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紀末，最後那個冬天。我考察人類古文明四萬公裏，已由中東抵達南亞、中亞之間。處處槍口，步步恐怖，生命懸於一線。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身邊一個夥伴接到長途電話。然後輕聲告訴我，國內有一個也姓餘的北大學生，這兩天發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時期參加過一個黑幫組織，叫石什麽。
“石什麽？”我追問。
“沒聽清，電話斷了。”夥伴看我一眼，說，“胡謅吧，那個時候，怎麽會有黑幫組織，何況是您……”
還沒說完，幾個持槍的男人走近了我們。那是這裏的黑幫組織。
二
終於活著回來了。
各國的邀請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紀之交去演講親眼所見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義日漸猖獗的情況。
但在國內，多數報紙都在炒作那個北大學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說我在“文革”中參加過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組，沒說是黑幫組織，卻加了一頂頂令人驚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這我知道，那是周恩來總理的事兒。
我在《四十年前》一文中寫過，一九七一年十月，周恩來著手收拾“文革”的爛攤子，到上海啟動文化重建，第一步是強令各大學複課。由於那年正好是魯迅誕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他要求中文係複課先以魯迅作品為教材，寫魯迅傳記，研究魯迅。於是，上海先後成立了兩個組，一是設在複旦大學的《魯迅傳》編寫小組，二是設在作家協會的魯迅研究小組，都從各個高校抽人參加。我被抽去參加過前一個小組，半途離開。“石一歌”，是後一個小組的名字。
我不清楚的是，這後一個小組究竟是什麽時候成立的，有哪些人參加，寫過哪一些研究魯迅的文章。
我更不清楚的是，“石一歌”怎麽突然變成了一個惡名，而且堆到了我頭上，引起那麽多報刊的聲討？
估計有人指揮，又契合了世紀之交的文化顛覆狂潮。
按照常理，我應該把事情講清楚。但是，遇到了三大困難——
一、狂潮既起，自己必然百口莫辯，隻能借助法律，但這實在太耗時間了。我考察人類各大文明得出的結論，尤其是對世界性恐怖主義的提醒，必須快速到各國發表，決不能因為個人的名譽而妨礙大事。
二、狂潮既起，真正“石一歌”小組的成員哪裏還敢站出來說明？他們大多是年邁的退休教授，已經沒有體力與那些人辯論。我如果要想撇清自己，免不了要調查和公布那個小組成員的名單，這又會傷著那些老人。
三、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最後隻能揭開真相：那兩個小組都是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成立的。但這樣一來，就會從政治上對那個北大學生帶來某種終身性的傷害。其實周恩來啟動文化重建的時候，他還是牙牙學語的孩童，現在隻是受人唆使罷了。這一想，又心疼了。
於是，我放棄自辯，打點行李，應邀到各地講述《各大文明的當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我國台灣、日本、馬來西亞，還是在美國、法國、匈牙利，前來聽講的華文讀者都會問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來，圍繞著這古怪的三個字，國內媒體如《南方周末》、《文學報》等等已經鬧得風聲鶴唳。各國讀者都以為我是逃出去的，兩位住在南非的讀者還一次次轉彎抹角帶來好意：“到我們這兒來吧，離他們遠，很安靜……”
冒領其名幾萬裏，我自己也越來越好奇，很想知道這三個字背後的內容。但是，那麽多文章雖然口氣獰厲，卻沒有一篇告訴我這三個字做過什麽。
時間一長，我隻是漸漸知道，發起這一事件的，姓孫，一個被我否決了職稱申請的上海文人；鬧得最大的，姓古，一個曾經竭力歌頌我而被我拒絕了的湖北文人；後期加入的，姓沙，一個被我救過命，卻又在關鍵時刻發表極左言論被我宣布絕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隻是起哄而已。
他們這三個老男人，再加上那個學生，怎麽鬧出了這麽大的局麵？當然是因為傳媒。
三
好奇心是壓抑不住的。
雖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組的全部成員，卻也知道幾個。我很想找到其中一兩個聊聊天，請他們告訴我，這個魯迅研究小組成立後究竟寫過什麽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組集中發表文章的時候，我都隱藏在浙江山區，沒有讀到過。記得有一次下山覓食，在小鎮的一個閱報欄裏看到一篇署有這個名字的文章，但看了兩行發現是當時的流行套話，沒再看下去。因此現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為那些擔驚受怕的退休教授們說幾句話。
那次我從台灣回上海，便打電話給一位肯定參加過這個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電話。
我問：那個小組到底是什麽時候成立的？當時有哪些成員？
沒想到，教授太太在電話裏用哀求的聲音對我說：“那麽多報刊，批判成這樣，已經說不清。我家老頭很脆弱，又有嚴重高血壓，餘先生，隻能讓您受委屈了。”
我聽了心裏一哆嗦，連忙安慰幾句，就掛了電話，並為這個電話深感後悔。這對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緊張好幾天了。
這條路斷了，隻能另找新路。
但是，尋“石”之路，並不好找。
要不，從進攻者的方向試試？
終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一個“懸賞”，堂而皇之地宣布：那幾個進攻者隻要出示證據，證明我曾經用“石一歌”的署名寫過一篇、一段、一節、一行、一句他們指控的那種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並把那個證據在全國媒體上公開發表。同時，我還公布了處理這一“懸賞”的律師姓名。
這個“懸賞”的好處，一是不傷害“石一歌”，二是不傷害進攻者。為了做到這兩點，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沒有回應我的“懸賞”，卻於二〇〇四年發表了一張據說是我與“石一歌”成員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那個姓孫的發動者。照片一發，《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話題繞開，轉而聲言，這個姓孫的人“清查”過我的“文革問題”。於是，又根據他提供的“材料”進行“調查”，整整用了好幾個版麵，洋洋灑灑地發表。雖然也沒有“調查”出我有什麽問題，但是，讀者總是粗心的，隻是強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調查”的負麵影響，隨著該報一百多萬份的發行量，覆蓋海內外。
尋“石”之路，居然通到了這麽一個險惡的大場麵。
按照中國的慣例，“喉舌”撐出了如此架勢，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鐵案”。
但是，在英國《世界新聞報》出事之後，我覺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長請教一些具體問題。
這些問題，當初我曾反複詢問過該報的編輯記者，他們隻是簡單應付幾句，不再理會。據我所知，也有不少讀者去質問過，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該報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還是要勸你，尊敬的社長，再忙，也要聽一聽我下麵提出的這些有趣問題。
四
第一個問題：貴報反複肯定那個孫某人的“清查”，那麽請問，是誰指派他的？指派者屬於什麽機構？為什麽指派他？他當時是什麽職業？有工作單位嗎？
第二個問題：如果真的進行過什麽“清查”，這個人怎麽會把“材料”放在自己家裏？他是檔案館館長嗎？是人事局局長嗎？如果是檔案館館長或人事局局長，就能截留和私藏這些檔案材料嗎？
第三個問題：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當然也一定藏有別人的“材料”，那麽，“別人”的範圍有多大？他家裏的“檔案室”有多大？
第四個問題：這些“材料”放在他家裏，按照他所說的時間，應該有二十七年了。這麽長的時間，是誰管理的？是他一人，還是他家裏人也參加了管理？有保險箱嗎？幾個保險箱？鑰匙由誰保管？
第五個問題：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擔任高校領導很多年，級別是正廳級，當時上級機關考察和審查官員的主要標準，恰恰是“文革表現”，而且嚴之又嚴。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為什麽當時不向我的上級機關移送？是什麽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窩藏”之罪？
第六個問題：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個單位的印章嗎？
第七個問題：如果是抄件，是筆抄，還是用了複寫紙？有抄寫者的名字嗎？
第八個問題：這些“材料”現在在哪裏？如果已經轉到了貴報編輯部，能讓我帶著我的律師，以及上海檔案館、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員，一起來看一眼嗎？
第九個問題：如果這些“材料”繼續藏在他家裏，貴報能否派人領路，讓我報請警官們搜檢一下？
……
先問九個吧，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長是不是明白：這裏出現的，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麽“曆史問題”，而極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為偽造文書、偽造檔案、盜竊檔案，在任何國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說“偽造文書”、“偽造檔案”，好像很難聽，但是社長，你能幫我想出別的可能來嗎？
我這樣問有點不禮貌，但細看貴報，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揚那次奇怪的“清查”外，還“采訪”了很多“證人”來“證明”我的“曆史”。但是這麽多“證人”，為什麽沒有一個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為什麽一個也沒有采訪？這種事，總不能全賴到那個姓孫的人身上吧？
據一些熟悉那段曆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偽造，應該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文革”之後，他們匆忙銷毀了大量的材料，隻能用偽造來填補；第二次偽造，應該發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評審組組長一再否決了他們的職稱申請之後；第三次偽造，應該發生在不少文人和媒體突然都要通過顛覆名人來進行自我表演的時候。當然，如果貴報涉嫌參與，不會是第一、第二次。
除了這件事，貴報十幾年來還向我發起過好幾撥規模不小的進攻，我都未回一語。今天還想請社長順便查一查，這些進攻中，有哪幾句話是真實的？如果查出來了，哪怕一句兩句，都請告訴我。
五
在“石一歌事件”上，比《南方周末》表現得更麻辣的，是香港的《蘋果日報》。
香港《蘋果日報》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a19版發表文章說：“餘秋雨在‘文革’時期，曾經參加‘***’所組織的寫作組，是‘石一歌’寫作組成員，曾經發表過多篇重大批判文章，以筆杆子整人、殺人。”
這幾句密集而可笑的謊言，已經撞擊到四個嚴重的法律問題，且按下不表。先說香港《蘋果日報》為什麽會突然對我失去理智，又給我戴上了“石一歌”的破帽？細看文章，原來，他們針對的是我在汶川“5·12”地震後發表的一段話。我這段話的原文如下——
有些發達國家，較早建立了人道主義的心理秩序，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在大愛和至善的集體爆發力上，卻未必比得上中國人。我到過世界上好幾個自然災害發生地，有對比。這次汶川大地震中全民救災的事實證明，中華民族是人類極少數最優秀的族群之一。
“5·12”地震後，正好有兩位美國朋友訪問我。他們問：“中國的‘5·12’，是否像美國的‘9·11’，災難讓全國人民更團結了？”
我回答說：“不。‘9·11’有敵人，有仇恨，所以你們發動了兩場戰爭。‘5·12’沒有敵人，沒有仇恨，中國人隻靠愛，解決一切。”
開始我不明白，為什麽這段話會引起香港和內地那麽多中國文人的排斥。很快找到了一條界線：我願意在中國尋愛；他們堅持在中國尋恨。
與此同時，我在救災現場看到有些遇難學生的家長要求懲處倒塌校舍的責任者。我對這些家長非常同情，卻又知道這種懲處在全世界地震史上還沒有先例，難度極大，何況當時堰塞湖的危機正壓在頭頂，便與各國心理醫生一起，勸說遇難學生家長平複心情，先回帳篷休息。這麽一件任何善良人都會做的事情，竟然也被《蘋果日報》和其他政客批判為“妨礙請願”。
對此，我不能不對某些香港文人說幾句話。你們既沒有到過地震現場，也沒有到過“文革”現場，卻成天與一些內地來的騙子一起端著咖啡杯指手畫腳，把災難中的高尚和恥辱完全顛倒了。連你們，也鸚哥學舌地說什麽“石一歌”！
六
寫到這裏，我想讀者也在笑了。
一個不知所雲的署名，被一個不知所雲的人戴到了我的頭上，就怎麽也甩不掉了。連懸賞也沒有用，連地震也震不掉！這，實在太古怪了。
有人說，為別人扣帽子，是中國文人的本職工作。現在手多帽少，怎麽可能摘掉？
但是，畢竟留下了一點兒遺憾：戴了那麽久，還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寫過什麽樣的文章。
終於，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來到了。
二〇一〇年仲夏的一天，我在河南省鄭州市的一個車站書店，隨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雜誌《名作欣賞》（總第318期
）。開始並不怎麽在意，突然眼睛一亮。
一個署名“祝勇”的人，在氣憤地批判“石一歌”幾十年前的一次“捏造”。
“捏造”什麽呢？原來，一篇署名“石一歌”的文章說，魯迅在住處之外有一間秘密讀書室，在那裏閱讀過馬克思主義著作。
這個人斷言，“石一歌”就是我，因此進行這番“捏造”的人也是我。
不僅如此，這個人還指控我的亡友陳逸飛也參與了“捏造”，因為據說陳逸飛畫過一幅魯迅讀書室的畫。那畫，我倒是至今沒有見到過。
任何人被誣陷為“捏造”，都不會高興，但我卻大喜過望。
十幾年的企盼，就想知道“石一歌”寫過什麽。此刻，我終於看到了這個小組最讓人氣憤的文章，而且是氣憤到幾十年後還不能解恨的文章，是什麽樣的了。
我立即買下來這本雜誌，如獲至寶。
被批判為“捏造”的文章，可能出現在一本叫《魯迅的故事》的兒童讀物裏。在我印象中，那是當時複旦大學中文係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複課後，由“工農兵學員”在老師指導下寫的粗淺作文，我當然不可能去讀。但是，如果有哪篇文章真的寫了魯迅在住處之外有一間讀書室，他在裏麵讀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那可不是“捏造”。
因為，那是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公開說過多次的，學員們隻是照抄罷了。
周建人會不會“捏造”？好像不會。因為魯迅雖然與大弟弟周作人關係不好，卻與小弟弟周建人關係極好，晚年在上海有頻繁的日常交往。周建人又是老實人，不會亂說。何況，周建人在“文革”期間擔任著浙江省省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學員們更是沒有理由不相信。
其實，那間讀書室我還去參觀過，很舒服，也不難找。魯迅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很普遍，魯迅也讀了不少。他連那位擔任過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又處於通緝之中的瞿秋白都敢接到家裏來，還怕讀那些著作嗎？
原來，這就是“石一歌”的問題！
七
我懸了十幾年的心放了下來，覺得可以公布“石一歌”小組的真實名單了。但我還對那個電話裏教授太太的聲音保持著很深的記憶，因此決定再緩一緩。
現在隻能暫掩姓名，先粗粗地提幾句：
一九七二年根據周恩來指示在複旦大學中文係成立的《魯迅傳》編寫小組，組長是華東師範大學教師，副組長是複旦大學教師，組內有複旦大學六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一人，上海藝術研究所一人，華師大附中一人，上海戲劇學院一人即我，半途離開。由於人員太散，該組又由正、副組長和複旦大學一人、上海藝術研究所一人，組成“核心組”。
後來根據周恩來指示在上海市巨鹿路作家協會成立的“石一歌”魯迅研究小組，成立的時間我到今天還沒有打聽清楚，組長仍然是華東師範大學教師，不知道有沒有副組長，組內有華東師範大學二人，複旦大學三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二人，華師大附中一人。由於都是出於周恩來的同一個指示，這個小組與前一個小組雖然人員不同，卻還有一定的承續關係，聽說還整理過前一個小組留下的魯迅傳記。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之前，複旦大學中文係的部分學員也用過這個署名。
這些事，已經過去整整四十年了。
對於今天的批判者，我無話可說，隻有一個勸告：憑著天良，最好不要再去傷害已經去世，因此不能自辯的大藝術家，如陳逸飛。
八
好了，尋“石”之路大體已到盡頭，我也不想寫下去了。
石頭已經尋得。穿過密密層層的藜棘，終於得到了與這三個字相關的文章和名單。
最後，我不能不說一句：對“石一歌事件”，我要真誠地表示感謝。這三個字，給我帶來了好運。
我這麽說，不帶任何諷刺。
第一，這三個字，給了我真正的輕鬆。
本來，我這個人，是很難擺脫各種會議、應酬而輕鬆的，但是這個可愛的謠言救了我。當今官場當然知道這是謠言，卻又會百般敬畏造謠者，怕他們在傳媒上再次鬧事而妨害社會穩定。這一來，官場就盡量躲著我。例如我辭職二十多年，從未見過所在城市的每一任首長，哪怕是在集體場合。其實，這對我是天大的好事，使我不必艱苦推拒，就可以從各種頭銜、職務中脫身而出，擁有了幾乎全部自由時間。這麽多年來我種種成績的取得，都與此有關。貌似棄我，實為惠我。國內噪聲緊隨，我就到國外講述中華文化。正好，國際間並不在乎國內的什麽頭銜。總之，我摸“石”過河，步步敞亮。
第二，這三個字，讓我認知了環境。
當代中國文化界的諸多人士，對於一項發生在身邊又延續多年的重大誣陷，完全能夠識破卻不願識破。可能是世道不靖，他們也膽小了吧，同行的災難就成了他們安全的印證，被逐的孤鶩就成了他們窗下的落霞。麵對這種情景，我徹底放棄了對文化輿論的任何企盼，因全方位被逐而獨立。獨立的生態，獨立的思維，獨立的話語，由至小而至大，因孤寂而宏觀。到頭來，反而要感激被逐，享受被逐。像一塊遺棄之石，唱出了一首自己的歌。這，難道不正是這三個字的本意嗎？
第三，這三個字，使我愈加強健。
開始是因為厭煩這類誹謗，奉行“不看報紙不上網，不碰官職不開會，不用手機不打聽”的“六不主義”，但這麽一來，失去了當代敏感渠道的我，立即與自然生態相親，與古代巨人相融。我後來也從朋友那裏聽說，曾經出現過一撥撥卷向我的浪潮，但由於我當時完全不知，居然纖毫無損。結果大家都看到了，我一直身心健康，神定氣閑。這也就在無意中提供了一個社會示範：真正的強健不是呼集眾人，追隨眾人，而是逆反眾人，然後影響眾人。“大勇似怯”，“大慈無朋”。
由於以上三個原因，我認真考慮了很久，終於決定，把“石一歌”這個署名正式接收下來。
然後，用諧音開一間古典小茶館叫“拾遺閣”，再用諧音開一間現代咖啡館叫“詩亦歌”。或者，幹脆都叫“石一歌”，爽利響亮。
不管小茶館還是咖啡館，進門的牆上，都一定會張貼出各種報刊十幾年來的誹謗文章，證明我為什麽可以擁有這個名號。
如果那一批在這個名號後麵躲了很多年的退休老教授們來了，我會免費招待；如果他們要我把這個名號歸還給他們，我就讓他們去找《南方周末》、《蘋果日報》。但他們已經年邁，要去廣州和香港都會很累，因此又會勸他們，不必多此一舉了。
我會端上熱茶和咖啡，拍拍他們的肩，勸他們平靜，喝下這四十年無以言表的滋味。
我也老了，居然還有閑心寫幾句。我想，多數上了年紀的人都會像那些退休老教授，聽到各種鼓噪絕不作聲。因此，可憐的是曆史，常常把鼓噪寫成了課本。
二十世紀末，最後那個冬天。我考察人類古文明四萬公裏，已由中東抵達南亞、中亞之間。處處槍口，步步恐怖，生命懸於一線。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身邊一個夥伴接到長途電話。然後輕聲告訴我，國內有一個也姓餘的北大學生，這兩天發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時期參加過一個黑幫組織，叫石什麽。
“石什麽？”我追問。
“沒聽清，電話斷了。”夥伴看我一眼，說，“胡謅吧，那個時候，怎麽會有黑幫組織，何況是您……”
還沒說完，幾個持槍的男人走近了我們。那是這裏的黑幫組織。
二
終於活著回來了。
各國的邀請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紀之交去演講親眼所見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義日漸猖獗的情況。
但在國內，多數報紙都在炒作那個北大學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說我在“文革”中參加過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組，沒說是黑幫組織，卻加了一頂頂令人驚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這我知道，那是周恩來總理的事兒。
我在《四十年前》一文中寫過，一九七一年十月，周恩來著手收拾“文革”的爛攤子，到上海啟動文化重建，第一步是強令各大學複課。由於那年正好是魯迅誕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他要求中文係複課先以魯迅作品為教材，寫魯迅傳記，研究魯迅。於是，上海先後成立了兩個組，一是設在複旦大學的《魯迅傳》編寫小組，二是設在作家協會的魯迅研究小組，都從各個高校抽人參加。我被抽去參加過前一個小組，半途離開。“石一歌”，是後一個小組的名字。
我不清楚的是，這後一個小組究竟是什麽時候成立的，有哪些人參加，寫過哪一些研究魯迅的文章。
我更不清楚的是，“石一歌”怎麽突然變成了一個惡名，而且堆到了我頭上，引起那麽多報刊的聲討？
估計有人指揮，又契合了世紀之交的文化顛覆狂潮。
按照常理，我應該把事情講清楚。但是，遇到了三大困難——
一、狂潮既起，自己必然百口莫辯，隻能借助法律，但這實在太耗時間了。我考察人類各大文明得出的結論，尤其是對世界性恐怖主義的提醒，必須快速到各國發表，決不能因為個人的名譽而妨礙大事。
二、狂潮既起，真正“石一歌”小組的成員哪裏還敢站出來說明？他們大多是年邁的退休教授，已經沒有體力與那些人辯論。我如果要想撇清自己，免不了要調查和公布那個小組成員的名單，這又會傷著那些老人。
三、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最後隻能揭開真相：那兩個小組都是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成立的。但這樣一來，就會從政治上對那個北大學生帶來某種終身性的傷害。其實周恩來啟動文化重建的時候，他還是牙牙學語的孩童，現在隻是受人唆使罷了。這一想，又心疼了。
於是，我放棄自辯，打點行李，應邀到各地講述《各大文明的當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我國台灣、日本、馬來西亞，還是在美國、法國、匈牙利，前來聽講的華文讀者都會問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來，圍繞著這古怪的三個字，國內媒體如《南方周末》、《文學報》等等已經鬧得風聲鶴唳。各國讀者都以為我是逃出去的，兩位住在南非的讀者還一次次轉彎抹角帶來好意：“到我們這兒來吧，離他們遠，很安靜……”
冒領其名幾萬裏，我自己也越來越好奇，很想知道這三個字背後的內容。但是，那麽多文章雖然口氣獰厲，卻沒有一篇告訴我這三個字做過什麽。
時間一長，我隻是漸漸知道，發起這一事件的，姓孫，一個被我否決了職稱申請的上海文人；鬧得最大的，姓古，一個曾經竭力歌頌我而被我拒絕了的湖北文人；後期加入的，姓沙，一個被我救過命，卻又在關鍵時刻發表極左言論被我宣布絕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隻是起哄而已。
他們這三個老男人，再加上那個學生，怎麽鬧出了這麽大的局麵？當然是因為傳媒。
三
好奇心是壓抑不住的。
雖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組的全部成員，卻也知道幾個。我很想找到其中一兩個聊聊天，請他們告訴我，這個魯迅研究小組成立後究竟寫過什麽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組集中發表文章的時候，我都隱藏在浙江山區，沒有讀到過。記得有一次下山覓食，在小鎮的一個閱報欄裏看到一篇署有這個名字的文章，但看了兩行發現是當時的流行套話，沒再看下去。因此現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為那些擔驚受怕的退休教授們說幾句話。
那次我從台灣回上海，便打電話給一位肯定參加過這個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電話。
我問：那個小組到底是什麽時候成立的？當時有哪些成員？
沒想到，教授太太在電話裏用哀求的聲音對我說：“那麽多報刊，批判成這樣，已經說不清。我家老頭很脆弱，又有嚴重高血壓，餘先生，隻能讓您受委屈了。”
我聽了心裏一哆嗦，連忙安慰幾句，就掛了電話，並為這個電話深感後悔。這對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緊張好幾天了。
這條路斷了，隻能另找新路。
但是，尋“石”之路，並不好找。
要不，從進攻者的方向試試？
終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一個“懸賞”，堂而皇之地宣布：那幾個進攻者隻要出示證據，證明我曾經用“石一歌”的署名寫過一篇、一段、一節、一行、一句他們指控的那種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並把那個證據在全國媒體上公開發表。同時，我還公布了處理這一“懸賞”的律師姓名。
這個“懸賞”的好處，一是不傷害“石一歌”，二是不傷害進攻者。為了做到這兩點，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沒有回應我的“懸賞”，卻於二〇〇四年發表了一張據說是我與“石一歌”成員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那個姓孫的發動者。照片一發，《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話題繞開，轉而聲言，這個姓孫的人“清查”過我的“文革問題”。於是，又根據他提供的“材料”進行“調查”，整整用了好幾個版麵，洋洋灑灑地發表。雖然也沒有“調查”出我有什麽問題，但是，讀者總是粗心的，隻是強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調查”的負麵影響，隨著該報一百多萬份的發行量，覆蓋海內外。
尋“石”之路，居然通到了這麽一個險惡的大場麵。
按照中國的慣例，“喉舌”撐出了如此架勢，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鐵案”。
但是，在英國《世界新聞報》出事之後，我覺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長請教一些具體問題。
這些問題，當初我曾反複詢問過該報的編輯記者，他們隻是簡單應付幾句，不再理會。據我所知，也有不少讀者去質問過，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該報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還是要勸你，尊敬的社長，再忙，也要聽一聽我下麵提出的這些有趣問題。
四
第一個問題：貴報反複肯定那個孫某人的“清查”，那麽請問，是誰指派他的？指派者屬於什麽機構？為什麽指派他？他當時是什麽職業？有工作單位嗎？
第二個問題：如果真的進行過什麽“清查”，這個人怎麽會把“材料”放在自己家裏？他是檔案館館長嗎？是人事局局長嗎？如果是檔案館館長或人事局局長，就能截留和私藏這些檔案材料嗎？
第三個問題：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當然也一定藏有別人的“材料”，那麽，“別人”的範圍有多大？他家裏的“檔案室”有多大？
第四個問題：這些“材料”放在他家裏，按照他所說的時間，應該有二十七年了。這麽長的時間，是誰管理的？是他一人，還是他家裏人也參加了管理？有保險箱嗎？幾個保險箱？鑰匙由誰保管？
第五個問題：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擔任高校領導很多年，級別是正廳級，當時上級機關考察和審查官員的主要標準，恰恰是“文革表現”，而且嚴之又嚴。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為什麽當時不向我的上級機關移送？是什麽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窩藏”之罪？
第六個問題：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個單位的印章嗎？
第七個問題：如果是抄件，是筆抄，還是用了複寫紙？有抄寫者的名字嗎？
第八個問題：這些“材料”現在在哪裏？如果已經轉到了貴報編輯部，能讓我帶著我的律師，以及上海檔案館、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員，一起來看一眼嗎？
第九個問題：如果這些“材料”繼續藏在他家裏，貴報能否派人領路，讓我報請警官們搜檢一下？
……
先問九個吧，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長是不是明白：這裏出現的，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麽“曆史問題”，而極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為偽造文書、偽造檔案、盜竊檔案，在任何國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說“偽造文書”、“偽造檔案”，好像很難聽，但是社長，你能幫我想出別的可能來嗎？
我這樣問有點不禮貌，但細看貴報，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揚那次奇怪的“清查”外，還“采訪”了很多“證人”來“證明”我的“曆史”。但是這麽多“證人”，為什麽沒有一個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為什麽一個也沒有采訪？這種事，總不能全賴到那個姓孫的人身上吧？
據一些熟悉那段曆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偽造，應該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文革”之後，他們匆忙銷毀了大量的材料，隻能用偽造來填補；第二次偽造，應該發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評審組組長一再否決了他們的職稱申請之後；第三次偽造，應該發生在不少文人和媒體突然都要通過顛覆名人來進行自我表演的時候。當然，如果貴報涉嫌參與，不會是第一、第二次。
除了這件事，貴報十幾年來還向我發起過好幾撥規模不小的進攻，我都未回一語。今天還想請社長順便查一查，這些進攻中，有哪幾句話是真實的？如果查出來了，哪怕一句兩句，都請告訴我。
五
在“石一歌事件”上，比《南方周末》表現得更麻辣的，是香港的《蘋果日報》。
香港《蘋果日報》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a19版發表文章說：“餘秋雨在‘文革’時期，曾經參加‘***’所組織的寫作組，是‘石一歌’寫作組成員，曾經發表過多篇重大批判文章，以筆杆子整人、殺人。”
這幾句密集而可笑的謊言，已經撞擊到四個嚴重的法律問題，且按下不表。先說香港《蘋果日報》為什麽會突然對我失去理智，又給我戴上了“石一歌”的破帽？細看文章，原來，他們針對的是我在汶川“5·12”地震後發表的一段話。我這段話的原文如下——
有些發達國家，較早建立了人道主義的心理秩序，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在大愛和至善的集體爆發力上，卻未必比得上中國人。我到過世界上好幾個自然災害發生地，有對比。這次汶川大地震中全民救災的事實證明，中華民族是人類極少數最優秀的族群之一。
“5·12”地震後，正好有兩位美國朋友訪問我。他們問：“中國的‘5·12’，是否像美國的‘9·11’，災難讓全國人民更團結了？”
我回答說：“不。‘9·11’有敵人，有仇恨，所以你們發動了兩場戰爭。‘5·12’沒有敵人，沒有仇恨，中國人隻靠愛，解決一切。”
開始我不明白，為什麽這段話會引起香港和內地那麽多中國文人的排斥。很快找到了一條界線：我願意在中國尋愛；他們堅持在中國尋恨。
與此同時，我在救災現場看到有些遇難學生的家長要求懲處倒塌校舍的責任者。我對這些家長非常同情，卻又知道這種懲處在全世界地震史上還沒有先例，難度極大，何況當時堰塞湖的危機正壓在頭頂，便與各國心理醫生一起，勸說遇難學生家長平複心情，先回帳篷休息。這麽一件任何善良人都會做的事情，竟然也被《蘋果日報》和其他政客批判為“妨礙請願”。
對此，我不能不對某些香港文人說幾句話。你們既沒有到過地震現場，也沒有到過“文革”現場，卻成天與一些內地來的騙子一起端著咖啡杯指手畫腳，把災難中的高尚和恥辱完全顛倒了。連你們，也鸚哥學舌地說什麽“石一歌”！
六
寫到這裏，我想讀者也在笑了。
一個不知所雲的署名，被一個不知所雲的人戴到了我的頭上，就怎麽也甩不掉了。連懸賞也沒有用，連地震也震不掉！這，實在太古怪了。
有人說，為別人扣帽子，是中國文人的本職工作。現在手多帽少，怎麽可能摘掉？
但是，畢竟留下了一點兒遺憾：戴了那麽久，還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寫過什麽樣的文章。
終於，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來到了。
二〇一〇年仲夏的一天，我在河南省鄭州市的一個車站書店，隨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雜誌《名作欣賞》（總第318期
）。開始並不怎麽在意，突然眼睛一亮。
一個署名“祝勇”的人，在氣憤地批判“石一歌”幾十年前的一次“捏造”。
“捏造”什麽呢？原來，一篇署名“石一歌”的文章說，魯迅在住處之外有一間秘密讀書室，在那裏閱讀過馬克思主義著作。
這個人斷言，“石一歌”就是我，因此進行這番“捏造”的人也是我。
不僅如此，這個人還指控我的亡友陳逸飛也參與了“捏造”，因為據說陳逸飛畫過一幅魯迅讀書室的畫。那畫，我倒是至今沒有見到過。
任何人被誣陷為“捏造”，都不會高興，但我卻大喜過望。
十幾年的企盼，就想知道“石一歌”寫過什麽。此刻，我終於看到了這個小組最讓人氣憤的文章，而且是氣憤到幾十年後還不能解恨的文章，是什麽樣的了。
我立即買下來這本雜誌，如獲至寶。
被批判為“捏造”的文章，可能出現在一本叫《魯迅的故事》的兒童讀物裏。在我印象中，那是當時複旦大學中文係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複課後，由“工農兵學員”在老師指導下寫的粗淺作文，我當然不可能去讀。但是，如果有哪篇文章真的寫了魯迅在住處之外有一間讀書室，他在裏麵讀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那可不是“捏造”。
因為，那是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公開說過多次的，學員們隻是照抄罷了。
周建人會不會“捏造”？好像不會。因為魯迅雖然與大弟弟周作人關係不好，卻與小弟弟周建人關係極好，晚年在上海有頻繁的日常交往。周建人又是老實人，不會亂說。何況，周建人在“文革”期間擔任著浙江省省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學員們更是沒有理由不相信。
其實，那間讀書室我還去參觀過，很舒服，也不難找。魯迅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很普遍，魯迅也讀了不少。他連那位擔任過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又處於通緝之中的瞿秋白都敢接到家裏來，還怕讀那些著作嗎？
原來，這就是“石一歌”的問題！
七
我懸了十幾年的心放了下來，覺得可以公布“石一歌”小組的真實名單了。但我還對那個電話裏教授太太的聲音保持著很深的記憶，因此決定再緩一緩。
現在隻能暫掩姓名，先粗粗地提幾句：
一九七二年根據周恩來指示在複旦大學中文係成立的《魯迅傳》編寫小組，組長是華東師範大學教師，副組長是複旦大學教師，組內有複旦大學六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一人，上海藝術研究所一人，華師大附中一人，上海戲劇學院一人即我，半途離開。由於人員太散，該組又由正、副組長和複旦大學一人、上海藝術研究所一人，組成“核心組”。
後來根據周恩來指示在上海市巨鹿路作家協會成立的“石一歌”魯迅研究小組，成立的時間我到今天還沒有打聽清楚，組長仍然是華東師範大學教師，不知道有沒有副組長，組內有華東師範大學二人，複旦大學三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二人，華師大附中一人。由於都是出於周恩來的同一個指示，這個小組與前一個小組雖然人員不同，卻還有一定的承續關係，聽說還整理過前一個小組留下的魯迅傳記。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之前，複旦大學中文係的部分學員也用過這個署名。
這些事，已經過去整整四十年了。
對於今天的批判者，我無話可說，隻有一個勸告：憑著天良，最好不要再去傷害已經去世，因此不能自辯的大藝術家，如陳逸飛。
八
好了，尋“石”之路大體已到盡頭，我也不想寫下去了。
石頭已經尋得。穿過密密層層的藜棘，終於得到了與這三個字相關的文章和名單。
最後，我不能不說一句：對“石一歌事件”，我要真誠地表示感謝。這三個字，給我帶來了好運。
我這麽說，不帶任何諷刺。
第一，這三個字，給了我真正的輕鬆。
本來，我這個人，是很難擺脫各種會議、應酬而輕鬆的，但是這個可愛的謠言救了我。當今官場當然知道這是謠言，卻又會百般敬畏造謠者，怕他們在傳媒上再次鬧事而妨害社會穩定。這一來，官場就盡量躲著我。例如我辭職二十多年，從未見過所在城市的每一任首長，哪怕是在集體場合。其實，這對我是天大的好事，使我不必艱苦推拒，就可以從各種頭銜、職務中脫身而出，擁有了幾乎全部自由時間。這麽多年來我種種成績的取得，都與此有關。貌似棄我，實為惠我。國內噪聲緊隨，我就到國外講述中華文化。正好，國際間並不在乎國內的什麽頭銜。總之，我摸“石”過河，步步敞亮。
第二，這三個字，讓我認知了環境。
當代中國文化界的諸多人士，對於一項發生在身邊又延續多年的重大誣陷，完全能夠識破卻不願識破。可能是世道不靖，他們也膽小了吧，同行的災難就成了他們安全的印證，被逐的孤鶩就成了他們窗下的落霞。麵對這種情景，我徹底放棄了對文化輿論的任何企盼，因全方位被逐而獨立。獨立的生態，獨立的思維，獨立的話語，由至小而至大，因孤寂而宏觀。到頭來，反而要感激被逐，享受被逐。像一塊遺棄之石，唱出了一首自己的歌。這，難道不正是這三個字的本意嗎？
第三，這三個字，使我愈加強健。
開始是因為厭煩這類誹謗，奉行“不看報紙不上網，不碰官職不開會，不用手機不打聽”的“六不主義”，但這麽一來，失去了當代敏感渠道的我，立即與自然生態相親，與古代巨人相融。我後來也從朋友那裏聽說，曾經出現過一撥撥卷向我的浪潮，但由於我當時完全不知，居然纖毫無損。結果大家都看到了，我一直身心健康，神定氣閑。這也就在無意中提供了一個社會示範：真正的強健不是呼集眾人，追隨眾人，而是逆反眾人，然後影響眾人。“大勇似怯”，“大慈無朋”。
由於以上三個原因，我認真考慮了很久，終於決定，把“石一歌”這個署名正式接收下來。
然後，用諧音開一間古典小茶館叫“拾遺閣”，再用諧音開一間現代咖啡館叫“詩亦歌”。或者，幹脆都叫“石一歌”，爽利響亮。
不管小茶館還是咖啡館，進門的牆上，都一定會張貼出各種報刊十幾年來的誹謗文章，證明我為什麽可以擁有這個名號。
如果那一批在這個名號後麵躲了很多年的退休老教授們來了，我會免費招待；如果他們要我把這個名號歸還給他們，我就讓他們去找《南方周末》、《蘋果日報》。但他們已經年邁，要去廣州和香港都會很累，因此又會勸他們，不必多此一舉了。
我會端上熱茶和咖啡，拍拍他們的肩，勸他們平靜，喝下這四十年無以言表的滋味。
我也老了，居然還有閑心寫幾句。我想，多數上了年紀的人都會像那些退休老教授，聽到各種鼓噪絕不作聲。因此，可憐的是曆史，常常把鼓噪寫成了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