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雖然就具有圓融隨和的性格，但也與一般男孩子一樣，喜歡伸張正義，打抱不平。有一天，在一本書裏看到一句話“結緣總比結怨好”，深深打動我頑強的心扉，回憶過去經常因為我執著、好鬥而結下許多怨尤，想想實在沒有必要。從此以後，我將“結緣總比結怨好”奉為圭臬，果然為我一生帶來許多方便。
“物以類聚”是眾生的習性之一，在我初出家的僧團裏，也難免有此情況，有些人以地域結合，有些人以師承聚集，有些人以性格交友，有些人以興趣相知。如果覺醒能力欠缺，往往陷入黨同伐異而不自知。我向來喜歡融和無爭，所以保持中立態度，從未加入任何一方，或許正因為如此，也為自己引來一些困擾。
記得當時的同窗還度法師與我素無淵源，但大概是法係不一，他總喜歡找我麻煩。那時我年紀還小，遭到學長的欺負，心中不免感到委屈，但想到“結緣總比結怨好”，便按捺心中的不平，以低姿態的方式和他相處，因此平息了許多紛擾。數年後，我們雖然各分西東，但友誼仍然持續維係得十分長久。
棲霞律學院結束後，我進入焦山佛學院就讀。由於這是一所聞名全國的佛教高等學府，來自各地佛學院的精英均集中於此，但也因為這樣，大家意見不一，時有齟齬。當時有一位來自竹林佛學院的大培法師，對我存有誤會，經常冷語相譏，暗中醜化。我明知如此，仍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予協助。後來我到南京華藏寺擔任監寺時，他也遠道來歸，齊為振興佛教而共同努力。可見“結緣”能化解嫌隙，“總比結怨好”。
一九五一年，我應聘至新竹青草湖的台灣佛教講習會負責教務，某法師意欲將我排擠於外，寧可將講習會遷至台北，可是部分學生不願同往，想和我一起留在原地，我還是鼓勵他們到台北去發展。後來幾十年來，大家仍舊十分友好。因此，我更肯定“結緣實在比結怨好”。
四十年前，初到宜蘭弘法時，林鬆年居士剛從耶教轉信佛教。他護持佛法不落人後，而且做事能幹，頭腦聰明，唯性格剛烈，所以得罪不少信徒。信徒紛來向我投訴，甚至由於他護教太過熱心，偶爾一些言辭對佛教造成傷害，也使我迭遭怨言。他對我雖禮敬三分，但究竟習氣難改，有時說起話來，仍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樣。盡管如此，想到人“要結緣，不要結怨”，所以我對他更加友好。後來成立“宜蘭念佛會”時，還選派他擔任總幹事。一向處處挑剔的他，在工作上竟能十分配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其實，這就是“結緣，不結怨”的結果啊！
一九五五年，我協助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設，原先那一帶的信徒像宋仁心、陳明等人，最初是由於接觸附佛外道普明燈居士的因緣而信仰佛教，對於佛法真理了解淺薄，隻知倡導自性三寶，不知禮敬常住三寶，尤其每次一到我說法的時候，他們總是群集在講堂外麵，或奏樂擾亂、或聚眾座談，一副倨慢傲然，不肯合作的樣子，我照樣在台上講經說法，平常也依舊禮遇他們。久而久之，這批人終於被我感化，不僅對我竭誠擁護，而且重新皈依三寶座下，成為正信佛子。類似的經曆使我深深感到：平日待人處事如果不將別人的短處視為缺失，而抱持“結緣，不結怨”的態度，容他、耐他、化他、度他，待時機成熟時，一定可以獲得對方的尊重。
我生性不喜歡因為一點小事和別人成為冤家，甚至在經濟拮據時，對於財務處理，也是寧願自己吃虧，盡量避免紛爭。像宜蘭雷音寺大門前的一棟民房，時價三萬元，屋主提出以十萬元作為讓售代價，一個禮拜以後，待我們籌好款項時，他卻索價二十萬元，再隔幾個月，他又提高到四十萬元……價碼持續提升，徒眾得知，無不憤怒切齒，但我最後還是滿其所願，多年後以四千萬元成交。目前我們將寺內土地整體規劃，加建十八層大樓以為佛光大學的城區分部，預見日後將發揮文教功能，帶動當地文化建設，雖說多花了點錢，佛祖還是獲得最後的勝利，因此“結緣總比結怨要好”。
佛光山三十年前是一片荒涼的麻竹林，一畝土地一萬元不到，但是現在一億元都買不到一畝，其中簡直有天壤之別。盡管如此，三十年來，我們本著友好“結緣”的誠意，在經濟萬分困難下，一塊一塊地買下了五十畝土地，以此為基礎，慢慢發展出世界五大洲的佛教事業，裨益眾多的生靈。如果我們當初眼光短淺，和鄉民僵持不下，不但徒然“結怨”，更無法與全球信眾“廣結善緣”，豈不因小失大？
數十年來，台灣小型書報雜誌社及其他各界人士以種種名目前來募款時，我固然多少都給予一點補助；對於大陸的寺院道場，無論是化緣建設經費，或是募取獎助學金，無論是需求慈善基金，或是索贈汽車、電視，我也都隨份、隨力地幫忙。雖然經常阮囊羞澀，不勝應付，但想到能夠借此機會與大眾“結緣”，還是心存感謝，因為“結緣總比結怨好”。
多年來，我自以為很慈悲行善，但有一天當弟子將建寺功德名錄拿給我看時，見其他寺院同道如菩妙、開證、印海、浩霖、靈根等法師動輒捐獻數十萬、上百萬，才感到別人“結緣”的心胸比自己更為可貴，慚愧之餘，惟有勉勵自己更加盡力廣結善緣。
一九八八年，美國西來寺落成時，召開第十六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議，洛杉磯華人的耶穌教會天天在寺外舉牌遊行，抗議呐喊，引起當地居民反感，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本著宗教的慈悲，請信徒端熱茶給他們解渴驅寒。一位從公家機關退休的美籍老太太自建寺伊始，便每日以望遠鏡觀測西來寺，寫給縣政府的密告黑函達數百封之多，我們不斷嚐試與其溝通，起初她相應不理，有感於我們的誠意，去年她終於出麵和我們協談。每屆春節期間，西來寺均舉辦敦親睦鄰餐會，懇請附近居民同來聯誼，那些向來持反對意見的人也都應邀在列。或許由於我們“結緣”的誠意，成立九年以來，西來寺不但未被惡勢力擊倒，反而目睹越來越多的耶教朋友、各國人士前來參訪。這不正是“結緣總比結怨好”的明證嗎？
“感謝主，他的大能給我們在這裏施予博愛，給予需要的人。”當一些不知情的信徒參觀“仁愛之家”，看到院門的牌匾上寫著這樣的文字時，不免驚怪：“師父！怎麽會這樣呢？‘仁愛之家’不是佛光山辦的嗎？”其實“仁愛之家”原名“蘭陽救濟院”，乃基督徒董鴻烈先生於一九六三年創立，但兩年後因財務困難，由當時的宜蘭縣縣長林才添先生從中斡旋，交由我來管理。當初接辦時，許多信徒建議拆除這塊牌匾，但我不僅斷然拒絕，而且向大家宣布：“耶穌教肯將救濟院交給我們接管，我們怎麽可以如此回報？我們不但應該善理院務，更要好好保護這塊牌匾，因為曆史的軌跡是不容更改的。”後來依融、紹覺從佛學院畢業之後，自動發心前來服務，在院內增設佛堂，雖然如此，我們對於各種信仰的無依老人均一視同仁、收容照顧，讓崇尚耶穌基督的，向耶穌基督禱告；讓皈依佛陀座下的，向我佛如來禮拜。三十餘年來，院中的老人們相處融洽，安然無事，是我心中最大的欣慰。
無獨有偶，倫敦佛光寺的建築本來也是一所天主教神學院，創辦人authu
michealramsey大主教在大門口所立的碑銘至今依舊保持原狀。一九九二年，倫敦佛光寺舉行開光典禮時，鄰居教堂的賀特神父（rev.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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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特來道賀。四年後，我每次走訪英國倫敦弘法，都邀請該修道會的上級主教參加我們的集會，彼此之間水**融。去年（一九九六年）八月，在該寺舉行的“和平對話”，以“宗教與社會的融和”為主題，當地各教派均派人前來共襄盛舉，大家踴躍發言，氣氛熱絡，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表示在當地弘法的徒眾也能依照佛光山的宗風行事，“與人結緣，不與人結怨”。
早期自願到佛光山工作的人很多，我一向來者不拒，但部分的人因為不能與別人相應，造成一些糾紛，使得事務難以進行，讓主管不得不將之遣離。我每次聽說此事，即自願親自出麵和對方溝通，由於我好言安慰，真心勸告，最後這些人都是歡喜而去，甚至一些已經積為怨懟的事情，結果也都化解為善緣。他們離開以後，不但與佛光山保持聯係，而且還經常回來擔任義工。可見“結緣”能化怨懟為助緣，是人生最美好的經驗。
多年前，洛杉磯一位作家每次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作品，隻要提及佛教或西來寺，總是挖苦幾句，不少信徒向我反映，表示憤怒。我聞言不語。一天，我邀當地作家協會至西來寺“素齋談禪”，他也應邀在座，我一句責怪的話都沒有，瞼上也沒有慍色，有的隻是讚歎與尊重，從此以後，他的大作裏再也沒有出現批評佛門的言辭。
中部某報社記者也是經常惡意傷害佛教，當我知道以後，通過別人，邀約他來山一遊，讓他了解佛教對社會的貢獻，不久，他的文章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可見人與人之間的“結怨”，都是誤會所引起，如果能夠多一點溝通交流，或者有一方肯主動“結緣”，沒有什麽解不開的冤業。
像《台灣時報》因為經常以不實的新聞歪曲佛光山，終於激怒了信徒，於一九九六年二月間，發起包圍報廠，靜坐抗議行動。我得悉此事，立即電請前監察院院長陳履安先生由台北南下，以佛光山信徒代表身份前往化解，《台灣時報》立即表達歉意，如今偶爾也刊登有關佛光山正麵的報導。所以，主動“結緣”並不表示自己矮了半截，相反地，它比“結怨”更能將事情圓滿解決。
多少年來，拙作《釋迦牟尼佛傳》與《玉琳國師》一再被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電台、電視及電影銀幕，但都因為劇情被改得不如法，而使我頻遭責難，也曾三番兩次想向演藝公司抗議，但自忖一旦如此，以後誰還有心做佛教的節目呢？況且既然已經“結緣”在先，又何必“結怨”於後？種種考慮之後，我打消前念，如今，勾峰先生編導的連續劇《再世情緣》，改編自《玉琳國師》，不但佳評如潮，而且其中因果觀念的傳播更有助於人心的淨化。後來許多導演、編劇紛紛來問我有關開拍佛教影片的事情，我常想：當初如果據理抗議，讓佛教與演藝界“結怨”，恐怕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許多人見我人緣很好，都說我是上一輩子修來的。其實，我曾經遇過不少公務人員在辦事的時候，不肯給人方便，總以磨人為樂，損人為快，盡管如此，當他們需要佛門的協助時，我仍給予幫忙，從此結下好緣，無形中也讓他們對於佛教“以結緣、服務代替官僚、結怨”的理念有了更深一層的認知。
與大陸闊別四十年期間，一些投機的鄉人趁機欺負我俗家的親眷。一九八九年，我率團返鄉弘法探親之際，對於家鄉附近社區的每一戶人家，都以一個紅包、一份禮品與他們“結緣”。尤其曾經極力傷害過我家人的一些鄰居親友，我更加厚待，贈予電視機、錄像機、電冰箱、收音機等電器化製品。兄弟們都怪我怨親不分，但我覺得：“冤家宜解不宜結”，“冤冤相報何時了”，對於心性澆薄的眾生，給予他們多一點因緣，讓他們未來也有得度的機會，非但自他受益，整個社會也將蒙利，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嗎？
我在世界雲遊弘法，發現各地的僑團甚多，有的以同鄉組合，有的以宗親結社，有的以職業類聚，有的以性別集會，但彼此之間大多貌合神離，多少年來互不往來，甚至黨同伐異，視如水火；但是自從他們參加佛光會以後，都能在同一個信仰之下賡續友誼，引起許多人的好奇，紛來問我是何原因。其實，這不是我個人有什麽魅力，而是因為佛光會本身實踐佛教“結緣，不結怨”的精神，奉行“平等共尊，和平共榮”的理念有以致之。
“結緣”能助成善業，能化解惡因，比“結怨”要好，乃古有明訓之事，像三迦葉兄弟原是拜火外道，陷害佛陀未果，反被其慈悲精神感召，率領一千門下投皈三寶座下，使佛教在初傳世間時就擁有強大的聲勢；呂洞賓原本誌在長生不老，在拜訪黃龍禪師時，因為對於“莫做守屍鬼”的勸言不甚明白，在惱羞成怒之下，抽出劍來，欲殺之為快。結果不但不能傷彼，反被其智慧之語點醒。從此不僅勸人以“慈悲度世”為成道途徑，更以斷除貪、嗔、癡取代劍術之學習，使得北宋道教教理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佛門也多添一位護法神仙。齊桓公於即位後，不記管仲昔日射殺之過，舉其為宰相，掌理國政，成為春秋時代第一位霸主。唐太宗在登基之後，盡棄敵對前嫌，任用魏征、王珪為大臣，輔弼朝綱，乃有貞觀之治大放異彩……凡此不都是因為“結緣”所成就的美事嗎？
反觀佛世時，琉璃王還是太子的時候，因被釋族譏為“婢子”，乃心懷怨恨。即位之後，立即進軍迦毗羅衛國，盡滅釋種九千九百九十萬人，佛陀雖阻道三次企圖止戰，但終因夙業無法挽回，隻有回到精舍，黯然神傷，後來琉璃王也死於非命，受地獄苦報。項羽雖有雄才大略，但自矜征伐之勇，氣度狹隘，進入關中之後，坑殺降卒，焚燒秦宮，奸淫擄掠，而後又中了陳平的反間之計，誤以為謀臣們皆與漢王劉邦通好，心生怨怒，百般冷淡，自以為是，結果眾叛親離，盡失人心，最後在烏江敗亡自刎，這一連串的曆史悲劇，不都是“結怨”造成的嗎？
經雲：“不可以怨止怨，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又說：“未成佛道，先結人緣。”誠乃不虛之言。當今的社會充滿暴戾氣氛，其實，夫妻不和是兒女的不幸，兄弟閱牆是父母的傷痛，員工相爭是企業的損失，人民鬥亂是國家的悲哀。“結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大家何不以“結緣”的胸襟來莊嚴我們的世界，美化我們的人間呢？
（一九九七年五月）
“物以類聚”是眾生的習性之一，在我初出家的僧團裏，也難免有此情況，有些人以地域結合，有些人以師承聚集，有些人以性格交友，有些人以興趣相知。如果覺醒能力欠缺，往往陷入黨同伐異而不自知。我向來喜歡融和無爭，所以保持中立態度，從未加入任何一方，或許正因為如此，也為自己引來一些困擾。
記得當時的同窗還度法師與我素無淵源，但大概是法係不一，他總喜歡找我麻煩。那時我年紀還小，遭到學長的欺負，心中不免感到委屈，但想到“結緣總比結怨好”，便按捺心中的不平，以低姿態的方式和他相處，因此平息了許多紛擾。數年後，我們雖然各分西東，但友誼仍然持續維係得十分長久。
棲霞律學院結束後，我進入焦山佛學院就讀。由於這是一所聞名全國的佛教高等學府，來自各地佛學院的精英均集中於此，但也因為這樣，大家意見不一，時有齟齬。當時有一位來自竹林佛學院的大培法師，對我存有誤會，經常冷語相譏，暗中醜化。我明知如此，仍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予協助。後來我到南京華藏寺擔任監寺時，他也遠道來歸，齊為振興佛教而共同努力。可見“結緣”能化解嫌隙，“總比結怨好”。
一九五一年，我應聘至新竹青草湖的台灣佛教講習會負責教務，某法師意欲將我排擠於外，寧可將講習會遷至台北，可是部分學生不願同往，想和我一起留在原地，我還是鼓勵他們到台北去發展。後來幾十年來，大家仍舊十分友好。因此，我更肯定“結緣實在比結怨好”。
四十年前，初到宜蘭弘法時，林鬆年居士剛從耶教轉信佛教。他護持佛法不落人後，而且做事能幹，頭腦聰明，唯性格剛烈，所以得罪不少信徒。信徒紛來向我投訴，甚至由於他護教太過熱心，偶爾一些言辭對佛教造成傷害，也使我迭遭怨言。他對我雖禮敬三分，但究竟習氣難改，有時說起話來，仍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樣。盡管如此，想到人“要結緣，不要結怨”，所以我對他更加友好。後來成立“宜蘭念佛會”時，還選派他擔任總幹事。一向處處挑剔的他，在工作上竟能十分配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其實，這就是“結緣，不結怨”的結果啊！
一九五五年，我協助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設，原先那一帶的信徒像宋仁心、陳明等人，最初是由於接觸附佛外道普明燈居士的因緣而信仰佛教，對於佛法真理了解淺薄，隻知倡導自性三寶，不知禮敬常住三寶，尤其每次一到我說法的時候，他們總是群集在講堂外麵，或奏樂擾亂、或聚眾座談，一副倨慢傲然，不肯合作的樣子，我照樣在台上講經說法，平常也依舊禮遇他們。久而久之，這批人終於被我感化，不僅對我竭誠擁護，而且重新皈依三寶座下，成為正信佛子。類似的經曆使我深深感到：平日待人處事如果不將別人的短處視為缺失，而抱持“結緣，不結怨”的態度，容他、耐他、化他、度他，待時機成熟時，一定可以獲得對方的尊重。
我生性不喜歡因為一點小事和別人成為冤家，甚至在經濟拮據時，對於財務處理，也是寧願自己吃虧，盡量避免紛爭。像宜蘭雷音寺大門前的一棟民房，時價三萬元，屋主提出以十萬元作為讓售代價，一個禮拜以後，待我們籌好款項時，他卻索價二十萬元，再隔幾個月，他又提高到四十萬元……價碼持續提升，徒眾得知，無不憤怒切齒，但我最後還是滿其所願，多年後以四千萬元成交。目前我們將寺內土地整體規劃，加建十八層大樓以為佛光大學的城區分部，預見日後將發揮文教功能，帶動當地文化建設，雖說多花了點錢，佛祖還是獲得最後的勝利，因此“結緣總比結怨要好”。
佛光山三十年前是一片荒涼的麻竹林，一畝土地一萬元不到，但是現在一億元都買不到一畝，其中簡直有天壤之別。盡管如此，三十年來，我們本著友好“結緣”的誠意，在經濟萬分困難下，一塊一塊地買下了五十畝土地，以此為基礎，慢慢發展出世界五大洲的佛教事業，裨益眾多的生靈。如果我們當初眼光短淺，和鄉民僵持不下，不但徒然“結怨”，更無法與全球信眾“廣結善緣”，豈不因小失大？
數十年來，台灣小型書報雜誌社及其他各界人士以種種名目前來募款時，我固然多少都給予一點補助；對於大陸的寺院道場，無論是化緣建設經費，或是募取獎助學金，無論是需求慈善基金，或是索贈汽車、電視，我也都隨份、隨力地幫忙。雖然經常阮囊羞澀，不勝應付，但想到能夠借此機會與大眾“結緣”，還是心存感謝，因為“結緣總比結怨好”。
多年來，我自以為很慈悲行善，但有一天當弟子將建寺功德名錄拿給我看時，見其他寺院同道如菩妙、開證、印海、浩霖、靈根等法師動輒捐獻數十萬、上百萬，才感到別人“結緣”的心胸比自己更為可貴，慚愧之餘，惟有勉勵自己更加盡力廣結善緣。
一九八八年，美國西來寺落成時，召開第十六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議，洛杉磯華人的耶穌教會天天在寺外舉牌遊行，抗議呐喊，引起當地居民反感，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本著宗教的慈悲，請信徒端熱茶給他們解渴驅寒。一位從公家機關退休的美籍老太太自建寺伊始，便每日以望遠鏡觀測西來寺，寫給縣政府的密告黑函達數百封之多，我們不斷嚐試與其溝通，起初她相應不理，有感於我們的誠意，去年她終於出麵和我們協談。每屆春節期間，西來寺均舉辦敦親睦鄰餐會，懇請附近居民同來聯誼，那些向來持反對意見的人也都應邀在列。或許由於我們“結緣”的誠意，成立九年以來，西來寺不但未被惡勢力擊倒，反而目睹越來越多的耶教朋友、各國人士前來參訪。這不正是“結緣總比結怨好”的明證嗎？
“感謝主，他的大能給我們在這裏施予博愛，給予需要的人。”當一些不知情的信徒參觀“仁愛之家”，看到院門的牌匾上寫著這樣的文字時，不免驚怪：“師父！怎麽會這樣呢？‘仁愛之家’不是佛光山辦的嗎？”其實“仁愛之家”原名“蘭陽救濟院”，乃基督徒董鴻烈先生於一九六三年創立，但兩年後因財務困難，由當時的宜蘭縣縣長林才添先生從中斡旋，交由我來管理。當初接辦時，許多信徒建議拆除這塊牌匾，但我不僅斷然拒絕，而且向大家宣布：“耶穌教肯將救濟院交給我們接管，我們怎麽可以如此回報？我們不但應該善理院務，更要好好保護這塊牌匾，因為曆史的軌跡是不容更改的。”後來依融、紹覺從佛學院畢業之後，自動發心前來服務，在院內增設佛堂，雖然如此，我們對於各種信仰的無依老人均一視同仁、收容照顧，讓崇尚耶穌基督的，向耶穌基督禱告；讓皈依佛陀座下的，向我佛如來禮拜。三十餘年來，院中的老人們相處融洽，安然無事，是我心中最大的欣慰。
無獨有偶，倫敦佛光寺的建築本來也是一所天主教神學院，創辦人authu
michealramsey大主教在大門口所立的碑銘至今依舊保持原狀。一九九二年，倫敦佛光寺舉行開光典禮時，鄰居教堂的賀特神父（rev.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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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sai
t''schu
ch）特來道賀。四年後，我每次走訪英國倫敦弘法，都邀請該修道會的上級主教參加我們的集會，彼此之間水**融。去年（一九九六年）八月，在該寺舉行的“和平對話”，以“宗教與社會的融和”為主題，當地各教派均派人前來共襄盛舉，大家踴躍發言，氣氛熱絡，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表示在當地弘法的徒眾也能依照佛光山的宗風行事，“與人結緣，不與人結怨”。
早期自願到佛光山工作的人很多，我一向來者不拒，但部分的人因為不能與別人相應，造成一些糾紛，使得事務難以進行，讓主管不得不將之遣離。我每次聽說此事，即自願親自出麵和對方溝通，由於我好言安慰，真心勸告，最後這些人都是歡喜而去，甚至一些已經積為怨懟的事情，結果也都化解為善緣。他們離開以後，不但與佛光山保持聯係，而且還經常回來擔任義工。可見“結緣”能化怨懟為助緣，是人生最美好的經驗。
多年前，洛杉磯一位作家每次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作品，隻要提及佛教或西來寺，總是挖苦幾句，不少信徒向我反映，表示憤怒。我聞言不語。一天，我邀當地作家協會至西來寺“素齋談禪”，他也應邀在座，我一句責怪的話都沒有，瞼上也沒有慍色，有的隻是讚歎與尊重，從此以後，他的大作裏再也沒有出現批評佛門的言辭。
中部某報社記者也是經常惡意傷害佛教，當我知道以後，通過別人，邀約他來山一遊，讓他了解佛教對社會的貢獻，不久，他的文章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可見人與人之間的“結怨”，都是誤會所引起，如果能夠多一點溝通交流，或者有一方肯主動“結緣”，沒有什麽解不開的冤業。
像《台灣時報》因為經常以不實的新聞歪曲佛光山，終於激怒了信徒，於一九九六年二月間，發起包圍報廠，靜坐抗議行動。我得悉此事，立即電請前監察院院長陳履安先生由台北南下，以佛光山信徒代表身份前往化解，《台灣時報》立即表達歉意，如今偶爾也刊登有關佛光山正麵的報導。所以，主動“結緣”並不表示自己矮了半截，相反地，它比“結怨”更能將事情圓滿解決。
多少年來，拙作《釋迦牟尼佛傳》與《玉琳國師》一再被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電台、電視及電影銀幕，但都因為劇情被改得不如法，而使我頻遭責難，也曾三番兩次想向演藝公司抗議，但自忖一旦如此，以後誰還有心做佛教的節目呢？況且既然已經“結緣”在先，又何必“結怨”於後？種種考慮之後，我打消前念，如今，勾峰先生編導的連續劇《再世情緣》，改編自《玉琳國師》，不但佳評如潮，而且其中因果觀念的傳播更有助於人心的淨化。後來許多導演、編劇紛紛來問我有關開拍佛教影片的事情，我常想：當初如果據理抗議，讓佛教與演藝界“結怨”，恐怕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許多人見我人緣很好，都說我是上一輩子修來的。其實，我曾經遇過不少公務人員在辦事的時候，不肯給人方便，總以磨人為樂，損人為快，盡管如此，當他們需要佛門的協助時，我仍給予幫忙，從此結下好緣，無形中也讓他們對於佛教“以結緣、服務代替官僚、結怨”的理念有了更深一層的認知。
與大陸闊別四十年期間，一些投機的鄉人趁機欺負我俗家的親眷。一九八九年，我率團返鄉弘法探親之際，對於家鄉附近社區的每一戶人家，都以一個紅包、一份禮品與他們“結緣”。尤其曾經極力傷害過我家人的一些鄰居親友，我更加厚待，贈予電視機、錄像機、電冰箱、收音機等電器化製品。兄弟們都怪我怨親不分，但我覺得：“冤家宜解不宜結”，“冤冤相報何時了”，對於心性澆薄的眾生，給予他們多一點因緣，讓他們未來也有得度的機會，非但自他受益，整個社會也將蒙利，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嗎？
我在世界雲遊弘法，發現各地的僑團甚多，有的以同鄉組合，有的以宗親結社，有的以職業類聚，有的以性別集會，但彼此之間大多貌合神離，多少年來互不往來，甚至黨同伐異，視如水火；但是自從他們參加佛光會以後，都能在同一個信仰之下賡續友誼，引起許多人的好奇，紛來問我是何原因。其實，這不是我個人有什麽魅力，而是因為佛光會本身實踐佛教“結緣，不結怨”的精神，奉行“平等共尊，和平共榮”的理念有以致之。
“結緣”能助成善業，能化解惡因，比“結怨”要好，乃古有明訓之事，像三迦葉兄弟原是拜火外道，陷害佛陀未果，反被其慈悲精神感召，率領一千門下投皈三寶座下，使佛教在初傳世間時就擁有強大的聲勢；呂洞賓原本誌在長生不老，在拜訪黃龍禪師時，因為對於“莫做守屍鬼”的勸言不甚明白，在惱羞成怒之下，抽出劍來，欲殺之為快。結果不但不能傷彼，反被其智慧之語點醒。從此不僅勸人以“慈悲度世”為成道途徑，更以斷除貪、嗔、癡取代劍術之學習，使得北宋道教教理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佛門也多添一位護法神仙。齊桓公於即位後，不記管仲昔日射殺之過，舉其為宰相，掌理國政，成為春秋時代第一位霸主。唐太宗在登基之後，盡棄敵對前嫌，任用魏征、王珪為大臣，輔弼朝綱，乃有貞觀之治大放異彩……凡此不都是因為“結緣”所成就的美事嗎？
反觀佛世時，琉璃王還是太子的時候，因被釋族譏為“婢子”，乃心懷怨恨。即位之後，立即進軍迦毗羅衛國，盡滅釋種九千九百九十萬人，佛陀雖阻道三次企圖止戰，但終因夙業無法挽回，隻有回到精舍，黯然神傷，後來琉璃王也死於非命，受地獄苦報。項羽雖有雄才大略，但自矜征伐之勇，氣度狹隘，進入關中之後，坑殺降卒，焚燒秦宮，奸淫擄掠，而後又中了陳平的反間之計，誤以為謀臣們皆與漢王劉邦通好，心生怨怒，百般冷淡，自以為是，結果眾叛親離，盡失人心，最後在烏江敗亡自刎，這一連串的曆史悲劇，不都是“結怨”造成的嗎？
經雲：“不可以怨止怨，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又說：“未成佛道，先結人緣。”誠乃不虛之言。當今的社會充滿暴戾氣氛，其實，夫妻不和是兒女的不幸，兄弟閱牆是父母的傷痛，員工相爭是企業的損失，人民鬥亂是國家的悲哀。“結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大家何不以“結緣”的胸襟來莊嚴我們的世界，美化我們的人間呢？
（一九九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