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德國，走路要格外小心，稍一疏忽就會漏掉一個文化聖地或曆史遺跡。在柏林我上菩提樹下大街散步，看到了馬克思當過學生、黑格爾、愛因斯坦等人教過書的洪堡大學；看到了希特勒焚燒書籍的廣場；看到了列寧讀過書的圖書館，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倍倍爾·李卜克內西活動過的場所，滿以為無所遺漏了。回來後人們問我對海涅的故居有什麽印象，我卻茫然，再問我別的幾個地方，我更傻了。從此就特別緊張而小心。到魏瑪的時候，看到一塊石頭我也要問一下是否貝多芬或歌德在這兒坐下來沉思過、休息過，哪怕是係一下鞋帶。後來進了植物園，我才鬆弛下來，心想在這些棕櫚樹、龍舌蘭之間總不會有什麽曆史遺物了。恰在這時，一個中年人就過來問我有沒有時間看一點他負責保存的“有趣的東西”。我當然要看。他領我進了一個比較大的房間，我竟在那裏看到了拿破侖從莫斯科城下逃跑後一路所乘的那輛馬車。我還看到了另一輛馬車，是嫁到魏瑪來的俄羅斯公主乘的。我從沒想到馬車會造得這麽精美，甚至帶有廁所！還有一次，是在葆琛，主人請我去吃飯，我無竟朝窗外一瞥，主人立刻對我說：“對麵這個小樓安徒生居住過……”
所以，回國之後，要想寫篇文章記錄這次旅行，就十分困難。反法西斯同盟軍會師的易北河，發表了有曆史意義宣言的波茨坦，以及浮士德博士喝醉酒後騎在酒桶上飛翔的那個地下室酒館，哪一處不值得一寫呢！
我隻能先寫最重要的，最感我心懷的，那就是人，民主德國的朋友們和同行們。
我讀過坎特的短篇小說。尤其是《第三顆釘子》，給我印象極深。他寫的那些“關係學”在我們中國隨處可見。他現在是民主德國作協**，我到柏林的第二天去拜訪作協時見到了他，一看那矮矮的個子，充滿機智和幽默的目光，馬上就認出了他。我說：“你就是釘那棵釘子的人吧？請告訴我，你是不是有一架特殊的望遠鏡，把中國的事情全看到眼裏了？不然怎麽會寫得這麽像在中國發生的事？”他擠擠眼，笑而不答。可到我送他一幅國畫作紀念時，他找到報複的機會了。他和《新德意誌文學》主編沃瓦·沃伊斯基不約而同地問我：“這是不是‘畫兒韓’偽造的一幅假畫，你拿來騙我們？”
我們在笑聲中發現，兩國作家盡管中斷來往二十多年，可誰也沒忘記誰，大家都注視著對方的工作。
和坎特相比，作協副**舒爾茨教授是個更富有學者氣質的人，他高個子，男低音，說話一板一眼。他主持《思想與形勢》雜誌的工作，並且和“人民與建設出版社”有工作聯係。這個出版社為向民主德國的讀者介紹外國文學作了很有益的工作，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集《探索》就是他們出的。前不久他們又出版了《天雲山傳奇》。在地鐵火車上，在飯店大廳裏，我都見到有人津津有味地讀它。也許這個書名不好記，我問一個姑娘，“你在讀什麽？”她說：“魯彥周。”我問她：“喜歡嗎？”她說：“很喜歡，這裏寫的一切對我都是全新的，可又是熟悉的。這是中國當代最好的一本小說嗎！”
我說：“是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不敢說，因為這樣水平的小說，中國有不少，而且還在不斷地寫出來。”她先把眼睛睜得很大，“噢”了一聲，隨後說：“希望我們多看到一些。”我把這事告訴了舒爾茨教授，他說：“這兩本書確實很受歡迎，《探索》出來三個月，已經準備再版了，在民主德國這是少有的。希望你給我推薦一批作品，我盡快找人譯出來出版！”此後每次見麵他都提醒我這件事，到臨走時，他又囑咐我千萬把這事記住。
這種對中國當代文藝的關心也表現在許多普通工作人員身上。有一位電台的女編輯，在柏林要見我，我沒抽出時間來，她跟蹤追擊，在萊比錫找到了我。我以為她是來采訪的，見麵才知道她另有所求。她說她決心在電台安排一個固定時間，專門播送中國當代的廣播劇或獨幕劇，可她不知哪兒去找劇本。她帶來一本1977年出的中國廣播劇選，問我能不能用？我看了一下，那還是**前後的作品。
我說：“這是本過時的作品，有些錯誤觀點早被我們否定了。”她焦急地問：我到什麽地方能找來你們新的作品呢？我告訴了她應當找中國的廣播電台和戲劇家協會，並且答應替她傳遞信息，她十分感謝。
民主德國的同行們關心中國文學，當然也關心中國作家，尤裏·布雷讚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是民主德國作協的副**，又是民主德國少數民族——索爾維族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到處流傳，而他自己則深居簡出住在葆琛的鄉下，一般有外國作家來訪，他都拒絕接見。我們到柏林後，作協打電話給他，說中國作家代表團來了，問他有時間會麵沒有？他說：“當然有。”9月9日我們一早到了葆琛。訪問完民族聯合會去吃中飯時，他已在餐廳等我們了。他滿頭白發，身體卻十分健壯。他從鄉間這麽遠開車來招待我們，使我們很不安。他說：“這不算什麽，我已經買了輛自行車，還打算騎著車上北京去訪問你們呢！”我說：“中國有幾個人正在騎車來歐洲旅行，他們都是青年人。如果知道你也有這個雄心，他們會吸收你作隊員。”他說：“也許我騎車在半路上會碰見他們，正好向他們打聽一下，去中國哪條路最好走。”
飯後我們去參觀一個索爾維族學樣，他非要陪我們一同去不可。在學校裏，孩子們為我們唱了斯拉夫族民歌。索爾維是斯拉夫族的一支，風習仍保持斯拉夫人的特點。我們對這裏的一切極感興趣，和老師們談話時間就長了些。我擔心布雷讚同誌會疲倦，誰知離校時，他卻極鄭重地對我說：“這兒離我家不遠了。我想請大家到我家喝一杯茶，不知道能不能賞光！”我說：“當然願意去，可是那不使你太疲勞嗎！”他說：“能有這種榮幸的機會，怎麽會疲勞！”他立刻打電話請他夫人作準備。
我們在他的寫作間受到了家庭般溫暖的接待，他拿出一本紀念冊給我們看，上邊有賀敬之、黃藥眠等同誌的照片，有馮至、田間的簽名。他說：“瞧，你們距離上一批中國同行來，二十多年了。希望下一批不會再隔這麽久。”天黑以後我們才和他告別，可他卻說：“不不，我要陪你們去吃晚飯，不能這麽早就告別！”那天是在一個鄉村小酒店吃的晚飯。環境、風味全是最地道的斯拉夫式的。喝了幾杯酒後，布雷讚興致更高了。他告訴我他讀了《探索》這本書，也讀了《畫兒韓》，這真是一種全新的文學體驗。中國有一個和歐洲的、西方的美學經驗完全不同的美學體係，是幾千年民族文化發展的結晶。他說：“你們有你們的特色。用你們的特色來豐富世界文學吧，千萬不要丟掉自己的寶貝去照搬別人手法。”
像布雷讚這樣熱誠的老朋友，我們幾乎走到每個城市都碰到。在魏瑪，曾在我國工作多年的哈裏·吐爾克，自己開車陪我們去參觀布痕***集中營、歌德的故居，一路上打聽丁玲身體情況，笑嘻嘻地跟我說他和楊憲益住鄰居時的各種笑話，問我：“他還那麽喝酒嗎？他好像有抗酒精的特異功能，從來沒見他醉過。”在柏林，漢學家梅慧華把我們請到她家時：拿出她北京大學同班同學照片給我們誇耀：“我們那一班是最出人材的一班。瞧，這是陳丹晨，這是謝冕——謝冕在當學生時就特別膽大、愛發表獨立見解，這是張炯——”比她低兩班的尹虹很文弱、輕聲細語地說，他們那班素質也不錯，不過時間趕得不巧，碰上些意外的幹擾。她現在正致力於中國當代戲劇的研究，對目前中國話劇舞台的狀況十分關心。梅慧華教授為歡迎我們到來，專門在洪堡大學的亞洲院開了一次漢學家的座談會。會上大家發言、討論全用中文，我們仿佛又突然回到了北京。
我們這次十四天的訪問，能如此順利而愉快，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三位陪同我們的德國同誌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他們用心來接待我們，那是三顆對中國人民充滿了友好情誼的心。
芭芭拉·舒曼夫人，是作協的外事秘書。我在作協搞外聯工作，有二十多位同事。我們忙得團團轉，頭昏腦脹。她就是一個人，麵對五大洲，廣拓八方客：井井有條，輕鬆愉快。她漂亮，豪爽、能幹。不論我們提出什麽要求，她把手在空中劃個弧形，高聲說“古——得”，就全齊了。所以我學會的唯一一句德語就是“古——得”；她請我們去她家作過客，我發現她愛人舒曼先生對她的指揮才能比我們更心服口服，所以她們家也秩序井然，氣氛溫暖和美。舒曼先生是個自由職業的翻譯家，對波蘭的曆史、文學極有研究。因為他在家中工作，家務勞動一半以上都落在他身上。芭芭拉陪我們去旅行。我說：“這幾天舒慢先生會輕鬆一點了。”芭芭拉說：“不會。我臨走給他留下了作業，回來我要檢查的。他不敢偷懶。”可是她愛他愛得要命，說她能安心把作協工作做好，全靠有他作後盾，“噢，他太辛苦了！我不是個好妻子。沒照顧好他！”
翻譯施白蘭，看起來還像小姑娘，像我們五十年代的共青團員，信仰堅定、熱情、坦率又有些固執。我們在一起常忘了是兩個國家的人，為一些小事爭論下休，一邊爭一邊笑。越爭論越親切，真正成了一家人。她是在列寧格勒學的中文。畢業時俄文倒是學好了，中文卻不大理想，為此她又到中國來工作了幾年。平心而論，她的漢語滿不錯了，可她不滿足，還想到中國進修一次。她常常一邊翻譯一邊虛心地問我們她哪句話說得不對。劉紹棠很讚佩她的求學精神，就故意逗她，專用一些生癖的，連鄒荻帆也聽不懂的北京土話跟她聊天：“鄧友梅沒有好湮台、想叫我喝喇嘛了，你可別讓她有貓溺——”她越聽越糊塗，最後急了，哀求說：“劉紹棠，你別說這種話了，我完全沒辦法了！”引得我們大笑，她卻認真地把這些聽不懂的話全記在本上，不斷地複習。
至於我們的朋友，留小胡子的司機克勞茨，我隻能說我永遠不忘他對我們的熱誠與負責，我也希望我們中國的司機個個都有他這麽好的技術和這麽好的工作態度。跟我們在一起，開車成了池的副業，一切生活雜事他都包下來了。從葆琛去萊比錫的夜裏，我們走錯了路。一向以記憶力好自誇的劉紹棠也不再“向左、向右”地發號施令了。克勞茨隻好一個人到村子裏去挨門求教，打了三家門才找到個老人問清路線。他始終笑嘻嘻的毫無倦色。
我們在民主德國欣賞過好幾次音樂、舞蹈、戲劇演出。有的很好，有的一般，印象最深的是布萊希特劇團演出的“三便士歌劇”。我一向敬仰這位大師，他的劇本凡譯成中文的我都找來讀了，也看過中國人演的布派戲。甚至自己也寫過一個沒有人演、也幸虧沒有人演過的“布式”劇本。這次一看地道的布萊希特劇團的演出。才知道我所理解的布萊希特和它的本來麵貌相差極遠。當然，各國可以有各國的“布萊希特”戲劇，各人可以有各人心目中的布萊希特，但認識一下地道的布萊希特卻是十分必要的，總要看看廬山真麵目，才可以評論和發揮。我想，對整個的民主德國也是如此，親自看看，才知道這是個有著多麽深厚文化曆史傳統，而又有著多麽強大現代活力的國家，才知道那裏的人民對中國對中國人民抱有多深的友誼。
離開民主德國的前一天，我們登柏林的電視塔。有幾個朋友陪我們一道去參觀，在路上他們笑著說：“你們來以前，我們作過一個估計，中國作家會是什麽樣。大家說，會彬彬有禮，會握手，不會有深入的談話，更不會擁抱。可是現在我們什麽都談了，而且擁抱得很緊！”我說：“為什麽那樣估計呢？我們不都是馬克思的學生嗎！不都在建設社會主義嗎！”他們說：“是的，我們相同的地方究竟比不同的地方多！所以稱作同誌！”
友誼之花盛開的。喂，同誌，一齊加把勁來培育它！
所以，回國之後，要想寫篇文章記錄這次旅行，就十分困難。反法西斯同盟軍會師的易北河，發表了有曆史意義宣言的波茨坦，以及浮士德博士喝醉酒後騎在酒桶上飛翔的那個地下室酒館，哪一處不值得一寫呢！
我隻能先寫最重要的，最感我心懷的，那就是人，民主德國的朋友們和同行們。
我讀過坎特的短篇小說。尤其是《第三顆釘子》，給我印象極深。他寫的那些“關係學”在我們中國隨處可見。他現在是民主德國作協**，我到柏林的第二天去拜訪作協時見到了他，一看那矮矮的個子，充滿機智和幽默的目光，馬上就認出了他。我說：“你就是釘那棵釘子的人吧？請告訴我，你是不是有一架特殊的望遠鏡，把中國的事情全看到眼裏了？不然怎麽會寫得這麽像在中國發生的事？”他擠擠眼，笑而不答。可到我送他一幅國畫作紀念時，他找到報複的機會了。他和《新德意誌文學》主編沃瓦·沃伊斯基不約而同地問我：“這是不是‘畫兒韓’偽造的一幅假畫，你拿來騙我們？”
我們在笑聲中發現，兩國作家盡管中斷來往二十多年，可誰也沒忘記誰，大家都注視著對方的工作。
和坎特相比，作協副**舒爾茨教授是個更富有學者氣質的人，他高個子，男低音，說話一板一眼。他主持《思想與形勢》雜誌的工作，並且和“人民與建設出版社”有工作聯係。這個出版社為向民主德國的讀者介紹外國文學作了很有益的工作，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集《探索》就是他們出的。前不久他們又出版了《天雲山傳奇》。在地鐵火車上，在飯店大廳裏，我都見到有人津津有味地讀它。也許這個書名不好記，我問一個姑娘，“你在讀什麽？”她說：“魯彥周。”我問她：“喜歡嗎？”她說：“很喜歡，這裏寫的一切對我都是全新的，可又是熟悉的。這是中國當代最好的一本小說嗎！”
我說：“是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不敢說，因為這樣水平的小說，中國有不少，而且還在不斷地寫出來。”她先把眼睛睜得很大，“噢”了一聲，隨後說：“希望我們多看到一些。”我把這事告訴了舒爾茨教授，他說：“這兩本書確實很受歡迎，《探索》出來三個月，已經準備再版了，在民主德國這是少有的。希望你給我推薦一批作品，我盡快找人譯出來出版！”此後每次見麵他都提醒我這件事，到臨走時，他又囑咐我千萬把這事記住。
這種對中國當代文藝的關心也表現在許多普通工作人員身上。有一位電台的女編輯，在柏林要見我，我沒抽出時間來，她跟蹤追擊，在萊比錫找到了我。我以為她是來采訪的，見麵才知道她另有所求。她說她決心在電台安排一個固定時間，專門播送中國當代的廣播劇或獨幕劇，可她不知哪兒去找劇本。她帶來一本1977年出的中國廣播劇選，問我能不能用？我看了一下，那還是**前後的作品。
我說：“這是本過時的作品，有些錯誤觀點早被我們否定了。”她焦急地問：我到什麽地方能找來你們新的作品呢？我告訴了她應當找中國的廣播電台和戲劇家協會，並且答應替她傳遞信息，她十分感謝。
民主德國的同行們關心中國文學，當然也關心中國作家，尤裏·布雷讚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是民主德國作協的副**，又是民主德國少數民族——索爾維族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到處流傳，而他自己則深居簡出住在葆琛的鄉下，一般有外國作家來訪，他都拒絕接見。我們到柏林後，作協打電話給他，說中國作家代表團來了，問他有時間會麵沒有？他說：“當然有。”9月9日我們一早到了葆琛。訪問完民族聯合會去吃中飯時，他已在餐廳等我們了。他滿頭白發，身體卻十分健壯。他從鄉間這麽遠開車來招待我們，使我們很不安。他說：“這不算什麽，我已經買了輛自行車，還打算騎著車上北京去訪問你們呢！”我說：“中國有幾個人正在騎車來歐洲旅行，他們都是青年人。如果知道你也有這個雄心，他們會吸收你作隊員。”他說：“也許我騎車在半路上會碰見他們，正好向他們打聽一下，去中國哪條路最好走。”
飯後我們去參觀一個索爾維族學樣，他非要陪我們一同去不可。在學校裏，孩子們為我們唱了斯拉夫族民歌。索爾維是斯拉夫族的一支，風習仍保持斯拉夫人的特點。我們對這裏的一切極感興趣，和老師們談話時間就長了些。我擔心布雷讚同誌會疲倦，誰知離校時，他卻極鄭重地對我說：“這兒離我家不遠了。我想請大家到我家喝一杯茶，不知道能不能賞光！”我說：“當然願意去，可是那不使你太疲勞嗎！”他說：“能有這種榮幸的機會，怎麽會疲勞！”他立刻打電話請他夫人作準備。
我們在他的寫作間受到了家庭般溫暖的接待，他拿出一本紀念冊給我們看，上邊有賀敬之、黃藥眠等同誌的照片，有馮至、田間的簽名。他說：“瞧，你們距離上一批中國同行來，二十多年了。希望下一批不會再隔這麽久。”天黑以後我們才和他告別，可他卻說：“不不，我要陪你們去吃晚飯，不能這麽早就告別！”那天是在一個鄉村小酒店吃的晚飯。環境、風味全是最地道的斯拉夫式的。喝了幾杯酒後，布雷讚興致更高了。他告訴我他讀了《探索》這本書，也讀了《畫兒韓》，這真是一種全新的文學體驗。中國有一個和歐洲的、西方的美學經驗完全不同的美學體係，是幾千年民族文化發展的結晶。他說：“你們有你們的特色。用你們的特色來豐富世界文學吧，千萬不要丟掉自己的寶貝去照搬別人手法。”
像布雷讚這樣熱誠的老朋友，我們幾乎走到每個城市都碰到。在魏瑪，曾在我國工作多年的哈裏·吐爾克，自己開車陪我們去參觀布痕***集中營、歌德的故居，一路上打聽丁玲身體情況，笑嘻嘻地跟我說他和楊憲益住鄰居時的各種笑話，問我：“他還那麽喝酒嗎？他好像有抗酒精的特異功能，從來沒見他醉過。”在柏林，漢學家梅慧華把我們請到她家時：拿出她北京大學同班同學照片給我們誇耀：“我們那一班是最出人材的一班。瞧，這是陳丹晨，這是謝冕——謝冕在當學生時就特別膽大、愛發表獨立見解，這是張炯——”比她低兩班的尹虹很文弱、輕聲細語地說，他們那班素質也不錯，不過時間趕得不巧，碰上些意外的幹擾。她現在正致力於中國當代戲劇的研究，對目前中國話劇舞台的狀況十分關心。梅慧華教授為歡迎我們到來，專門在洪堡大學的亞洲院開了一次漢學家的座談會。會上大家發言、討論全用中文，我們仿佛又突然回到了北京。
我們這次十四天的訪問，能如此順利而愉快，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三位陪同我們的德國同誌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他們用心來接待我們，那是三顆對中國人民充滿了友好情誼的心。
芭芭拉·舒曼夫人，是作協的外事秘書。我在作協搞外聯工作，有二十多位同事。我們忙得團團轉，頭昏腦脹。她就是一個人，麵對五大洲，廣拓八方客：井井有條，輕鬆愉快。她漂亮，豪爽、能幹。不論我們提出什麽要求，她把手在空中劃個弧形，高聲說“古——得”，就全齊了。所以我學會的唯一一句德語就是“古——得”；她請我們去她家作過客，我發現她愛人舒曼先生對她的指揮才能比我們更心服口服，所以她們家也秩序井然，氣氛溫暖和美。舒曼先生是個自由職業的翻譯家，對波蘭的曆史、文學極有研究。因為他在家中工作，家務勞動一半以上都落在他身上。芭芭拉陪我們去旅行。我說：“這幾天舒慢先生會輕鬆一點了。”芭芭拉說：“不會。我臨走給他留下了作業，回來我要檢查的。他不敢偷懶。”可是她愛他愛得要命，說她能安心把作協工作做好，全靠有他作後盾，“噢，他太辛苦了！我不是個好妻子。沒照顧好他！”
翻譯施白蘭，看起來還像小姑娘，像我們五十年代的共青團員，信仰堅定、熱情、坦率又有些固執。我們在一起常忘了是兩個國家的人，為一些小事爭論下休，一邊爭一邊笑。越爭論越親切，真正成了一家人。她是在列寧格勒學的中文。畢業時俄文倒是學好了，中文卻不大理想，為此她又到中國來工作了幾年。平心而論，她的漢語滿不錯了，可她不滿足，還想到中國進修一次。她常常一邊翻譯一邊虛心地問我們她哪句話說得不對。劉紹棠很讚佩她的求學精神，就故意逗她，專用一些生癖的，連鄒荻帆也聽不懂的北京土話跟她聊天：“鄧友梅沒有好湮台、想叫我喝喇嘛了，你可別讓她有貓溺——”她越聽越糊塗，最後急了，哀求說：“劉紹棠，你別說這種話了，我完全沒辦法了！”引得我們大笑，她卻認真地把這些聽不懂的話全記在本上，不斷地複習。
至於我們的朋友，留小胡子的司機克勞茨，我隻能說我永遠不忘他對我們的熱誠與負責，我也希望我們中國的司機個個都有他這麽好的技術和這麽好的工作態度。跟我們在一起，開車成了池的副業，一切生活雜事他都包下來了。從葆琛去萊比錫的夜裏，我們走錯了路。一向以記憶力好自誇的劉紹棠也不再“向左、向右”地發號施令了。克勞茨隻好一個人到村子裏去挨門求教，打了三家門才找到個老人問清路線。他始終笑嘻嘻的毫無倦色。
我們在民主德國欣賞過好幾次音樂、舞蹈、戲劇演出。有的很好，有的一般，印象最深的是布萊希特劇團演出的“三便士歌劇”。我一向敬仰這位大師，他的劇本凡譯成中文的我都找來讀了，也看過中國人演的布派戲。甚至自己也寫過一個沒有人演、也幸虧沒有人演過的“布式”劇本。這次一看地道的布萊希特劇團的演出。才知道我所理解的布萊希特和它的本來麵貌相差極遠。當然，各國可以有各國的“布萊希特”戲劇，各人可以有各人心目中的布萊希特，但認識一下地道的布萊希特卻是十分必要的，總要看看廬山真麵目，才可以評論和發揮。我想，對整個的民主德國也是如此，親自看看，才知道這是個有著多麽深厚文化曆史傳統，而又有著多麽強大現代活力的國家，才知道那裏的人民對中國對中國人民抱有多深的友誼。
離開民主德國的前一天，我們登柏林的電視塔。有幾個朋友陪我們一道去參觀，在路上他們笑著說：“你們來以前，我們作過一個估計，中國作家會是什麽樣。大家說，會彬彬有禮，會握手，不會有深入的談話，更不會擁抱。可是現在我們什麽都談了，而且擁抱得很緊！”我說：“為什麽那樣估計呢？我們不都是馬克思的學生嗎！不都在建設社會主義嗎！”他們說：“是的，我們相同的地方究竟比不同的地方多！所以稱作同誌！”
友誼之花盛開的。喂，同誌，一齊加把勁來培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