，禮誌開上人披剃，他有著恢宏的氣度，不希望我終生隨侍在旁，因而及早將我付諸十方大眾，進入叢林苦修，我能投皈在這麽偉大的師父門下，實在是“難遭難遇”。
我出家的地方，是有“六朝聖地，千佛名藍”之稱的棲霞山。在古寺深山裏十年，我看到春暖花開的寺周桃杏，也看到深秋漫山的楓葉，我接受善知識炎熱嚴威的考驗，也嚐到寒冬冰雪般的嚴峻教化，成就了我的法身慧命，我衷心感到“難遭難遇”。及至行腳台灣，先是落腳在佛寺中，搬柴、運水、拉車、采購……無所不做。後來，又替人看守林產，日夜巡山，這一切“難遭難遇”的經驗，無不是在磨煉我的心誌，長養我日後淬勵奮發的道念。
來台後，由於生性內向，故先投入佛教文化圈中，編輯佛教刊物，但以食宿無著，而改從事佛教教育工作。未久，卻遭佛學院因故停辦，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隻得鼓起勇氣走入社會弘法。就在這種機緣下，我開始與大眾廣泛接觸，養成我“以眾為我”的習性，可謂“難遭難遇”。
二十五歲至三十歲時，多少國家邀我講經弘法，但我因不懂英文，隻得婉拒好意。多少寺院請我主持法會，我也因不擅梵唄唱誦而辭卻盛情。現在想想，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安心辦道，專意以弘法利生為家業己誌，這何嚐不是一種“難遭難遇”的因緣呢！當時台灣寺廟囿幹思想保守，不易接引青年學佛，欲培養佛教人才，惟有自設道場一途。佛光山，就是在這種理想下開辟而成。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有的困難阻撓、貧乏空無，無一不是“難遭難遇”的逆增上緣。
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退位後，承各方信徒愛護，未曾將我遺忘，這裏邀我講經，那裏請我弘法，在盛情難卻之下，日子未見清閑，反益形忙碌。馬不停蹄的雲遊行腳，足跡遍布海內外，使我結緣更廣。雖然舟車勞頓，總有一股“難遭難遇”的法喜，鼓舞著我精進不懈。“國際佛光會”這個世界性的佛教組織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誕生，各地會員也正急遽增加之中，佛教發展至此，可謂永劫刹那，“難遭難遇”。
別人給予我的慈悲關懷、喜舍協助，即使是點滴恩惠，在我心目中，永遠都是“難遭難遇”的善緣。例如，四十年前在宜蘭弘法時，物資缺乏，一文不名，每天隻能就著一架破舊的縫紉機上撰寫文稿。數個月後，信徒將附近監獄中即將丟棄的書桌揀來給我使用。供養雖非珍珠瑪瑙，出自一片誠心，卻是“難遭難遇”。
年輕時，經年累月，三餐不飽，一位老太太阿綢姑常常送來一碗麵、兩片麵包，給我止饑。清夜自捫：我何功何德？彼此又是萍水相逢，承她厚愛，把我當作師父或是兒子看待，此種恩情，“難遭難遇”。王鄭法蓮老太太與我素無深交，但憑一股信佛虔心，拿了我所撰寫的《無聲息的歌唱》和《玉琳國師》，沿門兜售，竟然各賣了兩千本。我所有初期弘法和教育事業，一盒粉筆、一個幻燈機，她都讚助，在人情紙薄的社會裏，尤其感到“難遭難遇”。現在我將高齡九十多歲的王老太太接來佛光精舍居住，頤養天年，也算聊表寸心。
二三十年來，不少青年學子隨我出家為僧，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我對他們犧牲奉獻，現在有八百僧伽之多，更有許多護法居士奉行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宗旨，尤以支援建寺，幫助印經，發心服務，出錢出力，這一切的一切，令我不時有著“難遭難遇”的感受。
春風秋雨固然可以潤澤群生，秋霜冬雪也可以成熟萬物。青少年時，師長們無情的打罵，無理的要求，孕育我服從、堅忍的性格，使我安然闖過人生中的每一個驚濤駭浪，這種“難遭難遇”的教育方式，實在功不可沒。
初出道說法，往往為一句講辭、一段例證而斟酌半天，案牘勞神，及至今日，在各地奔波，或廣開大座，或隨緣法施，信口道來，隻覺得俯拾即是佛法。大眾慈悲，肯聽我演講，促使我深入經藏，慧解熏修，每思及此，惟有一句“難遭難遇”，足以略表心中無限感激。
有人欺騙我時，自忖我是出家人，就必須寬大為懷；有人毀謗我時，自思我是出家人，就不會尋仇報複；有人加害我時，自許我是出家人，就需以慈心相向；長年經曆困頓蹇厄的環境，並沒有將我打倒，唯願天下蒼生皆得福祿壽喜；經常遇到無理取鬧的眾生，也沒有令我氣餒，惟有祝禱法界有情智慧如海，明理通達。所有的冤親債主、榮辱毀譽，透過“難遭難遇”的信念，化為忍耐、寬容，便能逆來順受，甘之如飴。
生命中一切好壞榮衰，都因為我有了這個凡事作“難遭難遇”想的性格，而使我的人生充滿了喜樂與幸福！
（一九九二年七月）
我出生在曆史上著名的魚米之鄉——江蘇揚州，我覺得這是一件“難遭難遇”的美事。家父忠厚老成，家母精明能幹，童年庭訓，愛的攝受與力的折服兼而有之，我感到真是“難遭難遇”。在很自然的因緣下，禮誌開上人披剃，他有著恢宏的氣度，不希望我終生隨侍在旁，因而及早將我付諸十方大眾，進入叢林苦修，我能投皈在這麽偉大的師父門下，實在是“難遭難遇”。
我出家的地方，是有“六朝聖地，千佛名藍”之稱的棲霞山。在古寺深山裏十年，我看到春暖花開的寺周桃杏，也看到深秋漫山的楓葉，我接受善知識炎熱嚴威的考驗，也嚐到寒冬冰雪般的嚴峻教化，成就了我的法身慧命，我衷心感到“難遭難遇”。及至行腳台灣，先是落腳在佛寺中，搬柴、運水、拉車、采購……無所不做。後來，又替人看守林產，日夜巡山，這一切“難遭難遇”的經驗，無不是在磨煉我的心誌，長養我日後淬勵奮發的道念。
來台後，由於生性內向，故先投入佛教文化圈中，編輯佛教刊物，但以食宿無著，而改從事佛教教育工作。未久，卻遭佛學院因故停辦，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隻得鼓起勇氣走入社會弘法。就在這種機緣下，我開始與大眾廣泛接觸，養成我“以眾為我”的習性，可謂“難遭難遇”。
二十五歲至三十歲時，多少國家邀我講經弘法，但我因不懂英文，隻得婉拒好意。多少寺院請我主持法會，我也因不擅梵唄唱誦而辭卻盛情。現在想想，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安心辦道，專意以弘法利生為家業己誌，這何嚐不是一種“難遭難遇”的因緣呢！當時台灣寺廟囿幹思想保守，不易接引青年學佛，欲培養佛教人才，惟有自設道場一途。佛光山，就是在這種理想下開辟而成。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有的困難阻撓、貧乏空無，無一不是“難遭難遇”的逆增上緣。
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退位後，承各方信徒愛護，未曾將我遺忘，這裏邀我講經，那裏請我弘法，在盛情難卻之下，日子未見清閑，反益形忙碌。馬不停蹄的雲遊行腳，足跡遍布海內外，使我結緣更廣。雖然舟車勞頓，總有一股“難遭難遇”的法喜，鼓舞著我精進不懈。“國際佛光會”這個世界性的佛教組織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誕生，各地會員也正急遽增加之中，佛教發展至此，可謂永劫刹那，“難遭難遇”。
別人給予我的慈悲關懷、喜舍協助，即使是點滴恩惠，在我心目中，永遠都是“難遭難遇”的善緣。例如，四十年前在宜蘭弘法時，物資缺乏，一文不名，每天隻能就著一架破舊的縫紉機上撰寫文稿。數個月後，信徒將附近監獄中即將丟棄的書桌揀來給我使用。供養雖非珍珠瑪瑙，出自一片誠心，卻是“難遭難遇”。
年輕時，經年累月，三餐不飽，一位老太太阿綢姑常常送來一碗麵、兩片麵包，給我止饑。清夜自捫：我何功何德？彼此又是萍水相逢，承她厚愛，把我當作師父或是兒子看待，此種恩情，“難遭難遇”。王鄭法蓮老太太與我素無深交，但憑一股信佛虔心，拿了我所撰寫的《無聲息的歌唱》和《玉琳國師》，沿門兜售，竟然各賣了兩千本。我所有初期弘法和教育事業，一盒粉筆、一個幻燈機，她都讚助，在人情紙薄的社會裏，尤其感到“難遭難遇”。現在我將高齡九十多歲的王老太太接來佛光精舍居住，頤養天年，也算聊表寸心。
二三十年來，不少青年學子隨我出家為僧，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我對他們犧牲奉獻，現在有八百僧伽之多，更有許多護法居士奉行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宗旨，尤以支援建寺，幫助印經，發心服務，出錢出力，這一切的一切，令我不時有著“難遭難遇”的感受。
春風秋雨固然可以潤澤群生，秋霜冬雪也可以成熟萬物。青少年時，師長們無情的打罵，無理的要求，孕育我服從、堅忍的性格，使我安然闖過人生中的每一個驚濤駭浪，這種“難遭難遇”的教育方式，實在功不可沒。
初出道說法，往往為一句講辭、一段例證而斟酌半天，案牘勞神，及至今日，在各地奔波，或廣開大座，或隨緣法施，信口道來，隻覺得俯拾即是佛法。大眾慈悲，肯聽我演講，促使我深入經藏，慧解熏修，每思及此，惟有一句“難遭難遇”，足以略表心中無限感激。
有人欺騙我時，自忖我是出家人，就必須寬大為懷；有人毀謗我時，自思我是出家人，就不會尋仇報複；有人加害我時，自許我是出家人，就需以慈心相向；長年經曆困頓蹇厄的環境，並沒有將我打倒，唯願天下蒼生皆得福祿壽喜；經常遇到無理取鬧的眾生，也沒有令我氣餒，惟有祝禱法界有情智慧如海，明理通達。所有的冤親債主、榮辱毀譽，透過“難遭難遇”的信念，化為忍耐、寬容，便能逆來順受，甘之如飴。
生命中一切好壞榮衰，都因為我有了這個凡事作“難遭難遇”想的性格，而使我的人生充滿了喜樂與幸福！
（一九九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