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博士在美國留學時的老師——大教育家杜威先生曾說:“我們要重新估定價值。”這句話對於我思想的開拓有著很大的影響,使我在麵對佛教、人生,乃至於社會的種種問題時,都能從各方麵予以評估定位,從而也促進了自己日後佛教事業的發展。


    如今回想自己之所以能夠很快地接受“重新估定價值”這句話的含義,並且善巧地應用在日常生活裏,是因為我有幸進入佛門,發現所見所聞竟然都與紅塵世俗的觀念大相徑庭,令我耳目為之一新。佛法裏苦、空、無常、無我的真諦,使我覺悟世間的虛妄假相,“重新估定”人生的“價值”,因而發心向道。


    所以,當世人以前進顯達為榮耀,以擁有越多的名利為幸福,以追求感官刺激為快樂,以自我為中心來待人接物時,我卻想在謙遜忍讓中養深積厚,在無求無得中享有浩瀚的三千大千世界,在泯除對待中得到無邊的法喜禪悅,在犧牲奉獻中融和人我,自覺獲益更多。


    雖然我習幹“以退為進,以無為有,以空為樂,以眾為我”的理念,但是我不因循舊例,墨守成規,我也不滯於頑空,談玄說妙,我更不會人雲亦雲,惑於眾議。我時時刻刻都在考量過去的傳統,觀察現實的環境,思維佛教的前途,“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調整向前邁進的腳步。


    太虛大師對佛教提出的興學理念——“教產革命,教製革命,教理革命”,成為我最早心儀的複興佛教之不二法門。


    二十三歲那年來到台灣以後,目睹惶惶人心飄泊無依,正信佛法隱而不彰,便考慮要循序漸進地改革教界弘法方式,使佛教通俗化、大眾化、文藝化、生活化,期能擴大利生的層麵與深度。於是,我將以往口頭相傳的梵唄歌讚一一整理,譜曲填詞。我把過去一再翻印的經典加注新式標點,予以白話解釋。我用黑板、白板、幻燈片、投影機作為輔助弘法的道具,讓聽眾易於明白經義。我以梵音、佛舞、鍾鼓、獻供串場,加強大座講經的**效果。這就是我“重新估定價值”的成效。


    自出家以來,至今已曆五十五載,其中最令我感慨的,是一些佛門人士在實踐教義的時候,以辭害意,斷章取義。例如把佛教說的五欲,解釋為“地獄五條根”,又說“愛不重不生娑婆”,其實古人所雲,主要是在提醒大家不要耽溺沉淪其中,可是古往今來一些佛教人士卻矯枉過正,什麽都排拒不要,穿著崇尚破爛,捐款不留姓名,飲食刻意粗劣,乃至主張不吃不睡,以此為開悟要門。有些人在講經弘法時,指夫妻為冤家,說兒女是討債鬼、金錢是毒蛇、人間為穢土、娑婆如牢獄、三界如火宅,使得一些原本有心學佛的人聽了以後,退避三舍,躑躅不前。


    所謂:“求名當求天下名,計利當計天下利。”我覺得隻要有利眾生者,淨財是多多益善,善名應廣為遠播,色相的**有其必要。而菩提道長,食物的營養正可以滋補色身,睡眠的休息也是為了要走更長遠的路途。雖說情愛如繩索,能束縛身心,又如苦海,能令人傾覆滅頂,但是如果大家能運用慈悲智慧,將兒女私情、手足之誼升華為道情法愛,則菩提眷屬正可以在修行路上互相提攜,豈不美哉!


    勝鬘王後、鹿母夫人奉行大乘佛道,除了相夫教子之外,教兒童,建道場,也做了許多佛化事業;頻婆娑羅王、須達長者興設講堂精舍,禮請佛陀說法,度眾無數;維摩居士辯才無礙,是佛教著名的護法大士,盡管他有妻子兒女、田園舍宅,但並不妨礙他的修行弘法,雖然他經營商業,賺取俗利,卻以無量資財攝諸貧民;經典裏描述觀世音菩薩披瓔戴路,法相**,二六時中恒以自己的名號,尋聲救苦,普濟天下有情,得到世人無限的尊敬;佛陀的相好光明,淨土的富麗堂皇,又令多少眾生慕道得度;大珠慧海禪師以“饑則食,困則眠”為用功之道,不但無損於他的行儀,反而令後人更加確信修行隻在日常生活之中。


    因此,我興設美輪美奐的殿堂樓閣、花樹庭園,接引信徒香客、十方大眾;我建立優雅舒適的朝山會館、檀信大樓,提供素齋妙味、休憩處所;我用種種方便,宣揚佛教;我殫精竭慮,弘傳真理;凡有活動,我邀請夫妻連袂出席;舉行法會,我鼓勵全家一齊參加;從育幼院的孤兒到救濟院的老人,從佛光診所到雲水醫院,從托兒所到萬壽園,從技藝訓練到禪淨共修,我為解除生老病死之苦,而興辦各種慈善事業。我覺得人間未必是穢土,淨土也不一定是死後才能往生。隻要有心,我們在現世也可以建設一方淨土,讓有誌之士都能在這裏長養身心,同享法樂。


    《金剛經》雲:“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又說:布施四句偈比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的功德還要多。我們發心度眾,並不是光用物質來施舍,最重要者,還是必須從文化教育著手,使廣大的眾生都能達到心靈的解脫。所以,其他寺院道場喜歡興建佛殿,我卻積極建設講堂、禪堂、會議室、圖書館、視聽中心……其他道場在慈善、經懺上大力用心,我卻寧可默默無聞地發行雜誌刊物,出版三藏經典,興辦佛教學院,培養弘法人才。


    雖然所有這些為弘法利生而興建的設施,可謂所費不貲,但是我並不因此而特別青睞出手闊綽的財主富豪,反而樂於接受市井小民的微薄捐款,甚至我一向主張“儲財於信徒”,拒收信徒們超過經濟能力的奉獻。一張百萬元支票的布施與千人的百元布施,看來似乎價值相等,但是比較起來,我更喜歡後者,因為小額的布施能夠源源不斷,生生不已,不但持續長久,而且可以廣結善緣,使大家都有種植福田的機會。


    馬祖道一禪師創設叢林,以安禪僧;百丈懷海禪師訂立清規,鞏固僧團。由是宗門益盛,轉化無窮,組織與製度對於佛教發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隻可惜後世佛子不懂得以現代的觀點賦予嶄新的生命,使得祖師大德的美意創舉徒然付諸曆史文字,而束之高閣,誠為可歎!


    一九六七年,我辟建佛光山,即著手規劃組織,訂立製度,在當時沒有受到重視。多年以後,島內外的佛教團體、專家學者,卻紛紛來山從事研究。後來因為常住人眾越來越多,法務也越來越繁,時代更是越來越新,我自知其中需要改進之處仍有許多。還好心平、慈莊、慈惠、慈容、心定等弟子們都能秉持著如履薄冰的態度,時刻注意環境的變遷,經常檢討修訂既有的章程計劃,使得佛光山永遠充滿著蓬勃的朝氣。


    一九九二年,我成立國際佛光會,將在家信徒團結起來,共同為佛教的發展而努力奮鬥。我不但辦理各種研習營,訓練他們各種能力,而且設立獎評製度,鼓勵他們講經說法。這種空前的創舉,當然也在教界裏引起了爭議,有些人認為,這種做法使得千百年來僧伽所掌握的教權釋放無餘,將會造成不測之亂。但是我卻認為,過去佛教主要靠出家人來弘揚發展,固然有其時代的背景因素,然而時至今日,佛教已經傳播到全球五大洲,僅憑少數出家人的努力顯然不足。再說隨著教育的普及,在家眾中,才學豐富者也不在少數,大家何不敞開心胸,彼此尊重,相互融和,在一個教主佛陀的感召之下統一起來,在一個人間佛教的信仰之下動員起來?


    我不但對於佛教的一切“重新估定價值”,對於其他宗教,乃至民間信仰,我也抱持同等態度。三十年前,雲林縣媽祖宮想加入佛教會,遭到拒絕,我曾挺身而出,為其說項未成,至今深感遺憾。早年一些神道教團體,用轎子抬著神明,來佛光山禮佛,大雄寶殿的殿主麵有難色。我得知後,也諄諄開導徒眾:人類都可以拜佛,神明為什麽不行呢?在佛世時,天龍八部都是三寶的虔誠弟子、佛教的護法神明,隻是這些曆史隨著時光的流轉,久已被人忽略,我覺得現在佛教理應為這些民間信仰定位安身。所以,當吉隆坡的一間天後宮邀我前往主持供佛齋天法會時,我欣然赴約,後來,當地的神道寺廟都與佛教一直維持著良好的關係。前雲林縣佛教會理事長郭慶文先生邀我為媽祖填詞寫歌時,我也歡喜應允,如今郭先生雖已逝世,多年來我卻一直在心中醞釀,未曾稍忘。


    雖說生存是眾生的權利,但是也不可以一概而論,濫行慈悲。例如放生,本來是一樁美事,然而卻往往被商人利用作為賺錢的工具,把飛禽走獸捕了又放,放了又捕,徒然使這些野生動物的身心受盡傷害。尤有甚者,放生的時空不對,也常常影響到生態的發展,乃至禍及人類。多年以前,曾有信徒前來佛光山,將一袋烏龜倒在放生池裏,未幾,將魚兒全都咬死。過去,大雄寶殿後麵是草地果園,也曾有香客半夜把毒蛇帶往放生,危及大眾生命安全。還有一些遊人來山放生鳥雀,因為翅膀還沒長硬,求生技能未臻成熟,一放出籠外,立刻遭到弱肉強食的命運,見之令人心悲!看來對於生權的維護,大家應該“重新估定價值”,最好是能慎之於始,以真正愛生、護生、尊重生命的態度來代替放生的表相行為。


    隨著時移世遷,過去的一些觀念已被“重新估定價值”。例如,過去女子無才便是德,如今女強人卻比比皆是;以往女子嫁人講求門當戶對,現在卻注重對方的幽默情趣;過去父母重視子女的物質生活,如今也開始強調思想的啟迪;以往學校注重升學率的高低,現在也著手關懷生活上的教育。


    目前,社會上還有許多有待商榷的現象,都值得我們深思考量,“重新估定價值”。例如,隻要孩子不要爹的未婚媽媽、在父母望子成龍的心態下被送出國的小留學生、青年男女一窩蜂“跟著感覺走”的時代潮流等等,如果我們繼續任由發展,甚或全盤接受,恐將形成社會的亂源。


    經雲:“法無定法。”又說:“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我們必須跟著社會的脈搏一起跳動,在思想上有所更新,在行為上與時俱進,然而我們也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才不會被眩目的浪花吞噬淹沒,尤其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裏,我們是進是退,是行是止,更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揀擇判斷,所以無論什麽,都要“重新估定價值”!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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