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剛從日本開完國際佛光會理事會後返回，聽說在鬆山的台北道場與在台中的東海道場各自為我在十九日的行程中，安排了午宴，正在互相僵持不下，因為兩間別院都在陰錯陽差的情況下，分別約了演藝人員與新聞記者，在中午時間與我“素齋談禪”。我知道以後，立即打電話給兩家道場，給予承諾。是日，我依約分赴二地，在短短一個半小時內，超速行車，從台中趕到台北鬆山，既沒有讓道場失信，也沒有令客人失望。事後，二寺的住持前來道歉禮謝，我聽了，莞爾一笑，心裏想：“沒有關係！因為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後來，我無意間和弟子們在閑聊時提及此事，不料這句話竟然在徒眾之間傳誦開來，成為一樁趣談。其實，話雖簡短幽默，但絕非偶發即興之語，而是我畢生以來與人相處之道。
即以“素齋談禪”為例，這是我想出來的方便，意在一方麵使各階層人士借著與我對談禪道的機會了解禪的本意，從而覓回心靈活水的源頭，一方麵也讓社會大眾前來認識新落成的台北道場。四十九天的“素齋談禪”下來，大家的反應非常熱烈，所以至今雖然已經結束，但是又應各界要求，在各個別院普遍展開。我本來已經行程忙碌，於今更形緊湊，許多徒眾都笑我自找麻煩，然而我還是自覺有理，因為寺院道場功能的發揮很重要，引導社會大眾去執除迷也很重要，相形之下，我的時間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為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金而舉辦的“書畫義賣會”及“老歌義唱會”，是與“素齋談禪”同樣轟動一時的活動。其實我原本隻是想借著托缽興學方式籌款，然而自從申請建校通過的消息一經傳出，文藝界、演藝界都前來表示支持，因而發起這兩項活動。盡管我素無繪畫雅好，更無演藝歌唱興趣，我還是到各地親自搜集，而且隻要一有時間，就到藏畫室裏欣賞字畫，有時一待就是數小時之久。義賣當天，我更是帶著感恩的心情來到現場，與拍賣**同起伏。老歌義唱時，我坐在前排，心想如果現在有人問我什麽歌最好聽，我一定毫不猶豫地說：不唱歌的時候最好聽！但是世界上不是隻有我一個人存在，大眾的歡喜很重要，文藝界、歌唱界，及各地熱心讚助的人士，他們那份共襄盛舉的善心好意更是重要，這時，我的愛好、我的歡喜又算得了什麽呢！
過去，我每次接獲些微供養，總是涓滴歸公，捐給常住。自從佛光大學建校以後，我一收到信徒的紅包，就想到佛光大學。近來聽說弱勢團體的發展空間備受阻礙，我又將去年一整年撰文出書的稿費、版稅、單銀，以及紅包供養等共計三百萬元，通過監察委員王清峰的安排，贈給六個弱勢團體。
有人問我：“佛光山的建設所費不貲，大學的工程需款更巨，既然自顧不暇，為什麽還要捐給別人呢？”我何嚐不知常住的困難，但是弱勢團體的存在，對於整個社會也有其重要性，更何況如果我們能夠借此拋磚引玉，啟發大眾關懷互助的良知良能，對於人心的潛移默化，更富含重要的意義！尤其，當我回想早年來台之初，那種捉襟見肘的窘狀，使我更能肯定這筆錢所帶來的鼓舞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回憶當年的我，雖然有心振興佛教，奮起民心，然而因為經濟拮據，所以隻得節衣縮食，省下毫厘，累積到相當數目時，才用來購買圖書法物；我還撰寫文稿，編輯佛教雜誌，每當印刷出版，就連夜趕工包裝，好讓讀者及早享受法喜。為了借教育培育僧才，我在千難萬難之下，開辦佛學院。
當時老師不好請，我給予各種優惠禮遇，甚至深更半夜佇立在頭山門，等候遠道而來的外請老師；經費不足時，我到太平間、殯儀館通宵誦經，以貼補學生食宿支出，我在山下煮麵供眾，來籌措研究部辦學資金。那時我因為忙於奔波籌款，而沒時間去醫治腿疾，也忘了背部隱然作痛的內傷，後來竟然不藥而愈。“教運興亡，佛子有責”，我的確非僅口說，而是真心把教運的興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我的為教忘己終於感召了一批青年佛子，誌願和我同心協力，共為續佛慧命而奮鬥不懈。剛當上台灣印刷廠的經理吳先生，跟我出家，共創“佛教文化服務處”，後來隨著我南下高雄，幫忙開山辟嶺，使我無後顧之憂，那就是佛光山現在的住持心平法師；曾經是宜蘭女中高材生的李小姐，負責教務，因為有感於辦學的種種辛苦，而發心剃度出家，參與誦經行列，那就是現在美國西來寺開山的慈莊法師；放棄社會高薪工作的張老師，負責佛學院訓導，每天在課餘時間外出幫忙麵包店包裝月餅糖果，那就是現在的慈惠法師；慈容、慈嘉也將自己在幼稚園教書所得，全部奉獻出來，貼補佛學院開銷。大家在從事教育工作之餘，還要編印、校對《覺世》，處理文物的流通，可說是忙得不亦樂乎。
由於我們師徒都有著共同的使命感，以佛教的前途為重，以個人的利益為輕，佛光山以文教為根本，培養不少人才，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因而得以在三十年間迅速發展。
開山以後，我們應信徒食宿上的需要，陸續建設朝山會館、麻竹園、檀信樓；應信徒谘詢休憩上的需要，設立東禪客堂、信徒服務中心；應信徒信仰上的需要，相繼興建大悲殿、大智殿、地藏殿、普賢殿；最近更應信徒修持上的需要，完成了禪堂、抄經堂、禮懺堂、念佛堂，使得佛光山成為名副其實的四大名山菩薩道場。
就在開山期間，我念及年邁的功德主們多年以來對佛教的貢獻，所以為他們興建佛光精舍，邀請他們來此安養天年；後來附近居民經常將一些失怙的孤兒送來山上，我又發心建築大慈育幼院來養育他們；接著這個信徒要求我們辦一所中學，那個信徒建議我們開一家幼稚園，普門中學、普門幼稚園就這樣地成立起來。其他如佛光診所、萬壽園，也莫不是以大家的需要為前提，一一興設，使得佛光山又成為生、老、病、死都能與諸佛菩薩長相左右的人間淨土。
當初我自覺個人不重要，所以縱然經費有限，也設法滿足信眾的需要，勉力興建各項設施，不料卻使得佛光山更形重要。所以，我常對弟子們說：“光榮應該歸於佛陀，成就應該歸於大眾。”
正因為時時感到自己不重要，所以我不但在建設上盡量滿足眾生的需求，在尋常時，也總是竭盡心力，表達對大家的一片至誠。四十年前在宜蘭弘法時，楊錫銘發心為幼稚園畫壁畫，我整日像學徒一樣跟著他，為他準備畫筆、顏料、調色板、米達尺，待他休息時，還不忘奉上茗茶鮮果，後來，他被我的誠意深深感動，因而皈依三寶，佛門又增添了一位金剛力士。
才華橫溢的《幼獅雜誌》主編朱家駿，為我編輯《覺世》、《今日佛教》時，經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旁陪伴，並且為他下麵，泡牛奶，準備點心。他常和我說：“師父！您先去休息吧！”我還是堅持等到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來襲，我怕他著涼，每次都將自己僅有的一床毛毯拿給他蓋。他有感於我的關懷愛護，不但用心編輯，使《今日佛教》帶動了教界雜誌的進步，也接引了一批文友來學佛。
十年後，我來到高雄，市姑、六姊（蘇陳秀琴）、永記油漆行的張雲罔雀、裕隆印刷廠的曾進等人，也都因為我很有耐心地和他們談論佛法，而結下甚深法緣，從壽山寺到佛光山的開建，迄今三十餘載，護法護僧，從不退心。近年來，高雄縣前縣長餘陳月瑛女士，因為有感於每次來山時我的熱心接待，自己參加國際佛光會不說，還把女兒餘玲雅、兒子餘政憲都一起拉來加入，成為會員。多年來，我深深感到：如果希望別人覺得你很重要，就必須先覺得別人很重要。
過去，我因為感到沙彌是菩提幼苗，為“四不可輕”之一，非常重要，所以蓋了一棟棟很好的校舍給他們讀書。後來覺得男眾的智慧、果斷，具有無限潛力，也很重要，故在北部郊區一塊風景優美的地方，為他們興建一座融和古今的北海道場。繼而又想到女眾的忍耐、柔和，對佛教的貢獻功不可沒，所以也為她們建設現代化的寮房宿舍。而我隻為自己在傳燈樓走廊的過道上，加蓋一間起居室，不知不覺地住了十餘年。直到一九九一年，心平為我另外建了一座美輪美奐的開山寮，參觀者無不讚歎，此雖非生性儉樸的我心中所願，但是也說明了盡管自覺不重要，隻要肯為人著想，自然會有人發覺你的重要，所以我們為人處事，不必患人之不重己，而應患己之不重人。重人而後人重之，這正合乎佛法裏所謂“因緣果報”的真理。因此，你重要，他重要，簡而言之，就是“心中有佛”最重要！
昔時，佛印禪師以佛眼視眾生，所以蘇東坡在他的眼裏，也是一尊佛。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弟子徒眾也如同佛祖一般地尊貴。
常常這個弟子向我建議必須要見某甲，因為某甲對道場貢獻很大，希望我當麵讚揚褒獎，以資鼓勵；那個信徒也來和我推薦一定要見某乙，因為某乙具有未來性，希望我能將他度入佛門。其實，我知道某甲、某乙固然重要，引介的弟子、信徒更為重要，他們的建言如果獲得重視，心中就會非常地歡喜，所以盡管行程緊湊，我也安插時間，依言接見，不予拒絕。凡此，都必須先要覺得自己不重要。
有時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閑，想要好好地待在寮房裏閱書報，改文章，看公文，回信件，不料這個單位的主管請我前往巡視指導，那個道場的住持也邀我為住眾開示。念及弟子的工作法務都很重要，徒眾的法身慧命也需要我關心，而我的事情，自有其他時間處理；我的生活，自有辦法能力調節。於是我隻好又將自己的時間分割給他們，把書報、文章擱一旁，把公文、信件延到晚上處理，因為他們都很重要！
盡管一些弟子們不忍見我終日繁忙，因此經常建議我參照公務人員朝九晚五的辦公方式，並且隻依照預約的日程行事，不去理會臨時的邀請，然而想到多少徒眾等候我的一句回答，多少弟子期盼我的一聲鼓勵，我雖然不重要，但是卻很有價值，又何忍拒人於千裏之外？所以我每天分秒必爭，精進不懈，為的不過是爭取更多的時間來滿足更多人的需要。
回想自己一生當中，因為能以“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的觀念來待人，不知結了多少人緣，免除多少紛爭，給人多少希望，予人多少歡喜，所以，我一向提倡“你大我小，你有我無，你樂我苦，你對我錯”，人人果能如此，人間何愁有什麽問題不能解決呢！
（一九九四年十月）
即以“素齋談禪”為例，這是我想出來的方便，意在一方麵使各階層人士借著與我對談禪道的機會了解禪的本意，從而覓回心靈活水的源頭，一方麵也讓社會大眾前來認識新落成的台北道場。四十九天的“素齋談禪”下來，大家的反應非常熱烈，所以至今雖然已經結束，但是又應各界要求，在各個別院普遍展開。我本來已經行程忙碌，於今更形緊湊，許多徒眾都笑我自找麻煩，然而我還是自覺有理，因為寺院道場功能的發揮很重要，引導社會大眾去執除迷也很重要，相形之下，我的時間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為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金而舉辦的“書畫義賣會”及“老歌義唱會”，是與“素齋談禪”同樣轟動一時的活動。其實我原本隻是想借著托缽興學方式籌款，然而自從申請建校通過的消息一經傳出，文藝界、演藝界都前來表示支持，因而發起這兩項活動。盡管我素無繪畫雅好，更無演藝歌唱興趣，我還是到各地親自搜集，而且隻要一有時間，就到藏畫室裏欣賞字畫，有時一待就是數小時之久。義賣當天，我更是帶著感恩的心情來到現場，與拍賣**同起伏。老歌義唱時，我坐在前排，心想如果現在有人問我什麽歌最好聽，我一定毫不猶豫地說：不唱歌的時候最好聽！但是世界上不是隻有我一個人存在，大眾的歡喜很重要，文藝界、歌唱界，及各地熱心讚助的人士，他們那份共襄盛舉的善心好意更是重要，這時，我的愛好、我的歡喜又算得了什麽呢！
過去，我每次接獲些微供養，總是涓滴歸公，捐給常住。自從佛光大學建校以後，我一收到信徒的紅包，就想到佛光大學。近來聽說弱勢團體的發展空間備受阻礙，我又將去年一整年撰文出書的稿費、版稅、單銀，以及紅包供養等共計三百萬元，通過監察委員王清峰的安排，贈給六個弱勢團體。
有人問我：“佛光山的建設所費不貲，大學的工程需款更巨，既然自顧不暇，為什麽還要捐給別人呢？”我何嚐不知常住的困難，但是弱勢團體的存在，對於整個社會也有其重要性，更何況如果我們能夠借此拋磚引玉，啟發大眾關懷互助的良知良能，對於人心的潛移默化，更富含重要的意義！尤其，當我回想早年來台之初，那種捉襟見肘的窘狀，使我更能肯定這筆錢所帶來的鼓舞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回憶當年的我，雖然有心振興佛教，奮起民心，然而因為經濟拮據，所以隻得節衣縮食，省下毫厘，累積到相當數目時，才用來購買圖書法物；我還撰寫文稿，編輯佛教雜誌，每當印刷出版，就連夜趕工包裝，好讓讀者及早享受法喜。為了借教育培育僧才，我在千難萬難之下，開辦佛學院。
當時老師不好請，我給予各種優惠禮遇，甚至深更半夜佇立在頭山門，等候遠道而來的外請老師；經費不足時，我到太平間、殯儀館通宵誦經，以貼補學生食宿支出，我在山下煮麵供眾，來籌措研究部辦學資金。那時我因為忙於奔波籌款，而沒時間去醫治腿疾，也忘了背部隱然作痛的內傷，後來竟然不藥而愈。“教運興亡，佛子有責”，我的確非僅口說，而是真心把教運的興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我的為教忘己終於感召了一批青年佛子，誌願和我同心協力，共為續佛慧命而奮鬥不懈。剛當上台灣印刷廠的經理吳先生，跟我出家，共創“佛教文化服務處”，後來隨著我南下高雄，幫忙開山辟嶺，使我無後顧之憂，那就是佛光山現在的住持心平法師；曾經是宜蘭女中高材生的李小姐，負責教務，因為有感於辦學的種種辛苦，而發心剃度出家，參與誦經行列，那就是現在美國西來寺開山的慈莊法師；放棄社會高薪工作的張老師，負責佛學院訓導，每天在課餘時間外出幫忙麵包店包裝月餅糖果，那就是現在的慈惠法師；慈容、慈嘉也將自己在幼稚園教書所得，全部奉獻出來，貼補佛學院開銷。大家在從事教育工作之餘，還要編印、校對《覺世》，處理文物的流通，可說是忙得不亦樂乎。
由於我們師徒都有著共同的使命感，以佛教的前途為重，以個人的利益為輕，佛光山以文教為根本，培養不少人才，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因而得以在三十年間迅速發展。
開山以後，我們應信徒食宿上的需要，陸續建設朝山會館、麻竹園、檀信樓；應信徒谘詢休憩上的需要，設立東禪客堂、信徒服務中心；應信徒信仰上的需要，相繼興建大悲殿、大智殿、地藏殿、普賢殿；最近更應信徒修持上的需要，完成了禪堂、抄經堂、禮懺堂、念佛堂，使得佛光山成為名副其實的四大名山菩薩道場。
就在開山期間，我念及年邁的功德主們多年以來對佛教的貢獻，所以為他們興建佛光精舍，邀請他們來此安養天年；後來附近居民經常將一些失怙的孤兒送來山上，我又發心建築大慈育幼院來養育他們；接著這個信徒要求我們辦一所中學，那個信徒建議我們開一家幼稚園，普門中學、普門幼稚園就這樣地成立起來。其他如佛光診所、萬壽園，也莫不是以大家的需要為前提，一一興設，使得佛光山又成為生、老、病、死都能與諸佛菩薩長相左右的人間淨土。
當初我自覺個人不重要，所以縱然經費有限，也設法滿足信眾的需要，勉力興建各項設施，不料卻使得佛光山更形重要。所以，我常對弟子們說：“光榮應該歸於佛陀，成就應該歸於大眾。”
正因為時時感到自己不重要，所以我不但在建設上盡量滿足眾生的需求，在尋常時，也總是竭盡心力，表達對大家的一片至誠。四十年前在宜蘭弘法時，楊錫銘發心為幼稚園畫壁畫，我整日像學徒一樣跟著他，為他準備畫筆、顏料、調色板、米達尺，待他休息時，還不忘奉上茗茶鮮果，後來，他被我的誠意深深感動，因而皈依三寶，佛門又增添了一位金剛力士。
才華橫溢的《幼獅雜誌》主編朱家駿，為我編輯《覺世》、《今日佛教》時，經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旁陪伴，並且為他下麵，泡牛奶，準備點心。他常和我說：“師父！您先去休息吧！”我還是堅持等到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來襲，我怕他著涼，每次都將自己僅有的一床毛毯拿給他蓋。他有感於我的關懷愛護，不但用心編輯，使《今日佛教》帶動了教界雜誌的進步，也接引了一批文友來學佛。
十年後，我來到高雄，市姑、六姊（蘇陳秀琴）、永記油漆行的張雲罔雀、裕隆印刷廠的曾進等人，也都因為我很有耐心地和他們談論佛法，而結下甚深法緣，從壽山寺到佛光山的開建，迄今三十餘載，護法護僧，從不退心。近年來，高雄縣前縣長餘陳月瑛女士，因為有感於每次來山時我的熱心接待，自己參加國際佛光會不說，還把女兒餘玲雅、兒子餘政憲都一起拉來加入，成為會員。多年來，我深深感到：如果希望別人覺得你很重要，就必須先覺得別人很重要。
過去，我因為感到沙彌是菩提幼苗，為“四不可輕”之一，非常重要，所以蓋了一棟棟很好的校舍給他們讀書。後來覺得男眾的智慧、果斷，具有無限潛力，也很重要，故在北部郊區一塊風景優美的地方，為他們興建一座融和古今的北海道場。繼而又想到女眾的忍耐、柔和，對佛教的貢獻功不可沒，所以也為她們建設現代化的寮房宿舍。而我隻為自己在傳燈樓走廊的過道上，加蓋一間起居室，不知不覺地住了十餘年。直到一九九一年，心平為我另外建了一座美輪美奐的開山寮，參觀者無不讚歎，此雖非生性儉樸的我心中所願，但是也說明了盡管自覺不重要，隻要肯為人著想，自然會有人發覺你的重要，所以我們為人處事，不必患人之不重己，而應患己之不重人。重人而後人重之，這正合乎佛法裏所謂“因緣果報”的真理。因此，你重要，他重要，簡而言之，就是“心中有佛”最重要！
昔時，佛印禪師以佛眼視眾生，所以蘇東坡在他的眼裏，也是一尊佛。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弟子徒眾也如同佛祖一般地尊貴。
常常這個弟子向我建議必須要見某甲，因為某甲對道場貢獻很大，希望我當麵讚揚褒獎，以資鼓勵；那個信徒也來和我推薦一定要見某乙，因為某乙具有未來性，希望我能將他度入佛門。其實，我知道某甲、某乙固然重要，引介的弟子、信徒更為重要，他們的建言如果獲得重視，心中就會非常地歡喜，所以盡管行程緊湊，我也安插時間，依言接見，不予拒絕。凡此，都必須先要覺得自己不重要。
有時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閑，想要好好地待在寮房裏閱書報，改文章，看公文，回信件，不料這個單位的主管請我前往巡視指導，那個道場的住持也邀我為住眾開示。念及弟子的工作法務都很重要，徒眾的法身慧命也需要我關心，而我的事情，自有其他時間處理；我的生活，自有辦法能力調節。於是我隻好又將自己的時間分割給他們，把書報、文章擱一旁，把公文、信件延到晚上處理，因為他們都很重要！
盡管一些弟子們不忍見我終日繁忙，因此經常建議我參照公務人員朝九晚五的辦公方式，並且隻依照預約的日程行事，不去理會臨時的邀請，然而想到多少徒眾等候我的一句回答，多少弟子期盼我的一聲鼓勵，我雖然不重要，但是卻很有價值，又何忍拒人於千裏之外？所以我每天分秒必爭，精進不懈，為的不過是爭取更多的時間來滿足更多人的需要。
回想自己一生當中，因為能以“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的觀念來待人，不知結了多少人緣，免除多少紛爭，給人多少希望，予人多少歡喜，所以，我一向提倡“你大我小，你有我無，你樂我苦，你對我錯”，人人果能如此，人間何愁有什麽問題不能解決呢！
（一九九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