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問題讓你不斷取得進展，質疑答案讓你獲取新的發現。
——伯納德·海希
我們創建謊言甄別方法論絕不是個偶然。如果說這其中有一些運氣的成分，那就要從1978年菲利普加入中情局安全署說起。和你想的一樣，這個部門的職責是保證中情局全球的設施、人員和信息的安全。在蘭利的安全責任部值了六個月夜班，又在華盛頓辦事處工作了一年後，菲利普聽說局裏的安全署開發出了一個全新的部門——測謊部——需要人手加入。為了拓展自己的經曆，菲利普決定一試。
不幸的是，他落選了。測謊部的主管認為菲利普太年輕了，他的經驗不足以讓他成為一名高效的測謊專家。如果不是有些事橫空出世，那麽到這裏故事可能就結束了。不久之後，那位主管退休了。由於仍然急需新的測謊專家，該部門的副主管喬治·邁斯林斯基再次想到了菲利普，問他是否還對此有興趣。
而那時，菲利普對測謊工作已經有所遲疑，他覺得可能當初沒被選中對他來說更好。那時，他還並不知道他生來就是做這行的。從他自己在局裏的幾次被測謊的經曆，以及許多曾經任過該職位的同事所述的經曆來看，菲利普覺得，似乎測謊人員的本性中應該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冷漠無情。畢竟，這些測謊專家訓練本領的領域風險極高——事關人命和國家安全——因此局裏的測謊檢查是十分嚴肅的事。除此之外，任何測謊活動還都是十分具有攻擊性的行為，測謊人必須能夠控製當時的情況，而這總是讓人在情感上覺得非常不自在。
菲利普根本就不是一個冷漠無情的人。他隻是一個普通人，剛做了爸爸，看上去非常友善，性格非常隨和，他覺得自己怎麽看怎麽是個好相處的人。所以當喬治找到他時，菲利普將自己的顧慮告訴了他。而喬治沒花多少時間就打消了他的顧慮。
“我們就是要你這樣的人。”喬治說。他解釋說菲利普的性格在獲取客觀、均衡的信息時是最有效的。喬治還說，能夠證明一個人沒有說謊和證明一個人在說謊同樣重要。“好相處的人”給人一種公平感，能夠控製他們的偏見。菲利普要的就是這句話，很快，他就到芝加哥去接受由專家指導的六個月的測謊培訓，專家組的成員包括邁克爾·弗洛伊德。在此後的十四年中，菲利普在中情局的工作就是測謊員。
現在我們來說說謊言甄別。就像沒有人體測謊儀一樣，也不存在什麽測謊機器。我們所說的測謊儀並不是真的能檢測到謊話，而是能檢測到一個人在受到刺激後，身體中出現的生理變化，而這個刺激就是測謊員提出的問題。伴隨著這些變化而來的焦慮是否意味著謊言，這是一個開放式問題，必須通過測謊員的分析能力和人際互動技巧才能找到答案。測謊儀的列表會記錄下對刺激的四種生理反應。其中，兩個是呼吸係統追蹤，一個是心血管活動追蹤，還有一個是皮膚電反應追蹤，即皮膚濕度變化記錄。測謊員會在列表上做精確的注釋，寫上他是什麽時候問的問題，什麽時候問完問題，以及什麽時候受檢測者做出“是”或“否”的回答。測謊結束後，測謊員會重新查看表格，並分析受監測人員對每個問題的生理反應程度。根據明確的列表分析規則，如果對某一問題的生理反應達到了“說謊信號”這一級別，那麽測謊員會對此問題進行標記，作為需要進一步調查的有問題的部分。
就是在一次常規分析中，菲利普有了一個念頭（如果不是他那次靈光一現，可能就沒有現在的方法論）。他分析這些表格，在表格上，他用準確的注釋記錄下了他何時開始提問，何時結束問題，以及被檢測人員何時做出的回答，以確定所提問題與隨後生理反應之間的關係。菲利普問自己，為什麽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提問的時候不能遵守這種規矩呢？如果我們像這樣分析我們的對話會得出什麽結果？
答案就是我們的謊言甄別方法論，簡稱為“模型”。模型的美妙之一，就在於它的簡潔性。它有一個戰略方針和兩個簡單的準則。戰略方針即如果你想知道一個人是否在說謊，你必須忽略那些真實的行為，對其不予處理。我們會在下一章中深入解釋這個看似矛盾的方針。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菲利普在分析表格時靈光一現，想出的兩個原則。這兩個原則就是時機原則和集群原則。雖然在行為評估領域內，時機和集群的概念並不陌生，但還從未有人將這兩個概念與基於測謊儀列表分析的科學編碼行為評估模型相結合。
還記不記得我們說過，總體性行為評估的問題在於我們必須猜測一個人為什麽會做出一種行為。為了從猜測上升到實際的分析，我們需要對那些我們能夠找到合理原因的行為上多加注意，那個原因就是我們所提的問題。分析就是找出原因，找出原因的各個分支，並探索原因和行為之間的關係。說到時機，我們得先從刺激潛在欺騙行為的問題或陳述入手。為了確定一個人是否在說謊，我們需要在傳遞刺激後前五秒內觀察或是傾聽欺騙行為。為什麽我們將時間範圍設定為五秒，而不是三十秒或是六十秒呢？因為速記員的數據告訴我們，我們每分鍾平均會說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五十個單詞。與此同時，認知研究表明，我們思考的速度是我們講話速度的十倍。也就是說，距離刺激發生的時間越長，我們越容易去想一些其他事。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能在前五秒鍾內識別首次欺騙性行為，我們就有理由說這種行為直接與刺激有關。
讓我們仔細考慮一下欺騙性行為。不管什麽時候，我們人類總是有視覺主導或是聽覺主導的趨勢——我們要麽就更注意處理我們看到的一切，要麽更注意處理我們聽到的一切。問題還是出在我們曾經提到過的事上，交流不僅是言語性過程，也是非言語性過程，也就是說欺騙性行為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種形式，或是以兩種形式同時出現。你如何同時抓住這兩種行為呢？秘訣就是訓練我們的大腦，讓它進入我們所說的“視聽模式”——我們必須告訴大腦同時去“看”、去“聽”。我們要告訴大腦：“腦袋，在接下來的幾秒鍾內，你必須同時接收交流中視覺和聽覺頻道的信息並進行處理。”你的大腦並不喜歡這樣做。事實上，在這場爭論中，大腦會取得勝利。一段時間後，大腦就會說：“我受夠了。”然後就又會倒向一邊。但是經過不斷的練習，你就能夠讓大腦在刺激過後的一段時間內進入“視聽模式”。你能夠可靠地收集並處理甄別謊言的重要信息，信息量遠高於一般人能夠收集和處理的水平。
另外一個準則與欺騙行為集群有關。集群即出現兩個或多個欺騙線索，你知道這種線索可能是言語性的也可能是非言語性的。所以一個集群可能是一個言語性行為和一個非言語性行為、兩個非言語性行為、兩個言語性行為和一個非言語性行為等各種組合。如果刺激隻產生一個欺騙性行為反應，你會怎麽做？你應該將其忽略不計。關於這點有很多種原因。首先，我們每個人做事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們有自己的講話習慣和模式，也有自己的行為習慣和模式。這些都沒有什麽特別的意義，隻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使用集群規則能夠將這些無意義的習慣和模式過濾掉。其次，這點你可能也知道，我們發現，一個人展現的欺騙性行為的數量越多，他撒謊的概率就越高。如上文所說，我們並不是人體謊言識別儀。事實上我們對自己的信心與我們觀察到的欺騙性行為數量成正比。
現在，讓我們將這兩項準則結合在一起來看。你提出問題，然後馬上進入“視聽模式”，查看和傾聽由兩個或多個欺騙性行為構成的集群。記住，首次欺騙性行為一定出現在刺激出現後的前五秒內。集群由言語性或是非言語性的首次欺騙性行為，以及所有在意識流被另外一個刺激或是明確的幹擾中斷前的言語性和非言語性行為組成。這種意識流會持續多長時間？在這裏我們並不是想批評某些政客，但是我們可能都看過他們冗長的回應，這告訴我們上述問題的答案：很長。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些圖解，來說明集群規則。你可以把這看成是我們稍後會在本書中說明的言語性和非言語性行為的一個預覽。現在還沒有必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特定的行為上——隻要知道有些是言語性行為，有些是非言語性行為就可以了。在圖1中，一位母親問她的女兒作業做好了沒有。我們知道女兒的回應可以被認定為集群，因為它符合集群的要求：包含兩個或者更多的欺騙性行為，首次行為在提問後五秒鍾內產生。事實上，在此案例中我們發現，女兒甚至在母親問完問題前就展現了一個言語性行為。我們要看到的就是由於女兒以前也被問到過此問題，所以她的思考速度比母親講話還要快。她在問題問完前就已經知道了問題是什麽，並用一個言語性行為進行回應。我們將此作為集群的一個部分。
圖2描述了一個更加嚴肅的場景。我們能不能將這個案例中的回應看作是一個集群呢？的確可以——首次行為出現在問題提出後的五秒內，且行為在兩種或兩種以上。在此案例中，我們的信心沒有圖1中所示案例高——行為數量越多我們的信心也就越大。但是，正如你看見的，集群中的行為數量並不能反映欺騙的嚴重程度。因此我們可以說，上述案例達到了所有要求。你問了一個問題，在回應中你得到了欺騙性行為集群，第一個行為開始在提問後五秒鍾之內。那麽你能通過這些信息百分之百確定那個人在對你說謊嗎？當然不是。記住，你不是人體測謊儀。所以你從中隻能確定該問題仍然有疑點，你需要進一步探究。我們說這些行為是說謊的“標誌”而不是“確鑿的證據”不無原因。
但你也不要曲解我們的意思。這些線索為我們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通過將這種刺激—回應模型應用於分析中，你會發現自己正經曆著拆穿謊言的過程，而且能非常高效地辨別出謊言。原因之一就是該模型的應用和外科手術有異曲同工之妙。外科醫生移除惡性腫瘤時，他們不會在腫瘤周圍標記一塊很大的區域，然後把身體的那一部分都切除掉，以保證腫瘤被完全移除，而是會在幾個不同的區域進行精確的切除，因為他們知道，身體的其他地方很健康並不表示那裏沒有需要被切除的腫瘤。如果你將謊言看做一個惡性腫瘤，那麽你需要一個外科手術工具來識別腫瘤，這樣才能避免影響其他區域。你得把腫瘤隔離出來，這樣才能進行處理。在這裏通過一個有戀足癖的求職人員的案例好好思考一下。
蘇珊曾經對一位申請政府一個敏感部門職位的人做篩選型麵試。她最後一個問題是一個總攬性問題，該問題是為了進入尚未浮出水麵的潛在問題區域。我們會在第10章中詳細探討總攬性問題。“除了我問的問題之外，還有什麽是你覺得應該交代給我的？”蘇珊問。求職人不自在地動了動：“你說應該交代的是什麽意思？”無法理解一個簡單的問題本身就是一種欺騙性行為，我們將在第5章中進一步討論。現在我們應該重點考慮的是，這位求職人員應該交代的事並不在蘇珊已經提出的問題範圍之內。蘇珊從總攬性問題的回應中聽出，她還需要繼續做工作。很快，蘇珊就找出了是什麽讓這位求職人員感到不自在。他承認他曾經多次在妻子的飲料中放安眠藥，讓她昏過去，以滿足自己的戀足癖。有一次他甚至想用氯仿來麻醉她，但是當他正將沾有氯仿的碎屑放到她臉上時，她突然醒了。
1996年11月16日，當聯邦調查局探員在杜勒斯國際機場接近中情局技工時，一場間諜電影上演了。但是那裏沒有導演，沒有音效師或是燈光師，沒有攝影師，也沒有演員。對美國來說，一場不幸上演了，因為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哈羅德·詹姆斯·尼科爾森，中情局同事口中的“吉姆”被捕，並被控告是俄羅斯聯邦的間諜。一旦事情屬實，“吉姆”認罪，他會被判二十三年零七個月有期徒刑，成為有史以來從事間諜活動的中情局官員中級別最高的一位。
其中一位認識並稱尼科爾森為“吉姆”的同事就是菲利普。早在20世紀80年代，兩個人就見過麵，當時尼科爾森作為一名年輕的情報機構官員來到此地，菲利普那時也是一位新來的中情局官員，與他有過一些工作上的接觸。在90年代中期，兩人命運再次出現交集，那時菲利普是中情局主要訓練基地“農場”的安全主管，尼科爾森被任命為那裏的指導員。有兩年的時間，兩個人住得很近，在同樣的活動中進行社交，並參加一些相同的娛樂活動。他們的孩子在同一所學校上學，菲利普的兒子小菲利普和尼科爾森的兒子納撒尼爾有一段時間一起拚車去練習足球。菲利普記得尼科爾森非常友好也非常外向，但是他也記得當聯邦調查局的人找到他，告訴他聯邦調查局對尼科爾森的懷疑時，他一點都不覺得奇怪。這位離了婚帶著三個孩子的父親好像就應該有些與眾不同，而這是菲利普無法染指的。納撒尼爾和他的父親不同，總是冷淡而內向，菲利普覺得他是個好孩子。因此在2009年，傳出尼科爾森從監獄中操控兒子，為俄羅斯籌集資金的消息時，菲利普著實吃了一驚。這一背叛行為讓尼科爾森要多忍受八年的牢獄之災。納撒尼爾積極與當局合作，幫助處理他父親的案子，這使他幸免於牢獄之災。尼科爾森被俄羅斯招募的時候正是逮捕奧爾德裏奇·艾姆斯並對其定罪之時，此人是一位中情局官員，也是一位俄羅斯間諜，他連累的中情局官員人數史無前例。對局裏來說，艾姆斯的案子是一個大大的警鍾，因此局裏開始著手安全和反間諜培訓項目——各種各樣的補習課程——所有的中情局員工都要接受此項培訓。菲利普被選為進行該培訓的導師，他和另外一位二把手負責所有基地人員的講習。接受培訓的人員中就包括尼科爾森，從在基地開始，他就一直是俄羅斯的間諜。菲利普回憶說，每次培訓課程結束時，他都會對大家說：“如果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恰好是為敵方服務的，敬請放心，你一定會露出馬腳的。”至今，菲利普仍然很想知道，當時尼科爾森聽到這番話時作何感想。
通過這個例子我想告訴大家，欺騙隨時都可能發生，拆穿謊言需要你積極應用我們的模型。模型不是消極的，也不可能自動得以應用。有了模型的指導也並不代表你有拆穿任何謊言的超能力。菲利普從來沒有和尼科爾森直接就關於為敵方服務的話題進行交流。由於沒有這樣的談話，也沒有任何理由去詢問他是否為他人工作，菲利普並未發現這個謊言，雖然他經常與尼科爾森接觸。所以，除非你處在行為評估模式下，否則你根本不可能輕易看穿謊言。換句話說，隻有在你有意應用模型時，它才能起到作用。
關於如何將該模型應用於實踐，我最後再說明一下。當該模型的高效性在中情局內瘋傳時，一位局裏的高級警官找到菲利普，要求親眼見證模型是如何起作用的。高級警官選擇旁聽一場篩選型麵試，在麵試中，菲利普麵對的是一個申請承包人一職的小夥子。隨著菲利普按部就班地提問，他發現了有深入了解某些問題的必要。很快，這位申請人承認他吸食消遣性藥物，還說自己經常服用大麻和可卡因。隨著麵試的進行，他又承認他有時還會販賣毒品。事實上，他說自己僅僅在過去的幾周內就通過販賣可卡因獲取了1500美元的利潤。他繼續承認他從當地的零售商那裏偷了一套價值500美元的立體音響係統，而且在六個月前與女友的一次爭吵中弄斷了她的鎖骨。當三十分鍾的麵試結束後，求職人起身離開之時，他轉向菲利普，問他：“我什麽時候能知道我是否獲得了這份工作呢？”菲利普掃了一眼高級警官，他一臉不敢相信的表情。他壓住自己的笑意：“不會超過幾個星期的，我們會與您保持聯係。”高級警官所觀察到的並不僅僅是該模型在獲取真實信息時的有效性，還看到了它完全無對抗性的一麵。參與者中的任何人都不會感覺受到輕視，它不會讓麵試者或其組織受到傷害。核心和關鍵就是，當麵試者走出這個房間之前，他已經給了你你想要的信息，而他本人也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滿意，因為他並沒有將你看作敵人。你隻是幫他做了他想做的事，同時他也維護了自己的尊嚴。
——伯納德·海希
我們創建謊言甄別方法論絕不是個偶然。如果說這其中有一些運氣的成分，那就要從1978年菲利普加入中情局安全署說起。和你想的一樣，這個部門的職責是保證中情局全球的設施、人員和信息的安全。在蘭利的安全責任部值了六個月夜班，又在華盛頓辦事處工作了一年後，菲利普聽說局裏的安全署開發出了一個全新的部門——測謊部——需要人手加入。為了拓展自己的經曆，菲利普決定一試。
不幸的是，他落選了。測謊部的主管認為菲利普太年輕了，他的經驗不足以讓他成為一名高效的測謊專家。如果不是有些事橫空出世，那麽到這裏故事可能就結束了。不久之後，那位主管退休了。由於仍然急需新的測謊專家，該部門的副主管喬治·邁斯林斯基再次想到了菲利普，問他是否還對此有興趣。
而那時，菲利普對測謊工作已經有所遲疑，他覺得可能當初沒被選中對他來說更好。那時，他還並不知道他生來就是做這行的。從他自己在局裏的幾次被測謊的經曆，以及許多曾經任過該職位的同事所述的經曆來看，菲利普覺得，似乎測謊人員的本性中應該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冷漠無情。畢竟，這些測謊專家訓練本領的領域風險極高——事關人命和國家安全——因此局裏的測謊檢查是十分嚴肅的事。除此之外，任何測謊活動還都是十分具有攻擊性的行為，測謊人必須能夠控製當時的情況，而這總是讓人在情感上覺得非常不自在。
菲利普根本就不是一個冷漠無情的人。他隻是一個普通人，剛做了爸爸，看上去非常友善，性格非常隨和，他覺得自己怎麽看怎麽是個好相處的人。所以當喬治找到他時，菲利普將自己的顧慮告訴了他。而喬治沒花多少時間就打消了他的顧慮。
“我們就是要你這樣的人。”喬治說。他解釋說菲利普的性格在獲取客觀、均衡的信息時是最有效的。喬治還說，能夠證明一個人沒有說謊和證明一個人在說謊同樣重要。“好相處的人”給人一種公平感，能夠控製他們的偏見。菲利普要的就是這句話，很快，他就到芝加哥去接受由專家指導的六個月的測謊培訓，專家組的成員包括邁克爾·弗洛伊德。在此後的十四年中，菲利普在中情局的工作就是測謊員。
現在我們來說說謊言甄別。就像沒有人體測謊儀一樣，也不存在什麽測謊機器。我們所說的測謊儀並不是真的能檢測到謊話，而是能檢測到一個人在受到刺激後，身體中出現的生理變化，而這個刺激就是測謊員提出的問題。伴隨著這些變化而來的焦慮是否意味著謊言，這是一個開放式問題，必須通過測謊員的分析能力和人際互動技巧才能找到答案。測謊儀的列表會記錄下對刺激的四種生理反應。其中，兩個是呼吸係統追蹤，一個是心血管活動追蹤，還有一個是皮膚電反應追蹤，即皮膚濕度變化記錄。測謊員會在列表上做精確的注釋，寫上他是什麽時候問的問題，什麽時候問完問題，以及什麽時候受檢測者做出“是”或“否”的回答。測謊結束後，測謊員會重新查看表格，並分析受監測人員對每個問題的生理反應程度。根據明確的列表分析規則，如果對某一問題的生理反應達到了“說謊信號”這一級別，那麽測謊員會對此問題進行標記，作為需要進一步調查的有問題的部分。
就是在一次常規分析中，菲利普有了一個念頭（如果不是他那次靈光一現，可能就沒有現在的方法論）。他分析這些表格，在表格上，他用準確的注釋記錄下了他何時開始提問，何時結束問題，以及被檢測人員何時做出的回答，以確定所提問題與隨後生理反應之間的關係。菲利普問自己，為什麽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提問的時候不能遵守這種規矩呢？如果我們像這樣分析我們的對話會得出什麽結果？
答案就是我們的謊言甄別方法論，簡稱為“模型”。模型的美妙之一，就在於它的簡潔性。它有一個戰略方針和兩個簡單的準則。戰略方針即如果你想知道一個人是否在說謊，你必須忽略那些真實的行為，對其不予處理。我們會在下一章中深入解釋這個看似矛盾的方針。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菲利普在分析表格時靈光一現，想出的兩個原則。這兩個原則就是時機原則和集群原則。雖然在行為評估領域內，時機和集群的概念並不陌生，但還從未有人將這兩個概念與基於測謊儀列表分析的科學編碼行為評估模型相結合。
還記不記得我們說過，總體性行為評估的問題在於我們必須猜測一個人為什麽會做出一種行為。為了從猜測上升到實際的分析，我們需要對那些我們能夠找到合理原因的行為上多加注意，那個原因就是我們所提的問題。分析就是找出原因，找出原因的各個分支，並探索原因和行為之間的關係。說到時機，我們得先從刺激潛在欺騙行為的問題或陳述入手。為了確定一個人是否在說謊，我們需要在傳遞刺激後前五秒內觀察或是傾聽欺騙行為。為什麽我們將時間範圍設定為五秒，而不是三十秒或是六十秒呢？因為速記員的數據告訴我們，我們每分鍾平均會說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五十個單詞。與此同時，認知研究表明，我們思考的速度是我們講話速度的十倍。也就是說，距離刺激發生的時間越長，我們越容易去想一些其他事。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能在前五秒鍾內識別首次欺騙性行為，我們就有理由說這種行為直接與刺激有關。
讓我們仔細考慮一下欺騙性行為。不管什麽時候，我們人類總是有視覺主導或是聽覺主導的趨勢——我們要麽就更注意處理我們看到的一切，要麽更注意處理我們聽到的一切。問題還是出在我們曾經提到過的事上，交流不僅是言語性過程，也是非言語性過程，也就是說欺騙性行為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種形式，或是以兩種形式同時出現。你如何同時抓住這兩種行為呢？秘訣就是訓練我們的大腦，讓它進入我們所說的“視聽模式”——我們必須告訴大腦同時去“看”、去“聽”。我們要告訴大腦：“腦袋，在接下來的幾秒鍾內，你必須同時接收交流中視覺和聽覺頻道的信息並進行處理。”你的大腦並不喜歡這樣做。事實上，在這場爭論中，大腦會取得勝利。一段時間後，大腦就會說：“我受夠了。”然後就又會倒向一邊。但是經過不斷的練習，你就能夠讓大腦在刺激過後的一段時間內進入“視聽模式”。你能夠可靠地收集並處理甄別謊言的重要信息，信息量遠高於一般人能夠收集和處理的水平。
另外一個準則與欺騙行為集群有關。集群即出現兩個或多個欺騙線索，你知道這種線索可能是言語性的也可能是非言語性的。所以一個集群可能是一個言語性行為和一個非言語性行為、兩個非言語性行為、兩個言語性行為和一個非言語性行為等各種組合。如果刺激隻產生一個欺騙性行為反應，你會怎麽做？你應該將其忽略不計。關於這點有很多種原因。首先，我們每個人做事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們有自己的講話習慣和模式，也有自己的行為習慣和模式。這些都沒有什麽特別的意義，隻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使用集群規則能夠將這些無意義的習慣和模式過濾掉。其次，這點你可能也知道，我們發現，一個人展現的欺騙性行為的數量越多，他撒謊的概率就越高。如上文所說，我們並不是人體謊言識別儀。事實上我們對自己的信心與我們觀察到的欺騙性行為數量成正比。
現在，讓我們將這兩項準則結合在一起來看。你提出問題，然後馬上進入“視聽模式”，查看和傾聽由兩個或多個欺騙性行為構成的集群。記住，首次欺騙性行為一定出現在刺激出現後的前五秒內。集群由言語性或是非言語性的首次欺騙性行為，以及所有在意識流被另外一個刺激或是明確的幹擾中斷前的言語性和非言語性行為組成。這種意識流會持續多長時間？在這裏我們並不是想批評某些政客，但是我們可能都看過他們冗長的回應，這告訴我們上述問題的答案：很長。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些圖解，來說明集群規則。你可以把這看成是我們稍後會在本書中說明的言語性和非言語性行為的一個預覽。現在還沒有必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特定的行為上——隻要知道有些是言語性行為，有些是非言語性行為就可以了。在圖1中，一位母親問她的女兒作業做好了沒有。我們知道女兒的回應可以被認定為集群，因為它符合集群的要求：包含兩個或者更多的欺騙性行為，首次行為在提問後五秒鍾內產生。事實上，在此案例中我們發現，女兒甚至在母親問完問題前就展現了一個言語性行為。我們要看到的就是由於女兒以前也被問到過此問題，所以她的思考速度比母親講話還要快。她在問題問完前就已經知道了問題是什麽，並用一個言語性行為進行回應。我們將此作為集群的一個部分。
圖2描述了一個更加嚴肅的場景。我們能不能將這個案例中的回應看作是一個集群呢？的確可以——首次行為出現在問題提出後的五秒內，且行為在兩種或兩種以上。在此案例中，我們的信心沒有圖1中所示案例高——行為數量越多我們的信心也就越大。但是，正如你看見的，集群中的行為數量並不能反映欺騙的嚴重程度。因此我們可以說，上述案例達到了所有要求。你問了一個問題，在回應中你得到了欺騙性行為集群，第一個行為開始在提問後五秒鍾之內。那麽你能通過這些信息百分之百確定那個人在對你說謊嗎？當然不是。記住，你不是人體測謊儀。所以你從中隻能確定該問題仍然有疑點，你需要進一步探究。我們說這些行為是說謊的“標誌”而不是“確鑿的證據”不無原因。
但你也不要曲解我們的意思。這些線索為我們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通過將這種刺激—回應模型應用於分析中，你會發現自己正經曆著拆穿謊言的過程，而且能非常高效地辨別出謊言。原因之一就是該模型的應用和外科手術有異曲同工之妙。外科醫生移除惡性腫瘤時，他們不會在腫瘤周圍標記一塊很大的區域，然後把身體的那一部分都切除掉，以保證腫瘤被完全移除，而是會在幾個不同的區域進行精確的切除，因為他們知道，身體的其他地方很健康並不表示那裏沒有需要被切除的腫瘤。如果你將謊言看做一個惡性腫瘤，那麽你需要一個外科手術工具來識別腫瘤，這樣才能避免影響其他區域。你得把腫瘤隔離出來，這樣才能進行處理。在這裏通過一個有戀足癖的求職人員的案例好好思考一下。
蘇珊曾經對一位申請政府一個敏感部門職位的人做篩選型麵試。她最後一個問題是一個總攬性問題，該問題是為了進入尚未浮出水麵的潛在問題區域。我們會在第10章中詳細探討總攬性問題。“除了我問的問題之外，還有什麽是你覺得應該交代給我的？”蘇珊問。求職人不自在地動了動：“你說應該交代的是什麽意思？”無法理解一個簡單的問題本身就是一種欺騙性行為，我們將在第5章中進一步討論。現在我們應該重點考慮的是，這位求職人員應該交代的事並不在蘇珊已經提出的問題範圍之內。蘇珊從總攬性問題的回應中聽出，她還需要繼續做工作。很快，蘇珊就找出了是什麽讓這位求職人員感到不自在。他承認他曾經多次在妻子的飲料中放安眠藥，讓她昏過去，以滿足自己的戀足癖。有一次他甚至想用氯仿來麻醉她，但是當他正將沾有氯仿的碎屑放到她臉上時，她突然醒了。
1996年11月16日，當聯邦調查局探員在杜勒斯國際機場接近中情局技工時，一場間諜電影上演了。但是那裏沒有導演，沒有音效師或是燈光師，沒有攝影師，也沒有演員。對美國來說，一場不幸上演了，因為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哈羅德·詹姆斯·尼科爾森，中情局同事口中的“吉姆”被捕，並被控告是俄羅斯聯邦的間諜。一旦事情屬實，“吉姆”認罪，他會被判二十三年零七個月有期徒刑，成為有史以來從事間諜活動的中情局官員中級別最高的一位。
其中一位認識並稱尼科爾森為“吉姆”的同事就是菲利普。早在20世紀80年代，兩個人就見過麵，當時尼科爾森作為一名年輕的情報機構官員來到此地，菲利普那時也是一位新來的中情局官員，與他有過一些工作上的接觸。在90年代中期，兩人命運再次出現交集，那時菲利普是中情局主要訓練基地“農場”的安全主管，尼科爾森被任命為那裏的指導員。有兩年的時間，兩個人住得很近，在同樣的活動中進行社交，並參加一些相同的娛樂活動。他們的孩子在同一所學校上學，菲利普的兒子小菲利普和尼科爾森的兒子納撒尼爾有一段時間一起拚車去練習足球。菲利普記得尼科爾森非常友好也非常外向，但是他也記得當聯邦調查局的人找到他，告訴他聯邦調查局對尼科爾森的懷疑時，他一點都不覺得奇怪。這位離了婚帶著三個孩子的父親好像就應該有些與眾不同，而這是菲利普無法染指的。納撒尼爾和他的父親不同，總是冷淡而內向，菲利普覺得他是個好孩子。因此在2009年，傳出尼科爾森從監獄中操控兒子，為俄羅斯籌集資金的消息時，菲利普著實吃了一驚。這一背叛行為讓尼科爾森要多忍受八年的牢獄之災。納撒尼爾積極與當局合作，幫助處理他父親的案子，這使他幸免於牢獄之災。尼科爾森被俄羅斯招募的時候正是逮捕奧爾德裏奇·艾姆斯並對其定罪之時，此人是一位中情局官員，也是一位俄羅斯間諜，他連累的中情局官員人數史無前例。對局裏來說，艾姆斯的案子是一個大大的警鍾，因此局裏開始著手安全和反間諜培訓項目——各種各樣的補習課程——所有的中情局員工都要接受此項培訓。菲利普被選為進行該培訓的導師，他和另外一位二把手負責所有基地人員的講習。接受培訓的人員中就包括尼科爾森，從在基地開始，他就一直是俄羅斯的間諜。菲利普回憶說，每次培訓課程結束時，他都會對大家說：“如果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恰好是為敵方服務的，敬請放心，你一定會露出馬腳的。”至今，菲利普仍然很想知道，當時尼科爾森聽到這番話時作何感想。
通過這個例子我想告訴大家，欺騙隨時都可能發生，拆穿謊言需要你積極應用我們的模型。模型不是消極的，也不可能自動得以應用。有了模型的指導也並不代表你有拆穿任何謊言的超能力。菲利普從來沒有和尼科爾森直接就關於為敵方服務的話題進行交流。由於沒有這樣的談話，也沒有任何理由去詢問他是否為他人工作，菲利普並未發現這個謊言，雖然他經常與尼科爾森接觸。所以，除非你處在行為評估模式下，否則你根本不可能輕易看穿謊言。換句話說，隻有在你有意應用模型時，它才能起到作用。
關於如何將該模型應用於實踐，我最後再說明一下。當該模型的高效性在中情局內瘋傳時，一位局裏的高級警官找到菲利普，要求親眼見證模型是如何起作用的。高級警官選擇旁聽一場篩選型麵試，在麵試中，菲利普麵對的是一個申請承包人一職的小夥子。隨著菲利普按部就班地提問，他發現了有深入了解某些問題的必要。很快，這位申請人承認他吸食消遣性藥物，還說自己經常服用大麻和可卡因。隨著麵試的進行，他又承認他有時還會販賣毒品。事實上，他說自己僅僅在過去的幾周內就通過販賣可卡因獲取了1500美元的利潤。他繼續承認他從當地的零售商那裏偷了一套價值500美元的立體音響係統，而且在六個月前與女友的一次爭吵中弄斷了她的鎖骨。當三十分鍾的麵試結束後，求職人起身離開之時，他轉向菲利普，問他：“我什麽時候能知道我是否獲得了這份工作呢？”菲利普掃了一眼高級警官，他一臉不敢相信的表情。他壓住自己的笑意：“不會超過幾個星期的，我們會與您保持聯係。”高級警官所觀察到的並不僅僅是該模型在獲取真實信息時的有效性，還看到了它完全無對抗性的一麵。參與者中的任何人都不會感覺受到輕視，它不會讓麵試者或其組織受到傷害。核心和關鍵就是，當麵試者走出這個房間之前，他已經給了你你想要的信息，而他本人也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滿意，因為他並沒有將你看作敵人。你隻是幫他做了他想做的事，同時他也維護了自己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