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耶路撒冷,夜宿re


    aissa


    ce的旅館


    明天就要離開耶路撒冷,今天我們幾個一大早又到老城轉悠去了。沒有方向,沒有目的,隻想再細細地看它一眼,與它告別。


    耶路撒冷風景太多太密,就我個人的興趣而言,最喜歡的一條路是從雅法門到錫安門,再經杜門進入其特倫山穀。這條路既有多種生態的反差對比,又有安靜、清潔的社區,不必承擔過重的宗教負擔,卻時時可見幾千年前的古跡。漫步其間,有一種飽滿的悠閑。


    在耶路撒冷,不愁不飽滿,就怕不悠閑。宗教激情、曆史激情和民族激情全在這些小街中傾注,無論本地人還是外來人都有點血脈賁張。因此,尋找一個能夠保持距離的視角,反而能投入一種滋味悠長的品賞。


    說實話,我看了那麽多天,覺得猶太朋友們真是優點多多,惟一的遺憾是過於自我和狹隘,缺少通脫和悠閑。如果說,這兒的阿拉伯朋友對於自我生態太不在乎,那麽,猶太朋友則太在乎、太緊張。


    有人看到猶太人在哭牆前令人感動的種種表現就問,我們中國人為什麽沒有這麽強烈的民族激情和宗教激情呢?似乎有點自慚,對此我不敢苟同。


    我在哭牆前對著鳳凰衛視的攝影鏡頭說:猶太人二千年沒有自己的國土,因此必須尋找一個精神上的國土,猶太教就是這個國土的邊防。猶太人長期流浪,因此必須精細地盤算、嚴密地自衛,否則何以在異國他鄉生存?這種強烈的群體防守和個體防守趨向,確實不像中國。中國一直擁有廣闊的國土,很少遷徙流浪。對此,我們既不必自傲,也不必自慚。但稍稍有一點自得,那就是:泱泱大國給了我一種從容的心態,茫茫空間給了我一副放鬆的神經。中華民族災難不少,但比之於猶太人,以千年目光一看,畢竟安逸得多了。我們沒有哭牆,我們不哭。


    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古跡間走走停停,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以一個外來旅行者的客觀眼光,什麽是它今後最好的走向?


    這個問題很尖銳。眼前,考古挖掘還在大規模地進行,我到考古現場一看大吃一驚,一座城門底下還壓著一座城門,原來每次毀城都是一種掩埋,以後的重建都是層層疊加。那麽,一個個聖殿挖掘出來,測定的年代都會令人咋舌,會不會給現實的紛爭又帶來新的依據?在我看來,一切古跡隻有在消除了現實火氣之後才有真正的價值。如果每一個古跡都虎虎有生氣地證明著什麽,表白著什麽,實在讓今天的世界受不了。妻子在旁邊說:“耶路撒冷最好成為一個博物館。”


    耶路撒冷太大,不可能整個成為一個博物館,但它的種種遺址、古跡(包括聖跡),卻有必要提升文化意蘊和審美意蘊,使後人能夠更加愉快地欣賞。在這一點上,我突然懷念起佛羅倫薩。盡管羅馬人很對不起猶太人,但文藝複興時代的佛羅倫薩卻有一種激動人心的走向值得耶路撒冷參考。在那裏,許多宗教題材(包括猶太教的題材)經由一代藝術大師的創造變成了全人類共享的藝術經典,在佛羅倫薩一個洗禮堂的外牆雕塑上我發現,藝術家的群像置於上帝和天使之間。這種把曆史融於藝術,把宗教融於美學的景象,我在羅馬、梵蒂岡、巴黎還一再看到。由藝術和美學在前麵輝耀,千年歲月也就化作肌理停勻的人性結構,城市、古跡、教堂也都隨之變得輕鬆和疏朗。我想,如果耶路撒冷也出現了這個走向,那麽,猶太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群體心理結構,也會相應變得更加健康。


    就這麽想來想去,最後我笑了。耶路撒冷,預支了我那麽多的虔誠,歸還了我那麽多的勞累,挑起了我那麽多的驚奇,留給了我那麽多的惆悵。我今後,大概很難再對一個古跡發什麽感慨、寫什麽文章了,就像一場飽餐後難免厭食,不會再有饑渴時的敏銳感覺。


    順便需要一記的是,曆史學博士雅各布先生有點不高興,這兩天不理我們了。原因之一,他見我們無牌駕駛,一路擔驚受怕,求我們嚴格限速,以防警察注意,而我們則認為,一個比路上任何車輛都開得慢的車隊,最容易引起注意。原因之二,是他看上了我們一行中的一位未婚女子。先請示隊長能不能讚美,獲得許可後就動不動走到這位女子前讚美月亮,煩不勝煩。我們這位女子終於發火:“我也算中華烈女,餓死事小……”我說別,死了才算烈女,加一個字,叫烈女子吧。正由於烈女子的強硬態度,雅各布一陣傷心,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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