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以三十多年的時間，係統地探索了中華文化。
探索的方式是：遺址考察、全球比照、典籍研究、跨國演講。
探索的課題主要分四個方麵——
空間意義上的中國；
時間意義上的中國；
人格意義上的中國；
審美意義上的中國。
圍繞著這四方麵的內容，我從已經出版的二十餘卷《秋雨合集》中選出七本，作為《中華讀本》，供廣大讀者參考。
為了不使體量太大，我猶豫再三，刪去了一些本來也可以收入的著作。例如，在國外的古文化遺址對中華文化進行比照的考察記錄，以及對中華文化的專項學術研究。留下來的，就是一部比較純粹又比較好讀的中華文化簡明讀本了。
這部讀本的主要部分，我在國內外很多機構和大學都演講過。在國外演講，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原定的題目是“中華文化”，而聽眾的問題大多屬於政治範疇，而我，則竭力把它們納入文化。文化是一種悠久而穩定的集體人格，決定著很多複雜問題的最終選擇，而且，從文化來談，也符合我的身份。
二
中華文化為何長壽？這個問題，可以成為我們研究中華文化的基點。
記得我冒著生命危險貼地考察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希伯來文化、阿拉伯文化時，一路上都在默默對比著中華文化，心中一直藏著這個問題。在不必冒生命危險考察克裏特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河文化、恒河文化時，也做著同樣的對比，藏著同樣的問題。
至此，我仍然覺得自己的考察還不完整，因此又認真走訪了歐洲的九十六座城市。一路上，還是不斷對比，不斷自問。
考察回來後，發現自己變了一個人。我從中華文化的批判者，變成了中華文化的闡釋者。當然還會批判，但以闡釋為主。先在香港鳳凰衛視開了一個《秋雨時分》的專欄，圍繞著中華文化為何長壽的問題，講了很長時間，但一直沒有整理成文字。
現在，要出版《中華讀本》了，顯然不能把這個重大問題遺漏。抽不出時間整理完整的文稿，那就提綱挈領地羅列幾點，作為整套讀本的引論吧。
好，那就讓我們鄭重地麵對這個題目。
中華文化的長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比長壽更重要的是，與人類其他古文化相比，它是唯一的長壽者。因為隻有它，不中斷地活到了今天。
唯一的長壽者——這是一個驚人的奇跡，就連一切不熟悉中華文明的人也無法否認的奇跡。
唯一的長壽者——這是一種橫跨幾千年的韌勁。不管承受何等風波依然健在，不管經曆多少次“將亡”、“瀕死”依然重生，那就不存在任何僥幸和偶然了，而是由時間鍛鑄成了一種堅韌無比的必然。
唯一的長壽者——這又是一種體量龐大的覆蓋。覆蓋到大江南北、九州大地，而不是一隅一角的悠久。因此，不可限量的空間也就加持了不可思議的時間，構成一種舉世無雙的宏偉。
唯一的長壽者——這又是一個精彩不絕的盛典。也就是說，不是一種萎靡不振的時間拖延。在這個盛典中，挨個兒矗立著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大秦大漢、大唐大宋、大明大清，挨個兒矗立著一排排先哲、詩人、明君、賢臣、良將、神醫、巧匠，挨個兒矗立著浩如煙海的典籍、墨卷、名著、藝術……形成了至高等級的文明長廊。
唯一的長壽者——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讓這個民族的很多失意者、自卑者、憂鬱者、絕望者突然在心底重新點燃火苗，下決心更好地活下去。對一般人來說，這個事實更能隱隱地增添一份對生命的自我確認。
不錯，中華文化也有很多弱點、盲點、汙點，其中有一些還會讓同胞痛心、國人憤恨，使他們一次次垂淚深夜、呐喊荒原。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也很難斷然割舍，徹底背叛。即便在最混亂的年代，漢奸，仍然為全民所不齒。這種現象，在其他文明中很難找到。
其他文化在地域對峙、教派紛爭、軍閥割據中也會產生不少人員的身份自叛、邊界跨越。這會造成一時一地的喜怒，卻不會引起太廣泛的反應。中華文化則完全不同，非此即彼，非正即反，立場明晰，不容飄移。踏錯一步就會直追人格、牽動遠近、留跡曆史。原因是，它的生命基座非常穩固。我在《文化之痛》一書中，就寫到了中華文化在災難中的堅貞守護。
從十九世紀開始，中華文化由於看不懂、趕不上新的世界格局，蒙受過很多失敗和羞辱。我們的前輩在一次次憤恨之後也曾從外人的鄙視和嘲笑中吸取過很多有益的教訓。但是，如果從更悠遠、更廣闊的眼光來看，那些人鄙視和嘲笑全人類唯一長壽的古文化，至少是輕薄的。
隻要稍稍記起時間和空間的坐標，那些輕薄者也許會閉目自問，自己的鄙視和嘲笑所依憑的標準，起於何時，行於何時？而那時，中華文化已經承受過多少世代的磨煉，投入過多少血火深思？
三
中華文化長壽的原因，可以列出幾十項。我看到不少學者也做過這件事，可惜他們引用的大量古文往往隻是在說中華文明的優點，而不是在說長壽。而且，他們所說的那些優點，如果從古文翻譯成外文，其他文明也大同小異，隻是共性，而不是特性。
為此，我要從普通讀者都能理解的國際可比性上來論述。以下僅僅選了八項，而且用最淺顯的大白話，說得盡量簡單。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一因：體量自覺。
一種文化所占據的地理體量，從最原始的意義上決定著這種文化的能量。照理，小體量也能滋生出優秀文化的雛形，但當這種雛形要發育長大、伸腿展臂，小體量就會成為束縛。
中華文化的體量足夠龐大。與它同時存世的其他古文明，體量就小得多了。即便把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等所有發祥地的麵積加在一起，也遠遠比不上中華文化的搖籃黃河流域。如果把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領地都標上，那就比其他古文化領地的麵積總和大了幾十倍。
不僅如此，中華文化的遼闊地域，從地形、地貌到氣候、物產，都極為豐富，極多差異。永遠山重水複，又永遠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領域，就像來到另外一個世界。相比之下，其他古文明的領地，在生態類別上都比較單調。
讓人興奮的是，中華文化的先祖們對於自己生存的環境體量很有感覺，頗為重視。雖然由於當時交通條件的限製，他們每一個個體還不可能抵達很多地方，卻一直保持著宏觀的視野。兩千多年前的地理學著作《禹貢》、《山海經》已經表達了對於文化體量的認知，而後來的多數中國文化人，不管置身何等冷僻、狹小的所在，一開口也總是“天下興亡”、“****”、“三山五嶽”，可謂氣吞萬裏。這證明，中華文化從起點上就對自己的空間幅度有充分自覺，因此這種空間幅度也就轉化成了心理幅度。
於是，一種根本上的強大形成了。
我把《山河之書》列於《中華讀本》之首，就是要表明中華文化由空間幅度轉化成心理幅度的過程。
在古代，文化的地理體量由邊界來定。中華文化的巨大體量四周，還擁有讓人驚懼的圍牆和隔離帶。一邊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險峻的高峰和高原，一邊是難以穿越的沙漠和針葉林，一邊是古代航海技術無法戰勝的茫茫大海，這就構成了一種內向的宏偉。
這種內向的宏偉，讓各種互補的生態翻騰、流轉、衝撞、互融。這邊有了災荒，那邊卻是豐年；一地有了戰亂，可以多方遷徙。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滄海桑田未有窮盡。這種生生不息的運動狀態，潛藏著可觀的集體能量。
由地域體量轉化為集體能量，其間主體當然是人。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統計，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規模巨大的民眾群體中。即便在《詩經》中，也已經可以從字句間感受到濃鬱而豐沛的“人氣”。在這個巨大群體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吃苦耐勞、積極謀生、長年不停。加在一起，集體能量無與倫比。
現代的研究條件，使我們已經有可能為先輩追補一些人口數字了。
就在這遼闊的土地上，先秦時期，人口就有兩千多萬；西漢末年，六千萬；唐朝，八千萬；北宋，破億；明代萬曆年間，達到兩億；清代道光年間，達到四億……這中間，經常也會因戰亂而人口銳減，但總的來說，中國一直可被稱為“大山大海中的人山人海”。
正是這一層層的地域體量和人群體量，把長壽的希望許給了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二因：自守自安
。
地域體量、人群體量所轉化成的巨大能量，本來極有可能變為睥睨世界的侵略力量。但是，中華文化沒有做這種選擇，這與文明的類型有關。
世界上各種文明由於地理、氣候等宏觀原因大體分成三大類型，即遊牧文明、航海文明和農耕文明。中國雖然也擁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長的海岸線，但是核心部位卻是由黃河、長江所灌溉的農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細作”型的農耕文明。草原，是農耕文明“籬笆外”的空間，秦始皇還用磚石加固了那道籬笆，那就是萬裏長城。而海岸，由於缺少像地中海、波羅的海這樣的“內海”，中華文化一直與之不親。
遊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非常偉大，卻都具有一種天然的侵略性。它們的馬蹄，常常忘了起點在何處，又不知終點在哪裏。它們的風帆，也許記得解纜於此岸，卻不知何方是彼岸。不管是終點還是彼岸，總在遠方，總是未知，當然，也總是免不了劍戟血火、占領奴役。與它們相反，農耕文明要完成從春種到秋收的一係列複雜生產程序，必須聚族而居，固守熱土。這就是由文明類型沉澱而成的“厚土意識”，成為中華文化的基本素質。因為“厚土”，當然會為了水源、田畝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權而常常發生戰爭；但是，也因為“厚土”，他們都不會長離故地，千裏遠征。
很多年前，我為了研究中華民族的深層心理，曾經調查過曆史上全國演得最多的是哪一出戲。結論是：《孟薑女》。為了反抗侵略，丈夫被拉去築長城。但是，一個農民家的丈夫怎麽可以離家遠行呢？妻子不惜千裏步行，前去尋找。找到一看，丈夫已死，她號啕大哭，竟把長城哭倒。這出戲，把“反侵略”和“反遠行”合成一體，每場演出，上下齊哭。我知道，這觸及了民族的深層心理。
二〇〇五年我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作主旨演講時，還曾經說到了中國航海家鄭和。我說，他先於哥倫布等西方航海家，到達世界上那麽多地方，卻從來沒有產生過一絲一毫占取當地土地的念頭。從鄭和到每一個水手都沒有，而且在心底裏都沒有。這就最雄辯地證明，中國文化沒有外侵和遠征的基因。
在古代世界，不外侵，不遠征，也就避免了別人的毀滅性報複。綜觀當時世界別處，多少輝煌的文明就在互相征戰中逐一毀滅，而且各方都害怕對方死灰複燃，毀滅得非常殘忍。反過來說，哪種文明即便一時戰勝了，也隻是軍事上的戰勝，而多數軍事戰勝恰恰是文明自殺。我曾經仔細分析過古希臘文明的代表亞裏士多德的學生亞曆山大遠征的史跡，證明他的軍事勝利帶來了希臘文明的式微。文明被綁上了戰車，成了武器，那還是文明嗎？文明的傳承者全都成了戰士和將軍，一批又一批地流血捐軀在異國他鄉，文明還能延續嗎？
因此，正是中華文化不外侵、不遠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毀滅的保證。當然，中國曆史上也有很多內戰，但那些內戰打來打去都是為了爭奪中華文化的主宰權，而不是為了毀滅中華文化。例如，“三國鏖兵”中的曹操、孔明、周瑜他們，對中華文化同樣忠誠。即便是那位曆來被視為“亂世奸雄”的曹操，若從詩作著眼，他肯定是中華文化在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傳承者。因此，不管在內戰中誰敗誰勝，對文化都不必過於擔心。
把中華文化放到國際對比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難能可貴的“自守自安”精神。沿著對比，我們可以遙想一下被希臘藝術家多次描寫過的“希波戰爭”。波斯在現在的伊朗，與希臘實在不近。再想想那個時期埃及、巴比倫、以色列之間的戰爭，耶路撒冷和巴格達的任何文化遺址，都被遠方的入侵者用水衝，用火燒，用犁翻，試圖不留任何印痕。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三因：力求統一
。
大體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長期分裂，大體量所產生的大能量不僅無法構成合力，而且還會成為互相毀損的暴力。中國曆史上雖然也出現過不少分裂的集團和分裂的時期，但總會有一股強勁的偉力把江山拉回統一的版圖。相比之下，統一的偉力是曆史的主調，遠遠超過分裂的暴力。中華文化的長壽，正與此有關。
照理，統一有統一的理由，分裂有分裂的理由，很難互相說服。真正說服我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他沒有來過中國，卻對中國有特別深入的研究。他說，中華文明的生態基礎是黃河和長江，但是，這兩條大河都流經很多省份，任何一個省份如果要坑害上遊的省份或下遊的省份，都輕而易舉。因此，僅僅為了治河、管河，所有的省份都必須統一在同一個政權的統治之下。他不懂中文，但是來過中國的歐洲傳教士告訴他，在中文中，統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個字。這樣，他也就為政治生態學找到了地理生態學上的理由，而且是難以反駁的理由。
其實，從秦始皇、韓非子、李斯這些古代政治家開始，已經訂立種種規範，把統一當作一種無法改變的政治生態。其中最重要的規範，就是統一文字。文字統一了，這個方言林立的龐大國家也就具有了拒絕在文化上分裂的技術性可能。
在一般情況下，文字隻是語言的記錄，而識字的人在古代隻占人口的極小比例，因此，各個方言係統的自立就十分自然。但是，當文字統一了，一切官方文告、重要書契就讓各個方言係統後退到附屬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當中華文化的“奠基性元典”《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等等著作都憑著統一的文字樹立了文明準則，中華文化也就賦予了統一的終極法令。
文化是一個大概念，遠不僅僅是文字。因此，秦始皇他們在統一文字的同時，還實行了一整套與統一相關的係統工程，例如統一度量衡，統一車軌道路，甚至統一很多民風民俗。尤其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又以九州一統的郡縣製，取代了山頭易立的分封製。這一切，看起來是一朝一帝的施政行為，其實是一種全方位的生態包圍，讓一切社會行為都很難脫離統一的安排，被韓非子稱為“一匡天下”。
說實話，一個體量如此龐大的種族，一切局部和個人都無法從整體上感知統一天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也就很可能成為條條裂紋的製造者而不自知。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悲劇，正是從局部的裂紋逐漸擴大，終於導致解體的。因此，不能不佩服中華文化的早期設計者們，居然籌搭得如此周延，以至於裂紋即便產生也難以迅速伸展，反而能從多方麵獲得修補。時間一長，廣大民眾對於統一的命題，也就從服從走向適應，最後沉澱為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集體無意識”。也就是說，“力求統一”變成了人人心底的深層文化，而正是這種深層文化，反過來保全了中華文化的整體不易潰散，得享長壽。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四因：慣於有序
。
這些年，中國的旅遊者到了國外，常常被批評為“不守秩序”。這會讓一切熟悉曆史的人士啞然失笑，因為中國人幾千年來最具有“秩序歸向”，現在反倒頻頻在遠方“舉止脫序”，可能是一種逆反式的自我反撥吧。
早在遙遠的古代，當巴比倫人抬頭在研究天文學和數學的時候，當埃及人在墓道裏刻畫生死圖景的時候，當印度人在山間洞窟苦修的時候，中國人卻花費極大精力在排練維係秩序的禮儀。孔子奔波大半輩子，主要目的也想恢複周禮，重建秩序。結果，多少年下來，從朝廷到家庭，從祭祀到節慶，處處都秩序森然，上下皈服。
秩序，哪一個文明的主宰者不焦渴向往呢？但是，他們之中，隻有中國人把秩序的建設當作生涯要務。因此，其他文明一一都因失序而敗亡，唯中國，明確讓秩序成為社會經緯，結果，中華文化也因為有序而延壽。
所謂秩序，對外，是禮儀分際；對內，是心理程式。內外相加，組成一種明晰有度的生命節奏，一種可視可依的立體結構。有了秩序，不管是社會還是個人，都有了前後左右、上下尊卑。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無序所帶來的巨大傷害。
秩序，有時也會讓人感到一種必須時時顧盼周際的不自由，一種蜷曲於種種規則中的不舒暢，這就需要修正秩序或修正自己了。因此，長期生活在有序社會的人士，常常要區分什麽是老秩序，什麽是新秩序；什麽是正秩序，什麽是負秩序。他們幾乎從來沒有考慮過，完全無序將會如何？
無序，初看是一種解脫，其實是一種恐怖。隻要回顧一下很多地方發生過的“群體踩踏事件”，就會明白從無序到恐怖的必然邏輯。
秩序的建立非常艱難，而無序的開始卻非常簡單。隻需一處無序，就會全盤散架。我曾考察過南亞和西亞一些頗有曆史的國家，常常看到大量人群站在幾十年來未曾清除的垃圾堆上無所事事。當時想，如果有官員組織這些人彎下腰來清除腳下的這些垃圾，種上農作物，情況不就改變了嗎？但再一想，農業秩序十分嚴密，如果垃圾清除了，土地空出來了，那麽，種子在何方？農具在何方？水渠在何方？技術在何方？運輸在何方？若要著手解決其中任何一個問題，又會連帶出無數更多的問題。這層層疊疊的問題的逐一解決，才能建立粗淺的秩序，而這種粗淺的秩序又非常脆弱，隻要一個環節不到位，前前後後都會頃刻塌陷。所以，我總是麵對那些站滿人群的垃圾堆長時間出神，默默感謝我家鄉前輩的辛勞和守護。
永遠都處理不了的垃圾堆，永遠都無所事事的人群，這是所有的文明都會遇到的景象。我猜想，當年中華文化的創建者們也會像我一樣站在路邊看著，想著解決的辦法。
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思考者，也都會這樣看，這樣想。但他們，大多把目光從垃圾堆和人群上離開了，抬起頭來，思考濁世之上的神靈，地域之外的天堂。
中國人比他們實際，但態度也各不相同。道家瀟灑，覺得這一切都很自然，不必用心整治。墨家卻很上心，覺得應該照顧這些無所事事的平民，最好招引他們成為自己的徒眾，離開垃圾堆去做幾件大事……
儒家最為負責，覺得不能放過眼前的醜陋，也不能放走此地的民眾。他們認為，要建立天下的秩序，必先建立心中的秩序。但是這些站在垃圾堆上的民眾心中並沒有天下，更加無法領略天下的秩序，因此，必須讓他們從小處的體驗開始。小處的體驗就是對家庭的體驗，儒家確信這是一切的起點。
家庭秩序由血緣、輩分、長幼、排行、婚嫁逐一設定，非常清晰。從這種秩序所派生的禮儀、規矩，也人所共知。那麽，有沒有可能把家庭秩序放大、外移、擴散，成為社會秩序和國家秩序呢？
這種構想使儒家學者非常興奮。他們本來已經為家庭的親情倫理做了太多的文章，如果能夠擴而大之，那就把“齊家”的計劃直接推向“治國、平天下”的大目標了。
而且，這完全可行。因為打理家庭秩序和血親秩序的努力，早已深得人心，而且規範現成。
於是，一個以“私人空間秩序”比照“公共空間秩序”的工程啟動了。這個工程的預想成果，可稱為“家國同構”。
實際成果，顯然是大大有利於社會秩序和國家秩序。這是因為，原來不讓人感到親切的社會秩序和國家秩序，經由“家國同構”，獲得了通俗化的體認，容易被接納了。而且，由於家庭秩序、血親秩序是堅韌的、明確的、可長期持續的，這也使社會秩序和國家秩序變得堅韌、明確、可續了。
千年未潰的中國秩序，就是這麽存在的。
當然，“家國同構”的工程，也存在很大問題。社會正義不能混同於家庭內規，政治理性不能出自家長判斷。明末清初的啟蒙學者指出，廣大民眾沒有理由像體諒自己父親一樣原諒朝廷君主，國家要提防滑到“家天下”的泥潭。我的看法更現代一點兒，認為“家國同構”中的“國”主要隻是指朝廷，而很少考慮遼闊的公共空間，因此也考慮不到那些站在垃圾堆上無所事事的人群。中國儒家由於習慣於把朝廷視為天下，結果，公共空間的問題看似包括了卻始終被排除在外。這個問題，反倒是後來的歐洲解決得更好。而直到今天，長壽的中華文化還經常在公共空間的問題上汗顏。本節開頭所說的中國旅遊者在國外“舉止脫序”，也與此有關。
但是總的說來，我們還不能不為先人們在這方麵的努力致敬。盡管紕漏多多，中國民眾還是在幾千年間養成了“慣於有序”的心理沉澱。這種心理沉澱成了多數人的文化本能，成了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了《周易》中有關秩序的構想：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周易·序卦傳》
這種企圖把天地萬物都納入秩序的構想，既是中華文化立身的起點，又是中華文化長壽的原因。
有序便有壽，無序便無生。隻因時間有序，文化有序，生命有序，一旦無序就會剝蝕時間，剝蝕文化，剝蝕生命。
對比顯而易見，教材並不遙遠。想想那些永遠密布著刀槍和貧困的千裏沙原，那些永遠交替著激憤和恐怖的擁擠廣場，那些再也找不到文化遺跡的文明故地，那些再也找不回現代尊敬的古代聖城，我們會反過來更加讀懂自己的文化。
好了，至此我已經講述了中華文化長壽的前四個原因，那就是“體量自覺”、“自守自安”、“力求統一”、“慣於有序”。這四點，都是中華文化緊貼大地的宏觀選擇。還有四個原因，更靠近文化本義，且讓我逐一道來。
四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五因：簡易思維。
我的這一概括，一定會引起某種爭議，因為很多學者喜歡把中國古代的那些奠基典籍說得非常複雜和艱深。正好那些典籍由於年代久遠不易被今天的普通讀者輕便解讀，這種誤導也就成立了。
其實，文化就像一個人，過多的營養，過厚的脂肪，過胖的肚腩，都不利於長壽。長壽的中華文化，從來不願用自己的肩脖去撐起那些特別複雜的學理重擔。它一直保持著精瘦瘦、樂嗬嗬的行者形象，從來未曾腦滿腸肥，大腹便便。
為什麽能夠精瘦？因為中華文化一上來就抓住了命脈，隨之也就知道什麽東西可以省儉，什麽東西可以舍棄了。中華文化的命脈就是“人文”，《周易》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對鬼神傳說，敬而遠之；對萬物珍奇，疏而避之；對高論玄談，笑而過之。這與其他文明相比，不知省下了多少卷帙和口舌。
典籍之首，該屬《周易》了吧？這個“易”字，第一含義就是“簡易”，第二含義則是“變易”。連在一起，就是以“簡易”的方式研究“變易”和“不易”。但這種研究又不付之於抽象，而隻是排列卜筮的概率，形成框架。這與其他文明的開山之作一比，顯得非常精簡和直截。
諸子百家之首，該屬老子了吧。然而且看老子的全部著作，隻有那五千字，從內容到形式都在倡導“極簡主義”。幾年前，我在向北京大學的各係學生講解中國文化史時曾經指出，老子是中國文化的“清道夫”。他那四個字、四個字如刀斬斧劈的簡潔文句，呈示了中國哲學不肯多添一筆、多發一聲的極致。由他白發白須又默默寡言地在前麵走著，跟在後麵的諸子百家，誰也不好意思把話講多了，把書寫長了。
“清道夫”的意義，在於把道路整幹淨。幹淨的道路方便走路，於是也可以走遠了。走遠，就是長壽。
再看最有名的孔子，他的傳世著作《論語》，是一段段簡短、隨興、通俗的談話，一點兒也沒有端出任何理論架勢，呈現什麽高深形態。
至於莊子，幹脆是在寫散文詩了。他以輕便而優美的寓言創作，不小心踏入了經典殿堂，受百世敬仰。
說到散文詩，不能不聯想到《詩經》。那是地地道道的詩，而且多數是短詩，帶著華北平原的波影和鳥鳴，居然也被尊之為“經”，成為中華文化的起點之一。
連端莊的儒家也反複表明，“藝”和“樂”是一種重要歸結。為此，李澤厚先生曾以“實用理性和樂感文化”來闡述中華文化，頗有見地。我以一部《極品美學》來響應。
確實，在根子上，中華文化是簡易的、輕快的、朦朧的、優美的。這種特點使它便於接受，便於傳誦，便於延續。長壽，顯然與此有關。
在學術界，總有一些人士一直在抱怨中華文化缺少像亞裏士多德、黑格爾、康德這樣的深度和廣度，這是以西方的學術標準，騷擾華夏風範。有人還說，唐代沒有出現像樣的哲學家，因此是一個沒有重量的時代。這就更錯了，唐代的文化重量舉世少有，僅唐詩一項，就足以壓壞曆史的天平。如果一定要把唐詩和哲學做不倫不類的對比，那麽我要說，唐詩比當時有可能出現的任何一種哲學都重要百倍。
宋明理學試圖對一些抽象概念如“心”、“性”、“理”等等做超驗研究，雖有長篇宏論驚動學界，卻未能在社會上真正產生影響。原因是，那種龐大的艱深方式，不符合中華文化的性格。事情到了王陽明又好了，他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省儉的話語，又讓中華文化順眼順耳。可惜到了他的學生，那麽一些“王門後學”，又不對了。
明代滅亡之後曾有不少學人痛批空泛、玄奧之學，顧炎武認為那種學風隻能禍害神州社稷。朱舜水更是明確指出，明朝滅亡，實乃“中國士大夫之自取”。（《陽九述略》）
慣於輕裝簡從的中華文化，一旦被壓上重重包袱，一定步履艱難，直至氣息奄奄。因此，那些包袱即使藏著不少好東西，也隻能是死亡之兆。幸好，中華文化有明智的自省，總能在受苦受累之後把包袱卸除，舒一口氣，揉一揉肩。
大道至易至簡，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中華文化善擇大道，故而輕鬆，故而得壽。
近年來，中華文化又被強加了一個更低劣的負荷，那就是不少人竭力誇大它的陰謀重量，並加以炫耀。無論是書籍、電視、講座，總是密密層層的陰謀、陷阱、心計，卻美其名曰智慧、高策、韜略。在國外經常遇到一些急於了解中華文化的人士，他們接觸那些東西之後總是困惑：從皇上、宮女到平民都是渾身謀略，中國人怎麽會陰險成這樣？他們甚至說，目前流行於世的“*****”，一半來自不了解中國的政客，一半來自中國自己的傳播。
對此，我總是這樣回答他們：中國古代朝廷裏確實會有不少陰謀，老是被下一代宮廷史官加油添醋、穿鑿附會，但是這一切不管是真是假都與中國的廣大民眾無關。曆史上廣大民眾多為文盲，連瀏覽一下這類記述都沒有可能，因此不會受到影響。我說，中國人確實沒有那麽陰險，我自己早年長期在農村居住，深知中國農民幾乎無人懂得陰謀，他們身上最常見的弊病，就是比較吝嗇，不講衛生，如此而已。農民**國古代人口的絕大部分，因此也可推知多數中國人並沒有負載那麽沉重的陰謀文化。
對中華文化，不管是艱深化的加重還是陰謀化的加重，都是一種偽造，因為它不是那樣。近年來，據說很多地方都舉辦了收費高昂的“總裁國學班”，開課時拉上厚厚的窗簾，神秘莫測，不知裏邊在講什麽，卻可以肯定，一定與中華文化基本無關。如果中華文化成了厚厚的窗簾所遮掩的沉重陰謀，它就來日無多了。
死而體重，活而體輕。此間玄機，非獨適合身體。這些年我在國內講得最多的題目，是“為文化做減法”。我說：唯瘦身，方見筋骨；唯減重，方有生機。中華文化幾千年走下來的生命脈絡，切莫迷失了。為此，我特別寫了一部《中國文脈》，希望能夠帶領讀者穿過連篇累牘的文化贅餘，去握住文化主脈。脈是生命所在，握住了，就能好好地活下去。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六因：以德為幟
。
中華文化始終崇德，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一般說來，崇德隻關及文化的內容和品質，怎麽會與長壽有關？
是的，有關。
我在《君子之道》一書中，解釋了孔子、孟子所提倡的德是“與人為善”、“成人之美”、“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又把墨子所提倡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也歸入了德的範疇。這一些仁德標準，隻需提起，就能讓天下人眼睛一亮、心生溫暖，極大地提升人們對人類的信心，對生存的樂觀，使大家活得更好、更久，也就是古語所說的“仁者壽”。我今天要進一步說明，中華文化也像人一樣，由於崇德而長壽。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先做另類設想：中華文化如果不是以德為幟，會以什麽替代？
韓非子在《五蠹》中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也就是說，除了道德的旗幟，還可以有智謀的旗幟和氣力的旗幟。韓非子認為，講道德的年月已經過去，講智慧的年月還在繼續，眼下時興的是講氣力，憑著氣力追利益。
韓非子不同於孔子、孟子他們，並不特別看重道德。他認為古人講道德，是因為那時人口很少，構不成競爭。後來人口一多，競爭不得不產生，隻得講智謀了。競爭得再激烈一點兒，講智謀也來不及了，隻能拚氣力。這種曆史觀出於對人性的不信任，勾畫了一個由善至惡的三級台階，與曆史事實並不符合。但是，他講的這三麵旗幟、三種價值、三類追求，卻可成為我們透析中華文化的視角。
智謀，與前麵提到過的陰謀不同，確實可以成為道德之外的另一種號召。當代有人分析，中華文化是一種“德性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種“智性文化”。可見，早在諸子百家時代，中國哲人已經觸及了德、智之間的艱難選擇。
智性文化後來在西方發展成了科學思維，對人類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也折射出了中華文化的弱點。但是，文化的先進性和恒久性並不是一件事，文化的實用性和感召性也不是一件事。就一種文化的恒久性而言，德性文化的時間長度一定會超過智性文化。
智性文化的先進性和實用性雖然令人稱道，卻是相對的，往往隻在一段時間內有效。當智性繼續推進，原有的先進性和實用性必然會被超越而黯然失色。在這種情況下，智性隻能催促人們繼續低頭探索，而不能像德性那樣，吸引人們永遠抬頭仰望。
至於韓非子所說的第三麵旗幟——氣力，那又降低了一個層次。把氣力單獨拉出來講述，正說明它是一種擺脫道德、擺脫智謀後的存在。這種所謂氣力，很像現在常說的“成功”，而且是不擇手段的“成功”。這種氣力，有可能讓人驚懼，讓人服從，卻很難讓人從心靈深處長久地佩服和尊敬。大家全都明白，氣力的形成，往往是因為已經把他人比輸，或即將把他人比輸。這中間，極有可能帶有道德瑕疵，也就是違背了“與人為善”、“成人之美”、“兼愛、非攻”的原則。
帶有道德瑕疵的“成功”，很難持久。這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常識，連普通人也懂得，隻是不說出來罷了。禍福相依、凶吉互融、輸贏無定的旋轉，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成為一種全民預測。隻有一種因素的出現，才能讓旋轉停息。這個因素，就是德。也就是說，如果讓氣力服從於道德，讓成功依附於大善，一切才可能改觀，逆轉才可能避免。用現在的話來說，那就是把氣力和成功推入另一個價值係統，一個不以自身為目標的價值係統。
德，為什麽能使逆轉停息、生機長存？因為它顯示了從“人禽之分”開始的對人類最高標準的追求。感謝儒家，把這個最高標準設定得那麽明確：“止於至善”。你看，一切逆轉，麵對至善也就停止了。
如果要認真地闡釋“止於至善”，那麽，“止於”，提出了別無選擇的精神終點，而“至善”，則提出了道德的終極標準。“至善”是“善良”的最高形態，麵對整個天下，無所遺漏。後來，王陽明又為“至善”找到了每個人心底所埋藏的依據，那就是“良知”。這一來，由“至善”激發“良知”，由“良知”抵達“至善”，中華文化建立了一個比其他文化更明晰、更幹淨的道德構架，使中國人產生了長久的景仰、向往和追趕。曆史的正能量，也都長久地朝著這個方向聚集。這是一個永遠延續的過程，因此，中華文化的壽命也隨之延續了。
有人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中國人的道德水平還頗多汙濁。這是確實的，但是對於這麽龐大的群體而言，精神領域的“景深”會出現很多層麵，終極標準和一般標準不可能合成一體。因此，以終極標準啟迪一般標準的重任，需要很多文化人來長期承擔。
如果從深處看，中華民族隻要遇到大災大難，總會突然發現，多數民眾至善勃發、良知未泯，常常連自己也感到吃驚。文化的使命，就是要透視心靈地窖裏的集體潛藏。
對於道德的終極標準，孔子覺得隻有像北鬥星這樣的星辰才能比擬：永恒所在，且眾星拱之。他在《論語·為政》中說：
為政以德，譬如北展，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這讓我想起了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一句話：
有兩件事，讓心靈永遠仰望：一是天上的星辰，二是人間的道德。
孔子和康德，相距兩千多年，各踞地球的另一半，語言係統差異極大，卻以完全一樣的比喻，說出了完全一樣的意思。
這種巧合，一是說明人類曆史上最優秀的思想者，都把道德看得不可動搖；二是說明不管時間和空間有多大的差異，道德的高度驚人一致。
因此，誰也不必在他們所說的道德前麵再做別的分割和限定，例如時代的限定、國別的限定、地域的限定、階級的限定、風尚的限定等等。各種區別都會有，但在最高意義上，道德就是道德，星辰就是星辰，仰望就是仰望，永恒就是永恒。在這件崇高的大事上再動什麽手腳，本身就很不道德。中華文化的守護者，不做這樣的事；“止於至善”的皈屬者，不做這樣的事。
中華文化的守護者應該深感榮幸，由於從一開始就高高地舉起了道德的旗幟，我們的文化靠近了星辰。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七因：中庸為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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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中庸做最簡單的解釋，那麽，中，是指中間值；庸，是指尋常態，因此也是指普通的延續態。
不要小看了，這是一種重要的思維選擇。
往淺裏說，這是一種辦事方式。謀事，總要向前看；但要成事，則要回過頭來看看比較正常的一般情形，設法找一條合適的路，恰當的路，可行的路，多數人能夠接受的路。要做到這樣，就不應該扮演激烈，嘩眾取寵。
往深裏說，這是一種可喜的彈性哲學，一種靈活的鬆軟狀態，一種平靜的兩相妥協，一種灰色的世俗寬厚。
中庸，是中華文化幾千年來的精神主軸和行動主軸。
對於中庸，曆來總是有人讚賞，有人鄙棄，此處且不做深論；我此刻要在這裏強調的，是中庸與時間的奇特姻緣。無數事實證明，有了中庸，就能擁有更多時間；反之，放棄中庸，則會讓時間中斷。
中國的曆史那麽長，遭遇的災禍那麽多，在很多時候似乎走不過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偉大文明終於倒地不起一樣。但是，中國卻一次次走通了，越過了災禍，越過了滅亡，踉踉蹌蹌地存活了下來。細察每一個生死關口就能發現，正是中庸，在其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庸為何能避禍、避亡？原因是，它避開了在關鍵時刻最容易出現的各種極端主義。
極端主義極有魅力，可惜時間不願意與它站在一起。極端主義的口號響亮爽利，令人感動；極端主義者就像站在懸崖峭壁邊上的好漢，渾身散發著英雄的光輝。因此，總是擁有大量的追隨者、崇拜者、死忠者，勸也勸不回。但是，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口號不是路標，好漢不是向導，懸崖不是大道。接下來的路，該怎麽走呢？
其實已經無路，雖然還會鬧騰一陣子，但事情已經結束，時間已經扭頭。這就是響亮的短命，激烈的速朽。
極端主義者不僅割斷時間，而且也割斷空間。他們遲早連追隨者的勸告、建言、修正也無法容忍，把這些夥伴當作叛逆者一一驅逐，孤苦伶仃地堅守著越來越局促的“原教旨主義”。於是，空間的局促又加劇了時間的短促，覆滅不可避免。
中庸與他們一比，總是那麽平淡，那麽家常，那麽低調，引不來任何喝彩和歡呼。中庸隻在輕腳慢步地四處探問，輕聲慢語地商量勸說。但是，過不久，一條小路找到了，一種諒解達成了，一番口舌刪掉了，一場惡鬥讓過了。看起來好像什麽也沒有發生，隻不過大家都可以活下去了，而且是平順、快樂地活下去了。
中華文化在整體上拒絕極端主義，信奉中庸。我在《君子之道》一書中介紹了古代經典在這個問題上的反複教導。這些教導深契大地人心，結果，即便是那些很容易陷入極端主義的外來宗教，一與中華文化接觸便減去了殺伐之氣，增添了圓融風範。中國也有一些時段、一些人物受到極端主義之蠱，言行狂悖，卻無改全民數千年的集體選擇。數千年的集體選擇沉澱成了集體人格，結果，中庸不再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成了一種文化本能。
為什麽在各大文明間，隻有中國能夠全方位地實踐中庸？說到底，這還是與農耕文明相關。農耕文明靠天吃飯，服從四季循環，深知世上難有真正的極端。冬天冷到極端，春色已開；夏天熱到極端，秋風又起。這種“天人合一”的廣泛體驗經由《周易》提升，儒家總結，也就成為文化共識。《禮記》更是明確做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經典宣判，由此建立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準則。世界上，其他宗教和哲學也都有過“中道”的理論，但是，隻有中國，讓中庸在世俗生活中長久普及，成了一種誰也無法忽略的實踐形態。
我作為一個曾經長期研究世界藝術的學者，不能不指出，中庸在美的領域未必總是超過極端，至少是各有利弊吧。例如，當我麵對中國古代戲劇中“悲、歡、離、合”的中庸結構，再對照古希臘悲劇在生命邊涯上的極端呼號，就會把審美的心理天平偏向後者。對於這個問題，我在《極品美學》一書的自序中做了說明。但是，對於安定百世社會，保存和延續中華文化的效能而言，中庸則利大於弊，而且肯定。
應該說明，中華文化選擇中庸，倒不是僅僅為了選擇者本身的安全和長壽，而是有更廣泛的關照。它會把那些站在懸崖邊上的好漢拉回來，順便也挽救了大量追隨者。正因為此，孔子把中庸說成是最高道德。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
中庸的話題，也會遇到一種最常見的疑問。例如那年我在哈佛大學演講中國文化精神，就有一位中國留學生當場提問：“中庸避免了極端，尋找了可行，選擇了安全，會不會阻礙了突破、創新和挑戰，降低了文明的高度？”
我回答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想以登山來破解。中庸並不反對登高，隻是在珠穆朗瑪峰的險峻山道上，希望你盡量走到中間，把腳踏穩，而不要為了攝影，在懸崖邊上擺弄姿態。當然，在登山前如果身體不太適應，中庸的原則也會建議你選擇另一項運動。因此，中庸不是退縮，不是窩囊，也不是無為，而是希望你在人生的攀緣中尋找最好的山道。
處於當代，世界上極端主義越演越烈。不少西方政客為了對付它們，采用的也往往是另一種極端主義即單邊主義。結果，總是極端對極端，無休無止。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文化實行中庸、拒絕極端的千年本色，再度被喚醒。憑著這種千年本色，能不能說服極端主義？我信心不大，有信心的隻有一項：中華文化的壽命，憑著越來越稀罕的中庸，還會長久延續。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八因：特殊門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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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長壽的原因，都很重要，但在實際執行中，還必須落實在一個具體項目的操作上。這個具體項目，必須匯集各種導致長壽的原因，而且自己也頗為長壽，有時間陪著中華文化走過千年長途。
應該是一個什麽樣的項目呢？
終於知道了，這個項目，就是科舉製度。
正是科舉製度，使中華文化的長壽有了最實在的操作性保障。因此，這是通向長壽的一個特殊門徑。
對於中國古代的科舉製度，我曾寫過長文《十萬進士》，那就不在這裏重複了。我今天隻想讓大家發出一種驚歎：這是誰想出來的好點子呀，在那麽宏大的文化生命工程中，居然發揮得如此齊備，又如此神奇？
齊備到什麽程度？神奇到什麽程度？且聽我略舉幾端。
其一，其他重要文明的潰滅，首先潰滅於社會亂局。因此，即使僅僅為了文化，也要選取足夠的社會管理人才。科舉製度，便由此而生。選拔的是各級社會管理人才，卻保全了文化的土壤。
其二，其他重大文明也曾在一代雄主的帶領下建立過良好的管理係統，但是由於地域大，方位多，各地的管理者容易自立格局，自選下屬，時間一長，便產生近似“分封”的裂隙。而科舉製度，則全國統一。以統一的標準、統一的機構完成統一的選拔，這就以文化的方式，堵塞了分裂的可能，反過來又保護了文化。
其三，其他重大文明在建立管理係統之後卻沒有建立逐代選拔機製。幾代之後，全都出現了管理人才的短缺，文明天地的荒蕪。科舉製度保證每隔三年提供大量管理人才，源源不斷。這是中華文化保持有序延續、有效延續的重要原因。
其四，源源不斷的管理人才必須依靠豐沛的備考、應試資源。科舉製對此創造了一個千年實踐：在中國，不分地域，不分門庭，不分職業，不分貧富，隻要是男性，都有資格參加選拔。在唐代，連外國人也能應試。這種全民動員，極大地強化了文化的整體生命力和號召力。
第五，社會上最容易產生焦躁動蕩的群體，就是青年男子。科舉製度讓全國這一群體的很大部分，都成了極為用功的備考人員、應試人員，而且很多人屢敗屢考，終身應試。這就讓社會大幅度地提高了安全係數，而且安全在文化氣氛中。
第六，如此規模的考試，所出試題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個國家的文化選擇。科舉考試越到後來越明確，以儒家經典為主要考試範圍。這一來，全國千千萬萬青年男子，也就為了做官而日夜誦讀儒家經典，誦讀到滾瓜爛熟，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們的初衷，隻為個人前途，但結果是，那些儒家經典受到無數年輕生命的接力負載，變得生氣勃勃。這可謂，經典滋養生命，生命滋養經典。後一種滋養，更是讓經典永顯青春血色，舉世無雙。
第七，這麽多由誦讀經典而終於為官的書生，有沒有能力參加社會管理？正巧，他們為了應試而天天誦讀的，不是曠世玄學，不是古奧經文，不是隱士秘籍，而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拿著這些大道理去做縣令、太守，大致屬於“專業對口”。於是，社會治理和文化傳承相得益彰。
第八，科舉考試並不看重天才勃發、奇思妙想，而總是安排刻板的格式，後來甚至限定了“八股”模式。這會讓李白這樣的稀世天才難以進入。但是，由於科舉考試的目的隻是為了選拔官員，而不是詩人，因此這樣的安排並無大錯。官員將來要做什麽？在多數情況下，也就是在刻板的格式中規矩行事，有所創新也不失前後左右的基本關係。那麽，科舉考試就是對行政模式的預示。李白不適合從事管理，因此不能以他的缺席來非難科舉。科舉如果隨興而不刻板，那就長不了，結果也就無法輔佐中華文化走長路。
第九，科舉考試總體上公平嚴格，卻也會有一些作弊、造假，史稱“科場案”。由於這種案件直擊吏治命脈和文化命脈，每次都酷刑嚴罰，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民眾由此明白：為官的入場券隻是文化，不能夾雜其他關係；而這種文化入場券卻很難獲得，因此要作弊、造假；但是，文化上的作弊、造假，必然會付出生命代價。——這種係統認知，極大地提升了文化對於官場倫理的奠基性價值，這在其他文明中看不到。
……
僅此九端，已經足以說明科舉製度的齊備和神奇了吧？已經足以說明它對中華文化的長壽所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了吧？
確實，我環視全世界，沒有發現還有哪一種體製，能像科舉製度那樣發揮如此全麵、有效、長續的文化守護功能。不必懷疑，它是中華文化長壽的歸結之因。
但是，由於一些科舉考試失敗的文人寫了不少批判作品行世，它的名聲漸漸受汙。在考試內容上，後來它確實也跟不上自然科學和國際政治的迅猛發展，成了一個備受攻擊的對象。似乎，中國的落後，全是因為它。
一九〇五年，經袁世凱、張之洞等人的上奏，慈禧太後批準，科舉製度在存世一千三百年之後徹底廢止。廢止之時，異議不多，但在廢止之後，漸漸出現了不少反思的聲音。有的聲音中，還包含著深深的後悔。
梁啟超說：
夫科舉，非惡製也。……此法實我先民千年前一大發明也。自此法行，我國貴族寒門之階級消滅；自此法行，國民不待勸而競於學。此法之造於我國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餘以自誇耀，我乃懲末流之弊，因噎以廢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複科舉便！
《管製與官規》（1910年）
孫中山說：
現在歐美各國的考試製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製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製度。
《五權憲法講演錄》（1921年）
錢穆說：
直到晚清，西方人還知采用此製度來彌縫他們政黨選舉之偏陷，而我們卻對有過一千年以上根柢的考試製度，一口氣吐棄了，不再重視，抑且不再留絲毫顧惜之餘地。那真是一件可詫怪的事。
清末人一意想變法，把此製度也連根拔去。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係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不可不說我們把曆史看輕了，認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鑄成大錯。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1955年）
這些人都不是保守派、複古派，卻都在歎息，科舉考試的廢止太草率了。錢穆先生明確認為這個製度足以彌補西方政黨選舉的偏陷；梁啟超先生甚至還在呼籲恢複這個製度。這個問題，已經大到觸及政體，這兒無法細論了。但我相信，讀者已經從我的簡要講述中明白，中華文化確實曾經擁有一個極為稱職的好幫手。好幫手走了，但文化的肌體卻留下了。這種肌體，看上去有點兒慌亂，但身子骨依然健碩。
真該謝謝那個不知去了哪裏的好幫手。
五
我總算把中華文化長壽的原因粗粗梳理了一遍。這中間一定有很多缺漏，而且，在講述正麵效應的時候也沒有時間分析隨之帶來的負麵效應。這種悖論，這種兩難，正是學術思考的斧鉞，我在《中國文脈》、《文化之痛》等書籍中已經有過探索，相信會有很多年輕學者繼續挖掘下去。
即使暫時省略了負麵，那麽，中華文化以往的正麵業績也無法讓我們揚揚自得。相反，倒是成了檢驗今天一切作為的最嚴苛標準。或者說，偉大的昨天向今天發出了偉大的指令。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認識中國的昨天，以及它的世界意義。
我說過，由於近兩百年文化之外的原因，中華文化的生命優勢被掩蓋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勢。為此，我不能不一次次地呼喚國際的學術良知，請他們重新讀一讀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史中的中華文化史。
我這麽說，並不是出於民族主義的訴求。幾年前我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文化史，曾經嚴肅質疑目前有些人在“國學”名義下“以國家主義實行排他主義”的傾向。這種質疑，大家可以從我的《北大授課》一書中讀到。但是，我們今天遇到的，卻是一個世界課題，隻不過正好與中國的昨天有關。
無論如何，回到我們講述的原點，明確肯定中華文化是人類曆史上唯一不中斷地延續到今天的文化奇跡，是必須做的。
即使我不是中國人，也不會放棄這個“必須”。
接下來的“必須”，就是我目前著手在做的事情了：研究中華文化成為唯一奇跡的原因。
這項研究應該成為一項國際工程。如果經過很多人的努力，有了像樣的成果，那就必須成為世界課本。
世界課本？是不是口氣太大了一點兒？
我的回答是：不大。
請看世界上有多少發明、創造、突破進入了各國科教書而成了全人類的常識，又有多少戰爭、災難、自救進入了各國教科書而成了全人類的常識，那麽，明明活生生地存在著唯一長壽的文化奇跡，而且是包含著無數發明、創造、突破、戰爭、災難、自救的文化奇跡，為什麽都熟視無睹？
最善良的理由隻有一個：研究還剛剛開始。
值得高興的是，熟視無睹的時代已經過去。即便在遙遠的地方，興趣的目光也開始向中華文化集中。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八日下午，我應邀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發表演講，講題就是“中國文化的特殊生命力”。我還沒有開口，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像往常一樣，這天聯合國大廈在召開很多會議；也像往常一樣，很多會議大廳裏聽的人很少，即使來了幾個****也依然冷冷清清。但是，在我的演講廳裏，卻人頭濟濟，人滿為患，晚來的聽眾隻能站在過道上聽。我當然知道，這不是因為我的名字，而是因為我的講題。
更有趣的是，那天的聯合國總部網站，把我的演講列為第一新聞。世界上正發生著那麽多驚心動魄的事情，各國政要正飛來飛去忙著處理，那都是最重大的國際新聞，怎麽會被一場文化演講壓住了？
原因隻在於，講的是中華文化，是大家都不太知道卻又很想知道的中華文化。
那麽多人，聽得那麽專注，那麽安靜，那麽迫切。他們帶有很多疑問，等待著解答。
時至今日，我們的中華文化已經逃不過關注、跟蹤、等待、追問了。
逃不過就不逃。我，守在這裏。
我相信會有更好的解答，很多超越我的解答。
那就不要著急。
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傾聽。過後，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傾聽。
不管到哪一代，中華文化，總在。
（主要內容取自2013年10月18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的演講；2015年4月整理修改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秋雨書院。《中華讀本》七卷將由中華書局出版。）
我以三十多年的時間，係統地探索了中華文化。
探索的方式是：遺址考察、全球比照、典籍研究、跨國演講。
探索的課題主要分四個方麵——
空間意義上的中國；
時間意義上的中國；
人格意義上的中國；
審美意義上的中國。
圍繞著這四方麵的內容，我從已經出版的二十餘卷《秋雨合集》中選出七本，作為《中華讀本》，供廣大讀者參考。
為了不使體量太大，我猶豫再三，刪去了一些本來也可以收入的著作。例如，在國外的古文化遺址對中華文化進行比照的考察記錄，以及對中華文化的專項學術研究。留下來的，就是一部比較純粹又比較好讀的中華文化簡明讀本了。
這部讀本的主要部分，我在國內外很多機構和大學都演講過。在國外演講，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原定的題目是“中華文化”，而聽眾的問題大多屬於政治範疇，而我，則竭力把它們納入文化。文化是一種悠久而穩定的集體人格，決定著很多複雜問題的最終選擇，而且，從文化來談，也符合我的身份。
二
中華文化為何長壽？這個問題，可以成為我們研究中華文化的基點。
記得我冒著生命危險貼地考察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希伯來文化、阿拉伯文化時，一路上都在默默對比著中華文化，心中一直藏著這個問題。在不必冒生命危險考察克裏特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河文化、恒河文化時，也做著同樣的對比，藏著同樣的問題。
至此，我仍然覺得自己的考察還不完整，因此又認真走訪了歐洲的九十六座城市。一路上，還是不斷對比，不斷自問。
考察回來後，發現自己變了一個人。我從中華文化的批判者，變成了中華文化的闡釋者。當然還會批判，但以闡釋為主。先在香港鳳凰衛視開了一個《秋雨時分》的專欄，圍繞著中華文化為何長壽的問題，講了很長時間，但一直沒有整理成文字。
現在，要出版《中華讀本》了，顯然不能把這個重大問題遺漏。抽不出時間整理完整的文稿，那就提綱挈領地羅列幾點，作為整套讀本的引論吧。
好，那就讓我們鄭重地麵對這個題目。
中華文化的長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比長壽更重要的是，與人類其他古文化相比，它是唯一的長壽者。因為隻有它，不中斷地活到了今天。
唯一的長壽者——這是一個驚人的奇跡，就連一切不熟悉中華文明的人也無法否認的奇跡。
唯一的長壽者——這是一種橫跨幾千年的韌勁。不管承受何等風波依然健在，不管經曆多少次“將亡”、“瀕死”依然重生，那就不存在任何僥幸和偶然了，而是由時間鍛鑄成了一種堅韌無比的必然。
唯一的長壽者——這又是一種體量龐大的覆蓋。覆蓋到大江南北、九州大地，而不是一隅一角的悠久。因此，不可限量的空間也就加持了不可思議的時間，構成一種舉世無雙的宏偉。
唯一的長壽者——這又是一個精彩不絕的盛典。也就是說，不是一種萎靡不振的時間拖延。在這個盛典中，挨個兒矗立著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大秦大漢、大唐大宋、大明大清，挨個兒矗立著一排排先哲、詩人、明君、賢臣、良將、神醫、巧匠，挨個兒矗立著浩如煙海的典籍、墨卷、名著、藝術……形成了至高等級的文明長廊。
唯一的長壽者——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讓這個民族的很多失意者、自卑者、憂鬱者、絕望者突然在心底重新點燃火苗，下決心更好地活下去。對一般人來說，這個事實更能隱隱地增添一份對生命的自我確認。
不錯，中華文化也有很多弱點、盲點、汙點，其中有一些還會讓同胞痛心、國人憤恨，使他們一次次垂淚深夜、呐喊荒原。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也很難斷然割舍，徹底背叛。即便在最混亂的年代，漢奸，仍然為全民所不齒。這種現象，在其他文明中很難找到。
其他文化在地域對峙、教派紛爭、軍閥割據中也會產生不少人員的身份自叛、邊界跨越。這會造成一時一地的喜怒，卻不會引起太廣泛的反應。中華文化則完全不同，非此即彼，非正即反，立場明晰，不容飄移。踏錯一步就會直追人格、牽動遠近、留跡曆史。原因是，它的生命基座非常穩固。我在《文化之痛》一書中，就寫到了中華文化在災難中的堅貞守護。
從十九世紀開始，中華文化由於看不懂、趕不上新的世界格局，蒙受過很多失敗和羞辱。我們的前輩在一次次憤恨之後也曾從外人的鄙視和嘲笑中吸取過很多有益的教訓。但是，如果從更悠遠、更廣闊的眼光來看，那些人鄙視和嘲笑全人類唯一長壽的古文化，至少是輕薄的。
隻要稍稍記起時間和空間的坐標，那些輕薄者也許會閉目自問，自己的鄙視和嘲笑所依憑的標準，起於何時，行於何時？而那時，中華文化已經承受過多少世代的磨煉，投入過多少血火深思？
三
中華文化長壽的原因，可以列出幾十項。我看到不少學者也做過這件事，可惜他們引用的大量古文往往隻是在說中華文明的優點，而不是在說長壽。而且，他們所說的那些優點，如果從古文翻譯成外文，其他文明也大同小異，隻是共性，而不是特性。
為此，我要從普通讀者都能理解的國際可比性上來論述。以下僅僅選了八項，而且用最淺顯的大白話，說得盡量簡單。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一因：體量自覺。
一種文化所占據的地理體量，從最原始的意義上決定著這種文化的能量。照理，小體量也能滋生出優秀文化的雛形，但當這種雛形要發育長大、伸腿展臂，小體量就會成為束縛。
中華文化的體量足夠龐大。與它同時存世的其他古文明，體量就小得多了。即便把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等所有發祥地的麵積加在一起，也遠遠比不上中華文化的搖籃黃河流域。如果把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領地都標上，那就比其他古文化領地的麵積總和大了幾十倍。
不僅如此，中華文化的遼闊地域，從地形、地貌到氣候、物產，都極為豐富，極多差異。永遠山重水複，又永遠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領域，就像來到另外一個世界。相比之下，其他古文明的領地，在生態類別上都比較單調。
讓人興奮的是，中華文化的先祖們對於自己生存的環境體量很有感覺，頗為重視。雖然由於當時交通條件的限製，他們每一個個體還不可能抵達很多地方，卻一直保持著宏觀的視野。兩千多年前的地理學著作《禹貢》、《山海經》已經表達了對於文化體量的認知，而後來的多數中國文化人，不管置身何等冷僻、狹小的所在，一開口也總是“天下興亡”、“****”、“三山五嶽”，可謂氣吞萬裏。這證明，中華文化從起點上就對自己的空間幅度有充分自覺，因此這種空間幅度也就轉化成了心理幅度。
於是，一種根本上的強大形成了。
我把《山河之書》列於《中華讀本》之首，就是要表明中華文化由空間幅度轉化成心理幅度的過程。
在古代，文化的地理體量由邊界來定。中華文化的巨大體量四周，還擁有讓人驚懼的圍牆和隔離帶。一邊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險峻的高峰和高原，一邊是難以穿越的沙漠和針葉林，一邊是古代航海技術無法戰勝的茫茫大海，這就構成了一種內向的宏偉。
這種內向的宏偉，讓各種互補的生態翻騰、流轉、衝撞、互融。這邊有了災荒，那邊卻是豐年；一地有了戰亂，可以多方遷徙。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滄海桑田未有窮盡。這種生生不息的運動狀態，潛藏著可觀的集體能量。
由地域體量轉化為集體能量，其間主體當然是人。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統計，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規模巨大的民眾群體中。即便在《詩經》中，也已經可以從字句間感受到濃鬱而豐沛的“人氣”。在這個巨大群體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吃苦耐勞、積極謀生、長年不停。加在一起，集體能量無與倫比。
現代的研究條件，使我們已經有可能為先輩追補一些人口數字了。
就在這遼闊的土地上，先秦時期，人口就有兩千多萬；西漢末年，六千萬；唐朝，八千萬；北宋，破億；明代萬曆年間，達到兩億；清代道光年間，達到四億……這中間，經常也會因戰亂而人口銳減，但總的來說，中國一直可被稱為“大山大海中的人山人海”。
正是這一層層的地域體量和人群體量，把長壽的希望許給了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二因：自守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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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體量、人群體量所轉化成的巨大能量，本來極有可能變為睥睨世界的侵略力量。但是，中華文化沒有做這種選擇，這與文明的類型有關。
世界上各種文明由於地理、氣候等宏觀原因大體分成三大類型，即遊牧文明、航海文明和農耕文明。中國雖然也擁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長的海岸線，但是核心部位卻是由黃河、長江所灌溉的農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細作”型的農耕文明。草原，是農耕文明“籬笆外”的空間，秦始皇還用磚石加固了那道籬笆，那就是萬裏長城。而海岸，由於缺少像地中海、波羅的海這樣的“內海”，中華文化一直與之不親。
遊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非常偉大，卻都具有一種天然的侵略性。它們的馬蹄，常常忘了起點在何處，又不知終點在哪裏。它們的風帆，也許記得解纜於此岸，卻不知何方是彼岸。不管是終點還是彼岸，總在遠方，總是未知，當然，也總是免不了劍戟血火、占領奴役。與它們相反，農耕文明要完成從春種到秋收的一係列複雜生產程序，必須聚族而居，固守熱土。這就是由文明類型沉澱而成的“厚土意識”，成為中華文化的基本素質。因為“厚土”，當然會為了水源、田畝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權而常常發生戰爭；但是，也因為“厚土”，他們都不會長離故地，千裏遠征。
很多年前，我為了研究中華民族的深層心理，曾經調查過曆史上全國演得最多的是哪一出戲。結論是：《孟薑女》。為了反抗侵略，丈夫被拉去築長城。但是，一個農民家的丈夫怎麽可以離家遠行呢？妻子不惜千裏步行，前去尋找。找到一看，丈夫已死，她號啕大哭，竟把長城哭倒。這出戲，把“反侵略”和“反遠行”合成一體，每場演出，上下齊哭。我知道，這觸及了民族的深層心理。
二〇〇五年我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作主旨演講時，還曾經說到了中國航海家鄭和。我說，他先於哥倫布等西方航海家，到達世界上那麽多地方，卻從來沒有產生過一絲一毫占取當地土地的念頭。從鄭和到每一個水手都沒有，而且在心底裏都沒有。這就最雄辯地證明，中國文化沒有外侵和遠征的基因。
在古代世界，不外侵，不遠征，也就避免了別人的毀滅性報複。綜觀當時世界別處，多少輝煌的文明就在互相征戰中逐一毀滅，而且各方都害怕對方死灰複燃，毀滅得非常殘忍。反過來說，哪種文明即便一時戰勝了，也隻是軍事上的戰勝，而多數軍事戰勝恰恰是文明自殺。我曾經仔細分析過古希臘文明的代表亞裏士多德的學生亞曆山大遠征的史跡，證明他的軍事勝利帶來了希臘文明的式微。文明被綁上了戰車，成了武器，那還是文明嗎？文明的傳承者全都成了戰士和將軍，一批又一批地流血捐軀在異國他鄉，文明還能延續嗎？
因此，正是中華文化不外侵、不遠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毀滅的保證。當然，中國曆史上也有很多內戰，但那些內戰打來打去都是為了爭奪中華文化的主宰權，而不是為了毀滅中華文化。例如，“三國鏖兵”中的曹操、孔明、周瑜他們，對中華文化同樣忠誠。即便是那位曆來被視為“亂世奸雄”的曹操，若從詩作著眼，他肯定是中華文化在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傳承者。因此，不管在內戰中誰敗誰勝，對文化都不必過於擔心。
把中華文化放到國際對比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難能可貴的“自守自安”精神。沿著對比，我們可以遙想一下被希臘藝術家多次描寫過的“希波戰爭”。波斯在現在的伊朗，與希臘實在不近。再想想那個時期埃及、巴比倫、以色列之間的戰爭，耶路撒冷和巴格達的任何文化遺址，都被遠方的入侵者用水衝，用火燒，用犁翻，試圖不留任何印痕。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三因：力求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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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長期分裂，大體量所產生的大能量不僅無法構成合力，而且還會成為互相毀損的暴力。中國曆史上雖然也出現過不少分裂的集團和分裂的時期，但總會有一股強勁的偉力把江山拉回統一的版圖。相比之下，統一的偉力是曆史的主調，遠遠超過分裂的暴力。中華文化的長壽，正與此有關。
照理，統一有統一的理由，分裂有分裂的理由，很難互相說服。真正說服我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他沒有來過中國，卻對中國有特別深入的研究。他說，中華文明的生態基礎是黃河和長江，但是，這兩條大河都流經很多省份，任何一個省份如果要坑害上遊的省份或下遊的省份，都輕而易舉。因此，僅僅為了治河、管河，所有的省份都必須統一在同一個政權的統治之下。他不懂中文，但是來過中國的歐洲傳教士告訴他，在中文中，統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個字。這樣，他也就為政治生態學找到了地理生態學上的理由，而且是難以反駁的理由。
其實，從秦始皇、韓非子、李斯這些古代政治家開始，已經訂立種種規範，把統一當作一種無法改變的政治生態。其中最重要的規範，就是統一文字。文字統一了，這個方言林立的龐大國家也就具有了拒絕在文化上分裂的技術性可能。
在一般情況下，文字隻是語言的記錄，而識字的人在古代隻占人口的極小比例，因此，各個方言係統的自立就十分自然。但是，當文字統一了，一切官方文告、重要書契就讓各個方言係統後退到附屬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當中華文化的“奠基性元典”《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等等著作都憑著統一的文字樹立了文明準則，中華文化也就賦予了統一的終極法令。
文化是一個大概念，遠不僅僅是文字。因此，秦始皇他們在統一文字的同時，還實行了一整套與統一相關的係統工程，例如統一度量衡，統一車軌道路，甚至統一很多民風民俗。尤其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又以九州一統的郡縣製，取代了山頭易立的分封製。這一切，看起來是一朝一帝的施政行為，其實是一種全方位的生態包圍，讓一切社會行為都很難脫離統一的安排，被韓非子稱為“一匡天下”。
說實話，一個體量如此龐大的種族，一切局部和個人都無法從整體上感知統一天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也就很可能成為條條裂紋的製造者而不自知。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悲劇，正是從局部的裂紋逐漸擴大，終於導致解體的。因此，不能不佩服中華文化的早期設計者們，居然籌搭得如此周延，以至於裂紋即便產生也難以迅速伸展，反而能從多方麵獲得修補。時間一長，廣大民眾對於統一的命題，也就從服從走向適應，最後沉澱為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集體無意識”。也就是說，“力求統一”變成了人人心底的深層文化，而正是這種深層文化，反過來保全了中華文化的整體不易潰散，得享長壽。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四因：慣於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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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中國的旅遊者到了國外，常常被批評為“不守秩序”。這會讓一切熟悉曆史的人士啞然失笑，因為中國人幾千年來最具有“秩序歸向”，現在反倒頻頻在遠方“舉止脫序”，可能是一種逆反式的自我反撥吧。
早在遙遠的古代，當巴比倫人抬頭在研究天文學和數學的時候，當埃及人在墓道裏刻畫生死圖景的時候，當印度人在山間洞窟苦修的時候，中國人卻花費極大精力在排練維係秩序的禮儀。孔子奔波大半輩子，主要目的也想恢複周禮，重建秩序。結果，多少年下來，從朝廷到家庭，從祭祀到節慶，處處都秩序森然，上下皈服。
秩序，哪一個文明的主宰者不焦渴向往呢？但是，他們之中，隻有中國人把秩序的建設當作生涯要務。因此，其他文明一一都因失序而敗亡，唯中國，明確讓秩序成為社會經緯，結果，中華文化也因為有序而延壽。
所謂秩序，對外，是禮儀分際；對內，是心理程式。內外相加，組成一種明晰有度的生命節奏，一種可視可依的立體結構。有了秩序，不管是社會還是個人，都有了前後左右、上下尊卑。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無序所帶來的巨大傷害。
秩序，有時也會讓人感到一種必須時時顧盼周際的不自由，一種蜷曲於種種規則中的不舒暢，這就需要修正秩序或修正自己了。因此，長期生活在有序社會的人士，常常要區分什麽是老秩序，什麽是新秩序；什麽是正秩序，什麽是負秩序。他們幾乎從來沒有考慮過，完全無序將會如何？
無序，初看是一種解脫，其實是一種恐怖。隻要回顧一下很多地方發生過的“群體踩踏事件”，就會明白從無序到恐怖的必然邏輯。
秩序的建立非常艱難，而無序的開始卻非常簡單。隻需一處無序，就會全盤散架。我曾考察過南亞和西亞一些頗有曆史的國家，常常看到大量人群站在幾十年來未曾清除的垃圾堆上無所事事。當時想，如果有官員組織這些人彎下腰來清除腳下的這些垃圾，種上農作物，情況不就改變了嗎？但再一想，農業秩序十分嚴密，如果垃圾清除了，土地空出來了，那麽，種子在何方？農具在何方？水渠在何方？技術在何方？運輸在何方？若要著手解決其中任何一個問題，又會連帶出無數更多的問題。這層層疊疊的問題的逐一解決，才能建立粗淺的秩序，而這種粗淺的秩序又非常脆弱，隻要一個環節不到位，前前後後都會頃刻塌陷。所以，我總是麵對那些站滿人群的垃圾堆長時間出神，默默感謝我家鄉前輩的辛勞和守護。
永遠都處理不了的垃圾堆，永遠都無所事事的人群，這是所有的文明都會遇到的景象。我猜想，當年中華文化的創建者們也會像我一樣站在路邊看著，想著解決的辦法。
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思考者，也都會這樣看，這樣想。但他們，大多把目光從垃圾堆和人群上離開了，抬起頭來，思考濁世之上的神靈，地域之外的天堂。
中國人比他們實際，但態度也各不相同。道家瀟灑，覺得這一切都很自然，不必用心整治。墨家卻很上心，覺得應該照顧這些無所事事的平民，最好招引他們成為自己的徒眾，離開垃圾堆去做幾件大事……
儒家最為負責，覺得不能放過眼前的醜陋，也不能放走此地的民眾。他們認為，要建立天下的秩序，必先建立心中的秩序。但是這些站在垃圾堆上的民眾心中並沒有天下，更加無法領略天下的秩序，因此，必須讓他們從小處的體驗開始。小處的體驗就是對家庭的體驗，儒家確信這是一切的起點。
家庭秩序由血緣、輩分、長幼、排行、婚嫁逐一設定，非常清晰。從這種秩序所派生的禮儀、規矩，也人所共知。那麽，有沒有可能把家庭秩序放大、外移、擴散，成為社會秩序和國家秩序呢？
這種構想使儒家學者非常興奮。他們本來已經為家庭的親情倫理做了太多的文章，如果能夠擴而大之，那就把“齊家”的計劃直接推向“治國、平天下”的大目標了。
而且，這完全可行。因為打理家庭秩序和血親秩序的努力，早已深得人心，而且規範現成。
於是，一個以“私人空間秩序”比照“公共空間秩序”的工程啟動了。這個工程的預想成果，可稱為“家國同構”。
實際成果，顯然是大大有利於社會秩序和國家秩序。這是因為，原來不讓人感到親切的社會秩序和國家秩序，經由“家國同構”，獲得了通俗化的體認，容易被接納了。而且，由於家庭秩序、血親秩序是堅韌的、明確的、可長期持續的，這也使社會秩序和國家秩序變得堅韌、明確、可續了。
千年未潰的中國秩序，就是這麽存在的。
當然，“家國同構”的工程，也存在很大問題。社會正義不能混同於家庭內規，政治理性不能出自家長判斷。明末清初的啟蒙學者指出，廣大民眾沒有理由像體諒自己父親一樣原諒朝廷君主，國家要提防滑到“家天下”的泥潭。我的看法更現代一點兒，認為“家國同構”中的“國”主要隻是指朝廷，而很少考慮遼闊的公共空間，因此也考慮不到那些站在垃圾堆上無所事事的人群。中國儒家由於習慣於把朝廷視為天下，結果，公共空間的問題看似包括了卻始終被排除在外。這個問題，反倒是後來的歐洲解決得更好。而直到今天，長壽的中華文化還經常在公共空間的問題上汗顏。本節開頭所說的中國旅遊者在國外“舉止脫序”，也與此有關。
但是總的說來，我們還不能不為先人們在這方麵的努力致敬。盡管紕漏多多，中國民眾還是在幾千年間養成了“慣於有序”的心理沉澱。這種心理沉澱成了多數人的文化本能，成了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了《周易》中有關秩序的構想：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周易·序卦傳》
這種企圖把天地萬物都納入秩序的構想，既是中華文化立身的起點，又是中華文化長壽的原因。
有序便有壽，無序便無生。隻因時間有序，文化有序，生命有序，一旦無序就會剝蝕時間，剝蝕文化，剝蝕生命。
對比顯而易見，教材並不遙遠。想想那些永遠密布著刀槍和貧困的千裏沙原，那些永遠交替著激憤和恐怖的擁擠廣場，那些再也找不到文化遺跡的文明故地，那些再也找不回現代尊敬的古代聖城，我們會反過來更加讀懂自己的文化。
好了，至此我已經講述了中華文化長壽的前四個原因，那就是“體量自覺”、“自守自安”、“力求統一”、“慣於有序”。這四點，都是中華文化緊貼大地的宏觀選擇。還有四個原因，更靠近文化本義，且讓我逐一道來。
四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五因：簡易思維。
我的這一概括，一定會引起某種爭議，因為很多學者喜歡把中國古代的那些奠基典籍說得非常複雜和艱深。正好那些典籍由於年代久遠不易被今天的普通讀者輕便解讀，這種誤導也就成立了。
其實，文化就像一個人，過多的營養，過厚的脂肪，過胖的肚腩，都不利於長壽。長壽的中華文化，從來不願用自己的肩脖去撐起那些特別複雜的學理重擔。它一直保持著精瘦瘦、樂嗬嗬的行者形象，從來未曾腦滿腸肥，大腹便便。
為什麽能夠精瘦？因為中華文化一上來就抓住了命脈，隨之也就知道什麽東西可以省儉，什麽東西可以舍棄了。中華文化的命脈就是“人文”，《周易》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對鬼神傳說，敬而遠之；對萬物珍奇，疏而避之；對高論玄談，笑而過之。這與其他文明相比，不知省下了多少卷帙和口舌。
典籍之首，該屬《周易》了吧？這個“易”字，第一含義就是“簡易”，第二含義則是“變易”。連在一起，就是以“簡易”的方式研究“變易”和“不易”。但這種研究又不付之於抽象，而隻是排列卜筮的概率，形成框架。這與其他文明的開山之作一比，顯得非常精簡和直截。
諸子百家之首，該屬老子了吧。然而且看老子的全部著作，隻有那五千字，從內容到形式都在倡導“極簡主義”。幾年前，我在向北京大學的各係學生講解中國文化史時曾經指出，老子是中國文化的“清道夫”。他那四個字、四個字如刀斬斧劈的簡潔文句，呈示了中國哲學不肯多添一筆、多發一聲的極致。由他白發白須又默默寡言地在前麵走著，跟在後麵的諸子百家，誰也不好意思把話講多了，把書寫長了。
“清道夫”的意義，在於把道路整幹淨。幹淨的道路方便走路，於是也可以走遠了。走遠，就是長壽。
再看最有名的孔子，他的傳世著作《論語》，是一段段簡短、隨興、通俗的談話，一點兒也沒有端出任何理論架勢，呈現什麽高深形態。
至於莊子，幹脆是在寫散文詩了。他以輕便而優美的寓言創作，不小心踏入了經典殿堂，受百世敬仰。
說到散文詩，不能不聯想到《詩經》。那是地地道道的詩，而且多數是短詩，帶著華北平原的波影和鳥鳴，居然也被尊之為“經”，成為中華文化的起點之一。
連端莊的儒家也反複表明，“藝”和“樂”是一種重要歸結。為此，李澤厚先生曾以“實用理性和樂感文化”來闡述中華文化，頗有見地。我以一部《極品美學》來響應。
確實，在根子上，中華文化是簡易的、輕快的、朦朧的、優美的。這種特點使它便於接受，便於傳誦，便於延續。長壽，顯然與此有關。
在學術界，總有一些人士一直在抱怨中華文化缺少像亞裏士多德、黑格爾、康德這樣的深度和廣度，這是以西方的學術標準，騷擾華夏風範。有人還說，唐代沒有出現像樣的哲學家，因此是一個沒有重量的時代。這就更錯了，唐代的文化重量舉世少有，僅唐詩一項，就足以壓壞曆史的天平。如果一定要把唐詩和哲學做不倫不類的對比，那麽我要說，唐詩比當時有可能出現的任何一種哲學都重要百倍。
宋明理學試圖對一些抽象概念如“心”、“性”、“理”等等做超驗研究，雖有長篇宏論驚動學界，卻未能在社會上真正產生影響。原因是，那種龐大的艱深方式，不符合中華文化的性格。事情到了王陽明又好了，他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省儉的話語，又讓中華文化順眼順耳。可惜到了他的學生，那麽一些“王門後學”，又不對了。
明代滅亡之後曾有不少學人痛批空泛、玄奧之學，顧炎武認為那種學風隻能禍害神州社稷。朱舜水更是明確指出，明朝滅亡，實乃“中國士大夫之自取”。（《陽九述略》）
慣於輕裝簡從的中華文化，一旦被壓上重重包袱，一定步履艱難，直至氣息奄奄。因此，那些包袱即使藏著不少好東西，也隻能是死亡之兆。幸好，中華文化有明智的自省，總能在受苦受累之後把包袱卸除，舒一口氣，揉一揉肩。
大道至易至簡，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中華文化善擇大道，故而輕鬆，故而得壽。
近年來，中華文化又被強加了一個更低劣的負荷，那就是不少人竭力誇大它的陰謀重量，並加以炫耀。無論是書籍、電視、講座，總是密密層層的陰謀、陷阱、心計，卻美其名曰智慧、高策、韜略。在國外經常遇到一些急於了解中華文化的人士，他們接觸那些東西之後總是困惑：從皇上、宮女到平民都是渾身謀略，中國人怎麽會陰險成這樣？他們甚至說，目前流行於世的“*****”，一半來自不了解中國的政客，一半來自中國自己的傳播。
對此，我總是這樣回答他們：中國古代朝廷裏確實會有不少陰謀，老是被下一代宮廷史官加油添醋、穿鑿附會，但是這一切不管是真是假都與中國的廣大民眾無關。曆史上廣大民眾多為文盲，連瀏覽一下這類記述都沒有可能，因此不會受到影響。我說，中國人確實沒有那麽陰險，我自己早年長期在農村居住，深知中國農民幾乎無人懂得陰謀，他們身上最常見的弊病，就是比較吝嗇，不講衛生，如此而已。農民**國古代人口的絕大部分，因此也可推知多數中國人並沒有負載那麽沉重的陰謀文化。
對中華文化，不管是艱深化的加重還是陰謀化的加重，都是一種偽造，因為它不是那樣。近年來，據說很多地方都舉辦了收費高昂的“總裁國學班”，開課時拉上厚厚的窗簾，神秘莫測，不知裏邊在講什麽，卻可以肯定，一定與中華文化基本無關。如果中華文化成了厚厚的窗簾所遮掩的沉重陰謀，它就來日無多了。
死而體重，活而體輕。此間玄機，非獨適合身體。這些年我在國內講得最多的題目，是“為文化做減法”。我說：唯瘦身，方見筋骨；唯減重，方有生機。中華文化幾千年走下來的生命脈絡，切莫迷失了。為此，我特別寫了一部《中國文脈》，希望能夠帶領讀者穿過連篇累牘的文化贅餘，去握住文化主脈。脈是生命所在，握住了，就能好好地活下去。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六因：以德為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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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始終崇德，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一般說來，崇德隻關及文化的內容和品質，怎麽會與長壽有關？
是的，有關。
我在《君子之道》一書中，解釋了孔子、孟子所提倡的德是“與人為善”、“成人之美”、“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又把墨子所提倡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也歸入了德的範疇。這一些仁德標準，隻需提起，就能讓天下人眼睛一亮、心生溫暖，極大地提升人們對人類的信心，對生存的樂觀，使大家活得更好、更久，也就是古語所說的“仁者壽”。我今天要進一步說明，中華文化也像人一樣，由於崇德而長壽。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先做另類設想：中華文化如果不是以德為幟，會以什麽替代？
韓非子在《五蠹》中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也就是說，除了道德的旗幟，還可以有智謀的旗幟和氣力的旗幟。韓非子認為，講道德的年月已經過去，講智慧的年月還在繼續，眼下時興的是講氣力，憑著氣力追利益。
韓非子不同於孔子、孟子他們，並不特別看重道德。他認為古人講道德，是因為那時人口很少，構不成競爭。後來人口一多，競爭不得不產生，隻得講智謀了。競爭得再激烈一點兒，講智謀也來不及了，隻能拚氣力。這種曆史觀出於對人性的不信任，勾畫了一個由善至惡的三級台階，與曆史事實並不符合。但是，他講的這三麵旗幟、三種價值、三類追求，卻可成為我們透析中華文化的視角。
智謀，與前麵提到過的陰謀不同，確實可以成為道德之外的另一種號召。當代有人分析，中華文化是一種“德性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種“智性文化”。可見，早在諸子百家時代，中國哲人已經觸及了德、智之間的艱難選擇。
智性文化後來在西方發展成了科學思維，對人類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也折射出了中華文化的弱點。但是，文化的先進性和恒久性並不是一件事，文化的實用性和感召性也不是一件事。就一種文化的恒久性而言，德性文化的時間長度一定會超過智性文化。
智性文化的先進性和實用性雖然令人稱道，卻是相對的，往往隻在一段時間內有效。當智性繼續推進，原有的先進性和實用性必然會被超越而黯然失色。在這種情況下，智性隻能催促人們繼續低頭探索，而不能像德性那樣，吸引人們永遠抬頭仰望。
至於韓非子所說的第三麵旗幟——氣力，那又降低了一個層次。把氣力單獨拉出來講述，正說明它是一種擺脫道德、擺脫智謀後的存在。這種所謂氣力，很像現在常說的“成功”，而且是不擇手段的“成功”。這種氣力，有可能讓人驚懼，讓人服從，卻很難讓人從心靈深處長久地佩服和尊敬。大家全都明白，氣力的形成，往往是因為已經把他人比輸，或即將把他人比輸。這中間，極有可能帶有道德瑕疵，也就是違背了“與人為善”、“成人之美”、“兼愛、非攻”的原則。
帶有道德瑕疵的“成功”，很難持久。這是中華文化的基本常識，連普通人也懂得，隻是不說出來罷了。禍福相依、凶吉互融、輸贏無定的旋轉，在幾千年前就已經成為一種全民預測。隻有一種因素的出現，才能讓旋轉停息。這個因素，就是德。也就是說，如果讓氣力服從於道德，讓成功依附於大善，一切才可能改觀，逆轉才可能避免。用現在的話來說，那就是把氣力和成功推入另一個價值係統，一個不以自身為目標的價值係統。
德，為什麽能使逆轉停息、生機長存？因為它顯示了從“人禽之分”開始的對人類最高標準的追求。感謝儒家，把這個最高標準設定得那麽明確：“止於至善”。你看，一切逆轉，麵對至善也就停止了。
如果要認真地闡釋“止於至善”，那麽，“止於”，提出了別無選擇的精神終點，而“至善”，則提出了道德的終極標準。“至善”是“善良”的最高形態，麵對整個天下，無所遺漏。後來，王陽明又為“至善”找到了每個人心底所埋藏的依據，那就是“良知”。這一來，由“至善”激發“良知”，由“良知”抵達“至善”，中華文化建立了一個比其他文化更明晰、更幹淨的道德構架，使中國人產生了長久的景仰、向往和追趕。曆史的正能量，也都長久地朝著這個方向聚集。這是一個永遠延續的過程，因此，中華文化的壽命也隨之延續了。
有人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中國人的道德水平還頗多汙濁。這是確實的，但是對於這麽龐大的群體而言，精神領域的“景深”會出現很多層麵，終極標準和一般標準不可能合成一體。因此，以終極標準啟迪一般標準的重任，需要很多文化人來長期承擔。
如果從深處看，中華民族隻要遇到大災大難，總會突然發現，多數民眾至善勃發、良知未泯，常常連自己也感到吃驚。文化的使命，就是要透視心靈地窖裏的集體潛藏。
對於道德的終極標準，孔子覺得隻有像北鬥星這樣的星辰才能比擬：永恒所在，且眾星拱之。他在《論語·為政》中說：
為政以德，譬如北展，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這讓我想起了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一句話：
有兩件事，讓心靈永遠仰望：一是天上的星辰，二是人間的道德。
孔子和康德，相距兩千多年，各踞地球的另一半，語言係統差異極大，卻以完全一樣的比喻，說出了完全一樣的意思。
這種巧合，一是說明人類曆史上最優秀的思想者，都把道德看得不可動搖；二是說明不管時間和空間有多大的差異，道德的高度驚人一致。
因此，誰也不必在他們所說的道德前麵再做別的分割和限定，例如時代的限定、國別的限定、地域的限定、階級的限定、風尚的限定等等。各種區別都會有，但在最高意義上，道德就是道德，星辰就是星辰，仰望就是仰望，永恒就是永恒。在這件崇高的大事上再動什麽手腳，本身就很不道德。中華文化的守護者，不做這樣的事；“止於至善”的皈屬者，不做這樣的事。
中華文化的守護者應該深感榮幸，由於從一開始就高高地舉起了道德的旗幟，我們的文化靠近了星辰。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七因：中庸為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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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中庸做最簡單的解釋，那麽，中，是指中間值；庸，是指尋常態，因此也是指普通的延續態。
不要小看了，這是一種重要的思維選擇。
往淺裏說，這是一種辦事方式。謀事，總要向前看；但要成事，則要回過頭來看看比較正常的一般情形，設法找一條合適的路，恰當的路，可行的路，多數人能夠接受的路。要做到這樣，就不應該扮演激烈，嘩眾取寵。
往深裏說，這是一種可喜的彈性哲學，一種靈活的鬆軟狀態，一種平靜的兩相妥協，一種灰色的世俗寬厚。
中庸，是中華文化幾千年來的精神主軸和行動主軸。
對於中庸，曆來總是有人讚賞，有人鄙棄，此處且不做深論；我此刻要在這裏強調的，是中庸與時間的奇特姻緣。無數事實證明，有了中庸，就能擁有更多時間；反之，放棄中庸，則會讓時間中斷。
中國的曆史那麽長，遭遇的災禍那麽多，在很多時候似乎走不過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偉大文明終於倒地不起一樣。但是，中國卻一次次走通了，越過了災禍，越過了滅亡，踉踉蹌蹌地存活了下來。細察每一個生死關口就能發現，正是中庸，在其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庸為何能避禍、避亡？原因是，它避開了在關鍵時刻最容易出現的各種極端主義。
極端主義極有魅力，可惜時間不願意與它站在一起。極端主義的口號響亮爽利，令人感動；極端主義者就像站在懸崖峭壁邊上的好漢，渾身散發著英雄的光輝。因此，總是擁有大量的追隨者、崇拜者、死忠者，勸也勸不回。但是，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口號不是路標，好漢不是向導，懸崖不是大道。接下來的路，該怎麽走呢？
其實已經無路，雖然還會鬧騰一陣子，但事情已經結束，時間已經扭頭。這就是響亮的短命，激烈的速朽。
極端主義者不僅割斷時間，而且也割斷空間。他們遲早連追隨者的勸告、建言、修正也無法容忍，把這些夥伴當作叛逆者一一驅逐，孤苦伶仃地堅守著越來越局促的“原教旨主義”。於是，空間的局促又加劇了時間的短促，覆滅不可避免。
中庸與他們一比，總是那麽平淡，那麽家常，那麽低調，引不來任何喝彩和歡呼。中庸隻在輕腳慢步地四處探問，輕聲慢語地商量勸說。但是，過不久，一條小路找到了，一種諒解達成了，一番口舌刪掉了，一場惡鬥讓過了。看起來好像什麽也沒有發生，隻不過大家都可以活下去了，而且是平順、快樂地活下去了。
中華文化在整體上拒絕極端主義，信奉中庸。我在《君子之道》一書中介紹了古代經典在這個問題上的反複教導。這些教導深契大地人心，結果，即便是那些很容易陷入極端主義的外來宗教，一與中華文化接觸便減去了殺伐之氣，增添了圓融風範。中國也有一些時段、一些人物受到極端主義之蠱，言行狂悖，卻無改全民數千年的集體選擇。數千年的集體選擇沉澱成了集體人格，結果，中庸不再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成了一種文化本能。
為什麽在各大文明間，隻有中國能夠全方位地實踐中庸？說到底，這還是與農耕文明相關。農耕文明靠天吃飯，服從四季循環，深知世上難有真正的極端。冬天冷到極端，春色已開；夏天熱到極端，秋風又起。這種“天人合一”的廣泛體驗經由《周易》提升，儒家總結，也就成為文化共識。《禮記》更是明確做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經典宣判，由此建立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準則。世界上，其他宗教和哲學也都有過“中道”的理論，但是，隻有中國，讓中庸在世俗生活中長久普及，成了一種誰也無法忽略的實踐形態。
我作為一個曾經長期研究世界藝術的學者，不能不指出，中庸在美的領域未必總是超過極端，至少是各有利弊吧。例如，當我麵對中國古代戲劇中“悲、歡、離、合”的中庸結構，再對照古希臘悲劇在生命邊涯上的極端呼號，就會把審美的心理天平偏向後者。對於這個問題，我在《極品美學》一書的自序中做了說明。但是，對於安定百世社會，保存和延續中華文化的效能而言，中庸則利大於弊，而且肯定。
應該說明，中華文化選擇中庸，倒不是僅僅為了選擇者本身的安全和長壽，而是有更廣泛的關照。它會把那些站在懸崖邊上的好漢拉回來，順便也挽救了大量追隨者。正因為此，孔子把中庸說成是最高道德。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
中庸的話題，也會遇到一種最常見的疑問。例如那年我在哈佛大學演講中國文化精神，就有一位中國留學生當場提問：“中庸避免了極端，尋找了可行，選擇了安全，會不會阻礙了突破、創新和挑戰，降低了文明的高度？”
我回答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想以登山來破解。中庸並不反對登高，隻是在珠穆朗瑪峰的險峻山道上，希望你盡量走到中間，把腳踏穩，而不要為了攝影，在懸崖邊上擺弄姿態。當然，在登山前如果身體不太適應，中庸的原則也會建議你選擇另一項運動。因此，中庸不是退縮，不是窩囊，也不是無為，而是希望你在人生的攀緣中尋找最好的山道。
處於當代，世界上極端主義越演越烈。不少西方政客為了對付它們，采用的也往往是另一種極端主義即單邊主義。結果，總是極端對極端，無休無止。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文化實行中庸、拒絕極端的千年本色，再度被喚醒。憑著這種千年本色，能不能說服極端主義？我信心不大，有信心的隻有一項：中華文化的壽命，憑著越來越稀罕的中庸，還會長久延續。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八因：特殊門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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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長壽的原因，都很重要，但在實際執行中，還必須落實在一個具體項目的操作上。這個具體項目，必須匯集各種導致長壽的原因，而且自己也頗為長壽，有時間陪著中華文化走過千年長途。
應該是一個什麽樣的項目呢？
終於知道了，這個項目，就是科舉製度。
正是科舉製度，使中華文化的長壽有了最實在的操作性保障。因此，這是通向長壽的一個特殊門徑。
對於中國古代的科舉製度，我曾寫過長文《十萬進士》，那就不在這裏重複了。我今天隻想讓大家發出一種驚歎：這是誰想出來的好點子呀，在那麽宏大的文化生命工程中，居然發揮得如此齊備，又如此神奇？
齊備到什麽程度？神奇到什麽程度？且聽我略舉幾端。
其一，其他重要文明的潰滅，首先潰滅於社會亂局。因此，即使僅僅為了文化，也要選取足夠的社會管理人才。科舉製度，便由此而生。選拔的是各級社會管理人才，卻保全了文化的土壤。
其二，其他重大文明也曾在一代雄主的帶領下建立過良好的管理係統，但是由於地域大，方位多，各地的管理者容易自立格局，自選下屬，時間一長，便產生近似“分封”的裂隙。而科舉製度，則全國統一。以統一的標準、統一的機構完成統一的選拔，這就以文化的方式，堵塞了分裂的可能，反過來又保護了文化。
其三，其他重大文明在建立管理係統之後卻沒有建立逐代選拔機製。幾代之後，全都出現了管理人才的短缺，文明天地的荒蕪。科舉製度保證每隔三年提供大量管理人才，源源不斷。這是中華文化保持有序延續、有效延續的重要原因。
其四，源源不斷的管理人才必須依靠豐沛的備考、應試資源。科舉製對此創造了一個千年實踐：在中國，不分地域，不分門庭，不分職業，不分貧富，隻要是男性，都有資格參加選拔。在唐代，連外國人也能應試。這種全民動員，極大地強化了文化的整體生命力和號召力。
第五，社會上最容易產生焦躁動蕩的群體，就是青年男子。科舉製度讓全國這一群體的很大部分，都成了極為用功的備考人員、應試人員，而且很多人屢敗屢考，終身應試。這就讓社會大幅度地提高了安全係數，而且安全在文化氣氛中。
第六，如此規模的考試，所出試題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個國家的文化選擇。科舉考試越到後來越明確，以儒家經典為主要考試範圍。這一來，全國千千萬萬青年男子，也就為了做官而日夜誦讀儒家經典，誦讀到滾瓜爛熟，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們的初衷，隻為個人前途，但結果是，那些儒家經典受到無數年輕生命的接力負載，變得生氣勃勃。這可謂，經典滋養生命，生命滋養經典。後一種滋養，更是讓經典永顯青春血色，舉世無雙。
第七，這麽多由誦讀經典而終於為官的書生，有沒有能力參加社會管理？正巧，他們為了應試而天天誦讀的，不是曠世玄學，不是古奧經文，不是隱士秘籍，而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拿著這些大道理去做縣令、太守，大致屬於“專業對口”。於是，社會治理和文化傳承相得益彰。
第八，科舉考試並不看重天才勃發、奇思妙想，而總是安排刻板的格式，後來甚至限定了“八股”模式。這會讓李白這樣的稀世天才難以進入。但是，由於科舉考試的目的隻是為了選拔官員，而不是詩人，因此這樣的安排並無大錯。官員將來要做什麽？在多數情況下，也就是在刻板的格式中規矩行事，有所創新也不失前後左右的基本關係。那麽，科舉考試就是對行政模式的預示。李白不適合從事管理，因此不能以他的缺席來非難科舉。科舉如果隨興而不刻板，那就長不了，結果也就無法輔佐中華文化走長路。
第九，科舉考試總體上公平嚴格，卻也會有一些作弊、造假，史稱“科場案”。由於這種案件直擊吏治命脈和文化命脈，每次都酷刑嚴罰，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民眾由此明白：為官的入場券隻是文化，不能夾雜其他關係；而這種文化入場券卻很難獲得，因此要作弊、造假；但是，文化上的作弊、造假，必然會付出生命代價。——這種係統認知，極大地提升了文化對於官場倫理的奠基性價值，這在其他文明中看不到。
……
僅此九端，已經足以說明科舉製度的齊備和神奇了吧？已經足以說明它對中華文化的長壽所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了吧？
確實，我環視全世界，沒有發現還有哪一種體製，能像科舉製度那樣發揮如此全麵、有效、長續的文化守護功能。不必懷疑，它是中華文化長壽的歸結之因。
但是，由於一些科舉考試失敗的文人寫了不少批判作品行世，它的名聲漸漸受汙。在考試內容上，後來它確實也跟不上自然科學和國際政治的迅猛發展，成了一個備受攻擊的對象。似乎，中國的落後，全是因為它。
一九〇五年，經袁世凱、張之洞等人的上奏，慈禧太後批準，科舉製度在存世一千三百年之後徹底廢止。廢止之時，異議不多，但在廢止之後，漸漸出現了不少反思的聲音。有的聲音中，還包含著深深的後悔。
梁啟超說：
夫科舉，非惡製也。……此法實我先民千年前一大發明也。自此法行，我國貴族寒門之階級消滅；自此法行，國民不待勸而競於學。此法之造於我國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餘以自誇耀，我乃懲末流之弊，因噎以廢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複科舉便！
《管製與官規》（1910年）
孫中山說：
現在歐美各國的考試製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製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製度。
《五權憲法講演錄》（1921年）
錢穆說：
直到晚清，西方人還知采用此製度來彌縫他們政黨選舉之偏陷，而我們卻對有過一千年以上根柢的考試製度，一口氣吐棄了，不再重視，抑且不再留絲毫顧惜之餘地。那真是一件可詫怪的事。
清末人一意想變法，把此製度也連根拔去。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係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不可不說我們把曆史看輕了，認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鑄成大錯。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1955年）
這些人都不是保守派、複古派，卻都在歎息，科舉考試的廢止太草率了。錢穆先生明確認為這個製度足以彌補西方政黨選舉的偏陷；梁啟超先生甚至還在呼籲恢複這個製度。這個問題，已經大到觸及政體，這兒無法細論了。但我相信，讀者已經從我的簡要講述中明白，中華文化確實曾經擁有一個極為稱職的好幫手。好幫手走了，但文化的肌體卻留下了。這種肌體，看上去有點兒慌亂，但身子骨依然健碩。
真該謝謝那個不知去了哪裏的好幫手。
五
我總算把中華文化長壽的原因粗粗梳理了一遍。這中間一定有很多缺漏，而且，在講述正麵效應的時候也沒有時間分析隨之帶來的負麵效應。這種悖論，這種兩難，正是學術思考的斧鉞，我在《中國文脈》、《文化之痛》等書籍中已經有過探索，相信會有很多年輕學者繼續挖掘下去。
即使暫時省略了負麵，那麽，中華文化以往的正麵業績也無法讓我們揚揚自得。相反，倒是成了檢驗今天一切作為的最嚴苛標準。或者說，偉大的昨天向今天發出了偉大的指令。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認識中國的昨天，以及它的世界意義。
我說過，由於近兩百年文化之外的原因，中華文化的生命優勢被掩蓋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勢。為此，我不能不一次次地呼喚國際的學術良知，請他們重新讀一讀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史中的中華文化史。
我這麽說，並不是出於民族主義的訴求。幾年前我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文化史，曾經嚴肅質疑目前有些人在“國學”名義下“以國家主義實行排他主義”的傾向。這種質疑，大家可以從我的《北大授課》一書中讀到。但是，我們今天遇到的，卻是一個世界課題，隻不過正好與中國的昨天有關。
無論如何，回到我們講述的原點，明確肯定中華文化是人類曆史上唯一不中斷地延續到今天的文化奇跡，是必須做的。
即使我不是中國人，也不會放棄這個“必須”。
接下來的“必須”，就是我目前著手在做的事情了：研究中華文化成為唯一奇跡的原因。
這項研究應該成為一項國際工程。如果經過很多人的努力，有了像樣的成果，那就必須成為世界課本。
世界課本？是不是口氣太大了一點兒？
我的回答是：不大。
請看世界上有多少發明、創造、突破進入了各國科教書而成了全人類的常識，又有多少戰爭、災難、自救進入了各國教科書而成了全人類的常識，那麽，明明活生生地存在著唯一長壽的文化奇跡，而且是包含著無數發明、創造、突破、戰爭、災難、自救的文化奇跡，為什麽都熟視無睹？
最善良的理由隻有一個：研究還剛剛開始。
值得高興的是，熟視無睹的時代已經過去。即便在遙遠的地方，興趣的目光也開始向中華文化集中。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八日下午，我應邀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發表演講，講題就是“中國文化的特殊生命力”。我還沒有開口，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像往常一樣，這天聯合國大廈在召開很多會議；也像往常一樣，很多會議大廳裏聽的人很少，即使來了幾個****也依然冷冷清清。但是，在我的演講廳裏，卻人頭濟濟，人滿為患，晚來的聽眾隻能站在過道上聽。我當然知道，這不是因為我的名字，而是因為我的講題。
更有趣的是，那天的聯合國總部網站，把我的演講列為第一新聞。世界上正發生著那麽多驚心動魄的事情，各國政要正飛來飛去忙著處理，那都是最重大的國際新聞，怎麽會被一場文化演講壓住了？
原因隻在於，講的是中華文化，是大家都不太知道卻又很想知道的中華文化。
那麽多人，聽得那麽專注，那麽安靜，那麽迫切。他們帶有很多疑問，等待著解答。
時至今日，我們的中華文化已經逃不過關注、跟蹤、等待、追問了。
逃不過就不逃。我，守在這裏。
我相信會有更好的解答，很多超越我的解答。
那就不要著急。
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傾聽。過後，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傾聽。
不管到哪一代，中華文化，總在。
（主要內容取自2013年10月18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的演講；2015年4月整理修改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秋雨書院。《中華讀本》七卷將由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