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隻是初期的一種分配方式，之所以采取這樣的分配方式，主要是能夠保持傳統意義上的利益分配，對於經濟穩定具有一定的意義。
未來工業自動化程度會逐步提高，雖然不太可能全部消滅勞動崗位，但是大幅減少還是可以做得到的，有些企業為了避免自己被收取勞動崗位補貼，將會對高度自動化的設備比較青睞。
所以中期會采取兩種方式，一種就是前麵說的，按照企業所使用的勞動力來獲取離崗補貼，這種方式主要是針對服務業。
因為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服務業是最難實現自動化的行業，不管如何都會需要勞動者參與其中，這就意味著勞動崗位將不會有明顯的減少。
而且服務行業，特別是百姓日常服務業，將來的主要成本還是來自人力成本，采用這種模式，更能夠度量服務業的價值。
另一種就是針對未來自動化程度更高的工業、農業企業的，可以按照企業營收的比例來征收，可以將勞動崗位合並進去一起計算，從而能夠保證將普通大眾的補償收上來。
至於最終采取什麽措施，我們目前還無法定論，不過我覺得還是成立一個全國經濟利益分配委員會，對全國經濟利益進行統一利益分配。
這個組織裏麵應該包括政府、企業代表、公民代表等，能夠代表社會各個階層和角色的人，根據當時的全國經濟發展情況，製定未來較短時間內的利益分配問題。
這樣更加能夠具備代表性，不過由於各個階層利益可能難以短時間達成一致，就必須要有相對完善的機製，來保證利益分配合理且能夠達成一致。
利益分配最忌諱的也是極度損害一方利益，例如為了保證普通民眾的利益，就大幅損害企業利益，這會讓企業經營陷入困境，經濟發展會陷入困境。
也不能為了保證企業的利益就損害普通民眾的利益，這樣會讓經濟越發展越會陷入死胡同，不僅資本會內卷，而且還會造成社會問題。”趙一補充說道。
事實上不管是什麽方式，都需要保證社會利益的公平分配，所以分配方式並不是重點，重點是要形成這樣的社會共識。
隻有達成了這樣的社會共識，才能夠在新變化出現的時候，能夠及時調整社會分配方式，一成不變的製度並不是好製度，因為任何製度都不可能保證永遠不過時。
就算是他上麵提到的兩種，也隻是參考，並不代表未來就一定是這樣的，這也是他要執意提前推行這項計劃的原因之一。
就是想要看看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種方式否是是最佳的，實踐出真知，隻有在實踐當中不停的調整，才能夠達到相對準確且平衡的效果。
就算是按照上麵的原則和方式來分配利益，也是需要看到底給予什麽比例的分配，才能夠既保證民眾的利益，又可以保證企業持續發展的利益。
這種情況並不是拍腦袋決定的，甚至未來還有可能在稅收上麵做調整，這就形成了三方利益分配，政府、企業和百姓，這三者的利益都需要得到一定的保證。
而三者利益的平衡與否對社會持續發展是非常很重要的，壓縮任何一方的利益，時間一長都有可能出現問題。
政府的利益是保證社會公共服務的基礎，如果政府獲得財政收入減少，必然會導致社會公共服務受到影響，就算是百姓拿到了很多錢，生活也不一定就能夠幸福。
當然政府分配的利益過多，必然也會壓縮其他兩者的利益，帶來的問題也同樣很嚴重，民眾實際拿到的收入減少，企業獲得的實際利潤減少。
企業的利益是保證社會生產的持續發展的基礎，畢竟現代社會的生產組織是以企業為基礎的，如果企業利益受損，必然會導致企業發展乏力，社會生產也就越發陷入死胡同。
當然，企業的利益過高，也是存在問題的，這會導致社會消費不足，企業會發現錢越來越難賺，原本的利益也會逐漸的消逝。
最重要的是，由於企業利益分配過多，導致企業資本盈餘大增，而社會消費不足，導致企業生產過剩，最後大量盈餘的資本為了獲得利益，不得不出現嚴重的競爭關係，這就是資本內卷形成的主因。
最後的結果，就是大家誰也不想要好過，但是企業家畢竟是少數人，社會出現了問題，可能首先就要拿這幫人開刀。
別覺得冤枉，這個社會本就沒有絕對的正義，所謂的正義就是符合大眾利益，符合社會發展要求，而非正義就是妨礙的大眾利益，那麽資本家被拿來開刀也就沒有什麽冤枉的說法。
這也是他作為一個企業家或者說是資本家，卻如此高度重視全社會利益分配的問題，而不是作為守財奴，覺得自己出力最多，自然也就天然分配的利益最多。
這個想法一定程度上是對的，但是卻不是絕對的，如果自己獲得利益影響了社會利益分配的平衡，那麽這就是罪過。
正是深知這一點，為了長遠發展的需要，他才會如此注重利益分配的事情，特別是到了他現在這種程度，利益分配甚至可以說是他的核心關注點。
其實絕大部分民眾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能夠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方麵是物質生活的自由度較高，另一方麵則是精神生活的相對富足。
前者可以通過利益分配的方式來達成，隻要大家都覺得自己生活當中似乎不是特別缺錢，能夠生活的很好，雖然買不起奢侈品牌，但是其他的卻是沒有太大的困難。
奢侈品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收割高收入人群的財富，和普通人沒有太大的關係，前世那種拿著工薪階層的收入，卻總是惦記奢侈品牌的包包，說明腦子有嚴重的問題。
而精神富足，在於強健的體魄，豐富的學識，這方麵的工作他也在積極的布局當中，例如高校招生大幅提升，城市體育場所的建設等等。
可以說，在中國房屋公司的城市化建設當中，體育鍛煉場所、學校和醫院，算是最多的公共服務設施，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
基本上每個小區都會有一個小型體育場所，幾個小區就會有很多室內體育場館，而學校更是如此，基本上能夠滿足周圍所有小區居民孩子的入學需求。
這是秉持他的理念，這種公共服務設施，寧願有富餘，也不能不夠用，因為按照當前的需求來決定建設計劃，是無法跟上時代發展的需要。
所以在進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時候，都是按照周圍能夠居住的最大人口數量來計算的，確保未來也能夠滿足周邊居民的需求。
其實為未來做的一些準備，他其實都在默默的準備當中，至於未來是不是會按照他預想的發展，這就不是他能夠決定的。
盡人事，聽天命，在自己能夠做好的地方做好，這就已經足夠了，至於未來如何，就看社會如何發展了，就如天問書社在每一個縣級行政區劃以上都建設圖書館是一個道理。
老人雖然聽了他說的話，也是點了點頭，但是並不表示他就最終認可他的這些利益分配方式，最多就是姑且讓他這樣先試試。
不過根據他的描述看得出來，他確實是對利益分配進行了一定的思考，這就讓他比較放心，就怕他不管不顧，就直接開幹，這樣就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至於第一種利益分配方案，是最保守的，也是最符合當前的社會生產關係的方式，至少這種分配，不會造成太大的混亂。
“你有沒有考慮過，如果機器人能夠頂替大部分普通人的工作，那麽政府裏麵也會有一大部分人需要離崗，就算不離崗，也會讓很多人加入到企業當中來。”老人問道。
政府工作其實很多崗位是可以使用機器人替代的，甚至可以說90%以上的崗位，都是機器人能夠勝任的。
如果企業職工離崗就能夠拿工資的話，那麽必然會影響政府的運作，當不怎麽工作就可以拿到不菲的薪酬，就會有很強的虹吸效應。
到時候不在這個體係內的人，都會不自覺的會被這個體係所吸引，包括政府以及不在這個體係內的企業，都會受到影響。
好逸惡勞是人的天性，甚至可以說是所有生物的天性，就和趨利避害是一樣的，雖然政府很多工作並不是很辛苦，但是哪有在家就可以拿工資來的好。
更何況越是政府基層工作越是辛苦，拿的薪水還不是很多，到時候必然會丟失一大批基層工作人員，這是可以看得見的。
到時候政府就算不想使用機器人來代替這些工作都是不可能的，不然的話就意味著政府沒有辦法正常為百姓提供公共服務。
這就會導致整個政府運作體係將會發生很大的轉變，到時候也需要政府不停的做出調整，以適應社會發生的新變化。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隻能在機器人能夠勝任的崗位使用機器人替代，總不能要求政府所有人員一定要做這份工作。
當然，也可以提供更高的薪水，但是這樣必然會增加政府開支，也會引起社會普通百姓的不滿，屬於弊大於利的做法。
而且機器人參與基層工作，反而可以防止腐敗情況，解決百姓問題更加的有耐心，處理結果也更加能夠讓百姓信服。
畢竟機器人處理這些事情隻會是按照規矩辦事，不會有任何私心，也沒有利益關係，對於百姓來說更加的容易讓他們相信。
而在政府體係內，更加容易確認責任人，因為機器人執行的事情，肯定是根據正式文件來執行命令的，不是正式文件，他們是不會執行的。
這和人類不一樣，人類為了自身利益等關係，就是上級下達不符合要求的口頭命令，也會執行，甚至出問題了，還自己背鍋。
從這角度來說，機器人參與更多基層崗位是有利於政府治理的，也算是在政府權力層和百姓之間築起一道防護欄。
任何有危害百姓利益或者是有違中央指示精神的命令和政策，在機器人執行層麵就會被攔下，不會波及到群眾當中去。
而且這也會讓更高層主管單位和領導，能夠及時了解治下基層發生的問題，對於整個政府的治理是有非常大好處的。
任何政府想要長久治理這個國家，都必須要得到百姓的認可和支持，而在執政過程中的廉潔奉公是最基本的，也是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必要條件。
如果是由機器人來作為執行層，隻要中央在治理架構上麵是符合廣大百姓利益的，那麽在下麵執行的時候，必然不會發生明顯的荒腔走板。”趙一說道。
“那這些被機器人頂替的政府職員，就做離崗處理？”老人問道。
“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穩妥的辦法，雖然確實是可以將這些被頂替的職員加入到企業體係當中來，這樣可以有效的減少政府行政開支。
但是機器人固然有其優秀的一麵，隻是機器人畢竟是機器人，萬一那天出現了問題，不能夠及時的補救，那麽人類就需要能夠頂上去，不然就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
雖然我覺得這種情況可能百年也難見到，但是一旦見到，就有可能是大問題，因為那時候社會方方麵麵都和機器人體係離不開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讓機器人來代替人來工作，但是卻不能讓人類完全失去接管社會工作的能力，這是非常危險的。
人類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是沒有錯的，但是絕對不能夠將自身的命運交給機器人身上，不管社會如何發達，人類自身都是社會最後的後盾。
所以政府很多工作確實是可以讓機器人替代，但是政府絕對要保證一旦整個機器人體係停止運轉的話，政府能夠短時間內接管下來，保證政府提供的基礎公共服務不受影響。
這也是為什麽我不建議由政府來對企業征收高額的稅收，然後再由政府統一給民眾進行利益分配，這樣政府能夠起到的作用更大，重要性也更強。
但是這樣的利益分配，就是將企業和民眾隔離開來，如果不出現問題的話，自然是萬事大吉，如果出現了問題，那麽將會是山呼海嘯般的影響。
想想看，所有的企業都停止了運作，物質將會出現短缺，企業提供的服務無法使用，這對於習慣了現代化的百姓來說，簡直是一場災難。
如果這個災難短時間內無法解決，那麽社會不可避免的就會出現動蕩不安，原本井然有序的社會，瞬間就會失序，帶來的後果將會是非常的嚴重。
別說是一兩年，哪怕是社會停擺一個禮拜，就會出現混亂，因為那時候民眾的慌張就會導致很多問題，而到時候政府無法有效管理，企業無法恢複，想象後果就非常可怕。
所以我才建議采取離崗補貼的方式，讓離崗人員還是會和社會勞動崗位有聯係，這樣一旦出現問題，至少能夠短時間內讓離崗人員各司其職，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
隻要社會穩定下來，再解決問題就非常的從容，就算是無法完全解決問題，重新架構一個體係，也是有足夠時間的。
其他的企業我無法做出決定，未來凡是我旗下企業離崗的職工，每年至少需要花費兩個月的時間參與企業勞動當中來，可以選擇他們感興趣的企業經營崗位來實踐。
這樣可以保證企業離崗後，依然不會和企業經營脫節，對企業經營情況有所了解，到時候也能夠根據他們實踐的水平和崗位，在緊急關頭可以直接頂上來。
所以我覺得政府未來也是可以采取這種方式，每年必須要在政府某個崗位上麵跟著機器人完成多少個小時的實踐工作。
這樣才能夠在下一年度拿到全額的補貼，不然就會根據情況減少補貼，這樣也有利於預防社會的墮落。”趙一說道。
雖然他的理想是每個人在生活富足的情況下，將心思花在實現自身理想和為社會做出自己貢獻上麵，但是這畢竟隻是理想。
總會有人比較喜歡做鹹魚，甚至比例還有可能很大，說實話，這些人其實對於社會的發展沒有太大的意義，如果連孩子都不願意生的話，那就真的是一無是處了。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必須要有強迫性的政策，讓他們不得不參與勞動，雖然在機器人麵前，他們的勞動不一定就有意義，但是卻可以維持一定的社會活力。
至少在關鍵時刻，這些人也可以拉出來頂上去，如果連這點作用都沒有的話，那真的連鹹魚的價值都不如。
這顯然是和他的想法相違背的，如果結果和理想差距太遠，那麽這樣的社會肯定是不健康的，必然在未來的某一個時間節點出現嚴重的問題。
至於政府未來的管理模式，他所說的也隻是他設想的，具體如何做，他隻能提建議，但是決定權不在他這邊，不過他是希望能夠形成一個新的有效的政治治理架構。
機器人大規模的使用，之所以被稱為是社會變革，就是因為影響非常大，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麵麵，甚至可能連他們現在想象不到的地方，也會悄然發生變化。
所以老人經過他這麽一說，對他提前進行小規模推廣的計劃，就沒有再說什麽，因為這是最穩妥的辦法，而且從他的話裏麵，也是做了相關的安排，並不是毫無準備。
“那你準備如何開展小規模的試點？”老人想了想，便問道。
既然是開展小規模的試點，必然要有所選擇，如果他旗下的企業全部一下子上馬，那就不是小規模的試點了，而是大規模的執行了。
因為他旗下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太高，提供的就業崗位也是全國最多的，國內勞動力絕大部分都是和他旗下企業有關聯。
所以選擇哪個行業或者是哪個企業作為初期試點，也能夠看的出來他的想法，而且不同的行業初期試點帶來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關於這個問題，他其實也考慮過，他覺得目前比較合適的行業就是服飾紡織製造業，涉及的企業就是華龍服飾公司和浣紗紡織公司。
一是這些製造業工人的技術難度並不是很高，加上這個行業本身就有一定的自動化水平，替換起來更加的簡單一些。
二是我國紡織服飾行業的從業人員規模還是比較大的，總體達到了1500萬人左右，其中初期可以替換的工作崗位高達1400萬人以上。
剩下的要麽是研發崗位，要麽是設計崗位，或者是服務型崗位，一時半會兒不好替換，就算是能夠替換，花費的成本要比工廠製造替換高得多。
畢竟1萬元的機器人和10萬元的機器人，成本差距是10倍，就收益率來說，兩者之間的差距還沒那麽大，保留這些崗位對企業來說，更加的有利。
而且這麽安排，對於玄天科技公司來說壓力也比較合適，既不會因為需求太小，導致產能浪費，也不會因為短時間內規模太大，造成資金壓力。
“我準備一開始在華龍服飾公司和浣紗紡織公司進行推廣，將體力勞動崗位全部替換，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比較理想的話，再進一步在其他企業進行推廣。”
“我看那些工地上的勞動者要比工廠裏的工人要辛苦的多，為什麽不率先在建築行業開始呢？”老人問道。
聽到老人這麽問，趙一立即說道：“這是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第一個方麵就是這個群體就業規模非常大，初期替換的話，對玄天科技公司造成很大的壓力。
而且這些建築勞動者，不是和中國房屋公司形成直接勞動關係，處理起來相對複雜，而服飾紡織業我們掌握的自主權更大，推動起來更加的得心應手一些。
這樣更加有利於我們及時發現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利於總結經驗，為進一步推廣做好準備，而在第三方企業裏麵推廣，就沒有那麽方便。
第二個方麵就是目前從事建築業的大部分都是農村地區出來的，如果直接進行替換，都直接回農村去了，對於目前的城市化有點不利，城市將會沒有足夠的人口。
而且他們文化層次目前不高，雖然中國教育公司開展了相關的教育培訓，但是時間尚短，效果並沒有那麽突出。
如果他們這些人白拿錢，自我學習的能力較弱，所以需要中國教育公司加把勁，努力把他們的認知層次提高，這樣也有利於獲得更高的收入。”
說到底，他覺得在工廠上班的勞動者普遍要比在工地上班的勞動者更加的遵守規矩，這是由他們長期從事的行業特點造成的。
為了避免一些問題，或者是為了穩妥起見，先在工廠執行這個計劃，更加的保險一些，減少未來出現的波折，有利於長期推廣計劃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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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工業自動化程度會逐步提高，雖然不太可能全部消滅勞動崗位，但是大幅減少還是可以做得到的，有些企業為了避免自己被收取勞動崗位補貼，將會對高度自動化的設備比較青睞。
所以中期會采取兩種方式，一種就是前麵說的，按照企業所使用的勞動力來獲取離崗補貼，這種方式主要是針對服務業。
因為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服務業是最難實現自動化的行業，不管如何都會需要勞動者參與其中，這就意味著勞動崗位將不會有明顯的減少。
而且服務行業，特別是百姓日常服務業，將來的主要成本還是來自人力成本，采用這種模式，更能夠度量服務業的價值。
另一種就是針對未來自動化程度更高的工業、農業企業的，可以按照企業營收的比例來征收，可以將勞動崗位合並進去一起計算，從而能夠保證將普通大眾的補償收上來。
至於最終采取什麽措施，我們目前還無法定論，不過我覺得還是成立一個全國經濟利益分配委員會，對全國經濟利益進行統一利益分配。
這個組織裏麵應該包括政府、企業代表、公民代表等，能夠代表社會各個階層和角色的人，根據當時的全國經濟發展情況，製定未來較短時間內的利益分配問題。
這樣更加能夠具備代表性，不過由於各個階層利益可能難以短時間達成一致，就必須要有相對完善的機製，來保證利益分配合理且能夠達成一致。
利益分配最忌諱的也是極度損害一方利益，例如為了保證普通民眾的利益，就大幅損害企業利益，這會讓企業經營陷入困境，經濟發展會陷入困境。
也不能為了保證企業的利益就損害普通民眾的利益，這樣會讓經濟越發展越會陷入死胡同，不僅資本會內卷，而且還會造成社會問題。”趙一補充說道。
事實上不管是什麽方式，都需要保證社會利益的公平分配，所以分配方式並不是重點，重點是要形成這樣的社會共識。
隻有達成了這樣的社會共識，才能夠在新變化出現的時候，能夠及時調整社會分配方式，一成不變的製度並不是好製度，因為任何製度都不可能保證永遠不過時。
就算是他上麵提到的兩種，也隻是參考，並不代表未來就一定是這樣的，這也是他要執意提前推行這項計劃的原因之一。
就是想要看看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種方式否是是最佳的，實踐出真知，隻有在實踐當中不停的調整，才能夠達到相對準確且平衡的效果。
就算是按照上麵的原則和方式來分配利益，也是需要看到底給予什麽比例的分配，才能夠既保證民眾的利益，又可以保證企業持續發展的利益。
這種情況並不是拍腦袋決定的，甚至未來還有可能在稅收上麵做調整，這就形成了三方利益分配，政府、企業和百姓，這三者的利益都需要得到一定的保證。
而三者利益的平衡與否對社會持續發展是非常很重要的，壓縮任何一方的利益，時間一長都有可能出現問題。
政府的利益是保證社會公共服務的基礎，如果政府獲得財政收入減少，必然會導致社會公共服務受到影響，就算是百姓拿到了很多錢，生活也不一定就能夠幸福。
當然政府分配的利益過多，必然也會壓縮其他兩者的利益，帶來的問題也同樣很嚴重，民眾實際拿到的收入減少，企業獲得的實際利潤減少。
企業的利益是保證社會生產的持續發展的基礎，畢竟現代社會的生產組織是以企業為基礎的，如果企業利益受損，必然會導致企業發展乏力，社會生產也就越發陷入死胡同。
當然，企業的利益過高，也是存在問題的，這會導致社會消費不足，企業會發現錢越來越難賺，原本的利益也會逐漸的消逝。
最重要的是，由於企業利益分配過多，導致企業資本盈餘大增，而社會消費不足，導致企業生產過剩，最後大量盈餘的資本為了獲得利益，不得不出現嚴重的競爭關係，這就是資本內卷形成的主因。
最後的結果，就是大家誰也不想要好過，但是企業家畢竟是少數人，社會出現了問題，可能首先就要拿這幫人開刀。
別覺得冤枉，這個社會本就沒有絕對的正義，所謂的正義就是符合大眾利益，符合社會發展要求，而非正義就是妨礙的大眾利益，那麽資本家被拿來開刀也就沒有什麽冤枉的說法。
這也是他作為一個企業家或者說是資本家，卻如此高度重視全社會利益分配的問題，而不是作為守財奴，覺得自己出力最多，自然也就天然分配的利益最多。
這個想法一定程度上是對的，但是卻不是絕對的，如果自己獲得利益影響了社會利益分配的平衡，那麽這就是罪過。
正是深知這一點，為了長遠發展的需要，他才會如此注重利益分配的事情，特別是到了他現在這種程度，利益分配甚至可以說是他的核心關注點。
其實絕大部分民眾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能夠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方麵是物質生活的自由度較高，另一方麵則是精神生活的相對富足。
前者可以通過利益分配的方式來達成，隻要大家都覺得自己生活當中似乎不是特別缺錢，能夠生活的很好，雖然買不起奢侈品牌，但是其他的卻是沒有太大的困難。
奢侈品的存在，本身就是為了收割高收入人群的財富，和普通人沒有太大的關係，前世那種拿著工薪階層的收入，卻總是惦記奢侈品牌的包包，說明腦子有嚴重的問題。
而精神富足，在於強健的體魄，豐富的學識，這方麵的工作他也在積極的布局當中，例如高校招生大幅提升，城市體育場所的建設等等。
可以說，在中國房屋公司的城市化建設當中，體育鍛煉場所、學校和醫院，算是最多的公共服務設施，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
基本上每個小區都會有一個小型體育場所，幾個小區就會有很多室內體育場館，而學校更是如此，基本上能夠滿足周圍所有小區居民孩子的入學需求。
這是秉持他的理念，這種公共服務設施，寧願有富餘，也不能不夠用，因為按照當前的需求來決定建設計劃，是無法跟上時代發展的需要。
所以在進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時候，都是按照周圍能夠居住的最大人口數量來計算的，確保未來也能夠滿足周邊居民的需求。
其實為未來做的一些準備，他其實都在默默的準備當中，至於未來是不是會按照他預想的發展，這就不是他能夠決定的。
盡人事，聽天命，在自己能夠做好的地方做好，這就已經足夠了，至於未來如何，就看社會如何發展了，就如天問書社在每一個縣級行政區劃以上都建設圖書館是一個道理。
老人雖然聽了他說的話，也是點了點頭，但是並不表示他就最終認可他的這些利益分配方式，最多就是姑且讓他這樣先試試。
不過根據他的描述看得出來，他確實是對利益分配進行了一定的思考，這就讓他比較放心，就怕他不管不顧，就直接開幹，這樣就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至於第一種利益分配方案，是最保守的，也是最符合當前的社會生產關係的方式，至少這種分配，不會造成太大的混亂。
“你有沒有考慮過，如果機器人能夠頂替大部分普通人的工作，那麽政府裏麵也會有一大部分人需要離崗，就算不離崗，也會讓很多人加入到企業當中來。”老人問道。
政府工作其實很多崗位是可以使用機器人替代的，甚至可以說90%以上的崗位，都是機器人能夠勝任的。
如果企業職工離崗就能夠拿工資的話，那麽必然會影響政府的運作，當不怎麽工作就可以拿到不菲的薪酬，就會有很強的虹吸效應。
到時候不在這個體係內的人，都會不自覺的會被這個體係所吸引，包括政府以及不在這個體係內的企業，都會受到影響。
好逸惡勞是人的天性，甚至可以說是所有生物的天性，就和趨利避害是一樣的，雖然政府很多工作並不是很辛苦，但是哪有在家就可以拿工資來的好。
更何況越是政府基層工作越是辛苦，拿的薪水還不是很多，到時候必然會丟失一大批基層工作人員，這是可以看得見的。
到時候政府就算不想使用機器人來代替這些工作都是不可能的，不然的話就意味著政府沒有辦法正常為百姓提供公共服務。
這就會導致整個政府運作體係將會發生很大的轉變，到時候也需要政府不停的做出調整，以適應社會發生的新變化。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隻能在機器人能夠勝任的崗位使用機器人替代，總不能要求政府所有人員一定要做這份工作。
當然，也可以提供更高的薪水，但是這樣必然會增加政府開支，也會引起社會普通百姓的不滿，屬於弊大於利的做法。
而且機器人參與基層工作，反而可以防止腐敗情況，解決百姓問題更加的有耐心，處理結果也更加能夠讓百姓信服。
畢竟機器人處理這些事情隻會是按照規矩辦事，不會有任何私心，也沒有利益關係，對於百姓來說更加的容易讓他們相信。
而在政府體係內，更加容易確認責任人，因為機器人執行的事情，肯定是根據正式文件來執行命令的，不是正式文件，他們是不會執行的。
這和人類不一樣，人類為了自身利益等關係，就是上級下達不符合要求的口頭命令，也會執行，甚至出問題了，還自己背鍋。
從這角度來說，機器人參與更多基層崗位是有利於政府治理的，也算是在政府權力層和百姓之間築起一道防護欄。
任何有危害百姓利益或者是有違中央指示精神的命令和政策，在機器人執行層麵就會被攔下，不會波及到群眾當中去。
而且這也會讓更高層主管單位和領導，能夠及時了解治下基層發生的問題，對於整個政府的治理是有非常大好處的。
任何政府想要長久治理這個國家，都必須要得到百姓的認可和支持，而在執政過程中的廉潔奉公是最基本的，也是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必要條件。
如果是由機器人來作為執行層，隻要中央在治理架構上麵是符合廣大百姓利益的，那麽在下麵執行的時候，必然不會發生明顯的荒腔走板。”趙一說道。
“那這些被機器人頂替的政府職員，就做離崗處理？”老人問道。
“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穩妥的辦法，雖然確實是可以將這些被頂替的職員加入到企業體係當中來，這樣可以有效的減少政府行政開支。
但是機器人固然有其優秀的一麵，隻是機器人畢竟是機器人，萬一那天出現了問題，不能夠及時的補救，那麽人類就需要能夠頂上去，不然就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
雖然我覺得這種情況可能百年也難見到，但是一旦見到，就有可能是大問題，因為那時候社會方方麵麵都和機器人體係離不開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讓機器人來代替人來工作，但是卻不能讓人類完全失去接管社會工作的能力，這是非常危險的。
人類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是沒有錯的，但是絕對不能夠將自身的命運交給機器人身上，不管社會如何發達，人類自身都是社會最後的後盾。
所以政府很多工作確實是可以讓機器人替代，但是政府絕對要保證一旦整個機器人體係停止運轉的話，政府能夠短時間內接管下來，保證政府提供的基礎公共服務不受影響。
這也是為什麽我不建議由政府來對企業征收高額的稅收，然後再由政府統一給民眾進行利益分配，這樣政府能夠起到的作用更大，重要性也更強。
但是這樣的利益分配，就是將企業和民眾隔離開來，如果不出現問題的話，自然是萬事大吉，如果出現了問題，那麽將會是山呼海嘯般的影響。
想想看，所有的企業都停止了運作，物質將會出現短缺，企業提供的服務無法使用，這對於習慣了現代化的百姓來說，簡直是一場災難。
如果這個災難短時間內無法解決，那麽社會不可避免的就會出現動蕩不安，原本井然有序的社會，瞬間就會失序，帶來的後果將會是非常的嚴重。
別說是一兩年，哪怕是社會停擺一個禮拜，就會出現混亂，因為那時候民眾的慌張就會導致很多問題，而到時候政府無法有效管理，企業無法恢複，想象後果就非常可怕。
所以我才建議采取離崗補貼的方式，讓離崗人員還是會和社會勞動崗位有聯係，這樣一旦出現問題，至少能夠短時間內讓離崗人員各司其職，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
隻要社會穩定下來，再解決問題就非常的從容，就算是無法完全解決問題，重新架構一個體係，也是有足夠時間的。
其他的企業我無法做出決定，未來凡是我旗下企業離崗的職工，每年至少需要花費兩個月的時間參與企業勞動當中來，可以選擇他們感興趣的企業經營崗位來實踐。
這樣可以保證企業離崗後，依然不會和企業經營脫節，對企業經營情況有所了解，到時候也能夠根據他們實踐的水平和崗位，在緊急關頭可以直接頂上來。
所以我覺得政府未來也是可以采取這種方式，每年必須要在政府某個崗位上麵跟著機器人完成多少個小時的實踐工作。
這樣才能夠在下一年度拿到全額的補貼，不然就會根據情況減少補貼，這樣也有利於預防社會的墮落。”趙一說道。
雖然他的理想是每個人在生活富足的情況下，將心思花在實現自身理想和為社會做出自己貢獻上麵，但是這畢竟隻是理想。
總會有人比較喜歡做鹹魚，甚至比例還有可能很大，說實話，這些人其實對於社會的發展沒有太大的意義，如果連孩子都不願意生的話，那就真的是一無是處了。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必須要有強迫性的政策，讓他們不得不參與勞動，雖然在機器人麵前，他們的勞動不一定就有意義，但是卻可以維持一定的社會活力。
至少在關鍵時刻，這些人也可以拉出來頂上去，如果連這點作用都沒有的話，那真的連鹹魚的價值都不如。
這顯然是和他的想法相違背的，如果結果和理想差距太遠，那麽這樣的社會肯定是不健康的，必然在未來的某一個時間節點出現嚴重的問題。
至於政府未來的管理模式，他所說的也隻是他設想的，具體如何做，他隻能提建議，但是決定權不在他這邊，不過他是希望能夠形成一個新的有效的政治治理架構。
機器人大規模的使用，之所以被稱為是社會變革，就是因為影響非常大，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麵麵，甚至可能連他們現在想象不到的地方，也會悄然發生變化。
所以老人經過他這麽一說，對他提前進行小規模推廣的計劃，就沒有再說什麽，因為這是最穩妥的辦法，而且從他的話裏麵，也是做了相關的安排，並不是毫無準備。
“那你準備如何開展小規模的試點？”老人想了想，便問道。
既然是開展小規模的試點，必然要有所選擇，如果他旗下的企業全部一下子上馬，那就不是小規模的試點了，而是大規模的執行了。
因為他旗下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太高，提供的就業崗位也是全國最多的，國內勞動力絕大部分都是和他旗下企業有關聯。
所以選擇哪個行業或者是哪個企業作為初期試點，也能夠看的出來他的想法，而且不同的行業初期試點帶來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關於這個問題，他其實也考慮過，他覺得目前比較合適的行業就是服飾紡織製造業，涉及的企業就是華龍服飾公司和浣紗紡織公司。
一是這些製造業工人的技術難度並不是很高，加上這個行業本身就有一定的自動化水平，替換起來更加的簡單一些。
二是我國紡織服飾行業的從業人員規模還是比較大的，總體達到了1500萬人左右，其中初期可以替換的工作崗位高達1400萬人以上。
剩下的要麽是研發崗位，要麽是設計崗位，或者是服務型崗位，一時半會兒不好替換，就算是能夠替換，花費的成本要比工廠製造替換高得多。
畢竟1萬元的機器人和10萬元的機器人，成本差距是10倍，就收益率來說，兩者之間的差距還沒那麽大，保留這些崗位對企業來說，更加的有利。
而且這麽安排，對於玄天科技公司來說壓力也比較合適，既不會因為需求太小，導致產能浪費，也不會因為短時間內規模太大，造成資金壓力。
“我準備一開始在華龍服飾公司和浣紗紡織公司進行推廣，將體力勞動崗位全部替換，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比較理想的話，再進一步在其他企業進行推廣。”
“我看那些工地上的勞動者要比工廠裏的工人要辛苦的多，為什麽不率先在建築行業開始呢？”老人問道。
聽到老人這麽問，趙一立即說道：“這是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第一個方麵就是這個群體就業規模非常大，初期替換的話，對玄天科技公司造成很大的壓力。
而且這些建築勞動者，不是和中國房屋公司形成直接勞動關係，處理起來相對複雜，而服飾紡織業我們掌握的自主權更大，推動起來更加的得心應手一些。
這樣更加有利於我們及時發現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利於總結經驗，為進一步推廣做好準備，而在第三方企業裏麵推廣，就沒有那麽方便。
第二個方麵就是目前從事建築業的大部分都是農村地區出來的，如果直接進行替換，都直接回農村去了，對於目前的城市化有點不利，城市將會沒有足夠的人口。
而且他們文化層次目前不高，雖然中國教育公司開展了相關的教育培訓，但是時間尚短，效果並沒有那麽突出。
如果他們這些人白拿錢，自我學習的能力較弱，所以需要中國教育公司加把勁，努力把他們的認知層次提高，這樣也有利於獲得更高的收入。”
說到底，他覺得在工廠上班的勞動者普遍要比在工地上班的勞動者更加的遵守規矩，這是由他們長期從事的行業特點造成的。
為了避免一些問題，或者是為了穩妥起見，先在工廠執行這個計劃，更加的保險一些，減少未來出現的波折，有利於長期推廣計劃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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