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門,把我從書案旁驚醒。去開門不過幾步路,足下卻覺得有點發飄。門開了,是居民小組長。一位整潔而慈祥的老太太。她大睜了眼望著我,目光裏閃出關懷和同情。我知道因為我的蓬頭垢麵和眼神遊移而造成誤解了,連忙用握著筆的手和敏捷的“請進”身姿兼清純的禮貌用語顯示我的健康和熱情。老太太掃視著我房內淩亂的一切,目光在攤著稿紙的書桌上停留了片刻,然後歎了口氣。她說,上頭要來檢查了,愛國衛生,明天有空的話,打掃打掃;沒空嘛,比如說明天正好要上班,家裏沒人嘛,門關關緊,也罷——隻是那扇門,至少也應該擦一擦了。


    一位熟知我的朋友對另一位我剛結識的朋友介紹我道:要找她家嗎?不必記房間號碼。站那棟樓下往上看,哪扇窗戶最髒,裏麵就住著她。


    我雖然慚愧但難以改悔。顧此難免失彼,除非重新塑造出一個不癡情於文學又不忠於社會職守的全新的我來。我隻有兩隻手,已經各執一頭,生不出第三隻來。作為一名職業婦女,我注定了要把時間的大頭交予社會。而每當我好不容易湊成了連續幾天,可以不必去開會,可以不必去擠車,可以不必去空坐,可以把該上的課擠到前麵推到後麵,可以把積聚了許久許久必欲一吐為快的一切傾瀉到文稿紙上時,我就更加癡迷地把天地縮小到一把椅子一張書桌之間,一支筆一方紙之間,一片燈光所能照耀到的一小塊地方之上了。我會食不甘、睡不安,飽了肚子便可,有個被窩便可,而讓別的義務、責任、命令、諾言、甚至親人、朋友,統統都隱退到我那糊裏糊塗的意念背後。在這種時候,我豈能顧及到髒兮兮的門和窗戶?


    文友鄭芸,也是寫小說的,也是女的,也很看重本職工作且又孜孜於文學創作的,一次忽問我:喂,你娘家媽媽若是到你這裏來吃飯,最看不慣而要幫你幹的是什麽?我脫口而出:鍋蓋!厚厚地積了一層油垢的鍋蓋,我老母是動用了泥水匠所用之小鐵鏟,才把它們清洗幹淨了的。鄭芸聞罷撫掌大笑道,與君同感,可憐了生了我們這等女兒的母親們!


    於是我們就特別需要理解和寬容。我們在許多事情上不能盡如人意,我們的敏感而情感豐富的心明白這一點並深自不安。但若是有人以此而指責我們,我們又有足夠的理由加以反駁並且感到萬分委屈。我們選擇了文學這條路來走,縱然是因為沿途有著璀璨的迷人的景觀,但也是由於意識到了自身的責任,心甘情願地充當挑擔人跋涉於萬水千山。我們的精力和才能投放於此處,那就難免萎縮了立於彼方的手足。在我們辛辛苦苦地奮鬥而又淒淒惶惶的內疚的時候,每一份理解每一絲寬容都會像明燈一樣照著我們,像火把一樣點燃我們,像甘泉一樣滋潤我們,促我們義無反顧地往前、再往前。若是相反呢?我們卻又是格外脆弱的,許多悲劇都由不理解不寬容而釀成。


    或許真有顧此而不失彼的,但我不是。


    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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