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
這是我在自傳性“記憶文學”《吾家小史》中的冥思段落，也是全書的精神歸結。在這裏，我完成了一種特殊的寫作體驗。
我爸爸，這位在“文革”災難中被整整關押了十年之久始終沒有屈服的老英雄，卻在“文革”結束之後的二十六年，被國內一些文化傳媒對我的誹謗活活氣死了。誹謗的規模鋪天蓋地，誹謗的內容因為徹底顛倒而讓他極度憤怒。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都習慣性地掩護著誹謗者，使人們目睹大量誌士仁人的血跡而不知道“讒夫”們的名字。但是，爸爸和我卻知道今天那些“讒夫”的名字，以及他們在災難歲月中的斑斑劣跡。爸爸當然不怕他們，但當他發現竟有那麽多官方傳媒站在他們一邊，而法律失語，知者沉默，同行竊喜，群氓起哄，他活不下去了。
爸爸的墳墓築在家鄉的山嶴裏，骨灰盒暫放在上海一個殯儀館的安靈堂裏。那天，我得到了一個消息，爸爸、媽媽當年媒人餘鴻文先生的骨灰盒也在同一個安靈堂，就覺得應該去祭拜一次。正是他老人家的大媒，有了我生命的起點。同時，我也可以再一次照拂一下爸爸的靈位。
那天祭拜完畢以後，我順著安靈堂的甬道離開，突然看到一個熟悉的笑容，那是一個骨灰盒上一幀發黃的照片。一看名字，原來是我在學術界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我立即後退一步，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這引起了我的注意，覺得這裏可能還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腳步，左右打量。這一打量不要緊，就在徐扶明教授對麵，我看到了曾遠風的名字。他的告發，曾使徐扶明教授入獄多年。前幾年，他又是誹謗我的主力“讒夫”之一。不管什麽時候，他都是進攻者，但不知什麽時候，也進入到了這裏。
走出安靈堂大門時我又停步了。一個熟悉的名字，餘頤賢，出現在門內的那一格。這是家鄉那個著名盜墓者的名字，我沒見過這個人，卻知道他似乎又神秘地做過很多好事。是他嗎？也許是重名？希望是他，他讓我想起了家鄉山間的夜夜月色。
記得布萊希特（be
toltb
echt）曾經說過，過程性的回憶越豐富，越會讓人產生慣性下滑般的遲鈍。因此，需要阻斷，需要間離，讓講者和聽者都陡然停步，獲得思考。
我一直在等待這種停步的機會，此刻出現了。在安靈堂門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餘鴻文先生、徐扶明先生、餘頤賢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時還不願意稱“先生”的曾遠風，都一起在這裏停步。那麽，我也找到了坐下來的理由。
安靈堂不遠處有兩把石椅，朝著一個小小的鬆柏林。邊上，又有一個淺淺的水池，水麵上浮著大片枯葉。
我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閉著眼睛。一開始思緒很雜，跳蕩滑動，慢慢舒了幾口氣，安靜下來。
我的眼前，出現了這些老人，我對他們輕聲說話。他們沒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個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談的，是餘鴻文先生。
餘鴻文先生，我應該叫您一聲爺爺。我出生時，祖父早已去世，因此從小沒叫過誰爺爺。從前見到您時也曾經想叫，又覺得不好意思。
現在可以叫一聲了，但是我僅僅這麽一想，還沒有叫出口呢，就覺得自己已經蹲到了您的膝下。抬頭看您，白須寬襖，太陽在您背上。
在您背後，仿佛還遠遠近近地站著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們是一代人。他們走得比您早，因此看過去有點影影綽綽。
我不知道，我的長輩，當你們聽說自己的一個孫兒成了“中國曆來受誹謗最多的獨立知識分子”時，會是什麽感覺。是擔憂、心疼、憤怒，還是自豪？
這個稱號，是幾個學者經過認真調查才得出的。我當時一聽也懷疑，後來仔細一想，如果不是隻算一時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連續不斷，算每一次的全國規模，確實沒有人能超過。
我估計，你們之中，獨獨對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經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長輩，多少都有點困惑：怎麽會是這樣？
對此，我願意接受你們的盤問。
代表長輩盤問我的，應該是作為我父母媒人的您，餘鴻文先生。
我似乎已經聽到您的聲音。
您分明在說：“討論誹謗，不必看內容，隻看它為什麽發生。”
我點頭。
於是您開始問了：“你和誹謗者之間，有沒有權位之爭？”
我回答道：“自從二十年前辭職後，我沒有任何官職，也不是什麽代表、委員，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協會，因此沒有絲毫權位可言。他們能爭什麽？”
您又問：“你與他們，有沒有利益之爭？”
我回答道：“我幾百萬言的研究著作，十幾萬公裏的考察計劃，從開始到完成，從未申請過一分錢的政府資助。他們能爭什麽？”
您又問：“你與他們，有沒有學術之爭？”
我回答：“我的研究課題從來不與別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線從來不與別人交錯，我的表述方式從來不與別人近似。他們能爭什麽？”
您繼續問：“你與他們，有沒有意氣之爭？”
我回答：“你們看見了，那麽多人連續傷害我二十幾年。有幾個人已經把傷害我當作一項穩定的謀生職業，我卻從來沒有回擊一句，也從來沒有點過其中任何一個人的名。”
您停止提問，靜靜地看著我。
過了一會兒，我又聽到了您的聲音：“你的每一項回答，大家都可以見證。看來你是一個最不應該受到誹謗的人，卻受到了最多的誹謗。造成這種顛倒一定有一個特殊原因，例如，剛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國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們都沒有招來那麽長時間的誹謗。”
您說：“聽口氣，你自己好像已經有答案了。”
我說：“我自己也曾經百思不解，後來，一番回憶使我找到了鑰匙。”
“什麽回憶？”您問。
我說：“回憶起了我還沒有辭職的二十多年前。那時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後來多得多。我不僅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文科教授、最年輕的高校校長、最年輕的廳級官員，而且還執掌上海市那麽多人的職稱評選。我當時的行事風格，更是雷厲風行、敢作敢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僅沒有受到絲毫誹謗，而且也沒有聽到過一句非議。連後來誹謗我最起勁的那幾個人，當時也全部對我甜言蜜語、讚頌不止。”
“我已經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說，“你遭到長期誹謗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較徹底地離開了一種體製。”
我說：“體製是一種力學結構，就像一個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卻也互相牽製，獲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個人悄悄地打開城門出去了，城門在他身後關閉，而他騎在馬背上的種種行為又經常出現在城裏人的視線之內。他的自由，他的獨立，他的醒目，無意之中都變成了對城內生態的嘲謔。結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為射箭的目標。由於城門已關，射箭者沒有後顧之憂。”
“這樣的城堡，可能不止一個吧？”您問。
“當然。”我說，“城堡的本性是對峙，如果隻是一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現在，有的城堡因為有國力支撐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則因為有國外背景而相當熱鬧。我呢，隻能吟誦魯迅的詩了：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但是我比魯迅更徹底，連戟也沒有。”
您點了點頭，似乎不想再問，卻還是輕聲問了出來：“堡外生活既孤獨又艱險，你能不能，從哪個邊門重返一個安全的城堡？”
我說：“我知道您說的是哪一個城堡。官方體製對文化創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產生過不少排場很大的官方文化，這當然也不錯，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內。這是因為，行政思維和文化思維雖有部分重疊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統一而宏大的典儀抵達有序歡愉，後者以個性而詩化的秘徑抵達終極關懷。現在，前者太強勢了，連很多自命清高的學者都在暗暗爭奪行政級別，這更使很多行政官員對文化產生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和無知。長此以往，前者極有可能吞沒後者。您看現在，財源滾滾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處處嬉鬧，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斷地站在外麵提醒，不能這樣，不能這樣。”
您又問：“那麽另一個城堡呢？”
我說：“對那個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專製弊端，揭露權貴集團，推進政治改革，但現在已經失望。因為它摻入了太多的投機、虛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試著與這個城堡裏的人對話，發覺他們大多自命為中國的救贖者，卻以揭秘的腔調散布著各種謠言，而且總是把一切文化問題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別的問題。他們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論，初聽起來還有一點刺激，再聽下去就無聊了。”
您說：“看來，你隻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長輩的身份告訴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無幫，何懼孤步，何懼毀謗。”
我說：“對，不怕。”
與餘鴻文先生的對話有點累。他的那麽多盤問，我知道，正是代表眾多長輩對我的審訊。
接下來就不會這麽嚴肅了，急著想說話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曆來寡言，現在仍然微笑著等我開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樣，隻聽不說。
徐先生，我的朋友，剛才我在安靈堂，一心隻想把您從曾遠風附近移開。您告訴過我，人生如戲，角色早定，他永遠打人，您永遠挨打。在這裏你們靠得那麽近，又是麵對麵，我不放心。
但後來一想，不移也罷。他從前打人，靠的是誣陷、造謠、告發，現在到了你們這裏，他畢生功夫全廢，那您還怕他什麽呢？
從此，您可以近距離地盯著他看。我早就發現，凡是害人的人，目光總是遊移的。他會用眼睛的餘光來窺探您，您還是不放過。世上再陰險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這種盯住不放的目光，隻能快步逃離。但是，在這安靈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裏逃？因此在我看來，這就是“末日審判”。審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審判的語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過去的主題是惆悵。我曾經責怪您為什麽不增添一點憤怒，現在我不責怪了，隻勸您增添一點嘲諷。像曾遠風這樣一直氣焰萬丈的人最後也不得不讓您來日夜看管，看管著他無聲無息、無親無友的終點，給一點嘲諷正合適。
更需要嘲諷的卻是人世間，居然慫恿了他那麽久，給他喝彩，給他版麵，給他伸展拳腳的平台，幾十年間沒有對他有過一絲一毫的勸阻和批評，使他無法收手，難於後退。直到他一頭紮在這裏，人們才棄之如敝帚，轉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讓他們來製造新的不幸。這，還不值得嘲諷嗎？
徐扶明先生，在中國戲曲聲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師長，但在社會人生奧秘上，我要不客氣地說，小弟我可以做您的師長。今天我要問您一句：為什麽曾遠風永遠打人，而您永遠挨打？
我看到您在搖頭，直愣愣地等待著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簡單：他打人，是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毀人，細說起來也就是從政治上、道德上、名譽上攻擊他人，這種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國卻變成了一個魔幻事業。
您會問：怎麽會是“魔幻事業”呢？
我要告訴您：這，與中華民族的集體心理有關。很多民眾隻要從攻擊者嘴裏聽到別人可能有什麽問題，就會非常興奮地相信，還會立即把攻擊者看成是政治上的鬥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隨，投入聲討。於是，在極短的時間內，事態已經變成了那個被攻擊者與廣大民眾的對決，攻擊者不再擔負任何責任。有些官方媒體又會火上加油，把每一場圍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擊者看成是“有爭議的人物”，使攻擊很快就具有了正義性。
因此，攻擊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從者如雲。這幾十年我們都看到了，那麽多中國人一撥又一拔地輪著受難，隻有一批人奇跡般地立於不敗之地，那就是他們。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遠風的攻擊而入獄多年，其實也有一個最簡便的辦法可以脫身，那就是攻擊別人，包括攻擊他。而且，這種攻擊永遠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因此，您的受難，並不是因為他，而是因為您自己，您不會攻擊他人。
我也和您一樣，從來沒有做過“以攻為守”的事情。對此，我的克製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壓根兒不存在向別人進攻的能力，我卻不是。您知道，我是曆屆“世界大學生辯論賽”的總評審，在語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但是，對於放棄攻擊，我們兩個都不會後悔。
不妨反過來設想一下。如果您跟著我，痛痛快快地把他們罵倒了，世上多了兩個機智的攻擊者而少了兩個純粹的文化人，我們會滿意嗎？我想，我們反而會後悔。
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勝利。隻希望有一天，新的“曾遠風”又要當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時，中國的民眾和傳媒不再像過去和現在這樣，一起助威呐喊。
僅此而已。
但是，僅僅做到這一點，也還需要長時間的啟蒙。
也許會有這一天，但對我來說，華發已生，暮霧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與徐扶明先生說完話，當然就躲不過近在咫尺的曾遠風了。其實我也不想躲，很想與他交談一番。但估計，他也隻會聽，不會說。
從哪兒開口呢？與他這樣的人談話，我一時還拿不定方向。
曾遠風，在年齡上你是我的前輩。你告發徐扶明先生“攻擊樣板戲”的時候，我才十九歲；徐扶明先生終於平反，而你又轉身成為“文革”的批判者時，我已經三十三歲；你向我告發那個姓沙的左派編劇時，我四十一歲；你向全國媒體告發我為一個流亡人士的後輩寫序言時，我四十三歲；你參與那幾個“啃餘族”對我的圍攻時，我五十六歲；你突然以“異議分子”的身份向外國人告發中國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時，我五十九歲。
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你一定還實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發，請原諒我掛一漏萬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你以不尋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輩子。
親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堅強。因此，你對我相當重要。
你早年讀過中文係，後來的身份，是“編劇”、“編輯”、“雜文作家”。你讓我想到十幾年來一直在誹謗我的那幾個“啃餘族”與你一樣，清一色出自於中文係，都曾經染指文學創作，卻又文思枯窘而改寫批判文章和告發信。有趣的是，當年你向我告發的那個左派編劇，後來也走了一條與你相同的路：借由文藝玩政治，天天傷害無辜者。
說遠一點，你曾經效忠過的“***”裏邊，也有三個人是文藝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貫通，原來你們把文藝創作中的虛構、想象、誇張、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實社會的人事上了。你們把偽造當作了情節，把狂想當作了浪漫，把謾罵當作了朗誦，把謠言當作了台詞，把圍攻當作了排演。隻可憐了廣大無知的觀眾，居然弄假成真。
我剛剛在與徐扶明先生談話的時候曾說到，很多淺薄的民眾特別容易追隨像你這樣不斷地從政治、道德、名譽上攻擊他人的人，使你們經常“金袍披身，從者如雲”。現在我要加一句，這些民眾最值得同情之處，不是追隨你們，而是不知道你們全在扮演。
近幾年，你們這幫人都齊刷刷地扮演起了“異議分子”，開始改說“民主”、“人權”、“自由”之類的台詞。這，實在太搞笑了。這些美好的社會課題，不正是我們一直在奮鬥的目標嗎，怎麽一轉眼被你們搶了過去？你們又在“盜版”了。盜版畢竟不是正版，同樣這幾個概念，從你們嘴裏說出來全都變了味道，成了反諷。
先說“民主”。這個概念你們在文章中天天高喊，前麵還隱藏著一個“大”字，誘騙民眾進行大誣陷、大批鬥、大傷害。其實你們內心是害怕廣大民眾的，例如你們最嫉恨我的書連續暢銷二十年，其實就是嫉恨廣大讀者的“閱讀民主”。為此我不禁要笑問：敢不敢進行幾次民意測驗，讓廣大民眾在你們和我之間做一個選擇？不敢了吧，還“民主”！
還有“人權”。這麽多年，你們用大量肮髒的謠言傷害了我的名譽權，傷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權，傷害了我父親的生存權，所有這些人，都沒有一官半職。難道，這都不是“人權”？
再說“自由”。你們用集中誣陷的手段侵犯了我的寫作自由、聲辯自由、居住自由，但是憑著媒體的起哄、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從來不必支付任何代價，不必做任何道歉。我想問，古今中外幾千年，還有什麽人比你們更“自由”？還有什麽人比你們更需要還給他人以“自由”？
你聽得出來，這是反問，不求回答。真正的問題也有一個，存在心底很久了，還是說出來吧：那麽多年，你們這批人難道從來都沒有擔心過法律的追訴？你們難道就能斷定，中國的法律一直會像過去那樣偏袒你們？
對於這個問題，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經來到這裏，不說法律也罷。我隻希望你還是認真地看一看你的對麵，那兒有一位與你同齡的老人，因為被你誣告而入獄多年。平反之後，他燒掉了你的罪證，沒有說過你一句重話，而你卻沒有投過去一個抱歉的眼神。我現在終於明白，一種冥冥之中的力量把你們兩人安排得那麽近，可能是別有深意。
如果有一個人，我從來沒有見過卻特別想與他說話，這個人就是餘頤賢先生。
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個什麽人，心目中隻是一團迷霧、一堆疑問。隱約間似乎有一股妖氣，但也可能是仙氣，似遠似近。越是這樣就越是好奇，我要騰空心境，去麵對這位姓餘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習慣講什麽方言，餘姚的，慈溪的，紹興的，寧波的，還是杭州的？想來想去，今天我還是與他講童年時的鄉下話吧，那種語調，立即就能帶出故鄉的山水。那裏，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是餘頤賢先生長期出沒的地方。
餘頤賢先生，我沒有見過您，不知道您是什麽樣子的。在想象中，您是一個黑衣人。頭上還戴著一頂黑氈帽，帽簷壓得低低的，別人很難看到您的眼睛，您卻能看到別人。
您的名字，在家鄉各村所有餘姓同胞中顯得特別斯文，一定有一點文化背景，但是鄉親們誰也說不清。您的名聲不好，我從小就知道您是盜墓人，鄉親們叫“掘墳光棍”。他們又把你的名字叫成“夜仙”，那是根據諧音讀錯了。但這麽一叫，他們就把吳石嶺、大廟嶺的夜晚，一半交給了虎狼，一半交給了您。
不好的名聲也有好處，那就是讓您獲得了安靜。盜墓，隻要不去觸碰各個時期當紅大人物家的祖墳，就很難成為一個政治話題。因此，你在國共內戰和後來的一次次政治運動中都安然無恙。人們有興趣把一個名聲很好的人一點點搞髒，名聲越大越有興趣，卻沒有興趣去對付一個名聲不好的人。這就像，一塊白布太幹淨、太晃眼了，大家總要爭著投汙，即使後來風雨把它衝洗幹淨了，大家也要接著投；而您從頭就是一塊黑布，不會有人來關注您。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動過我曾外祖父的墓，這使我家前輩對您的印象就更壞了。印象的改變，是您在另一個黑乎乎的夜晚給媽媽辦的識字班送了課本。這事看起來不大，但對好幾個鄉村卻是雪中送炭。那幾個鄉村當時正要從長久蒙昧中站立起來，您伸手扶了一把。
有了這件事，我開始相信鄉間有關您的一些正麵傳聞。例如，我小時候曾聽鄰居大嬸說，那個篤公終於在我們村找到已經瘋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還把自己的一間房子讓給他住。這是真的嗎？更重要的是，我聽李龍說，有一次吳石嶺山洪暴發，一個預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幾戶人家。一個柴夫告訴李龍，這個渠口是您花了半個月時間一鍬鍬挖通的。這就是說，您在無聲無息的遊蕩間，也做了無聲無息的大好事，可能還不止一件。這是真的嗎？
我沒有期待您的回答，卻發現您有了動靜。您看著我，輕輕地像咳嗽一樣清了一下喉嚨，似乎要講話，但跟著而來的是低啞的笑聲。笑聲很短，轉瞬即逝，這讓我很興奮，因為我有可能與您交談了，就像我與餘鴻文先生。
我多麽想引出您的話來，但您對我來說太陌生，很難找到具體話由，因此隻能說得抽象一點。
我說：“天下萬物轉眼都走向了對麵，連給它們定位都是徒勞。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對麵和反麵更容易找到。”
說到這裏我停了下來，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經不再看我，而是看著遠處，看著天。
我決定換一種語言方式。像少數民族對歌，像古代詩人對聯，先拋出上一句，來勾出對方的下一句。
我根據您的行跡，說了一句：“最美麗的月色，總是出自荒蕪的山穀。”
終於聽到了您的聲音，您說：“最厚重的文物，總是出自無字的曠野。”
我太高興了，接著說：“最可笑的假話，總是振振有詞。”
您接得很快，馬上說：“最可恥的誣陷，總是彬彬有禮。”
我說：“最不潔的目光，總在監察道德。”
您說：“最不通的文人，總在咬文嚼字。”
我說：“最勇猛的將士，總是柔聲細語。”
您說：“最無聊的書籍，總是艱澀難讀。”
我說：“最興奮的相晤，總是昔日敵手。”
您說：“最憤恨的切割，總是早年好友。”
我說：“最動聽的講述，總是出自小人之口。”
您說：“最純粹的孤獨，總是屬於大師之門。”
我說：“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著，越泡越大。”
您說：“最典雅的友誼被矜持的水筆描畫著，越描越淡。”
我不能不對您刮目相看，餘頤賢先生。您顯然是嫻熟古今文字的，但此間的機敏卻不是出自技術。好像有一種冥冥中的智慧，通過您，在與我對話。那麽，就讓我們把話題拓寬一點吧。
我說：“渾身瘢疤的人，老是企圖脫下別人的衣衫。”
您說：“已經枯萎的樹，立即就能成為打人的棍棒。”
我說：“沒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沒自己依賴的高牆。”
您說：“突然暴發的水，最想背叛自己憑借的河床。”
我說：“何懼交手，唯懼對峙之人突然倒地。”
您說：“不怕圍獵，隻怕舉弓之手竟是狼爪。”
我說：“何懼天坍，唯懼最後一刻還在尋恨。”
您說：“不怕地裂，隻怕臨終呼喊仍是謠言。”
我說：“太多的荒誕終於使天地失語。”
您說：“無數的不測早已讓山河冷顏。”
我說：“失語的天地尚須留一字曰善。”
您說：“冷顏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愛。”
我說：“地球有難餘家後人不知大災何時降臨。”
您說：“浮生已過餘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
我說：“萬般皆空無喜無悲唯餘秋山雨霧縹緲依稀。”
您說：“千載如梭無生無滅隻剩月夜鳥聲朦朧淒迷。”
像夢遊一般，我們的對話完成了。此間似有巫乩作法，使我們兩人靈魂出竅，在另一個維度相遇，妙語連珠，盡得天籟。這不是我們的話，卻又是我們的。
我最後要說的是：您真是“夜仙”。與您對話，我有點害怕。既然您那麽厲害，請一定在那個世界查一查我們餘家的來曆。古羌人？唐兀人？西夏人？蒙古人？漢人？若是漢人，又源出何處？是山西？是湖北？是福建？是安徽？是浙江？……
但是，我似乎已經聽到您的回答：這都不重要。滄海滴水，何問其源？來自無限，歸於無限。
這是我在自傳性“記憶文學”《吾家小史》中的冥思段落，也是全書的精神歸結。在這裏，我完成了一種特殊的寫作體驗。
我爸爸，這位在“文革”災難中被整整關押了十年之久始終沒有屈服的老英雄，卻在“文革”結束之後的二十六年，被國內一些文化傳媒對我的誹謗活活氣死了。誹謗的規模鋪天蓋地，誹謗的內容因為徹底顛倒而讓他極度憤怒。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都習慣性地掩護著誹謗者，使人們目睹大量誌士仁人的血跡而不知道“讒夫”們的名字。但是，爸爸和我卻知道今天那些“讒夫”的名字，以及他們在災難歲月中的斑斑劣跡。爸爸當然不怕他們，但當他發現竟有那麽多官方傳媒站在他們一邊，而法律失語，知者沉默，同行竊喜，群氓起哄，他活不下去了。
爸爸的墳墓築在家鄉的山嶴裏，骨灰盒暫放在上海一個殯儀館的安靈堂裏。那天，我得到了一個消息，爸爸、媽媽當年媒人餘鴻文先生的骨灰盒也在同一個安靈堂，就覺得應該去祭拜一次。正是他老人家的大媒，有了我生命的起點。同時，我也可以再一次照拂一下爸爸的靈位。
那天祭拜完畢以後，我順著安靈堂的甬道離開，突然看到一個熟悉的笑容，那是一個骨灰盒上一幀發黃的照片。一看名字，原來是我在學術界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我立即後退一步，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這引起了我的注意，覺得這裏可能還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腳步，左右打量。這一打量不要緊，就在徐扶明教授對麵，我看到了曾遠風的名字。他的告發，曾使徐扶明教授入獄多年。前幾年，他又是誹謗我的主力“讒夫”之一。不管什麽時候，他都是進攻者，但不知什麽時候，也進入到了這裏。
走出安靈堂大門時我又停步了。一個熟悉的名字，餘頤賢，出現在門內的那一格。這是家鄉那個著名盜墓者的名字，我沒見過這個人，卻知道他似乎又神秘地做過很多好事。是他嗎？也許是重名？希望是他，他讓我想起了家鄉山間的夜夜月色。
記得布萊希特（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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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t）曾經說過，過程性的回憶越豐富，越會讓人產生慣性下滑般的遲鈍。因此，需要阻斷，需要間離，讓講者和聽者都陡然停步，獲得思考。
我一直在等待這種停步的機會，此刻出現了。在安靈堂門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餘鴻文先生、徐扶明先生、餘頤賢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時還不願意稱“先生”的曾遠風，都一起在這裏停步。那麽，我也找到了坐下來的理由。
安靈堂不遠處有兩把石椅，朝著一個小小的鬆柏林。邊上，又有一個淺淺的水池，水麵上浮著大片枯葉。
我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閉著眼睛。一開始思緒很雜，跳蕩滑動，慢慢舒了幾口氣，安靜下來。
我的眼前，出現了這些老人，我對他們輕聲說話。他們沒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個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談的，是餘鴻文先生。
餘鴻文先生，我應該叫您一聲爺爺。我出生時，祖父早已去世，因此從小沒叫過誰爺爺。從前見到您時也曾經想叫，又覺得不好意思。
現在可以叫一聲了，但是我僅僅這麽一想，還沒有叫出口呢，就覺得自己已經蹲到了您的膝下。抬頭看您，白須寬襖，太陽在您背上。
在您背後，仿佛還遠遠近近地站著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們是一代人。他們走得比您早，因此看過去有點影影綽綽。
我不知道，我的長輩，當你們聽說自己的一個孫兒成了“中國曆來受誹謗最多的獨立知識分子”時，會是什麽感覺。是擔憂、心疼、憤怒，還是自豪？
這個稱號，是幾個學者經過認真調查才得出的。我當時一聽也懷疑，後來仔細一想，如果不是隻算一時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連續不斷，算每一次的全國規模，確實沒有人能超過。
我估計，你們之中，獨獨對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經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長輩，多少都有點困惑：怎麽會是這樣？
對此，我願意接受你們的盤問。
代表長輩盤問我的，應該是作為我父母媒人的您，餘鴻文先生。
我似乎已經聽到您的聲音。
您分明在說：“討論誹謗，不必看內容，隻看它為什麽發生。”
我點頭。
於是您開始問了：“你和誹謗者之間，有沒有權位之爭？”
我回答道：“自從二十年前辭職後，我沒有任何官職，也不是什麽代表、委員，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協會，因此沒有絲毫權位可言。他們能爭什麽？”
您又問：“你與他們，有沒有利益之爭？”
我回答道：“我幾百萬言的研究著作，十幾萬公裏的考察計劃，從開始到完成，從未申請過一分錢的政府資助。他們能爭什麽？”
您又問：“你與他們，有沒有學術之爭？”
我回答：“我的研究課題從來不與別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線從來不與別人交錯，我的表述方式從來不與別人近似。他們能爭什麽？”
您繼續問：“你與他們，有沒有意氣之爭？”
我回答：“你們看見了，那麽多人連續傷害我二十幾年。有幾個人已經把傷害我當作一項穩定的謀生職業，我卻從來沒有回擊一句，也從來沒有點過其中任何一個人的名。”
您停止提問，靜靜地看著我。
過了一會兒，我又聽到了您的聲音：“你的每一項回答，大家都可以見證。看來你是一個最不應該受到誹謗的人，卻受到了最多的誹謗。造成這種顛倒一定有一個特殊原因，例如，剛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國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們都沒有招來那麽長時間的誹謗。”
您說：“聽口氣，你自己好像已經有答案了。”
我說：“我自己也曾經百思不解，後來，一番回憶使我找到了鑰匙。”
“什麽回憶？”您問。
我說：“回憶起了我還沒有辭職的二十多年前。那時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後來多得多。我不僅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文科教授、最年輕的高校校長、最年輕的廳級官員，而且還執掌上海市那麽多人的職稱評選。我當時的行事風格，更是雷厲風行、敢作敢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僅沒有受到絲毫誹謗，而且也沒有聽到過一句非議。連後來誹謗我最起勁的那幾個人，當時也全部對我甜言蜜語、讚頌不止。”
“我已經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說，“你遭到長期誹謗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較徹底地離開了一種體製。”
我說：“體製是一種力學結構，就像一個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卻也互相牽製，獲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個人悄悄地打開城門出去了，城門在他身後關閉，而他騎在馬背上的種種行為又經常出現在城裏人的視線之內。他的自由，他的獨立，他的醒目，無意之中都變成了對城內生態的嘲謔。結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為射箭的目標。由於城門已關，射箭者沒有後顧之憂。”
“這樣的城堡，可能不止一個吧？”您問。
“當然。”我說，“城堡的本性是對峙，如果隻是一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現在，有的城堡因為有國力支撐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則因為有國外背景而相當熱鬧。我呢，隻能吟誦魯迅的詩了：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但是我比魯迅更徹底，連戟也沒有。”
您點了點頭，似乎不想再問，卻還是輕聲問了出來：“堡外生活既孤獨又艱險，你能不能，從哪個邊門重返一個安全的城堡？”
我說：“我知道您說的是哪一個城堡。官方體製對文化創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產生過不少排場很大的官方文化，這當然也不錯，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內。這是因為，行政思維和文化思維雖有部分重疊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統一而宏大的典儀抵達有序歡愉，後者以個性而詩化的秘徑抵達終極關懷。現在，前者太強勢了，連很多自命清高的學者都在暗暗爭奪行政級別，這更使很多行政官員對文化產生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和無知。長此以往，前者極有可能吞沒後者。您看現在，財源滾滾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處處嬉鬧，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斷地站在外麵提醒，不能這樣，不能這樣。”
您又問：“那麽另一個城堡呢？”
我說：“對那個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專製弊端，揭露權貴集團，推進政治改革，但現在已經失望。因為它摻入了太多的投機、虛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試著與這個城堡裏的人對話，發覺他們大多自命為中國的救贖者，卻以揭秘的腔調散布著各種謠言，而且總是把一切文化問題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別的問題。他們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論，初聽起來還有一點刺激，再聽下去就無聊了。”
您說：“看來，你隻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長輩的身份告訴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無幫，何懼孤步，何懼毀謗。”
我說：“對，不怕。”
與餘鴻文先生的對話有點累。他的那麽多盤問，我知道，正是代表眾多長輩對我的審訊。
接下來就不會這麽嚴肅了，急著想說話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曆來寡言，現在仍然微笑著等我開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樣，隻聽不說。
徐先生，我的朋友，剛才我在安靈堂，一心隻想把您從曾遠風附近移開。您告訴過我，人生如戲，角色早定，他永遠打人，您永遠挨打。在這裏你們靠得那麽近，又是麵對麵，我不放心。
但後來一想，不移也罷。他從前打人，靠的是誣陷、造謠、告發，現在到了你們這裏，他畢生功夫全廢，那您還怕他什麽呢？
從此，您可以近距離地盯著他看。我早就發現，凡是害人的人，目光總是遊移的。他會用眼睛的餘光來窺探您，您還是不放過。世上再陰險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這種盯住不放的目光，隻能快步逃離。但是，在這安靈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裏逃？因此在我看來，這就是“末日審判”。審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審判的語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過去的主題是惆悵。我曾經責怪您為什麽不增添一點憤怒，現在我不責怪了，隻勸您增添一點嘲諷。像曾遠風這樣一直氣焰萬丈的人最後也不得不讓您來日夜看管，看管著他無聲無息、無親無友的終點，給一點嘲諷正合適。
更需要嘲諷的卻是人世間，居然慫恿了他那麽久，給他喝彩，給他版麵，給他伸展拳腳的平台，幾十年間沒有對他有過一絲一毫的勸阻和批評，使他無法收手，難於後退。直到他一頭紮在這裏，人們才棄之如敝帚，轉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讓他們來製造新的不幸。這，還不值得嘲諷嗎？
徐扶明先生，在中國戲曲聲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師長，但在社會人生奧秘上，我要不客氣地說，小弟我可以做您的師長。今天我要問您一句：為什麽曾遠風永遠打人，而您永遠挨打？
我看到您在搖頭，直愣愣地等待著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簡單：他打人，是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毀人，細說起來也就是從政治上、道德上、名譽上攻擊他人，這種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國卻變成了一個魔幻事業。
您會問：怎麽會是“魔幻事業”呢？
我要告訴您：這，與中華民族的集體心理有關。很多民眾隻要從攻擊者嘴裏聽到別人可能有什麽問題，就會非常興奮地相信，還會立即把攻擊者看成是政治上的鬥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隨，投入聲討。於是，在極短的時間內，事態已經變成了那個被攻擊者與廣大民眾的對決，攻擊者不再擔負任何責任。有些官方媒體又會火上加油，把每一場圍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擊者看成是“有爭議的人物”，使攻擊很快就具有了正義性。
因此，攻擊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從者如雲。這幾十年我們都看到了，那麽多中國人一撥又一拔地輪著受難，隻有一批人奇跡般地立於不敗之地，那就是他們。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遠風的攻擊而入獄多年，其實也有一個最簡便的辦法可以脫身，那就是攻擊別人，包括攻擊他。而且，這種攻擊永遠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因此，您的受難，並不是因為他，而是因為您自己，您不會攻擊他人。
我也和您一樣，從來沒有做過“以攻為守”的事情。對此，我的克製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壓根兒不存在向別人進攻的能力，我卻不是。您知道，我是曆屆“世界大學生辯論賽”的總評審，在語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但是，對於放棄攻擊，我們兩個都不會後悔。
不妨反過來設想一下。如果您跟著我，痛痛快快地把他們罵倒了，世上多了兩個機智的攻擊者而少了兩個純粹的文化人，我們會滿意嗎？我想，我們反而會後悔。
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勝利。隻希望有一天，新的“曾遠風”又要當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時，中國的民眾和傳媒不再像過去和現在這樣，一起助威呐喊。
僅此而已。
但是，僅僅做到這一點，也還需要長時間的啟蒙。
也許會有這一天，但對我來說，華發已生，暮霧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與徐扶明先生說完話，當然就躲不過近在咫尺的曾遠風了。其實我也不想躲，很想與他交談一番。但估計，他也隻會聽，不會說。
從哪兒開口呢？與他這樣的人談話，我一時還拿不定方向。
曾遠風，在年齡上你是我的前輩。你告發徐扶明先生“攻擊樣板戲”的時候，我才十九歲；徐扶明先生終於平反，而你又轉身成為“文革”的批判者時，我已經三十三歲；你向我告發那個姓沙的左派編劇時，我四十一歲；你向全國媒體告發我為一個流亡人士的後輩寫序言時，我四十三歲；你參與那幾個“啃餘族”對我的圍攻時，我五十六歲；你突然以“異議分子”的身份向外國人告發中國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時，我五十九歲。
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你一定還實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發，請原諒我掛一漏萬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你以不尋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輩子。
親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堅強。因此，你對我相當重要。
你早年讀過中文係，後來的身份，是“編劇”、“編輯”、“雜文作家”。你讓我想到十幾年來一直在誹謗我的那幾個“啃餘族”與你一樣，清一色出自於中文係，都曾經染指文學創作，卻又文思枯窘而改寫批判文章和告發信。有趣的是，當年你向我告發的那個左派編劇，後來也走了一條與你相同的路：借由文藝玩政治，天天傷害無辜者。
說遠一點，你曾經效忠過的“***”裏邊，也有三個人是文藝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貫通，原來你們把文藝創作中的虛構、想象、誇張、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實社會的人事上了。你們把偽造當作了情節，把狂想當作了浪漫，把謾罵當作了朗誦，把謠言當作了台詞，把圍攻當作了排演。隻可憐了廣大無知的觀眾，居然弄假成真。
我剛剛在與徐扶明先生談話的時候曾說到，很多淺薄的民眾特別容易追隨像你這樣不斷地從政治、道德、名譽上攻擊他人的人，使你們經常“金袍披身，從者如雲”。現在我要加一句，這些民眾最值得同情之處，不是追隨你們，而是不知道你們全在扮演。
近幾年，你們這幫人都齊刷刷地扮演起了“異議分子”，開始改說“民主”、“人權”、“自由”之類的台詞。這，實在太搞笑了。這些美好的社會課題，不正是我們一直在奮鬥的目標嗎，怎麽一轉眼被你們搶了過去？你們又在“盜版”了。盜版畢竟不是正版，同樣這幾個概念，從你們嘴裏說出來全都變了味道，成了反諷。
先說“民主”。這個概念你們在文章中天天高喊，前麵還隱藏著一個“大”字，誘騙民眾進行大誣陷、大批鬥、大傷害。其實你們內心是害怕廣大民眾的，例如你們最嫉恨我的書連續暢銷二十年，其實就是嫉恨廣大讀者的“閱讀民主”。為此我不禁要笑問：敢不敢進行幾次民意測驗，讓廣大民眾在你們和我之間做一個選擇？不敢了吧，還“民主”！
還有“人權”。這麽多年，你們用大量肮髒的謠言傷害了我的名譽權，傷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權，傷害了我父親的生存權，所有這些人，都沒有一官半職。難道，這都不是“人權”？
再說“自由”。你們用集中誣陷的手段侵犯了我的寫作自由、聲辯自由、居住自由，但是憑著媒體的起哄、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從來不必支付任何代價，不必做任何道歉。我想問，古今中外幾千年，還有什麽人比你們更“自由”？還有什麽人比你們更需要還給他人以“自由”？
你聽得出來，這是反問，不求回答。真正的問題也有一個，存在心底很久了，還是說出來吧：那麽多年，你們這批人難道從來都沒有擔心過法律的追訴？你們難道就能斷定，中國的法律一直會像過去那樣偏袒你們？
對於這個問題，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經來到這裏，不說法律也罷。我隻希望你還是認真地看一看你的對麵，那兒有一位與你同齡的老人，因為被你誣告而入獄多年。平反之後，他燒掉了你的罪證，沒有說過你一句重話，而你卻沒有投過去一個抱歉的眼神。我現在終於明白，一種冥冥之中的力量把你們兩人安排得那麽近，可能是別有深意。
如果有一個人，我從來沒有見過卻特別想與他說話，這個人就是餘頤賢先生。
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個什麽人，心目中隻是一團迷霧、一堆疑問。隱約間似乎有一股妖氣，但也可能是仙氣，似遠似近。越是這樣就越是好奇，我要騰空心境，去麵對這位姓餘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習慣講什麽方言，餘姚的，慈溪的，紹興的，寧波的，還是杭州的？想來想去，今天我還是與他講童年時的鄉下話吧，那種語調，立即就能帶出故鄉的山水。那裏，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是餘頤賢先生長期出沒的地方。
餘頤賢先生，我沒有見過您，不知道您是什麽樣子的。在想象中，您是一個黑衣人。頭上還戴著一頂黑氈帽，帽簷壓得低低的，別人很難看到您的眼睛，您卻能看到別人。
您的名字，在家鄉各村所有餘姓同胞中顯得特別斯文，一定有一點文化背景，但是鄉親們誰也說不清。您的名聲不好，我從小就知道您是盜墓人，鄉親們叫“掘墳光棍”。他們又把你的名字叫成“夜仙”，那是根據諧音讀錯了。但這麽一叫，他們就把吳石嶺、大廟嶺的夜晚，一半交給了虎狼，一半交給了您。
不好的名聲也有好處，那就是讓您獲得了安靜。盜墓，隻要不去觸碰各個時期當紅大人物家的祖墳，就很難成為一個政治話題。因此，你在國共內戰和後來的一次次政治運動中都安然無恙。人們有興趣把一個名聲很好的人一點點搞髒，名聲越大越有興趣，卻沒有興趣去對付一個名聲不好的人。這就像，一塊白布太幹淨、太晃眼了，大家總要爭著投汙，即使後來風雨把它衝洗幹淨了，大家也要接著投；而您從頭就是一塊黑布，不會有人來關注您。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動過我曾外祖父的墓，這使我家前輩對您的印象就更壞了。印象的改變，是您在另一個黑乎乎的夜晚給媽媽辦的識字班送了課本。這事看起來不大，但對好幾個鄉村卻是雪中送炭。那幾個鄉村當時正要從長久蒙昧中站立起來，您伸手扶了一把。
有了這件事，我開始相信鄉間有關您的一些正麵傳聞。例如，我小時候曾聽鄰居大嬸說，那個篤公終於在我們村找到已經瘋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還把自己的一間房子讓給他住。這是真的嗎？更重要的是，我聽李龍說，有一次吳石嶺山洪暴發，一個預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幾戶人家。一個柴夫告訴李龍，這個渠口是您花了半個月時間一鍬鍬挖通的。這就是說，您在無聲無息的遊蕩間，也做了無聲無息的大好事，可能還不止一件。這是真的嗎？
我沒有期待您的回答，卻發現您有了動靜。您看著我，輕輕地像咳嗽一樣清了一下喉嚨，似乎要講話，但跟著而來的是低啞的笑聲。笑聲很短，轉瞬即逝，這讓我很興奮，因為我有可能與您交談了，就像我與餘鴻文先生。
我多麽想引出您的話來，但您對我來說太陌生，很難找到具體話由，因此隻能說得抽象一點。
我說：“天下萬物轉眼都走向了對麵，連給它們定位都是徒勞。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對麵和反麵更容易找到。”
說到這裏我停了下來，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經不再看我，而是看著遠處，看著天。
我決定換一種語言方式。像少數民族對歌，像古代詩人對聯，先拋出上一句，來勾出對方的下一句。
我根據您的行跡，說了一句：“最美麗的月色，總是出自荒蕪的山穀。”
終於聽到了您的聲音，您說：“最厚重的文物，總是出自無字的曠野。”
我太高興了，接著說：“最可笑的假話，總是振振有詞。”
您接得很快，馬上說：“最可恥的誣陷，總是彬彬有禮。”
我說：“最不潔的目光，總在監察道德。”
您說：“最不通的文人，總在咬文嚼字。”
我說：“最勇猛的將士，總是柔聲細語。”
您說：“最無聊的書籍，總是艱澀難讀。”
我說：“最興奮的相晤，總是昔日敵手。”
您說：“最憤恨的切割，總是早年好友。”
我說：“最動聽的講述，總是出自小人之口。”
您說：“最純粹的孤獨，總是屬於大師之門。”
我說：“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著，越泡越大。”
您說：“最典雅的友誼被矜持的水筆描畫著，越描越淡。”
我不能不對您刮目相看，餘頤賢先生。您顯然是嫻熟古今文字的，但此間的機敏卻不是出自技術。好像有一種冥冥中的智慧，通過您，在與我對話。那麽，就讓我們把話題拓寬一點吧。
我說：“渾身瘢疤的人，老是企圖脫下別人的衣衫。”
您說：“已經枯萎的樹，立即就能成為打人的棍棒。”
我說：“沒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沒自己依賴的高牆。”
您說：“突然暴發的水，最想背叛自己憑借的河床。”
我說：“何懼交手，唯懼對峙之人突然倒地。”
您說：“不怕圍獵，隻怕舉弓之手竟是狼爪。”
我說：“何懼天坍，唯懼最後一刻還在尋恨。”
您說：“不怕地裂，隻怕臨終呼喊仍是謠言。”
我說：“太多的荒誕終於使天地失語。”
您說：“無數的不測早已讓山河冷顏。”
我說：“失語的天地尚須留一字曰善。”
您說：“冷顏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愛。”
我說：“地球有難餘家後人不知大災何時降臨。”
您說：“浮生已過餘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
我說：“萬般皆空無喜無悲唯餘秋山雨霧縹緲依稀。”
您說：“千載如梭無生無滅隻剩月夜鳥聲朦朧淒迷。”
像夢遊一般，我們的對話完成了。此間似有巫乩作法，使我們兩人靈魂出竅，在另一個維度相遇，妙語連珠，盡得天籟。這不是我們的話，卻又是我們的。
我最後要說的是：您真是“夜仙”。與您對話，我有點害怕。既然您那麽厲害，請一定在那個世界查一查我們餘家的來曆。古羌人？唐兀人？西夏人？蒙古人？漢人？若是漢人，又源出何處？是山西？是湖北？是福建？是安徽？是浙江？……
但是，我似乎已經聽到您的回答：這都不重要。滄海滴水，何問其源？來自無限，歸於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