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我回到出生地天津住了幾天。四十年沒來，下車之後就東奔西走，觀察、尋訪、憑吊我熟悉的和變生疏了的一切。吃了鍋巴菜，訪了娘娘宮，逛了寧園，看了鳥市……有的發展了，更新了。有的名存實亡了。有的連名兒也不被年輕人知曉了。我仍很滿足。在這裏看見了逝去了的歲月和夢境一樣的童年。
臨回北京前，一個朋友問我還忘記辦什麽事沒有，我說沒有。他說：“我替你想起來一件，你這次來天津，沒有看一場戲！”
這當真是個遺漏。且不說對厲慧良的技藝一向憧憬，我出生以來第一次進劇場，第一次接受藝術的感染就是在天津，衝這個也應當看一場戲：從劇場裏再審視一下變化了的天津、變化了的世界。
我初次看戲，算來是四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我三四歲時，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住三義莊。老爺掌鞋，也做幾雙新鞋賣，多少有點餘錢吧，姥姥就帶我去謙德莊看戲。那戲院是席棚搭的。去過幾次，似乎看的全是同一出戲。台上兩邊站著許多人，都又高又大。中間站著一個穿藍袍戴胡子的官，卻又矮又小。那官一個人唱，別人都看著。他每唱一句，胸部就鼓起來，兩肩往上聳一下，樣子很奇怪，也很可笑。我問姥姥他這樣是幹什麽？姥姥說他年紀小，沒有勁，唱不出來，師傅會打他。他是在使勁！旁邊就有人說：“這孩子一天唱兩場，早晚非累死不可！”我記不清是當時就懂了這些話的意義呢，還是後來在回憶中弄懂的，總之把文藝看作是一宗能累死人的活兒，確是從這時打下的底子。
唱詞既聽不懂，又可憐這胸部一鼓一鼓的官，（我確信那時就看著他可憐！）我就不願意看下去，鬧著要走，姥姥卻說：“再鬧不帶你來了！快看，多好的戲呀，怎麽要走呢？你聽那官昌得多好，看那打梆子的又出來了……”我拗不過她，又不愛看打梆子的，於是就睡著了。等她把我搖晃醒，台上已換了局麵：一群人穿得花花綠綠，畫著花臉，戴著長雞毛，舞刀弄槍。我興致高了，精神足了，睜大眼往台上瞧。可是姥姥拉起我往門外走去。
“姥姥，我愛看這個！”
“這不好看，乖，咱不看這個！”
她硬是不顧我哭叫，把我拽了出去。大人們就是這樣不講理！他合適的，你不想要他也硬叫你接受；他不喜歡的，你再想得到他也不給你。明明為了他自己合適，還作出副為你著想的麵孔。我記不清是當時就得出了這個結論還是後來在回憶中才悟出來的。總之，對那些高高在上的長者發生“腹非”，確是從這時打下的底兒。我長大之後，和母親談起這件事，她說那戲院分兩次打錢。前邊唱“牧羊圈”打一回錢。壓軸戲一開場再打一次錢，姥姥硬拉我走，是她的錢不夠聽完全場的。雖然如此，仍不能使我對姥姥佩服一一既如此你何不兩次湊在一起看。你滿足之外，也讓我滿足一下。為何非要我跟你看兩次我不愛看的東西呢？
比起來，老舅就通情達理得多。
老舅那年十五六歲，跟三義莊一個電影院的人認識。他很喜歡放電影這個職業，就去義務替人家搖機器——那種放映機要有人搖它才會轉動。姥姥叫他帶我上電影院。進門之後把我往漆黑的觀眾廳一推，就忙他的事去，再也不管我。還告訴我：“願看就看，不願看找個地方坐下睡覺，不許來找我，到回家的時候我會來領你的。”看電影我不會睡覺，因為那個影院似乎隻有一部片子，什麽時候去都是演“火燒紅蓮寺”，飛簷走壁，擊鬥法。人攀著老鷹脖子在天上飛，十分有趣。沒有聲音，影片上人張嘴時，有人打字幕。字幕不朝台口打、而朝房頂上打。也不是用的幻燈，而是一隻大手電筒：所以字幕出現並沒準地方，觀眾的腦袋一會兒仰起來，一會兒低下去，這也很有趣。那時的電影比今天的電影還有一處先進的地方，就是機器既然靠手搖，快鏡頭慢鏡頭就變化得十分隨心應手。大權在放映員或者說是我舅舅手裏，如果有熟人要細看比武或是鬥法的場麵，隻要大喊一聲：“老二，下邊那段搖慢一點啊！”立刻就可以變成慢鏡頭。要多慢有多慢！
可惜好景不長。沒多久老舅搖機器把手給搖了進去，軋掉一小節手指頭。老爺不準他再去盡義務，我也就失去了看電影的機會。
正式能記起來看戲的事，是在數年之後，我十一二歲左右的時候。那時我已失學，除去幫母親跑當鋪，賣家當，無事可作。有一位遠親在東北角的“天晴茶園”（即後來的“大觀樓”）當茶房。我常去看蹭戲，那裏雜耍之外加演“文明戲”。什麽“蒸骨三驗”，“乾隆下江南”，“血淚碑”以糟粕為主，偶然也略帶有進步氣味的，如“新茶花”，大約是歐陽予倩生先在上海演出的劇目。還有一次什麽人買了票沒空去看，讓我上“天寶”看了一次鮮靈霞的“花為媒”。
比較起來，看戲留給我的不愉快的記憶多，說句時髦話，很有點“傷痕”。因為花不起錢，看蹭戲是難免遭人白眼和斥責的。我自己花錢看過兩次戲，卻更加叫人惱火。一次是攢了半個月的零用錢，去了一趟鳥市。有一個場子裏在演西洋魔術，一下吸引住我。魔術師把一個小孩裝進箱子裏，聲稱他打一槍，那小孩會變成一隻小狗。可是他把箱蓋鎖上之後，卻怎麽也不打那一槍。先是上來個年輕人用報紙卷成個漏鬥，頂在鼻子上，並拿火把漏鬥點著；隨後一個女孩子上來，用手扔三個球。弄來弄去，就偏不打那一槍，這期間就一次又一次地收錢，把我的一角錢分作三回收去了，他也沒打那一槍。我隻好走出來，從此掛念在心，不知那孩子是變成了狗還是憋死了。這件事又引出了第二次惡果。因為對西洋魔術有了興趣，所以看到上海有個魔術團來天津演出的海報，就發誓要去看一場。那時我已做工，一天可以掙三兩角錢。票價正好是三角一張。我攢了一天工錢，又曠了一天工，從北站走到西北角的大陸影院，海報上寫“二時開演”，我到那兒已開演了，卻找不到賣票的地方。問把門的一個老頭，老頭說：“拿錢來。”我把三角錢交給他，他一掀簾說：“自己找地方坐下看吧，”我進去時屋裏很黑，隻台上亂哄哄的許多人在排隊。等我找到座位，燈嘩的一下子全亮了，觀眾都鼓著掌站了起來。
我莫名其妙地問旁邊的人：“怎麽回事？”
人們說：“散場了！”
我說：“寫著二時開演，怎麽我剛來就散場了？”
有人說：“你再看看海報去！”
我疑疑惑惑走出劇場，又看看貼在門口的大海報。唉！原來是“十二時開演”，我漏掉一個“十”字！我生氣地進劇場裏邊去找那老頭。他正跟他的同行說笑，我說：
“大爺，我這三角錢掙來不易，你別蒙我，還我吧！”
他說：“什麽三角錢？走，搗亂我揍你！”
他的夥伴說：“你照照鏡子，看你像趁三角錢拿來看戲的嗎？你說這話誰信？”
他們說話的口氣挺厲害，臉上卻露出惶惶然的神色。我走開了，是哭著走的。由此覺得那個世界太不像話，對一些持強淩弱的家夥總該有點什麽報應才好。我參加革命後，漸漸把這事忘了。偶爾想起，也覺得這一切不公平會隨舊時代一起消失。誰料數十，年後，於戴造反派紅袖標的漢子中又碰見了這一路人物。而且作起壞事，說起昧心話來麵不改色心不跳，連那點惶惶然的神色都沒有。方知時代盡管如此更迭了，某種人的品性卻並不能自然消失。確實如毛**所說：“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隻是這些灰塵善於裝作金砂。很能遮住一些人的眼睛。
回想起來，在天津看戲，留下最好的印象的，是鮮靈霞唱“花為媒”，那真是一次難忘的藝術享受。那以後我很少再看評戲，更沒看見過鮮靈霞。一九六三年，我獲遣之後，流落關外，忽然鮮靈霞去那裏演出；我一破不看評戲之戒，趕去看她的戲。票賣完了，我硬是找熟人蹭進去站著看了一個晚上，而且認真地鼓了掌，感謝她早年給過我的藝術享受。也暗暗向這位演員告別，我相信自己一生不會再有機會看她的戲了，當真自那以後沒再看過她的戲。
四十年後到天津，我確實應當看一場戲。我知道，今天天津的兒童，再也看不到當年那些有害的演出，再也碰不到我那些不快的遭遇了。可我仍然想看一場戲，親自從劇場裏體驗一下兩個時代、兩個世界的不同。
四月八日北京
臨回北京前，一個朋友問我還忘記辦什麽事沒有，我說沒有。他說：“我替你想起來一件，你這次來天津，沒有看一場戲！”
這當真是個遺漏。且不說對厲慧良的技藝一向憧憬，我出生以來第一次進劇場，第一次接受藝術的感染就是在天津，衝這個也應當看一場戲：從劇場裏再審視一下變化了的天津、變化了的世界。
我初次看戲，算來是四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我三四歲時，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住三義莊。老爺掌鞋，也做幾雙新鞋賣，多少有點餘錢吧，姥姥就帶我去謙德莊看戲。那戲院是席棚搭的。去過幾次，似乎看的全是同一出戲。台上兩邊站著許多人，都又高又大。中間站著一個穿藍袍戴胡子的官，卻又矮又小。那官一個人唱，別人都看著。他每唱一句，胸部就鼓起來，兩肩往上聳一下，樣子很奇怪，也很可笑。我問姥姥他這樣是幹什麽？姥姥說他年紀小，沒有勁，唱不出來，師傅會打他。他是在使勁！旁邊就有人說：“這孩子一天唱兩場，早晚非累死不可！”我記不清是當時就懂了這些話的意義呢，還是後來在回憶中弄懂的，總之把文藝看作是一宗能累死人的活兒，確是從這時打下的底子。
唱詞既聽不懂，又可憐這胸部一鼓一鼓的官，（我確信那時就看著他可憐！）我就不願意看下去，鬧著要走，姥姥卻說：“再鬧不帶你來了！快看，多好的戲呀，怎麽要走呢？你聽那官昌得多好，看那打梆子的又出來了……”我拗不過她，又不愛看打梆子的，於是就睡著了。等她把我搖晃醒，台上已換了局麵：一群人穿得花花綠綠，畫著花臉，戴著長雞毛，舞刀弄槍。我興致高了，精神足了，睜大眼往台上瞧。可是姥姥拉起我往門外走去。
“姥姥，我愛看這個！”
“這不好看，乖，咱不看這個！”
她硬是不顧我哭叫，把我拽了出去。大人們就是這樣不講理！他合適的，你不想要他也硬叫你接受；他不喜歡的，你再想得到他也不給你。明明為了他自己合適，還作出副為你著想的麵孔。我記不清是當時就得出了這個結論還是後來在回憶中才悟出來的。總之，對那些高高在上的長者發生“腹非”，確是從這時打下的底兒。我長大之後，和母親談起這件事，她說那戲院分兩次打錢。前邊唱“牧羊圈”打一回錢。壓軸戲一開場再打一次錢，姥姥硬拉我走，是她的錢不夠聽完全場的。雖然如此，仍不能使我對姥姥佩服一一既如此你何不兩次湊在一起看。你滿足之外，也讓我滿足一下。為何非要我跟你看兩次我不愛看的東西呢？
比起來，老舅就通情達理得多。
老舅那年十五六歲，跟三義莊一個電影院的人認識。他很喜歡放電影這個職業，就去義務替人家搖機器——那種放映機要有人搖它才會轉動。姥姥叫他帶我上電影院。進門之後把我往漆黑的觀眾廳一推，就忙他的事去，再也不管我。還告訴我：“願看就看，不願看找個地方坐下睡覺，不許來找我，到回家的時候我會來領你的。”看電影我不會睡覺，因為那個影院似乎隻有一部片子，什麽時候去都是演“火燒紅蓮寺”，飛簷走壁，擊鬥法。人攀著老鷹脖子在天上飛，十分有趣。沒有聲音，影片上人張嘴時，有人打字幕。字幕不朝台口打、而朝房頂上打。也不是用的幻燈，而是一隻大手電筒：所以字幕出現並沒準地方，觀眾的腦袋一會兒仰起來，一會兒低下去，這也很有趣。那時的電影比今天的電影還有一處先進的地方，就是機器既然靠手搖，快鏡頭慢鏡頭就變化得十分隨心應手。大權在放映員或者說是我舅舅手裏，如果有熟人要細看比武或是鬥法的場麵，隻要大喊一聲：“老二，下邊那段搖慢一點啊！”立刻就可以變成慢鏡頭。要多慢有多慢！
可惜好景不長。沒多久老舅搖機器把手給搖了進去，軋掉一小節手指頭。老爺不準他再去盡義務，我也就失去了看電影的機會。
正式能記起來看戲的事，是在數年之後，我十一二歲左右的時候。那時我已失學，除去幫母親跑當鋪，賣家當，無事可作。有一位遠親在東北角的“天晴茶園”（即後來的“大觀樓”）當茶房。我常去看蹭戲，那裏雜耍之外加演“文明戲”。什麽“蒸骨三驗”，“乾隆下江南”，“血淚碑”以糟粕為主，偶然也略帶有進步氣味的，如“新茶花”，大約是歐陽予倩生先在上海演出的劇目。還有一次什麽人買了票沒空去看，讓我上“天寶”看了一次鮮靈霞的“花為媒”。
比較起來，看戲留給我的不愉快的記憶多，說句時髦話，很有點“傷痕”。因為花不起錢，看蹭戲是難免遭人白眼和斥責的。我自己花錢看過兩次戲，卻更加叫人惱火。一次是攢了半個月的零用錢，去了一趟鳥市。有一個場子裏在演西洋魔術，一下吸引住我。魔術師把一個小孩裝進箱子裏，聲稱他打一槍，那小孩會變成一隻小狗。可是他把箱蓋鎖上之後，卻怎麽也不打那一槍。先是上來個年輕人用報紙卷成個漏鬥，頂在鼻子上，並拿火把漏鬥點著；隨後一個女孩子上來，用手扔三個球。弄來弄去，就偏不打那一槍，這期間就一次又一次地收錢，把我的一角錢分作三回收去了，他也沒打那一槍。我隻好走出來，從此掛念在心，不知那孩子是變成了狗還是憋死了。這件事又引出了第二次惡果。因為對西洋魔術有了興趣，所以看到上海有個魔術團來天津演出的海報，就發誓要去看一場。那時我已做工，一天可以掙三兩角錢。票價正好是三角一張。我攢了一天工錢，又曠了一天工，從北站走到西北角的大陸影院，海報上寫“二時開演”，我到那兒已開演了，卻找不到賣票的地方。問把門的一個老頭，老頭說：“拿錢來。”我把三角錢交給他，他一掀簾說：“自己找地方坐下看吧，”我進去時屋裏很黑，隻台上亂哄哄的許多人在排隊。等我找到座位，燈嘩的一下子全亮了，觀眾都鼓著掌站了起來。
我莫名其妙地問旁邊的人：“怎麽回事？”
人們說：“散場了！”
我說：“寫著二時開演，怎麽我剛來就散場了？”
有人說：“你再看看海報去！”
我疑疑惑惑走出劇場，又看看貼在門口的大海報。唉！原來是“十二時開演”，我漏掉一個“十”字！我生氣地進劇場裏邊去找那老頭。他正跟他的同行說笑，我說：
“大爺，我這三角錢掙來不易，你別蒙我，還我吧！”
他說：“什麽三角錢？走，搗亂我揍你！”
他的夥伴說：“你照照鏡子，看你像趁三角錢拿來看戲的嗎？你說這話誰信？”
他們說話的口氣挺厲害，臉上卻露出惶惶然的神色。我走開了，是哭著走的。由此覺得那個世界太不像話，對一些持強淩弱的家夥總該有點什麽報應才好。我參加革命後，漸漸把這事忘了。偶爾想起，也覺得這一切不公平會隨舊時代一起消失。誰料數十，年後，於戴造反派紅袖標的漢子中又碰見了這一路人物。而且作起壞事，說起昧心話來麵不改色心不跳，連那點惶惶然的神色都沒有。方知時代盡管如此更迭了，某種人的品性卻並不能自然消失。確實如毛**所說：“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隻是這些灰塵善於裝作金砂。很能遮住一些人的眼睛。
回想起來，在天津看戲，留下最好的印象的，是鮮靈霞唱“花為媒”，那真是一次難忘的藝術享受。那以後我很少再看評戲，更沒看見過鮮靈霞。一九六三年，我獲遣之後，流落關外，忽然鮮靈霞去那裏演出；我一破不看評戲之戒，趕去看她的戲。票賣完了，我硬是找熟人蹭進去站著看了一個晚上，而且認真地鼓了掌，感謝她早年給過我的藝術享受。也暗暗向這位演員告別，我相信自己一生不會再有機會看她的戲了，當真自那以後沒再看過她的戲。
四十年後到天津，我確實應當看一場戲。我知道，今天天津的兒童，再也看不到當年那些有害的演出，再也碰不到我那些不快的遭遇了。可我仍然想看一場戲，親自從劇場裏體驗一下兩個時代、兩個世界的不同。
四月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