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從博克拉返回加德滿都，夜宿eve
est旅館
今天早晨又癡癡地看了很久喜馬拉雅山脈一座座被旭日映紅的雪峰，然後出發去藍毗尼（lumbi
i），釋迦牟尼的誕生地。
這條路漫長而又艱險，但幾步一景，美不可言。一邊是碧綠的峭壁，一邊是浩蕩的急流，層巒疊嶂全是世界屋脊的餘筆，一撇一捺都氣勢奪人。可惜藍毗尼太靠近印度，大家都不喜歡的景象又出現了。要進入佛祖誕生的那個園地非常困難，真該好好整治一下。好在我們已經看了尼泊爾很多地方，對這個國家有信心，相信過幾年就會改變。
一百多年前英國考古學家在這裏挖掘出一個阿育王柱，上麵刻有“釋迦牟尼佛誕生於此”的字樣。阿育王離釋迦牟尼的時代不遠，應該可信。現在園地水池邊立有一塊牌子，上麵用尼泊爾文和英文寫著：著名的中國旅行家玄奘到達這裏後，曾經記述藍毗尼所處的位置，以及見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禮拜台、佛塔。
可見玄奘又一次成了聖地的證明人。
我在相傳佛母沐浴過的水池裏洗了手，逐一觀看了一個個年代古老的石磚禮拜台，又攀上一個高坡朝拜了紅磚佛柱，然後離開這個園子，到不遠處新落成的中華寺參觀。中華寺還在施工，我們浙江人造的，趙樸初先生題字，很有氣派。邊上，日本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
至此，我們對佛教聖地的追溯也就比較係統了。記得這次旅行之初，我曾緊追不放地尋溯過希臘文明的源頭，到了不少地方；作為這次旅行國外部分的終點，完整地尋訪了佛教起源史，一頭一尾，堪稱圓滿。
為了拜訪藍毗尼，我們來回行車六百公裏。因此在一路勝景之間，思考的時間很充裕。我還在繼續想著幾大文明衰落的問題，而前幾天的事實證明，越想越避不開這個問題的另一麵，即中華文明何以碩果僅存、延綿未衰的原因。
在國內時對這個問題並不敏感，因習以為常而變得熟視無睹。在歐美旅行時更多地看到中華文明的弊病，由此聯想到我們的前輩學人因感受中華文明在與西方文明交戰中的一再敗落而考察西方強盛的原因，很自然地對中華文明采取了痛心疾首的批判態度。現在看來，我們沒有理由因曆史悠久而自我原諒或自我誇耀，但與另一些古老文明比比不同的發展道路，總還是自我認識的重要方法。隻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前輩學人到這一帶來得太少了。
這一路，我已對同伴們多次說過，越走越理解中華文明。甚至可以說，這是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補了一門中華文化的百日課程，課程的有些內容，還很觸動感情。
這種情景可以借著一個圖像來說明。在印度很多城市的街頭，晃蕩著一些“神牛”，這些牛不幹任何事情，卻可以隨意去吃一切它們想吃的東西，不管這些東西在店鋪，在攤上，還是在路人的籃子裏。它們走在馬路中心，阻塞了大量車輛，誰也不敢驅趕，隻能跟在它們後麵。極度的特權造成它們極度的隨意，一派神定氣閑，完全不理會這個世界，連眼神也是絕對的不負責任。對我來說，隻有看多了這樣的牛，才反過來真正認識了從小就看慣的中國牛，才知道中國牛的眼神裏飽含著多少辛勞、服從和溫馴。這也就是說，我在印度的大街上，補上了從小誤讀的那一課。
同樣的道理，我比過去更深刻地理解了祖先們的文化選擇。
從我們這次考察到的這些文明古國來看，它們之間的早期交流都比較密切，甚至還能依稀找出文明往來的線索，而中華文明則由於東亞地理的半封閉結構，基本上獨立發生、獨自完成。發生和完成的依據，不是別種文明的影響，而是自己立足的大地所提供的經濟生活形態。這種經濟生活形態，按照曆史學家許倬雲先生的說法，就是“精耕細作”型。
隻有精耕細作，才會在可耕地麵積不太大的土地上養活眾多的人口；但正因為精耕細作，必然強化家族、親緣的聚集，重視安定和延續，厭惡動蕩和遷徙。
這一點在沿途仍然可以看出來。我們從西亞、中亞、南亞一路過來，除了像以色列這樣的少數例外，絕大多數農田的耕作情況無法與中國農村相比，要麽大片拋荒，要麽粗收粗種，也很少見到有人在勞動。
中國的難能可貴，在於從勤勞耕作出發建立了一整套精神原則；先秦諸子的偉大貢獻，在於從不同的角度合力完成了一係列與此有關的文化選擇。例如，務實精神、循環模式、自然節律、中庸之道、寬容胸懷、集權思維、民本意識、樂天情趣、安土傾向等等，幾乎都來自農耕文明，又都伸發出了恒久的普遍意義，成為保證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規則和約定俗成。這一切是農耕文明的必然產物嗎？未必，我們一路看到，很多也是農耕文明的國度並沒有這些精神成果。因此還是要深深佩服我們祖先的高明。
這中間，作為核心形態的儒家文化更值得研究。不謀求玄深體係，不標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別種文化，隻以一種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實實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著社會政治原則，又滲透著倫理道德規範，平靜而有力地起到了安撫人心、穩定社會、維護文明的作用。這是一種似淺實深、似散實精的文化遺產，難怪在希臘時那位學者對我說，研究西方哲學到一定高度總會轉向東方，而研究東方，又總是先被印度哲學吸引，最後在中國哲學中歸結。借此我也應告訴兩位朋友，更理解他們的文化行為了。以前雖然也佩服杜維明先生和李澤厚先生的儒學研究，又覺得他們是否過於沉迷古典，其實他們在人文取向上是對的。前年與杜維明先生等在新加坡進行中華文化跨世紀的公開對話，我當時還缺少其他幾個文明古國的參照坐標；這次出行前在香港與李澤厚先生長談，也還沒有形成現在的感受。
中華文明的弱點和弊病當然還應該繼續研究、批判和揭示，但此時此刻正是千年之交，千年文明隻有它還在延續，說幾句好話還不應該嗎？我的這個反問實有所指，我們學生輩的一些年輕人，不好好讀書，隻以否定和嘲笑為職業，一提祖先就憤恨，真該勸他們好好開開眼界，知道中國人並不是一個劣等民族，知道自己作為一個中華文明的受惠者並不容易，切莫狂妄驕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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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又癡癡地看了很久喜馬拉雅山脈一座座被旭日映紅的雪峰，然後出發去藍毗尼（lumbi
i），釋迦牟尼的誕生地。
這條路漫長而又艱險，但幾步一景，美不可言。一邊是碧綠的峭壁，一邊是浩蕩的急流，層巒疊嶂全是世界屋脊的餘筆，一撇一捺都氣勢奪人。可惜藍毗尼太靠近印度，大家都不喜歡的景象又出現了。要進入佛祖誕生的那個園地非常困難，真該好好整治一下。好在我們已經看了尼泊爾很多地方，對這個國家有信心，相信過幾年就會改變。
一百多年前英國考古學家在這裏挖掘出一個阿育王柱，上麵刻有“釋迦牟尼佛誕生於此”的字樣。阿育王離釋迦牟尼的時代不遠，應該可信。現在園地水池邊立有一塊牌子，上麵用尼泊爾文和英文寫著：著名的中國旅行家玄奘到達這裏後，曾經記述藍毗尼所處的位置，以及見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禮拜台、佛塔。
可見玄奘又一次成了聖地的證明人。
我在相傳佛母沐浴過的水池裏洗了手，逐一觀看了一個個年代古老的石磚禮拜台，又攀上一個高坡朝拜了紅磚佛柱，然後離開這個園子，到不遠處新落成的中華寺參觀。中華寺還在施工，我們浙江人造的，趙樸初先生題字，很有氣派。邊上，日本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
至此，我們對佛教聖地的追溯也就比較係統了。記得這次旅行之初，我曾緊追不放地尋溯過希臘文明的源頭，到了不少地方；作為這次旅行國外部分的終點，完整地尋訪了佛教起源史，一頭一尾，堪稱圓滿。
為了拜訪藍毗尼，我們來回行車六百公裏。因此在一路勝景之間，思考的時間很充裕。我還在繼續想著幾大文明衰落的問題，而前幾天的事實證明，越想越避不開這個問題的另一麵，即中華文明何以碩果僅存、延綿未衰的原因。
在國內時對這個問題並不敏感，因習以為常而變得熟視無睹。在歐美旅行時更多地看到中華文明的弊病，由此聯想到我們的前輩學人因感受中華文明在與西方文明交戰中的一再敗落而考察西方強盛的原因，很自然地對中華文明采取了痛心疾首的批判態度。現在看來，我們沒有理由因曆史悠久而自我原諒或自我誇耀，但與另一些古老文明比比不同的發展道路，總還是自我認識的重要方法。隻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前輩學人到這一帶來得太少了。
這一路，我已對同伴們多次說過，越走越理解中華文明。甚至可以說，這是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補了一門中華文化的百日課程，課程的有些內容，還很觸動感情。
這種情景可以借著一個圖像來說明。在印度很多城市的街頭，晃蕩著一些“神牛”，這些牛不幹任何事情，卻可以隨意去吃一切它們想吃的東西，不管這些東西在店鋪，在攤上，還是在路人的籃子裏。它們走在馬路中心，阻塞了大量車輛，誰也不敢驅趕，隻能跟在它們後麵。極度的特權造成它們極度的隨意，一派神定氣閑，完全不理會這個世界，連眼神也是絕對的不負責任。對我來說，隻有看多了這樣的牛，才反過來真正認識了從小就看慣的中國牛，才知道中國牛的眼神裏飽含著多少辛勞、服從和溫馴。這也就是說，我在印度的大街上，補上了從小誤讀的那一課。
同樣的道理，我比過去更深刻地理解了祖先們的文化選擇。
從我們這次考察到的這些文明古國來看，它們之間的早期交流都比較密切，甚至還能依稀找出文明往來的線索，而中華文明則由於東亞地理的半封閉結構，基本上獨立發生、獨自完成。發生和完成的依據，不是別種文明的影響，而是自己立足的大地所提供的經濟生活形態。這種經濟生活形態，按照曆史學家許倬雲先生的說法，就是“精耕細作”型。
隻有精耕細作，才會在可耕地麵積不太大的土地上養活眾多的人口；但正因為精耕細作，必然強化家族、親緣的聚集，重視安定和延續，厭惡動蕩和遷徙。
這一點在沿途仍然可以看出來。我們從西亞、中亞、南亞一路過來，除了像以色列這樣的少數例外，絕大多數農田的耕作情況無法與中國農村相比，要麽大片拋荒，要麽粗收粗種，也很少見到有人在勞動。
中國的難能可貴，在於從勤勞耕作出發建立了一整套精神原則；先秦諸子的偉大貢獻，在於從不同的角度合力完成了一係列與此有關的文化選擇。例如，務實精神、循環模式、自然節律、中庸之道、寬容胸懷、集權思維、民本意識、樂天情趣、安土傾向等等，幾乎都來自農耕文明，又都伸發出了恒久的普遍意義，成為保證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規則和約定俗成。這一切是農耕文明的必然產物嗎？未必，我們一路看到，很多也是農耕文明的國度並沒有這些精神成果。因此還是要深深佩服我們祖先的高明。
這中間，作為核心形態的儒家文化更值得研究。不謀求玄深體係，不標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別種文化，隻以一種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實實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著社會政治原則，又滲透著倫理道德規範，平靜而有力地起到了安撫人心、穩定社會、維護文明的作用。這是一種似淺實深、似散實精的文化遺產，難怪在希臘時那位學者對我說，研究西方哲學到一定高度總會轉向東方，而研究東方，又總是先被印度哲學吸引，最後在中國哲學中歸結。借此我也應告訴兩位朋友，更理解他們的文化行為了。以前雖然也佩服杜維明先生和李澤厚先生的儒學研究，又覺得他們是否過於沉迷古典，其實他們在人文取向上是對的。前年與杜維明先生等在新加坡進行中華文化跨世紀的公開對話，我當時還缺少其他幾個文明古國的參照坐標；這次出行前在香港與李澤厚先生長談，也還沒有形成現在的感受。
中華文明的弱點和弊病當然還應該繼續研究、批判和揭示，但此時此刻正是千年之交，千年文明隻有它還在延續，說幾句好話還不應該嗎？我的這個反問實有所指，我們學生輩的一些年輕人，不好好讀書，隻以否定和嘲笑為職業，一提祖先就憤恨，真該勸他們好好開開眼界，知道中國人並不是一個劣等民族，知道自己作為一個中華文明的受惠者並不容易，切莫狂妄驕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