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長在一個靠山傍河的小村莊，是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不知從哪裏來了一群神秘的女教師，和我媽媽一起，把我從家鄉的山河拉進了書本。後來，書本又把我推進了城市。在讀了很多很多書，經曆了很多很多災難之後，我終於驀然醒悟，發現一切文化的終極基準，人間是非的最後衡定，還是要看山河大地。說準確一點，要看山河大地所能給予的生存許諾。
根據這個認知，我終於出逃，逃回山河大地。從此，我的腳步再也不會蹈空淩雲，我的文筆再也不會高談闊論，我的思緒再也不會離開蒼原蒼生。但是，這並不隻是“返鄉”，而是把廣袤無垠的真實空間當作了自己的家鄉。
讓我高興的是，廣大讀者接受了我。而且，順著我，從書齋文化、官場文化、互捧文化、互斥文化，走向了平靜而低調的生態文化。
生態文化！人們走了多少彎路，終於灰頭土臉、青頭紫臉地重新抱住了它。我有幸領了個頭，常被問到，何以有先見之明？也許，真與我這個“山河之子”的生命原點有關。
很多年前我就在一本書中表述過一個觀點：真正結束中國“文革”災難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國，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底線。
也就是說，一場天降的自然災害，從根子上否決了人為的政治災害。數十萬生靈的刹時殞滅，使原先陷於極左癡迷的中國驚呆了。
各地慌忙馳援，但貧困之極的大地，能拿得出什麽？當時還有少數人想把“天災”引向“人禍”，繼續在血泊廢墟上鬧點政治話題，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理他們，而是補了一門有關“生存底線”的“天地之課”。我一直認為，那次大地震後不久“文革”結束，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都是這門最原始課程的延續。
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我正隱潛在家鄉的一座山上研讀中華文化經典。因地震，我聯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災時創建的“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話，一下子摸到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這個過程，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曾經寫到。
從此，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一直盤桓在我心中。
後來，我也曾係統研究了世界上十四個國家在哲學、美學、藝術學上的種種成就並寫成了好幾本書，獲得了很高的學術聲譽。但很快，又轉回到了我的學術原點：隻從文化人類學、曆史地理學的視角，來探詢中國文化的生存狀態。
正是為了這種探詢，我在二十幾年前便辭去一切職位，孤身投入曠野。
由於辭得幹淨，我走得很遠很遠。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兩者關係如何？”這是我碰到最多的提問。
我回答：“沒有兩者。路，就是書。”
從學術上說，我是從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態文化。
我的生態文化，也可算之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間找路，用短暫的生命貼一貼這顆星球的嶙峋一角。
二
那麽，就讓我們簡單掃描一下中華文化的生存狀態。
地球，這個在銀河係中幾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顆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陸地。在一塊塊陸地中，最大的一塊是歐亞陸地。在這塊陸地東邊，有一個山隔海圍的所在，那就是中國。
中國這地方，東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從西到西南，則是高原。光這麽說還顯得平常，因此，必須立即說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個，都很大，而高原則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說，這是一片被嚴嚴實實“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樣的海是無法橫渡的，那樣的山是沒人攀越的，那樣的沙漠是難於穿行的。結果，這地方就產生了一種“隔絕機製”。幸虧，它地盤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澤。人們安於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織，春種秋收，這就是多數中國人的生存狀態。
這種生存狀態又被說成“靠天吃飯”。一個“天”字，就包括了氣溫、氣候、降水量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自然災害。
“天”怎麽樣？從中國最近的五千年來說，開頭一直溫暖，延續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戰國回暖，秦漢也比較暖。三國漸冷，西晉、東晉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後期降溫，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兩代，都比較冷，直到民國，溫度上去一點，也不多。
氣候的溫度，或多或少也變成了曆史的溫度。我在《中國曆史地理學》（藍勇著
）上找到一幅氣溫變化曲線圖，據注釋，此圖采自於《中國文化地理》（王會昌著
）。這幅曲線圖把氣溫和朝代連在一起，讓人聯想起一次次無奈遷徙，一次次草衰風狂，一次次生態戰爭，一次次荒野開拓，一次次炊煙新起……
我相信，不管說大說小，生態原因都是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從最小的角度看，那些著名戰爭的勝敗，其實都與曆史學家所強調的將士多寡、君主賢愚，帷幄謀略關係不大。根據傳說資料，黃帝能夠戰勝蚩尤，主要是氣候原因。說近一點，諸葛亮的最大亮點，便是“借東風”，由預測氣候而決定了赤壁之戰。成吉思汗縱橫天下，他的謀士耶律楚材也是憑著準確的氣候預測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後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為海上台風。
孟子英明，把成敗因素分為“天時”、“地利”、“人和”三項。這就打破了人類封閉的自足係統，重新仰賴於天地的力量。但是，囿於視野極限，他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輕重模式。其實，更宏觀的結論應該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人太渺小，怎麽強得過天地？
是天地，給了我們生存基座，因此也給了我們文化基座。
三
在嚴嚴實實的封閉結構中，中華文化擁有三條最大的天地之線，那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經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條線是黃河；第二條線是長江；第三條線比較複雜，在前兩條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線，也就是區分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天地之線。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對這三條天地之線的漫長踩踏。
黃河，我幾乎從源頭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現在的入海口是山東東營，以前的入海口變化很多，本想一一尋訪故河道遺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黃河流域，我找到了黃帝軒轅氏的出生地，並應邀擔任了“黃帝國際學術論壇”的**很多年。我猜測了黃帝、炎帝、蚩尤決戰的疆場，然後又在殷墟盤桓了很長時間。當然，花時間最多的是在黃河流域尋找先秦諸子的足跡，並把他們與同齡的印度、希臘、波斯的哲人們進行對比。為了對比，我甚至曆險萬裏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們生存過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態原因。黃河使我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達到的思維高度。
由於氣候變化，從那個寒冷的西晉時期開始，中華文化隨著倉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遷移，向長江遷移。遷移是被迫的，艱難的，但這是天地的指點，不能違逆。
長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與黃河相比，它似乎對宇宙空間有更多的驚懼，更多的疑問，更多的祭拜。於是，從上遊三星堆以神秘魔力所鑄就的青銅的詩，到下遊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鑿的白玉的詩，最後都集中到三峽險峻處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係列“天問”。屈原在問，長江在問，人類在問。大問者，便是大詩人。自宋代之後，中國的文化、經濟中心已從黃河流域轉到了長江流域。中心難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氣象漸成，一批推進曆史的人物便從珠江邊站起。
我要特別說說第三條線，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這條線，讓“天”和“地”密切呼應起來。高於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種植農作物；低於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適合遊牧。
有趣的是，這條降雨量的界線，與萬裏長城多方重疊。可見，萬裏長城的功用是區分兩種文明，讓農耕文明不受遊牧文明的侵犯。因此，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畫下的一條界線。這樣一來，中華文明的三條天地之線，也就是黃河、長江、長城。
四
從長城內側的農耕文明來看，侵犯總是壞事；但是，從長城外側的遊牧文明來看，用馬蹄開拓空間，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應該受到阻攔。於是有戰爭，有長城內外一係列奇特的曆史。
幹燥和濕潤發生了摩擦，寒冷和溫暖拔出了刀戟，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場和莊稼展開了拉鋸……
衝突是另一種交融。長城內外的衝突和交融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主題，其重要，遠遠超過看起來很重要的邦國爭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寫得最多的，也恰恰是這些地帶。
例如，我反複考察了鮮卑族入關後建立的北魏，發現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與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結合，氣象大振，使中國終於走向了大唐；
我還反複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熱河行宮，發現它不僅年年讓統治集團重溫自己的起步生態，而且還讓各種生態友善組合，避免衝突；
我又考察了敢於穿越長城北漠、溝通千裏商貿的晉商故地，明白了中國本來有可能通過空間突破而獲得財富，提升生態……
我的這些考察所寫成的文章，都在海內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基於對長城內外異態文明的興趣，我漸漸對一切異態文明都產生了向往。隻要有機會就會一次次趕去，考察它們的對峙和結親，並追蹤後果。為此，我孤單的足跡，遍布了雲南、廣西、貴州、遼寧、黑龍江、吉林、內蒙古，以及我非常喜愛的新疆。按照傳統漢族學者的說法，那是邊緣地帶、塞外地帶，甚至幹脆說是“無文地帶”。他們錯了，因為最重大的文化現象，都產生於異態對接之中。小文在他們身邊，大文在遠方曠野。
我的生命起點，出現在長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礎，倚重於黃河流域。過了很久才發現，我的遠年故鄉，應該在甘肅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外側。這一來，這三條天地之線，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線。
恍然大悟，原來從祖輩開始，就是一隊生態流浪者。我怎麽會那麽決絕地辭職遠行到甘肅高原，以“文化苦旅”來延續千百年的生態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五
踏遍了中國文化的一條條天地之線，容易為中華文明產生一點遺憾，那就是對海洋文明的疏離。黃河、長江是農耕文明的傑出代表，長城代表著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隔牆對話”，而海洋文明，則始終未能成為主角。
這一點，一直成為某些中國評論者的批判熱點。他們讚頌古希臘、古羅馬的海上戰跡，羨慕地理大發現之後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的海洋霸權，嘲笑中國對此完全漠然，直至十九世紀在諸多海上侵略者麵前屢屢慘敗。
這種批判忽視了一個宏觀前提：地球不存在一種“全能文化”。中國在封閉環境中埋頭耕作，自給自足，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外遠征擄掠。但是對內，卻需要對遼闊的黃河、長江流域進行統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間在灌溉和防災上的互戕。這種農耕生態沉澱成了一種文化心理，追求穩定、統一、保守、集權，即使擁有了鄭和這樣的航海技術，也無心海洋戰略。
是的，中國有太多太多的缺點，但是如果從遠處看地球，卻會發現蟻螻般的人群在不大的星球上跨海侵害同類，是多麽無聊。相比之下，中國從來沒有跨海遠征。我想，如果天地有眼，最看不下去的也許是歐洲人十六世紀跨海對印第安文明的毀滅，以及十九世紀跨海用毒品和炮火來侵犯安靜的中國。
我從來不相信任何霸權言論，隻願意觀察山河大地的臉色和眼神。偶然抬頭看天，猜測宇宙是否把地球忘了。忘了就好，一旦記得，可不是玩的。
趁還有點時間，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是多走走，探尋各種曆史選擇的生態理由。探尋不到便猜測，猜測不到便想象。隻有走在路上，才能擺脫局限，擺脫執著，讓所有的選擇、探尋、猜測、想象都生氣勃勃。
我對人類前途的展望，是一種宏大而美麗的悲觀。隻有走在路上，使一切活動起來，我們才會憑借著山河找到大量真實細節，真切感受到在天地間活過一次，也許不錯。
走吧。陌生的山河迎麵而來，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有權利把腳下的一切稱作“我的山河”。有了“我的山河”，也就大體知道，生存是什麽。
再宏大的權力也留不住，隻剩下與之相關的無言山河。陸遊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是權力地圖中的千古雄關，這樣的雄關在中國成百上千。但消解它們的，隻是雨，隻是驢，隻是征塵，隻是酒痕。
英雄史詩也會變成文字存之於世，顧炎武說：“常將《漢書》掛牛角。”你看，足以包容千般評述、萬般讚美的堂堂漢代，也就這麽晃蕩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黃昏的山道間。
山河間的實際步履，使一切偉業變成了尋常風景，因此也使我們變得輕鬆。人類本應把一切都放下，放下在山河之間。因此我們也就找到了終點，價值的終點和生命的終點。
這終點，曾被陶淵明準確地表述過：“托體同山阿。”
我生長在一個靠山傍河的小村莊，是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不知從哪裏來了一群神秘的女教師，和我媽媽一起，把我從家鄉的山河拉進了書本。後來，書本又把我推進了城市。在讀了很多很多書，經曆了很多很多災難之後，我終於驀然醒悟，發現一切文化的終極基準，人間是非的最後衡定，還是要看山河大地。說準確一點，要看山河大地所能給予的生存許諾。
根據這個認知，我終於出逃，逃回山河大地。從此，我的腳步再也不會蹈空淩雲，我的文筆再也不會高談闊論，我的思緒再也不會離開蒼原蒼生。但是，這並不隻是“返鄉”，而是把廣袤無垠的真實空間當作了自己的家鄉。
讓我高興的是，廣大讀者接受了我。而且，順著我，從書齋文化、官場文化、互捧文化、互斥文化，走向了平靜而低調的生態文化。
生態文化！人們走了多少彎路，終於灰頭土臉、青頭紫臉地重新抱住了它。我有幸領了個頭，常被問到，何以有先見之明？也許，真與我這個“山河之子”的生命原點有關。
很多年前我就在一本書中表述過一個觀點：真正結束中國“文革”災難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國，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底線。
也就是說，一場天降的自然災害，從根子上否決了人為的政治災害。數十萬生靈的刹時殞滅，使原先陷於極左癡迷的中國驚呆了。
各地慌忙馳援，但貧困之極的大地，能拿得出什麽？當時還有少數人想把“天災”引向“人禍”，繼續在血泊廢墟上鬧點政治話題，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理他們，而是補了一門有關“生存底線”的“天地之課”。我一直認為，那次大地震後不久“文革”結束，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都是這門最原始課程的延續。
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我正隱潛在家鄉的一座山上研讀中華文化經典。因地震，我聯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災時創建的“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話，一下子摸到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這個過程，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曾經寫到。
從此，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一直盤桓在我心中。
後來，我也曾係統研究了世界上十四個國家在哲學、美學、藝術學上的種種成就並寫成了好幾本書，獲得了很高的學術聲譽。但很快，又轉回到了我的學術原點：隻從文化人類學、曆史地理學的視角，來探詢中國文化的生存狀態。
正是為了這種探詢，我在二十幾年前便辭去一切職位，孤身投入曠野。
由於辭得幹淨，我走得很遠很遠。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兩者關係如何？”這是我碰到最多的提問。
我回答：“沒有兩者。路，就是書。”
從學術上說，我是從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態文化。
我的生態文化，也可算之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間找路，用短暫的生命貼一貼這顆星球的嶙峋一角。
二
那麽，就讓我們簡單掃描一下中華文化的生存狀態。
地球，這個在銀河係中幾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顆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陸地。在一塊塊陸地中，最大的一塊是歐亞陸地。在這塊陸地東邊，有一個山隔海圍的所在，那就是中國。
中國這地方，東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從西到西南，則是高原。光這麽說還顯得平常，因此，必須立即說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個，都很大，而高原則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說，這是一片被嚴嚴實實“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樣的海是無法橫渡的，那樣的山是沒人攀越的，那樣的沙漠是難於穿行的。結果，這地方就產生了一種“隔絕機製”。幸虧，它地盤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澤。人們安於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織，春種秋收，這就是多數中國人的生存狀態。
這種生存狀態又被說成“靠天吃飯”。一個“天”字，就包括了氣溫、氣候、降水量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自然災害。
“天”怎麽樣？從中國最近的五千年來說，開頭一直溫暖，延續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戰國回暖，秦漢也比較暖。三國漸冷，西晉、東晉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後期降溫，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兩代，都比較冷，直到民國，溫度上去一點，也不多。
氣候的溫度，或多或少也變成了曆史的溫度。我在《中國曆史地理學》（藍勇著
）上找到一幅氣溫變化曲線圖，據注釋，此圖采自於《中國文化地理》（王會昌著
）。這幅曲線圖把氣溫和朝代連在一起，讓人聯想起一次次無奈遷徙，一次次草衰風狂，一次次生態戰爭，一次次荒野開拓，一次次炊煙新起……
我相信，不管說大說小，生態原因都是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從最小的角度看，那些著名戰爭的勝敗，其實都與曆史學家所強調的將士多寡、君主賢愚，帷幄謀略關係不大。根據傳說資料，黃帝能夠戰勝蚩尤，主要是氣候原因。說近一點，諸葛亮的最大亮點，便是“借東風”，由預測氣候而決定了赤壁之戰。成吉思汗縱橫天下，他的謀士耶律楚材也是憑著準確的氣候預測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後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為海上台風。
孟子英明，把成敗因素分為“天時”、“地利”、“人和”三項。這就打破了人類封閉的自足係統，重新仰賴於天地的力量。但是，囿於視野極限，他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輕重模式。其實，更宏觀的結論應該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人太渺小，怎麽強得過天地？
是天地，給了我們生存基座，因此也給了我們文化基座。
三
在嚴嚴實實的封閉結構中，中華文化擁有三條最大的天地之線，那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經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條線是黃河；第二條線是長江；第三條線比較複雜，在前兩條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線，也就是區分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天地之線。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對這三條天地之線的漫長踩踏。
黃河，我幾乎從源頭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現在的入海口是山東東營，以前的入海口變化很多，本想一一尋訪故河道遺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黃河流域，我找到了黃帝軒轅氏的出生地，並應邀擔任了“黃帝國際學術論壇”的**很多年。我猜測了黃帝、炎帝、蚩尤決戰的疆場，然後又在殷墟盤桓了很長時間。當然，花時間最多的是在黃河流域尋找先秦諸子的足跡，並把他們與同齡的印度、希臘、波斯的哲人們進行對比。為了對比，我甚至曆險萬裏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們生存過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態原因。黃河使我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達到的思維高度。
由於氣候變化，從那個寒冷的西晉時期開始，中華文化隨著倉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遷移，向長江遷移。遷移是被迫的，艱難的，但這是天地的指點，不能違逆。
長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與黃河相比，它似乎對宇宙空間有更多的驚懼，更多的疑問，更多的祭拜。於是，從上遊三星堆以神秘魔力所鑄就的青銅的詩，到下遊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鑿的白玉的詩，最後都集中到三峽險峻處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係列“天問”。屈原在問，長江在問，人類在問。大問者，便是大詩人。自宋代之後，中國的文化、經濟中心已從黃河流域轉到了長江流域。中心難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氣象漸成，一批推進曆史的人物便從珠江邊站起。
我要特別說說第三條線，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這條線，讓“天”和“地”密切呼應起來。高於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種植農作物；低於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適合遊牧。
有趣的是，這條降雨量的界線，與萬裏長城多方重疊。可見，萬裏長城的功用是區分兩種文明，讓農耕文明不受遊牧文明的侵犯。因此，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畫下的一條界線。這樣一來，中華文明的三條天地之線，也就是黃河、長江、長城。
四
從長城內側的農耕文明來看，侵犯總是壞事；但是，從長城外側的遊牧文明來看，用馬蹄開拓空間，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應該受到阻攔。於是有戰爭，有長城內外一係列奇特的曆史。
幹燥和濕潤發生了摩擦，寒冷和溫暖拔出了刀戟，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場和莊稼展開了拉鋸……
衝突是另一種交融。長城內外的衝突和交融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主題，其重要，遠遠超過看起來很重要的邦國爭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寫得最多的，也恰恰是這些地帶。
例如，我反複考察了鮮卑族入關後建立的北魏，發現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與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結合，氣象大振，使中國終於走向了大唐；
我還反複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熱河行宮，發現它不僅年年讓統治集團重溫自己的起步生態，而且還讓各種生態友善組合，避免衝突；
我又考察了敢於穿越長城北漠、溝通千裏商貿的晉商故地，明白了中國本來有可能通過空間突破而獲得財富，提升生態……
我的這些考察所寫成的文章，都在海內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基於對長城內外異態文明的興趣，我漸漸對一切異態文明都產生了向往。隻要有機會就會一次次趕去，考察它們的對峙和結親，並追蹤後果。為此，我孤單的足跡，遍布了雲南、廣西、貴州、遼寧、黑龍江、吉林、內蒙古，以及我非常喜愛的新疆。按照傳統漢族學者的說法，那是邊緣地帶、塞外地帶，甚至幹脆說是“無文地帶”。他們錯了，因為最重大的文化現象，都產生於異態對接之中。小文在他們身邊，大文在遠方曠野。
我的生命起點，出現在長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礎，倚重於黃河流域。過了很久才發現，我的遠年故鄉，應該在甘肅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外側。這一來，這三條天地之線，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線。
恍然大悟，原來從祖輩開始，就是一隊生態流浪者。我怎麽會那麽決絕地辭職遠行到甘肅高原，以“文化苦旅”來延續千百年的生態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五
踏遍了中國文化的一條條天地之線，容易為中華文明產生一點遺憾，那就是對海洋文明的疏離。黃河、長江是農耕文明的傑出代表，長城代表著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隔牆對話”，而海洋文明，則始終未能成為主角。
這一點，一直成為某些中國評論者的批判熱點。他們讚頌古希臘、古羅馬的海上戰跡，羨慕地理大發現之後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的海洋霸權，嘲笑中國對此完全漠然，直至十九世紀在諸多海上侵略者麵前屢屢慘敗。
這種批判忽視了一個宏觀前提：地球不存在一種“全能文化”。中國在封閉環境中埋頭耕作，自給自足，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外遠征擄掠。但是對內，卻需要對遼闊的黃河、長江流域進行統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間在灌溉和防災上的互戕。這種農耕生態沉澱成了一種文化心理，追求穩定、統一、保守、集權，即使擁有了鄭和這樣的航海技術，也無心海洋戰略。
是的，中國有太多太多的缺點，但是如果從遠處看地球，卻會發現蟻螻般的人群在不大的星球上跨海侵害同類，是多麽無聊。相比之下，中國從來沒有跨海遠征。我想，如果天地有眼，最看不下去的也許是歐洲人十六世紀跨海對印第安文明的毀滅，以及十九世紀跨海用毒品和炮火來侵犯安靜的中國。
我從來不相信任何霸權言論，隻願意觀察山河大地的臉色和眼神。偶然抬頭看天，猜測宇宙是否把地球忘了。忘了就好，一旦記得，可不是玩的。
趁還有點時間，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是多走走，探尋各種曆史選擇的生態理由。探尋不到便猜測，猜測不到便想象。隻有走在路上，才能擺脫局限，擺脫執著，讓所有的選擇、探尋、猜測、想象都生氣勃勃。
我對人類前途的展望，是一種宏大而美麗的悲觀。隻有走在路上，使一切活動起來，我們才會憑借著山河找到大量真實細節，真切感受到在天地間活過一次，也許不錯。
走吧。陌生的山河迎麵而來，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有權利把腳下的一切稱作“我的山河”。有了“我的山河”，也就大體知道，生存是什麽。
再宏大的權力也留不住，隻剩下與之相關的無言山河。陸遊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是權力地圖中的千古雄關，這樣的雄關在中國成百上千。但消解它們的，隻是雨，隻是驢，隻是征塵，隻是酒痕。
英雄史詩也會變成文字存之於世，顧炎武說：“常將《漢書》掛牛角。”你看，足以包容千般評述、萬般讚美的堂堂漢代，也就這麽晃蕩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黃昏的山道間。
山河間的實際步履，使一切偉業變成了尋常風景，因此也使我們變得輕鬆。人類本應把一切都放下，放下在山河之間。因此我們也就找到了終點，價值的終點和生命的終點。
這終點，曾被陶淵明準確地表述過：“托體同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