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起，我負責編輯《人生雜誌》，前後有六年之久。記得有一次，發行人東初法師說過這麽一句話：“錢，用了才是自己的！”這一句話使我終身受益無窮。
從小我就在貧苦中長大，因為沒有錢，養成不購買的習慣，甚至不積聚的習慣。這個習慣，對我一生幫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業都從這習慣而來。因為我沒有錢，我不積聚錢，但我非常會用錢。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
一九五一年，我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台灣佛教會發給我新台幣五十元的月薪。對於一般人而言，這筆錢微乎其微，但是，因為我從小在叢林中長大，養成不貪不聚的習慣，五十元對我來說，也算是很多了。我每個月拿這筆錢為教室校舍添置教學設備，為貧苦學生購買文具用品以後，幾乎身無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學子在佛學上有所成長，能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欣慰，這不也是一種寶貴的財富嗎？原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過了兩年，我到了宜蘭念佛會，每月有新台幣三百元的供養，我覺得自己實在是太富有了！當時，耶教十分盛行，於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購買銀製的卍字項鏈，與前來聽經聞法的青年佛子結緣，希望他們能掛在頸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份，好讓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項鏈，也有人以掛佛教項鏈為榮。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則用來訂購一百份《人生雜誌》供信徒閱讀。一九五四年，每月的供養金提升為六百元，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補助張優理（慈惠）、吳素真（慈容）等三人到台中接受幼教師資訓練，其餘的一百五十元則用來資助演慈等就讀汐止佛學院。每月如是，後來，隨我學佛的青年有增無減，閱讀《人生雜誌》的信徒跟著我到處傳教，學習幼教的女青年則回來幫我辦理佛教幼稚園，為寺院道場服務。我更進一步地了解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六年，我放棄了日本大正大學博士班的入學機會，將這筆開銷節省下來，幫助青年設置“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起佛教徒購書讀書運動，甚至後來供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留學。當年，正是經濟最為拮據之時，很多人都笑我是個沒有財務頭腦的傻子。結果，事實勝於雄辯，他們在學成歸來後，均以所學奉獻佛門。幾十年來，我不斷地資助年輕佛子念書求學，甚至到國外參學，現在他們都陸續成為佛光山的中堅分子。這些都一再證明，“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普通家庭不過三五兒女，其教育費用就已非常吃力，而我目前不計算在家弟子，光是隨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我辦了六所佛學院供他們念書，負責養他教他，尤其是數十名徒眾在英國牛津，美國耶魯、天普、加州，法國巴黎，日本駒澤、佛大、大正、東京，印度國際，韓國東國等大學的留學費用，更為可觀。此外，為了增廣弟子的見聞，我還鼓勵他們到國外旅行參學，每年所費不貨。我從不叫窮，也不為難，因為我以為，不播種，就沒有收成；有錢不用，縱使積聚再多，也不是自己所有。
“錢，用了才是自己的！”尤其是用在培養人才的身上，我一點也不吝惜，但是，布施金錢給人，最難的是公平恰當。記得早期隨我出家的青年，其所來自的家庭有貧有富，所需不一，所以，我就把錢置於一處，隨其自取，我認為讓他們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平等。
回憶自一九五三年起，出外布教都在露天廣場，裝一盞臨時電燈要十二元，請一個人打鑼宣傳要十五元，還有其他的文宣、交通費用等，對於當時財源有限的我來說，實在是非常困難。然而，有感於弘法利生的重要，我無憚於捉襟見肘的日子，常常係緊褲帶，餓著肚皮，到各處廣結法緣。我曾多次在台灣環島布教，我出錢在電台廣播，我是第一個購買電視時間，讓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
如今台灣佛法普及，豈不是當年遍撒各地的菩提種子開花結果了嗎？我們不要怕花錢，因為，“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在編輯《人生雜誌》時，我據理力爭，建議將本來的篇幅由二十頁增加至二十八頁，以饗讀者，發行人要求我補貼多加八頁的費用，我沒有錢，但也硬著頭皮答應，從此每日更加省吃儉用。花錢還是小事，我往往因為社內編校僅我一人，隻得日夜焚膏繼晷，絞盡腦汁，改稿撰文，增添的篇幅也成了我寫作的園地，《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都是我那時的作品，久而久之，竟然也磨煉出我的文筆來。佛教講布施，看來好像是給人，實則是給自己；如果當初我吝於出資，也就無法培養自己敏銳的覺知與思考的能力。現在想來，真正是：“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有了寫作的習慣，我更發奮筆耕，在各書報雜誌發表文章，每次以所得稿酬，買了千百份小紀念品送給信徒。我並非好施小惠，我不望回報，隻想以此廣結善緣。後來，有許多學子受了我的鼓勵，前來學習佛法。而賣紀念品的小販也發了小財，在買賣之間，受到佛法的熏習加被，而自願皈依在三寶座下。後來，台灣到處有佛教小紀念品的流通處，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於此，更印證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不但編輯雜誌，還自掏腰包，購買佛教書刊給信眾閱讀，《菩提樹月刊》、《人生雜誌》、《覺世旬刊》，及台灣印經處和瑞成書局的佛書，都是我常與人結緣的禮品。我希望大家多讀多看，以便思維與佛法契合，成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為淨化世間的一股清流。果然，當年受我饋贈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講台，發揮力量。我深深感到：少少的錢，成長了佛教如許的花果。誠然，花錢，不光是買自己所需，最好能買取智慧，貢獻大眾。
還記得二十六年前，葉鵬勝的父親以做僧鞋為業，賣價一雙三十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購買。經常往來高雄和台北，在中途彰化午餐，小麵店裏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陽春麵，我都付給五元錢。人皆怪之，我卻感到理所當然：因為那時佛教事業並不普遍，身為佛子，我隻是想盡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拋磚引玉，鼓勵商人多從事有關佛教的事業，如此一來，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購買佛教用品，方便大家吃素，豈不一舉兩得？
我常到**，**的出租車經常拒載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以雙倍的車資給司機，希望能改變風氣。後來，我更將這種理念擴及一些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布教，往往買了一大堆當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回來之後卻不知道如何處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訪問，在小攤子邊徘徊良久，左看右看，都沒有自己歡喜的東西，隻得給每個攤販泰幣一百元，一百多個攤販都用奇異的眼光看我，我隻是實踐我“小小布施”的心願。
率團出國，觀光名勝，我也總是率先購物，儼然一副采購團團長的模樣。其實，我自奉甚儉，並不需要那些紀念品，隻是我知道：隨行的信徒看到我買，就會跟進，讓他們跟那些小販結緣，也是好事。甚至我組織弘法探親團到大陸時，看到徒眾與商家討價還價，也會被我斥責，因為我知道那些東西索價是高了一些，但他們的生活那麽貧苦，我們怎麽忍心還價。
我沒有購買的習慣，但要買時，從未想買便宜貨，總怕商人不賺錢。我以為，本著一種歡喜結緣的心去消費購買，將使商人因經濟改善而從事產品質量的改良創新。錢，與其購買自己的方便，不如用來購買大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貴。如此一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會大家所共有的。”
一九六三年，我創辦壽山佛學院，免費供應膳宿給學佛的青年。於是，我節衣縮食，以便支付巨額的教育費用。不長於經懺佛事的我，也甘願到殯儀館誦經，替喪家通宵助念，並且費心於各處張羅師資。此外，我一有了紅包，即設法添置設備。一次購買一張、兩張椅凳，三本、四本圖書，點點滴滴地累積下來，教室就一間間增多了，圖書館也占據了好多間。我不以為這是一種負擔，因為我始終覺得是為“大家”買的，而不是為“個人”買的。“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想來也不過是向來“以眾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濟功德會剛成立時，我也剛在佛光山開山，即曾以十萬元讚助。就在那時，聽說台中有一位素未謀麵的青年碩士欲至日本攻讀佛學博士，惟囿於經濟困難，無法如願。我立即親自送了十萬元到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資助青年學者到國外遊學，以增進其閱曆……像這種補助文教慈善之事不勝枚舉。如今，我看到慈濟功德會蓬勃發展，青年學者在佛教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他們的成長促進了佛教的發展，心中也不免欣喜。隻要我們能以“享有而不擁有”的觀念來理財，自然能時時分享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樂趣。
一九五○年，煮雲法師從舟山到台灣，我將剛裁縫好的一件長衫送給他，從此，我在圓光寺一襲短衫過了兩年；早年開山時，萬般困難，某法師向我借八十萬元，念及他是長者，我也盡力籌措，後來知道他隻是為了試試我的為人，心中也有不滿。我多次率團到日本開會，團裏的法師要求我替他們出旅費，當時，我自理都稍有困難，遑論顧及他人，但我還是多方設法，滿足所需。過去，一些同參朋友在台灣生活得不如意，即使曾經對我不起，我也不念舊惡，時予資助解困；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錢，我也盡己之力順應所求。平日看到別人不慎遺失錢財，一副焦急的模樣，自然會升起惻隱之心，還自願出錢幫助，解決困難。我不富有，但肯散財，我不曾因此而貧窮，“錢用了”，隻要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己有”，夫複何求？隻是有些厚顏之士，往往獅子大開口，索資數萬乃至百萬，雖說錢是用來消災解難，但我不願給予，因為金錢是“淨財”，不能讓它成為“髒錢”。
我於各處弘法時，常常留心佛教文物的搜集。早期迫於經濟窮困，往往在旅行中省下飯錢，以充購買之資；為了節省運費，我總是忍受手酸腿麻之苦，千裏迢迢親自將佛像捧回，甚至因此遭受同道譏議，認為我是在跑單幫，經營生意，我從不加以辯解。
一九八三年，我在佛光山增建“佛教文物陳列館”；一九八八年，我在美國西來寺建了“佛教寶藏館”；現在，我又為巴黎古堡道場搜集佛教法物。所有這些館內的一品一物，無不是我多年來如此苦心的搜集。成立以來，雖然年年均因維護費用的龐大開銷而入不敷出，但是，從來賓讚許的聲音及眼神，我更肯定了多年來的信念：“錢，用了才是自己的！”看似冰冷的文物，實則蘊含了無比豐沛的生命，以其簡潔有力的方式，無言地宣說了佛教悠久偉大的曆史、文化、藝術，這種帶給人們精神上的建設，才是無價的財寶。錢財，不隻是用來滿足物質上的需要，更應該用來**眾生的慧命。
三十五年前，曾經有一個貧窮的小女孩，因人介紹，前來找我，表示要跟隨我學習佛法。那時，我自己托身何處都感困難，隻有婉言拒絕，但在她臨走時，我又非常不忍，當下即掏出身上僅有的五十元相贈，以為她另尋佛學院，作為學道之資。沒想到三十五年後的今天，她居然以十萬倍的捐款作為報答，並且護法護僧，不遺餘力。她，就是素有“黃仙姑”之稱的黃麗明居士。對於此事，她津津樂道，而我更加確定：“錢用了”，不但“是自己的”，而且還有百千萬倍的利息。布施金錢，不是用來買一份虛名，不是在於數目的多寡，而是以一份誠心來贏得自己的歡喜和自己的心安理得！
我不但布施他人，也常常周旋於弟子徒眾間，解囊紓困。佛光山單位與單位間，有時或因權責問題，或因財務困難，或因立場不同，而對某些需要用錢的個案爭論計較。我知道後，一句“我出這筆錢”，自能化幹戈為玉帛。佛光山多年來平安和諧不也就是我自己的收獲嗎？因此，我始終堅持：“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因為我有這種“錢，用了才是自己的”理念與不儲財的性格，佛光山也一直本著“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的宗風來安僧辦道，多年來，不但未曾有些許盈餘，反而負債累累；雖然日日難過，但也日日過去，倒也相安無事。佛光山沒有人搶著去當當家住持，爭著去管理財務，大家憑著一股犧牲小我的精神來服務社會，奉獻眾生，說來也是我的福氣，比擁有金錢更具有意義啊！
反觀濤濤濁世中，一些人坐擁財富珍寶，出入汽車洋房，一旦死後，屍骨未寒，不肖子孫即為分配財產而爭論不休。生前的所有錢財不但帶不走，尚且形成後世的禍源，寧不悲乎？還有一些人，汲汲營營，貪圖小利，放高利貸，招人標會，於金錢之積聚無所不用其極，到頭來倒債倒會，一生的辛苦還是歸為別人所有，寧無悔乎？在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即已說明：財富是五家所共有——水火、刀兵、盜賊、暴政和不肖子孫，因此教我們要布施結緣。有一首詩將這些情況描寫得十分貼切：
一粒落土百粒收，一文施舍萬文收，
與君寄在堅牢庫，汝及子孫享不休。
過去有好長一段時間，我一文不名，但是我從不自認貧乏，反而覺得世間處處都是財富：一句好話、一件好事、一個方便、一點友誼……都是彌足珍貴。後來我有了供養，隻以為這是宿因所現的福報，實不足為道，反而深深感到金錢如水，必須要流動，才能產生大用；漸而體悟到如何用錢，是一種甚深的智慧。而用錢最好使大眾都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般若寶藏，才能使自己永遠享有用錢的快樂。所以，我深深覺得：擁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
（一九九三年元月）
從小我就在貧苦中長大，因為沒有錢，養成不購買的習慣，甚至不積聚的習慣。這個習慣，對我一生幫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業都從這習慣而來。因為我沒有錢，我不積聚錢，但我非常會用錢。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
一九五一年，我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台灣佛教會發給我新台幣五十元的月薪。對於一般人而言，這筆錢微乎其微，但是，因為我從小在叢林中長大，養成不貪不聚的習慣，五十元對我來說，也算是很多了。我每個月拿這筆錢為教室校舍添置教學設備，為貧苦學生購買文具用品以後，幾乎身無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學子在佛學上有所成長，能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欣慰，這不也是一種寶貴的財富嗎？原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過了兩年，我到了宜蘭念佛會，每月有新台幣三百元的供養，我覺得自己實在是太富有了！當時，耶教十分盛行，於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購買銀製的卍字項鏈，與前來聽經聞法的青年佛子結緣，希望他們能掛在頸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份，好讓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項鏈，也有人以掛佛教項鏈為榮。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則用來訂購一百份《人生雜誌》供信徒閱讀。一九五四年，每月的供養金提升為六百元，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補助張優理（慈惠）、吳素真（慈容）等三人到台中接受幼教師資訓練，其餘的一百五十元則用來資助演慈等就讀汐止佛學院。每月如是，後來，隨我學佛的青年有增無減，閱讀《人生雜誌》的信徒跟著我到處傳教，學習幼教的女青年則回來幫我辦理佛教幼稚園，為寺院道場服務。我更進一步地了解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六年，我放棄了日本大正大學博士班的入學機會，將這筆開銷節省下來，幫助青年設置“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起佛教徒購書讀書運動，甚至後來供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留學。當年，正是經濟最為拮據之時，很多人都笑我是個沒有財務頭腦的傻子。結果，事實勝於雄辯，他們在學成歸來後，均以所學奉獻佛門。幾十年來，我不斷地資助年輕佛子念書求學，甚至到國外參學，現在他們都陸續成為佛光山的中堅分子。這些都一再證明，“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普通家庭不過三五兒女，其教育費用就已非常吃力，而我目前不計算在家弟子，光是隨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我辦了六所佛學院供他們念書，負責養他教他，尤其是數十名徒眾在英國牛津，美國耶魯、天普、加州，法國巴黎，日本駒澤、佛大、大正、東京，印度國際，韓國東國等大學的留學費用，更為可觀。此外，為了增廣弟子的見聞，我還鼓勵他們到國外旅行參學，每年所費不貨。我從不叫窮，也不為難，因為我以為，不播種，就沒有收成；有錢不用，縱使積聚再多，也不是自己所有。
“錢，用了才是自己的！”尤其是用在培養人才的身上，我一點也不吝惜，但是，布施金錢給人，最難的是公平恰當。記得早期隨我出家的青年，其所來自的家庭有貧有富，所需不一，所以，我就把錢置於一處，隨其自取，我認為讓他們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平等。
回憶自一九五三年起，出外布教都在露天廣場，裝一盞臨時電燈要十二元，請一個人打鑼宣傳要十五元，還有其他的文宣、交通費用等，對於當時財源有限的我來說，實在是非常困難。然而，有感於弘法利生的重要，我無憚於捉襟見肘的日子，常常係緊褲帶，餓著肚皮，到各處廣結法緣。我曾多次在台灣環島布教，我出錢在電台廣播，我是第一個購買電視時間，讓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
如今台灣佛法普及，豈不是當年遍撒各地的菩提種子開花結果了嗎？我們不要怕花錢，因為，“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在編輯《人生雜誌》時，我據理力爭，建議將本來的篇幅由二十頁增加至二十八頁，以饗讀者，發行人要求我補貼多加八頁的費用，我沒有錢，但也硬著頭皮答應，從此每日更加省吃儉用。花錢還是小事，我往往因為社內編校僅我一人，隻得日夜焚膏繼晷，絞盡腦汁，改稿撰文，增添的篇幅也成了我寫作的園地，《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都是我那時的作品，久而久之，竟然也磨煉出我的文筆來。佛教講布施，看來好像是給人，實則是給自己；如果當初我吝於出資，也就無法培養自己敏銳的覺知與思考的能力。現在想來，真正是：“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有了寫作的習慣，我更發奮筆耕，在各書報雜誌發表文章，每次以所得稿酬，買了千百份小紀念品送給信徒。我並非好施小惠，我不望回報，隻想以此廣結善緣。後來，有許多學子受了我的鼓勵，前來學習佛法。而賣紀念品的小販也發了小財，在買賣之間，受到佛法的熏習加被，而自願皈依在三寶座下。後來，台灣到處有佛教小紀念品的流通處，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於此，更印證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不但編輯雜誌，還自掏腰包，購買佛教書刊給信眾閱讀，《菩提樹月刊》、《人生雜誌》、《覺世旬刊》，及台灣印經處和瑞成書局的佛書，都是我常與人結緣的禮品。我希望大家多讀多看，以便思維與佛法契合，成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為淨化世間的一股清流。果然，當年受我饋贈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講台，發揮力量。我深深感到：少少的錢，成長了佛教如許的花果。誠然，花錢，不光是買自己所需，最好能買取智慧，貢獻大眾。
還記得二十六年前，葉鵬勝的父親以做僧鞋為業，賣價一雙三十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購買。經常往來高雄和台北，在中途彰化午餐，小麵店裏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陽春麵，我都付給五元錢。人皆怪之，我卻感到理所當然：因為那時佛教事業並不普遍，身為佛子，我隻是想盡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拋磚引玉，鼓勵商人多從事有關佛教的事業，如此一來，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購買佛教用品，方便大家吃素，豈不一舉兩得？
我常到**，**的出租車經常拒載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以雙倍的車資給司機，希望能改變風氣。後來，我更將這種理念擴及一些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布教，往往買了一大堆當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回來之後卻不知道如何處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訪問，在小攤子邊徘徊良久，左看右看，都沒有自己歡喜的東西，隻得給每個攤販泰幣一百元，一百多個攤販都用奇異的眼光看我，我隻是實踐我“小小布施”的心願。
率團出國，觀光名勝，我也總是率先購物，儼然一副采購團團長的模樣。其實，我自奉甚儉，並不需要那些紀念品，隻是我知道：隨行的信徒看到我買，就會跟進，讓他們跟那些小販結緣，也是好事。甚至我組織弘法探親團到大陸時，看到徒眾與商家討價還價，也會被我斥責，因為我知道那些東西索價是高了一些，但他們的生活那麽貧苦，我們怎麽忍心還價。
我沒有購買的習慣，但要買時，從未想買便宜貨，總怕商人不賺錢。我以為，本著一種歡喜結緣的心去消費購買，將使商人因經濟改善而從事產品質量的改良創新。錢，與其購買自己的方便，不如用來購買大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貴。如此一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會大家所共有的。”
一九六三年，我創辦壽山佛學院，免費供應膳宿給學佛的青年。於是，我節衣縮食，以便支付巨額的教育費用。不長於經懺佛事的我，也甘願到殯儀館誦經，替喪家通宵助念，並且費心於各處張羅師資。此外，我一有了紅包，即設法添置設備。一次購買一張、兩張椅凳，三本、四本圖書，點點滴滴地累積下來，教室就一間間增多了，圖書館也占據了好多間。我不以為這是一種負擔，因為我始終覺得是為“大家”買的，而不是為“個人”買的。“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想來也不過是向來“以眾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濟功德會剛成立時，我也剛在佛光山開山，即曾以十萬元讚助。就在那時，聽說台中有一位素未謀麵的青年碩士欲至日本攻讀佛學博士，惟囿於經濟困難，無法如願。我立即親自送了十萬元到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資助青年學者到國外遊學，以增進其閱曆……像這種補助文教慈善之事不勝枚舉。如今，我看到慈濟功德會蓬勃發展，青年學者在佛教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他們的成長促進了佛教的發展，心中也不免欣喜。隻要我們能以“享有而不擁有”的觀念來理財，自然能時時分享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樂趣。
一九五○年，煮雲法師從舟山到台灣，我將剛裁縫好的一件長衫送給他，從此，我在圓光寺一襲短衫過了兩年；早年開山時，萬般困難，某法師向我借八十萬元，念及他是長者，我也盡力籌措，後來知道他隻是為了試試我的為人，心中也有不滿。我多次率團到日本開會，團裏的法師要求我替他們出旅費，當時，我自理都稍有困難，遑論顧及他人，但我還是多方設法，滿足所需。過去，一些同參朋友在台灣生活得不如意，即使曾經對我不起，我也不念舊惡，時予資助解困；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錢，我也盡己之力順應所求。平日看到別人不慎遺失錢財，一副焦急的模樣，自然會升起惻隱之心，還自願出錢幫助，解決困難。我不富有，但肯散財，我不曾因此而貧窮，“錢用了”，隻要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己有”，夫複何求？隻是有些厚顏之士，往往獅子大開口，索資數萬乃至百萬，雖說錢是用來消災解難，但我不願給予，因為金錢是“淨財”，不能讓它成為“髒錢”。
我於各處弘法時，常常留心佛教文物的搜集。早期迫於經濟窮困，往往在旅行中省下飯錢，以充購買之資；為了節省運費，我總是忍受手酸腿麻之苦，千裏迢迢親自將佛像捧回，甚至因此遭受同道譏議，認為我是在跑單幫，經營生意，我從不加以辯解。
一九八三年，我在佛光山增建“佛教文物陳列館”；一九八八年，我在美國西來寺建了“佛教寶藏館”；現在，我又為巴黎古堡道場搜集佛教法物。所有這些館內的一品一物，無不是我多年來如此苦心的搜集。成立以來，雖然年年均因維護費用的龐大開銷而入不敷出，但是，從來賓讚許的聲音及眼神，我更肯定了多年來的信念：“錢，用了才是自己的！”看似冰冷的文物，實則蘊含了無比豐沛的生命，以其簡潔有力的方式，無言地宣說了佛教悠久偉大的曆史、文化、藝術，這種帶給人們精神上的建設，才是無價的財寶。錢財，不隻是用來滿足物質上的需要，更應該用來**眾生的慧命。
三十五年前，曾經有一個貧窮的小女孩，因人介紹，前來找我，表示要跟隨我學習佛法。那時，我自己托身何處都感困難，隻有婉言拒絕，但在她臨走時，我又非常不忍，當下即掏出身上僅有的五十元相贈，以為她另尋佛學院，作為學道之資。沒想到三十五年後的今天，她居然以十萬倍的捐款作為報答，並且護法護僧，不遺餘力。她，就是素有“黃仙姑”之稱的黃麗明居士。對於此事，她津津樂道，而我更加確定：“錢用了”，不但“是自己的”，而且還有百千萬倍的利息。布施金錢，不是用來買一份虛名，不是在於數目的多寡，而是以一份誠心來贏得自己的歡喜和自己的心安理得！
我不但布施他人，也常常周旋於弟子徒眾間，解囊紓困。佛光山單位與單位間，有時或因權責問題，或因財務困難，或因立場不同，而對某些需要用錢的個案爭論計較。我知道後，一句“我出這筆錢”，自能化幹戈為玉帛。佛光山多年來平安和諧不也就是我自己的收獲嗎？因此，我始終堅持：“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因為我有這種“錢，用了才是自己的”理念與不儲財的性格，佛光山也一直本著“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的宗風來安僧辦道，多年來，不但未曾有些許盈餘，反而負債累累；雖然日日難過，但也日日過去，倒也相安無事。佛光山沒有人搶著去當當家住持，爭著去管理財務，大家憑著一股犧牲小我的精神來服務社會，奉獻眾生，說來也是我的福氣，比擁有金錢更具有意義啊！
反觀濤濤濁世中，一些人坐擁財富珍寶，出入汽車洋房，一旦死後，屍骨未寒，不肖子孫即為分配財產而爭論不休。生前的所有錢財不但帶不走，尚且形成後世的禍源，寧不悲乎？還有一些人，汲汲營營，貪圖小利，放高利貸，招人標會，於金錢之積聚無所不用其極，到頭來倒債倒會，一生的辛苦還是歸為別人所有，寧無悔乎？在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即已說明：財富是五家所共有——水火、刀兵、盜賊、暴政和不肖子孫，因此教我們要布施結緣。有一首詩將這些情況描寫得十分貼切：
一粒落土百粒收，一文施舍萬文收，
與君寄在堅牢庫，汝及子孫享不休。
過去有好長一段時間，我一文不名，但是我從不自認貧乏，反而覺得世間處處都是財富：一句好話、一件好事、一個方便、一點友誼……都是彌足珍貴。後來我有了供養，隻以為這是宿因所現的福報，實不足為道，反而深深感到金錢如水，必須要流動，才能產生大用；漸而體悟到如何用錢，是一種甚深的智慧。而用錢最好使大眾都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般若寶藏，才能使自己永遠享有用錢的快樂。所以，我深深覺得：擁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
（一九九三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