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作家朋友曾對我說：“寫文章的人一個勁的追求‘知名度’，這是很傻的。知名度遠趕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對這番話的正確性我從未懷疑過，但對它真正有深切體會，是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嶽華同行。辦理機票時，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見手執機票的是“大醉俠”，真是眉飛色舞，滿麵春風，和言細語，有求必應。笑嘻嘻地在機票上簽了兩個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機艙緊急出口處的第一排，而前一條通道，可以伸開腿睡覺，站起身伸懶腰，萬一出了什麽事故，跳傘也比別人搶先，比起兩個月前去美國，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那次是十四位作家，什麽張潔、李存葆、祖慰都是滿有度數的名家，上了飛機老老實實和我一塊擠在又窄又悶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帶了位不滿一歲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將來肯定會成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來嗓門又大，氣力又足，從太平洋西岸一直哭過東岸。耳朵聽著這哭聲，兩條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著，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後來張潔實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給她換個位置。那是新加坡飛機，空中小姐叫她講華語，又是女性，這才動了惻隱之心，為她換了個離哭聲遠些的座位。根本沒問她會不會寫小說。
這次的旅行還有一個優越處：法航飛機上的酒好，而且滿足供應。什麽時候要什麽時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開腿閉上眼，一路上騰雲架霧，就有點半仙之體了。當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為便宜酒喝多了些，飛機停在孟買時，糊裏糊塗隨人群走下飛機去轉了一圈。看到商店裏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頗為精致，就買了一尊。第二天醒來再打開看，發現竟是一對印度青年在擁抱，春色濃豔，毫無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這驚訝與懊悔間到了巴黎。
二
到巴黎是淩晨。出門的人很多，我和嶽華分別排在兩行。我這一行進展較快，邊防人員看看護照，衝我笑了笑，說了句法國話。我衝他笑笑，說了中國話。他蓋了個章我就出來了。他說的什麽我一點不懂，我說的估計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後走著的也是幾個中國人，我便問他們：“則才那法國人對我說什麽？”他們熱心地向我解釋，為我翻譯，但他們的話並不比法國話更好懂。我費了半天勁，隻分辨出他們講的是溫州話，話的內容還是不明白。
出了關，我就站在大廳裏等嶽華。他那條隊排得很長。等他出來，已沒有多少人了。我問他：“現在上哪兒去？”
他說：“哪兒也不去，等朋斯先生來接我們。”
我問：“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說：“沒見過，不過不要緊，中國人總會互相認出來。”
我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國人，而且他也沒見過。
我們的飛機提前到達了，天還剛拂曉，巴黎人大半此時還在睡覺。我百無聊賴地站在大廳看人、看狗——一個法國人運了一箱大小七條狗，狗長得都不像狗樣兒，方腦袋、圓腦袋、三角腦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種形狀，染成各種顏色，有點像我在美國和日本看到的應克頭發。遠看巴黎的交通圖，因為不認識法文，越看越亂。正這時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話打招呼：“儂阿是嶽華先生？電影上見到過的，還是格漂亮來……”原來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三
朋斯先生中等個兒，戴一副近視鏡，滿臉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見他就想起狄更斯筆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聰明、漂亮。先生不大說話，隻是笑著點頭、握手、搶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問好，道歉晚來一步，說一口地道的上海問話，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話，有時夾一兩句我聽不出地道還是不地道的英語或法語，總之我們在一片友好熱誠的氣氛中被送上汽車，朋斯先生駕車拉我們直奔往巴黎。
我對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為它的建築壯觀和市麵的繁華，是因為它實在清靜。八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曬太陽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見人，偶然過一兩輛車，也是懶洋洋的。在北京擁擠慣了又到香港更加擁擠的過了幾天，一到巴黎馬上覺得格外的清靜、安靜、整潔、從容，遠遠看見了鐵塔，從凱旋門近處轉了個彎，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也睡意蒙矓。
朋斯先生把我們送到雨果廣場附近一個僻靜街上，這街上接連有幾家三星的旅館，我們住進挨近廣場的一家。三層小樓，房間不大，壁紙和家具的顏色有點俗氣，令人想到左拉筆下寫過的巴黎小旅館。我估計這旅館年齡也決不會比左拉小。洗過臉後，朋斯先生請我們去飲咖啡。他領我們走出旅館，轉進一條街，來到直通凱旋門的一條街上，伸手掏鑰匙，打開一間咖啡店的門，屋裏空無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門關上，朋斯先生放下幾張椅子請我們坐下，他就到櫃台後邊自己動手煮咖啡。我問朋斯太太：“怎麽店裏沒有人？”她說：“他們全休假去了。我們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鑰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開門來煮，喝完鎖上門走人。”
喝咖啡中間聽嶽華和朋斯先生談話，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電影圈，是頗有修養和名氣的攝影師，後來洗手不幹，來巴黎開飯店開酒吧和咖啡廳，再後來則也不開飯館也不開酒吧了，並且把咖啡廳也賣了出去，這間咖啡廳就是他賣出去的，買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開門自煮咖啡的權利。這次來巴黎拍片，翰祥約他當臨時攝影師。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戀他的老行當，欣然答允，重作馮婦，隻是說：“我沒得機器！”
嶽華說：“我們去租。”
朋斯說：“八月份，統一休假了，租不到。”
嶽華說：“租個工作用電視視攝像機也可以的。”
朋斯：“沒有玩過那個東西，怕玩六靈光。”
他們約好睡一覺後去租機器，朋斯先生就鎖上咖啡廳的門送我們回旅館。他有一輛很新的雷諾車，車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輛車完全法國味，他二位身上法國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隨身總帶個小錄音機，錄音機裏反複放《蘇三起解》。我問：“誰唱的？”她說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問她有小孩子沒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說：“我們的孩子上個月死了……”我抱歉說：“對不起，我不該這麽問。”朋斯先生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照片說：“這就是我們孩子的照片，滿漂亮吧。”
我鄭重地接過來看，照片上是一支小狗，滿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作他的兒子，大概是公狗。同時我也為朋斯夫婦感到一點安慰，這樣的兒子我相信還可以再找到一個，不致使兩個善良的人成為絕戶的。
四
睡醒一覺後，朋斯夫妻果然來接我們。我們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說有兩個從北京來的琴師在給她們說戲。在票房門口我碰上北京來的母女二人。女兒早來定居了，似乎是京劇界的。老太太剛來，一聽我說北京話，大家就談得很親切。老太不喜歡巴黎，覺得什麽也不對味。“您瞧瞧，滿街都說外國話。咱說中國話的倒成了外國人了！我怎麽也轉不過這個彎來。”我說：“您也常來聽他們唱幾段嗎？”她說：“我就來聽聽自己人說中國話。盡管他們說的事跟我多不挨邊兒，可我全聽得懂哪！這比唱的還好聽哪！”
我們到拉丁區一家出租機器店問了一下，那裏說九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機器出租，但打聽到在聖母廣場附近還有出租店。這時大家已經餓了，決定先去填肚子，順便看望嶽華的老朋友劉先生和劉太太。
劉先生開的中國菜館叫錦豐園，中等門麵。他隔壁一家同樣的門麵房屋大敞著門，似乎在搬家。有幾個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家具中間，彈著吉它唱歌。這時已過了中午的開飯時間，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隻有一個法國學生在吃餛飩麵，一個中國青年陪他聊天。劉太太和劉先生意外地看見嶽華和朋斯先生，高興得笑不攏口，忙招呼我們坐下，先弄來點小吃和飲料，陪我們談天。劉太太說：“我才買來韭菜，我給你們包餃子吃，嚐嚐是不是家鄉味。”劉太太說話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鄉味，一問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劉先生則是台灣人。攀談幾句之後，我大致就知道了劉太太的情況：四十年代末上學的時候，隨著學校逃到台灣。在台灣和劉先生相認、戀愛、結婚，隨後逃到了巴黎。幾十年下來，事業頗有發展。兩個孩子都長大了，一個在工作，一個大學將要畢業。坐在旁邊吃餛飩麵的那個法國青年就是他小兒子的同學。隔壁那個門麵房出是劉太太的，他租給了幾個黑人作生意，但那幾位卻賴著不交房錢，劉太太無法隻好告狀。
我說：“唔，房子騰空後，餐館可以擴大一倍麵積了，您的生意會更有發展。”可是劉太太說：“我不想再擴大了，現在收入很好。做兩年我們該領養老金了，孩子們也不需要我作資助，我們要歇一歇，過點清靜生活了。”
這使我很意外。我認識幾個定居美國的朋友，他們隻要有機會就擴大自己的事業與收入，很少見過這種“知足長樂”的超脫精神。我對劉太太頓起敬意，並且懷疑這是法國風尚與美國不同之處。忘了以前上學時聽有位老師講過，說法國人懂追求安逸，樂於享受，與美國人那種事業競爭高於一切作風有所不同。我覺得有些道理。
我和劉太太談話間嶽華去打電話，撥了許多號碼，終於找到了那位被稱作肥仔的朋友楊安明。恰好韭菜餃子端上桌時，肥仔來了。名不虛傳，這真是一個可愛的人。
五
肥仔實在是個可愛的朋友。沒見到人我先見到車，這是輛滿不錯的雷諾跑車，可是天知道怎麽弄得這麽邋遢，仿佛不是這裏少個螺絲就是那裏少個零件，若認真去檢查卻又什麽也不少。肥本人和他的車一樣，質地很好卻邋裏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碩大的圓襟襯衫（這襯衫很可能原來是白色的）、黑褲子，腳上一雙塑膠拖鞋，拖鞋的右跟已經很薄了。戴著副黑架近視鏡，滿臉笑嘻嘻，仿佛睡醒，問我們：“什麽時候來的？我怎麽一點也不知道？”聲音很甜，而且懶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話。這句話沒說完又對那吃飯的法國學生用法語說了句什麽，那學生笑了，隨後又向門外的一個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語：那孩子正偷著去捅他的汽車，一聽他說話撒腿跑了。這時坐在門外的幾個黑人就笑著大喊，肥仔探出頭去又用英語喊了幾句，這才笑嘻嘻擠進我們桌前坐下來。劉太太說：“巴黎好像沒有一個人不認識肥仔的，一樣去買東西，他都會比我們便宜些。”
嶽華問肥仔現在作什麽？他說供應巴黎各中國餐館原料，這件事隻用他早上的時間，我問他：“你要開車給各家送貨，一早上忙得過來嗎？”他說用不著他送貨，告訴菜店、肉店、魚店要什麽，要多少，送給哪家就行了。我說：“這樣的采購，各餐館自己不可以辦嗎？”劉太太說：“有許多東西別人買不來，隻有肥仔去才能搶到手。”我問肥仔：“那麽剩下來白天、黑夜還有好多時間，你作什麽？”他說沒事幹。事情是有的，他不愛幹，錢夠用了，掙那麽多幹什麽？劉太太又來補充，說肥仔不斷的有新計劃，但多半沒實行，隻有買房子是他的樂趣，買了賣，賣了又買。肥仔並不反駁劉太太，隻說好多事幹到一半沒了興味，他在楓丹白露買了一大塊地，計劃挖成水塘養殖中國金魚，可是八年過去了，塘也沒挖、地還在扔在那裏。不地這幾年地價上漲，也許比他真養金魚賺的還多些。他還買了一幢房屋，專門接待中國來的留學生。中國學生住房免費，有的學生畢業了，回國後和他保持通信，請他回去參觀。他打算去，總在打算去，但始終沒去。劉太太說：“肥仔，你該成家有個太太。你的生活就正規了。”肥仔說：“我已經托回去的留學生為我找尋了，一找到合適對象，我就回國去見麵，所以我現在有不急著回去。”我問他：“為什麽要從國內找對象？”他說：“法國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來作老婆還要中國人，我們這裏的老徐教授，回去找來個太太，過得好美滿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個新話題。他們說徐太太是當今巴黎華人社區中法語說得最好，車子開得最好的，又是最會持家的。嶽華說打了好久電話，他家都沒人接。肥仔講：“不要找他。明天我開車去把他拉來給你就是。”
吃過飯肥仔開車拉我們去找旅館，為翰祥他們大隊人馬打前站。嶽華前些年在巴黎住過一家旅館，對那裏記憶猶深，但他說不出街名。盡管如此，肥仔還是把它找到了，實在不如嶽華說的那麽好。房間壁紙和地毯都是桃紅色的，叫人想起左拉小說中所寫的春光旖旎的場麵。房間低矮，樓梯窄狹，甚至走的步子重一點腳下地板都顫抖，我們把它否定了。我說嶽華所以對它有好印象，可能和當時旅館本身無關，另有原由。他說我這老大哥不厚道。肥仔又把我們拉到另一條街，這街很僻靜，在鬧市的身後。也是二三層的舊式旅店，周圍不斷有些阿拉伯流浪漢轉來轉去。我覺得有某種危險性，肥仔咧開嘴大笑，說：“我是叫你們看看，還有比剛才那個旅館更神秘的地方，這地方當然不能住。今晚我們不找了，去夜總會聽歌去，正經事明天再說。”
肥仔拉著我們又一次過了塞納河，鑽進一個很深的地下停車場然後乘電梯升往樓頂，進了一家夜總會。
這是一家華人夜總會，歌星、樂隊、侍應生和客人全是華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認識肥仔，肥仔一一點頭、問好，然後找個角落坐下來，點了飲料、食品，也點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來的，肥仔點了兩首歌，扔下一千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點的歌時，他卻昂在椅上打起瞌睡來了，我推推他，他說：“她的歌我都聽煩了，沒趣味！”我說：“那你為什麽還點？”他說：“熟人了，不好意思了！”我說：“你常來？”他說：“天天都來坐一坐。”“天天都打瞌睡嗎？”“是的！”“那為什麽要來？”“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別處也一樣沒意思，也要打瞌睡，交錢比這裏還多。”
肥仔睡完一千法郎，開車把我們送回了旅館。
六
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我們上午決定休息一下，八月份的巴黎雨果廣場，真清靜到了通街不見人影，不見車跡的地步。廣場上有一家餐館，在露天擺了幾副桌椅，我們就連吃館帶看街，客人除我和嶽華兩人外，隻一位中年婦人帶著一隻狗，但她一個卻要了比我們兩人還多的飯菜，並且不聲不響又極迅速地把它們全吃了進去，而我們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為止。周圍幾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一家賣水果食品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買了幾個，剝開嚐嚐，真正“味同嚼蠟”。嶽華看了大笑，說這東西不是這樣吃法，應當用來做菜。我想不論做什麽我也不會再吃它了，剩下幾個就扔在了旅館的垃圾桶裏。
中午睡了一會兒，電話鈴響了，嶽華接完電話告訴我，老徐要來。
七
徐教授是下午三時左右來的。
這幾年我也算走了十來個國家，最普通的衣著見了，奇裝異服也見了，但從未見過徐教授這麽普通而又這麽奇特的裝束，他穿了一身純粹中國大陸農村家庭縫製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國布鞋，連頭發也是中國農村青年農民式的，若說普通，十年前大陸上八億農民中除去四憶婦女和兩憶孩子，其餘兩億大概都是這樣的服裝這樣的發式。奇特的是當今在大陸農村都已少見了的這裝扮竟出現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種中，我敢打賭徐教授這一身是絕無僅有的，真正的奇裝異服。
他的口音是山東味的普通話，性格也是山東式的直爽和執拗，他和我握過手，拉起嶽華和我就走，說：“先去辦事，有話路上說。”走出旅館。他領我們去乘地鐵。從地鐵站出來，他領著我倆東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機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館，然後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懶洋洋地坐在那裏等我們，我們要了點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櫃前割了些香腸、叉燒之類，切成一大盤，先端過來。他說：“我既是這裏的東家又是供應商，吃東西錢要照付，但給自己動手的特殊。”
和老徐相認了幾個小時，現在才有時間坐下談家常。他家是山東臨沂北鄉的湯頭。四十年代中我在這一帶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過，有這麽一點因緣，話題多了，壁壘就少了；他是四十年代末，隨著他上的中學：由臨沂而青島，青島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灣去的，在台北戲劇學校受完教育，到大鵬劇團工作，二十年前由台灣轉到法國，在這裏一間大學教中國文學。我認識的不少學中文的法國朋友，都聽過他的課。在法國漢學界也算是名人，我問他：“你在法國如此多年，何以還是這身國粹打扮？”
他說，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親手做的，頭發也是太太給剪的。太太八年前離開中國山東農村的。這裝束、這發式全是當時最時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時髦、最漂亮。老徐愛他的太太，隻要太太看著滿意，他認為自己沒理由反對；於是他就成了現在這模樣，而巴黎這地方對服裝是持有兼收並蓄、見怪不怪、越奇特越有價值的觀點的。老徐這身打扮從沒有人認為不時髦，我聽了真想把這消息傳達給國內那些選服裝以洋化、港化為標準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的滿臉像開了朵細瓣菊花：太太名叫蘭英，他由衷地說：“我們蘭英真好，有了她，我什麽都變了。整個家像個家了，她帶三個孩子，還給服裝公司繡花，買菜做飯，做衣服理發，從沒叫過苦，我娶了她，經濟上也改觀了，以前一個人生活也那麽多工資。雖不貧乏，可也不富裕，現在我買了幢房子，還有積蓄。”
肥仔說：“最重要的是給你生了三個兒子！”
“那當然，那當然！”老徐毫不謙虛地說：“現在兩在上學，一個還小。還會說點話，法國話，兩個大的能說點中國話，複雜的不行。在法國孩子也是份財產，生三個孩子，國家每月給母親和孩子各兩千法郎的補貼。等於我一年寫本書，而且是銷路較好的書。”
我說：“隻對母親和孩子給補貼不公平，父親也付出勞動了！”
他說：“對父親也有優待，我乘公共車一律是收半價呢！蘭英車開得很好，可我還是乘地鐵，安全，便宜，比別人便宜一半。”蘭英是他們鄰縣，莒縣人，莒縣我也住過，這地方很貧瘠，但是出名人，劉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戶，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鐵修，抗日戰爭時帶著武工隊隻身打據點。日本人聞名喪膽，後來負了傷被日本軍隊捉住，用盡酷刑，毫不動搖，終於又被中國軍隊救了出來。他的事在家鄉像傳奇故事般到處流傳：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個劇團演過戲，而且就演丁鐵修的故事。一說蘭英是那裏人，自然感到親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說：“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來接你們，到我家吃中飯。”
八
老徐竟然有兩處住房，一個在塞納河邊距拿破侖波舒巴特的墓地不遠處的一幢樓上。他在這裏租了三間房子，房東老太太到過中國，十分善良，老徐結婚後，蘭英來到法國，第一位法語教師就是這位c夫人，c夫人教蘭英法語，發現這個學生這麽勤奮，這麽聰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這麽孤獨，於是自願地當了她的保護人，從蘭英生下第一個孩子開始，她又兼了孩子們的教母、養母和家庭教師，一句話三個孩子大部分時間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們吃、住、玩、清洗衛生、入學前的幼兒教育。孩子們管她叫奶奶，老徐和蘭英在不在家孩子們無所謂，可這奶奶若不在就沒了主心骨。老徐當然很感激這位房東，實際上也是拿她當親眷看。可山東人的怪脾氣實在難改，有時一犯脾氣就幾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無所謂，孩子們和蘭英照樣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獨立性”，又在聖母院廣場附近買了一處房子。這是一幢高屋建築的最下一層，把著街角，因此兩個門開在兩條不同的街上，如果開商店，無疑這是個好地點，但老徐把前麵門的鐵合頁門一開到底，從後門出入，這屋子地麵之上，是一大間和一小間，大間有近三十平米，小間十多平米，外加廚房和衛生間。而地麵之下還有同樣大小的地下室。地麵上這間大屋內，放著一個長餐桌，一套沙發，一架電視機，還有個書櫃，但沒有寫字台，在小間裏放了一個折疊單人床，在床、桌、櫃之間是各種有用和沒用的雜物，如玩具、兒童畫冊，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還有個兒童車，而偌大的地下室裏，幾乎什麽家具也沒有，上有一架錄音機和多得數不清的畫冊和兒童玩具。根據這些陳設，你怎樣也猜不出這間屋子做什麽用。給我隻留下一個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現代西方，生活方式絕對是中國山東農村的。
我問老徐，這棟房子他平時作什麽用？他說這裏離兩個孩子的學校近，他們中午下學可以上這兒來吃飯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邊過夜。白天全家和孩子們一起到這兒來。孩子去上學，他就在這兒備課、讀書，蘭英可以在這兒繡花、洗衣、做針線。不過也不是每天大家都進來。總之要有一個大人陪著過來。如果他們倆都沒有空，也有房東夫人陪兩個大孩子過來的時候。善心的“奶奶”中午為兩個孩子做中飯，晚上再把兩孩子帶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開車送到這裏，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樣，自己下廚房去燒水、煮咖啡。老徐利用這個時間把扔在地上的畫冊、報紙和各種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這時後門外有了腳步聲。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用力推開門，大叫著闖了進來。接著又跟進來一個和這孩子一模一樣、除去喊叫的聲音外，其它都小了一號的孩子。再後邊就進來一位婦女抱著個又小了一號，和前邊兩個孩子長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這婦女無疑就是蘭英了，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我肯定見過這個人，甚至從她孩童時代就認識她：因為她的衣著、神態、語音都是我多年來看慣聽熟了的。我簡直不相信這是在巴黎，連在北京也很少見到這樣打扮的婦女了，隻有在十年前的山東山溝裏我才能碰上這樣的婦女。她們的聰明、美貌是那山區裏人的驕傲，而她的衣著也就為那地方的少女們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紅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淺灰褲黑布鞋，頭發齊領口。不吹不燙，隻在左側卡了一個金色的發卡。她的身材是標準的中國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稱而不誇張。臉上仍保留住露天勞動時染上的陽光的色彩。老徐事先對她介紹過我，所以進門來頭句話就說：“友梅大哥還沒到嗎？”這樣純粹的山東鄉音我已多年沒聽到了。聽了無限親切，我正要回答她的問話。第二個孩子和肥仔談話的聲音大了起來。他倆都用法語。兩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摟著他。孩子說很長一串話，肥仔簡短的問了句什麽，孩子又指著他媽媽大聲說了幾句，這時蘭英忍住裝出一副嗔怒，衝他們倆說了起來。她的法語那麽悅耳、自然。雖然我聽不懂意思，但聽得出完全像她說山東話一樣地道，何以見得？我是從語氣、語感、神態上判斷出來的。這三個人說法語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說；肥仔半閉著眼——我懷疑他已有一半在睡著——附和著孩子說些什麽同情的話，蘭英一邊在做事情——將懷中孩子交給老徐，理正自己衣服，從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間去洗手，拿著青菜到灶間去洗做……一邊假嗔地反駁著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邊笑，我問老徐他們在談什麽？老徐說孩子在抱怨這兩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渾身是皰；肥仔說蚊子總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媽媽沒替他們把門窗關好和沒有用殺蟲藥去殺它們；蘭英申述自己不噴殺殺蟲藥和不應當把一切責任全歸於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們說中國話，不然我們至少有兩個人不能參與他們討論。大的和中的兩個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議，他們一張嘴我才知道，他們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東土語，他們發“躺著”叫“切著”，稱“我”為“俺”，一句長長的這種山東土話，中間還要加上不少法語詞匯，嶽華聽了苦笑說：“我聽他們的中國話比聽法國話還要費力氣。”
蘭英就在和我們的答話中，洗了菜，和了麵，攔了餡，並且動手包餃子，我們要大家動手，她說用不著，這幾個人吃飯不夠她忙的。老徐在巴黎住了十年，一度在華人社區以“風流才子”聞名，黃發白膚的女朋友交了一個又一個，最後打定主意：要成家還是得找中國姑娘。中國一般的地方還不行，必須是他的故鄉山東人。一九七八年，在他離開大陸三十年之後，他第一次返鄉去探親。據他自己說，他是少小離家，思鄉心切回去的，並不是為了找對象才回鄉。我無意評價他這句話的誠實程度。總之他剛到山東省城，還沒有回到老家，他們縣裏已經有人知道他有意“找個媳婦帶出洋去成家”，並且替他認真籌劃了。
那時候中國的社會風氣和今天還不同。今天有親戚在海外定居，和有親戚在要害崗位當官一樣，成了是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羨慕之事，而十年前若誰家有親戚作了“外國人”，那可跟有親戚在蹲監獄差不多，是個令人側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兒誰會嫁給個假洋鬼子呢？
農民自有農民的心計，他們一下就把視線對準了蘭英。
蘭英人好，心好，模樣俊，能幹活，可是命運不好，她爺爺的爹是“地主”，盡管她生下來時整個中國大陸已沒有一個地主了，可“***”仍要她為祖宗的剝削行徑負責。把她從青年農民的隊伍裏區別出來，列入黑五類子女中去，讓她在眾人的歧視、蔑視、敵視下生活。村民背地裏同情她，盡量不難為她，但誰也不會拿屎盆往自己頭上扣，去和她家攀親戚。所以盡管已經過了當地姑娘們習慣的結婚年齡，她連個向往對象還沒有。老徐的到來、人們認為這是天賜良緣！一個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錯，還會嫌人家住在外國嗎？對於老徐方麵呢，大家想在外國地主資本家，既還沒打倒，蘭英的出身不會引起老徐的顧忌。
果然，老徐回到村中，人們一提，對方就表示願意見麵一次。見麵談了一上午，兩邊就都笑嘻嘻心滿意足地把婚約定下來了。並且講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給蘭英辦移民手續，護照簽證一到手，立刻來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來不了，請個朋友來代他接，隻要有徐的親筆信，蘭英就跟著去。
幾個月後蘭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問蘭英：“就見了一麵，你怎麽就敢答應老徐？你怎麽知道他不會騙你？”
蘭英說：“這人一看就是實在人，出去幾十年，還不忘鄉下老家；他不嫌棄我我還嫌他什麽？”我說：“你以前出過遠門嗎？”蘭英說：“連俺們縣城我都沒到過，沒坐過汽車。”“那你怎麽敢上巴黎這麽遠地方來？”蘭英說：“嫁雞隨雞哩，不管多遠，他在哪裏哪裏不就是我的家嗎？”我說：“你也沒問問巴黎是什麽樣？”這時老徐在一邊插嘴說：“她問了！巴黎遠還是新疆遠？坐飛機頭暈不？”
我笑道：“她沒問問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適應？”
蘭英說：“不問那個，再困難也不會比我在村裏的處境更困難，再辛苦也不會比我在山東種地更辛苦，我沒有受不了的罪。有個貼心人有自己的家，我別的啥也不怕！”
蘭英到巴黎後頭一個困難當然是語言關。老徐想，她連小學也沒上過，中國字還不認識幾個，這法文她能學會嗎？出乎意外，她隻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就成巴黎華人社區中法語冠軍了。她說她就是用兩手掄鎬頭開山種地的勁頭來學法語的；老徐補充一句，說在沒任何思維習慣。現在她給家裏寫信要用法文寫，寫好請老徐幫她譯成中文；看香港來的電影，有法語對白她能全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竅不通了。她用開荒種地的精神去學開車，結果車也開得很好，學會法語和開車兩項本領，她的生活就完全打開局麵了。她本來在農村就學會多種手藝。她自己做豆腐、醃鹹菜，給丈夫和孩子縫衣、理發。有餘暇還為一個服裝店做手工繡花。她繡的花很受歡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說：“自從有了我們蘭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而且還有了儲蓄了！她比我強！”
九
過了三天，李導演率隊來到了巴黎。
這一隊共六人。導演夫婦、李小姐、夏副導演、我內子。還有同路來度假的李導演的外孫女。李太太不辭辛苦為我們操辦夥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嶽華，全部工作人員隻有六人。這和國內我見過的外景隊那副浩浩蕩蕩火車小車排成隊陣勢相比實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雇臨時工，租車租機，自然是方便和節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細算作法有關。我發現李翰祥先生有個特點：個人生活講舒適，交朋友一擲千金；但在製片成本上精打細算。自己私房錢放手花，公用投資分厘必爭，這是個好作風。
我們從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輛小麵包車，嶽華當兼職司機，把全隊人拉到我們住的旅館吃早飯，嶽華報告了準備工作的情況。隨後就拉著全體人員和行李去找旅館，我們住的這家不便工作。又看了幾家也不滿意，最後選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館，地處塞納河邊、鐵塔近旁。這是個公寓式的旅館，有廚房可用，李導演幾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過。房間分好後，進得屋中李太太四處一看，大聲叫道：“真有這種事！”用手指著牆上一顆釘子說：“這還是我住過的那間屋子。這釘子是我釘來掛書的！有此為證！”
趁安排行李之際，我辨認了一下方位，這旅館應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東邊是日光大廈，西邊是鐵塔、拿破侖墓地，南臨塞納河，最近的一條橋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條。這裏要說明的一點是，我所講的“東西南北”全由我的直覺而定，就是我假定麵前的塞納河在南麵，以左右為東西。本來我有一幅巴黎地圖，按圖述文是不會錯的。正動筆時徐教授忽然到了北京。我想精益求精一下，以便說得頭頭是道。讓讀者覺得我熟悉巴黎，作文嚴緊。就把圖交給徐教授，請他翻譯一下街道名，定一下方位。徐教授痛快地答應了，把圖拿去就從此回了巴黎。連地圖也隨他回了老家。這下就使我露了餡。
吃過中飯，我們就去看外景，頭一站是“紅磨坊”。我看過“紅磨坊”的照片，與照片相比，實地要差得多。那個“風磨”實在簡陋，完全是塊布景片。街道氣氛，有點像紐約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擁擠些。由此我們又轉往香榭麗榭。八月份的巴黎，百分之八十的人大概都集中在這兩條街上。不過巴黎當地人很少，從服飾、語言、膚色分辨，多是外國遊客，八月份巴黎人遊出去，騰出巴黎讓外國人來遊。大家都是這麽遊來遊去。世界熱鬧起來，交通業買賣興隆通四海，滿不錯。
十
第二天開鏡，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個鏡頭：“鄧友梅和李翰祥、嶽華三人在香榭麗榭閑逛，走進咖啡廳，坐在桌前閑聊。背後是一麵玻璃牆。牆外遠處是凱旋門，近處是麗都豔舞廳。滿街的車，滿街的人，滿街的時裝和歡聲笑語。”朋斯先生把個攝影機放在我們對麵桌上，開機拍攝，咖啡店的侍應生先有點莫名其妙，鬧不清這幾個黃種人搞什麽名堂，隨後就大感興趣。等他明白過來這是用他的地方進行工作應當收費和製止時片已拍完，李導演說聲“麥西”告別走了。當晚看樣片，發現自然的街景，生動的群眾演員使畫麵十分精彩。導演先生還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為這個片的投資人感到高興。
這片的王要投資人謝老板，果然在第三天從美國也趕到巴黎來了。
謝老板來的前一天，拍片之餘我們去逛了一下巴黎的跳蚤市場。這裏有幾家古董店中陳列著中國鼻煙壺。李導演是“大內行”，至少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大內行”。我是“二內行”，也是自封的。“大內行”在一家店看中兩個煙壺。正在討價還價之時，肥仔和嶽華跑來告訴我說他們發現另一家有個煙壺很不錯，有位臨時幫助打燈光的華人小夥子說：“你要靈快去，不然李導演看見會搶去”。我去看看，是個料壺，內畫“風雨歸舟”和殘荷，有三條小紋。要價二百法郎。我細看一下，題款是“樂元周氏”。我想法國人不懂中國事，周樂元豈是二百法郎能賣的？故意還他一百法郎，他痛痛快快賣了。當晚回來我們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傳閱。隻見翰祥買的一個是仿任伯年“蘇武牧羊”圖，畫得頗精。題款是“一壺齋”。我告訴他“一壺齋”是王習三的畫室名，他大為高興。後來細看，有“子藝”二寧。劉子藝是習三的登門弟子，也算名家。這個花了兩千法郎，價錢公道。另一個是彩瓷的，雖不錯，不算精。至於我那個，“大內行”說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一百法郎算什麽呢？”我們都很高興。我回國後見到習三，拿壺給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遲疑地說：“假的！”並說：“中國寫煙壺的作家，跑法國去買件假古董，傳出去未免丟麵子，你還是收起來吧。”從此我就把它入了庫。
“大內行”的煙壺卻有了出息。謝老板到了巴黎，我們一起去塞納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請他當特約演員，把那隻好而不精的煙壺塞在他手裏，叫他一邊觀看兩岸風景一邊聞鼻煙。開麥拉就對他拍個不停。銀行家辦事大概是挺認真的。又是頭一次當明星，盡管不斷打噴嚏，還是按導演要求把整個鼻子都抹黃了。片拍完後，翰祥說：“你投資拍這片，又上了鏡，應該留下這煙壺作紀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讓給你，上邊貼價線，我一個法郎也不多收你的！”謝老板很高興，從此那煙壺就歸了他。
“大內行”此後又買了幾件東西，都是極真極好的。隻有一件東西又和我發生點爭論。那是件孔雀藍小罐，他說是元朝的，我有點懷疑。他舉出各種理由證明確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堅持。過了兩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來訪，他叫那位朋友鑒定這是什麽朝代的？那朋友不說年代，隻說這是波斯瓷器，李大導演雖不服氣，離開巴黎時他卻把這珍貴的元瓷送給徐教授作紀念了，徐拿回家給蘭英看。蘭英說：“這麽好看的罐子用來放鹽太可惜，放別的又適用，擱在桌上當擺設吧！”不過我認為翰祥眼光不會錯，那東西可能還是元朝的，誰敢說元朝時波斯不會燒瓷器呢？何況這罐子是交了幾千法郎買來的？後來聽說翰祥在澳門開了間古玩店，名叫“古月軒”。我向他祝賀，並問他：“是你自己鑒定貨品嗎？”他說不是。另外請了專家主持店務，而他一位女兒在大學學的也是有關文物的課程，這當然就十分保險可靠了。雖然如此，我仍認他為“大內行”。
十一
在巴黎拍攝的重點是兩個地方，一個是羅浮宮前邊的古玩商場，一個是埃菲爾鐵塔。羅浮宮前的古玩商場是個幾層樓的大市場，布滿了一個賣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樓上有一家店專賣中國古玩，收有石煙壺。老板先生四十多歲，頗有風趣。我們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們拍片，並且現身說法演這個店的經理。劇情是我逛到這兒買古董，碰上李導演和嶽華。他們和經理在討價還價，評論煙壺的好壞，我插上一句話，幾個人就認識了。問起我來巴黎的原因，我說來觀賞巴黎珍藏在鐵塔上的一隻煙壺。這煙壺是李鴻章訪法時送給法國朋友的。小說裏當然沒這一段。這是李導演的再創造，純係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國古董商很會演戲，他說他的法國話，我們說我們的中國話，但配合默契、嚴絲合縫。將來放映時一定會造成個效果，認為我們三個人都會說法語，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這是有準備的，倒還好說。還有一段是我進入另一個店，老板是法國老太太，事先我們沒告訴她攝影師朋斯先生躲在門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問我話，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無準備聽得莫名其妙！衝我笑嘻嘻地又說了一長串法文。我照樣回她一大篇中國話。老太太哭笑不得，作了個怪臉，朋斯先生把這一切拍下來。晚上看樣片，竟像我們兩人談得很熱烈。我希望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錄音。因為我跟老太太說的是全不相幹的話。而且一高興還說了幾句日文。我以為老太太是外國人，日文也是外國話，或許她能懂一點。可惜從表情上看她聽日文和聽中文完全一樣，都是一副苦惱的笑容。
上菲爾鐵塔拍片遇到了點麻煩。不僅要先向***登記，而且要收不少的費用。幸虧在法國外交部和***我各有幾個朋友，他們聽說要排我的小說，而且有宣傳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幫忙，廣開綠燈。隔了一天就發下許可證來。不僅不收拍攝費，連登電梯的票錢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國這項總結十分可貴，這次巴黎拍片，若沒有巴黎朋友們的熱心幫忙，決不會如此順利。拍戲需用幾隻好煙壺，徐教授就借來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著箱子陪我們東奔西跑。需用雜物、食品，要人領路作翻譯，肥仔義不容辭。肥仔自己對拍片沒興趣，開車把我們送到，他就找個地方去“吃點什麽！”我的事少，他就總拉我去，他總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攤檔。並且總有胃口“吃一點！”買東西還價他也最內行。似乎巴黎擺攤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們還請了一位女攝像師和燈光助手，全是華裔，熱情幹練得很，這位女攝像師住在風化區，我們要去見見世麵她願作向導。我問她為什麽要住在那裏？她說：“單身女人住在這種地方最安全，到這裏來的人是花錢的，不會發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在巴黎期間，最輕閑的是謝老板和我們夫婦，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多觀光。拍片地點就在羅浮宮外，我幾次去羅浮看它珍藏的藝術品，看到維娜斯、蒙納麗莎的原作，實在是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獲。這兩件作品我都見照片和複製品。“蒙納麗莎”的照片，多半印製較好，大體上能傳達原作的形象。而維娜斯的複製品實在太多，太劣了。見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麽美，而又被複製品、仿製品糟踏得那麽厲害，我想應該有個法律，禁止維娜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複製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組現代派雕塑也極精彩，那本是容易仿製得像的，不知為什麽反倒沒有人仿製它，大概是沒有維娜斯的欣賞者多吧。人怕出名豬怕壯，這話對雕塑也實用。
在凡爾賽和羅浮，都看到有關拿破侖的油畫。這使我聯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國時去魏瑪參觀歌德的故居，無意中在公園裏見到拿破侖的一輛馬車。他乘它從莫斯科逃跑回來，走到魏瑪馬車出了毛病，倉促間把馬車扔下，騎上馬逃回法國去了。這車便被當地人保存下來；二次大戰德國受到炮火的衝刷極烈，這馬車竟安全無恙，後來我到莫斯科時，又特意去看了當年拿破侖停留過的房屋。現在看這些畫，真有說不出的感慨，拿破侖一生，大起大落，轟轟烈烈，幾乎到了一跺腳地球亂顫的地步。到頭來不過為後人添幾處旅遊地點留幾句消閑談資。人生真如白駒過隙，倒還是盡自己所能，為人類進步種一株草，植一棵樹，砌一塊磚，加一片瓦。對人民對社會問心無愧，也就死而無怨。我欽敬托爾斯泰老先生。他創造的拿破侖比拿破侖本人更有生命力。
在巴黎我更感興趣的是觀察它的世俗民風。我覺得在法國的人比美國人生活得安逸，比日本人閑適，比德國人輕鬆，比香港人從容，明顯地感到歐洲傳統文化素質。青年人雖也像美國和西德等處一樣穿著隨便，行為爽朗，但老年人則多半衣冠嚴正行為規矩。他們看豔舞時一定穿西裝、打領帶，女士則著夜禮服。“麗都”的豔舞表演也並非像人們想的那麽色情。場麵壯觀，編排用力，演出時台上認真，台下嚴肅，很少有引起人邪惡念頭的成份，倒還是“美的展示”與“美的欣賞”成份居多。中國人不欣賞、不習慣、不提倡、不準許全可以，但不必用我們的尺度去量別人的鞋子。
巴黎當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業。並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歸，車子從“山東街”開過，看到幾位神女，身著黑皮夾克，左手執皮鞭，右手拿鐐銬，一副凶神夜叉模樣。據說巴黎正時興性虐待式的作派，在巴黎輕薄少年中這扮相最有魅力。這很好，因為中國人看了多半會嚇得落荒而逃，馬上聯想到法西斯集中營的嚴刑拷打，決不會被勾引落水的。有兒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結束，我們轉赴倫敦，內子因為到了巴黎才辦英國簽證。雖然法、英兩國的朋友盡力幫忙，但時間太緊，這時尚未辦下來，隻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負起了照顧之責。弄了幾天，簽證仍未下來，我太太決定不去倫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氣不平，臨行前跑到英領館去發脾氣。誰知她把氣語剛說完，負責簽證的英國朋友就說：“太太，簽證下來了，我們正不知道到哪裏去找你呢！”馬上她就轉怒為笑。又把回香港的機票換成去倫敦的機票。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協助下辦的。包括她發脾氣的話也由肥仔作了高質量的翻譯，至今說起來，他對老徐、蘭英和肥仔還滿心感謝。唯一有點美中不足之處，是肥仔送她去機場的路上，開著車又打起瞌睡來，車子像舞龍燈一樣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動著飛跑，嚇得她兩腿發軟，下車後幾乎沒力氣上飛機。
一位作家朋友曾對我說：“寫文章的人一個勁的追求‘知名度’，這是很傻的。知名度遠趕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對這番話的正確性我從未懷疑過，但對它真正有深切體會，是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嶽華同行。辦理機票時，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見手執機票的是“大醉俠”，真是眉飛色舞，滿麵春風，和言細語，有求必應。笑嘻嘻地在機票上簽了兩個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機艙緊急出口處的第一排，而前一條通道，可以伸開腿睡覺，站起身伸懶腰，萬一出了什麽事故，跳傘也比別人搶先，比起兩個月前去美國，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那次是十四位作家，什麽張潔、李存葆、祖慰都是滿有度數的名家，上了飛機老老實實和我一塊擠在又窄又悶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帶了位不滿一歲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將來肯定會成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來嗓門又大，氣力又足，從太平洋西岸一直哭過東岸。耳朵聽著這哭聲，兩條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著，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後來張潔實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給她換個位置。那是新加坡飛機，空中小姐叫她講華語，又是女性，這才動了惻隱之心，為她換了個離哭聲遠些的座位。根本沒問她會不會寫小說。
這次的旅行還有一個優越處：法航飛機上的酒好，而且滿足供應。什麽時候要什麽時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開腿閉上眼，一路上騰雲架霧，就有點半仙之體了。當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為便宜酒喝多了些，飛機停在孟買時，糊裏糊塗隨人群走下飛機去轉了一圈。看到商店裏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頗為精致，就買了一尊。第二天醒來再打開看，發現竟是一對印度青年在擁抱，春色濃豔，毫無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這驚訝與懊悔間到了巴黎。
二
到巴黎是淩晨。出門的人很多，我和嶽華分別排在兩行。我這一行進展較快，邊防人員看看護照，衝我笑了笑，說了句法國話。我衝他笑笑，說了中國話。他蓋了個章我就出來了。他說的什麽我一點不懂，我說的估計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後走著的也是幾個中國人，我便問他們：“則才那法國人對我說什麽？”他們熱心地向我解釋，為我翻譯，但他們的話並不比法國話更好懂。我費了半天勁，隻分辨出他們講的是溫州話，話的內容還是不明白。
出了關，我就站在大廳裏等嶽華。他那條隊排得很長。等他出來，已沒有多少人了。我問他：“現在上哪兒去？”
他說：“哪兒也不去，等朋斯先生來接我們。”
我問：“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說：“沒見過，不過不要緊，中國人總會互相認出來。”
我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國人，而且他也沒見過。
我們的飛機提前到達了，天還剛拂曉，巴黎人大半此時還在睡覺。我百無聊賴地站在大廳看人、看狗——一個法國人運了一箱大小七條狗，狗長得都不像狗樣兒，方腦袋、圓腦袋、三角腦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種形狀，染成各種顏色，有點像我在美國和日本看到的應克頭發。遠看巴黎的交通圖，因為不認識法文，越看越亂。正這時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話打招呼：“儂阿是嶽華先生？電影上見到過的，還是格漂亮來……”原來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三
朋斯先生中等個兒，戴一副近視鏡，滿臉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見他就想起狄更斯筆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聰明、漂亮。先生不大說話，隻是笑著點頭、握手、搶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問好，道歉晚來一步，說一口地道的上海問話，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話，有時夾一兩句我聽不出地道還是不地道的英語或法語，總之我們在一片友好熱誠的氣氛中被送上汽車，朋斯先生駕車拉我們直奔往巴黎。
我對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為它的建築壯觀和市麵的繁華，是因為它實在清靜。八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曬太陽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見人，偶然過一兩輛車，也是懶洋洋的。在北京擁擠慣了又到香港更加擁擠的過了幾天，一到巴黎馬上覺得格外的清靜、安靜、整潔、從容，遠遠看見了鐵塔，從凱旋門近處轉了個彎，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也睡意蒙矓。
朋斯先生把我們送到雨果廣場附近一個僻靜街上，這街上接連有幾家三星的旅館，我們住進挨近廣場的一家。三層小樓，房間不大，壁紙和家具的顏色有點俗氣，令人想到左拉筆下寫過的巴黎小旅館。我估計這旅館年齡也決不會比左拉小。洗過臉後，朋斯先生請我們去飲咖啡。他領我們走出旅館，轉進一條街，來到直通凱旋門的一條街上，伸手掏鑰匙，打開一間咖啡店的門，屋裏空無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門關上，朋斯先生放下幾張椅子請我們坐下，他就到櫃台後邊自己動手煮咖啡。我問朋斯太太：“怎麽店裏沒有人？”她說：“他們全休假去了。我們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鑰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開門來煮，喝完鎖上門走人。”
喝咖啡中間聽嶽華和朋斯先生談話，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電影圈，是頗有修養和名氣的攝影師，後來洗手不幹，來巴黎開飯店開酒吧和咖啡廳，再後來則也不開飯館也不開酒吧了，並且把咖啡廳也賣了出去，這間咖啡廳就是他賣出去的，買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開門自煮咖啡的權利。這次來巴黎拍片，翰祥約他當臨時攝影師。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戀他的老行當，欣然答允，重作馮婦，隻是說：“我沒得機器！”
嶽華說：“我們去租。”
朋斯說：“八月份，統一休假了，租不到。”
嶽華說：“租個工作用電視視攝像機也可以的。”
朋斯：“沒有玩過那個東西，怕玩六靈光。”
他們約好睡一覺後去租機器，朋斯先生就鎖上咖啡廳的門送我們回旅館。他有一輛很新的雷諾車，車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輛車完全法國味，他二位身上法國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隨身總帶個小錄音機，錄音機裏反複放《蘇三起解》。我問：“誰唱的？”她說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問她有小孩子沒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說：“我們的孩子上個月死了……”我抱歉說：“對不起，我不該這麽問。”朋斯先生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照片說：“這就是我們孩子的照片，滿漂亮吧。”
我鄭重地接過來看，照片上是一支小狗，滿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作他的兒子，大概是公狗。同時我也為朋斯夫婦感到一點安慰，這樣的兒子我相信還可以再找到一個，不致使兩個善良的人成為絕戶的。
四
睡醒一覺後，朋斯夫妻果然來接我們。我們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說有兩個從北京來的琴師在給她們說戲。在票房門口我碰上北京來的母女二人。女兒早來定居了，似乎是京劇界的。老太太剛來，一聽我說北京話，大家就談得很親切。老太不喜歡巴黎，覺得什麽也不對味。“您瞧瞧，滿街都說外國話。咱說中國話的倒成了外國人了！我怎麽也轉不過這個彎來。”我說：“您也常來聽他們唱幾段嗎？”她說：“我就來聽聽自己人說中國話。盡管他們說的事跟我多不挨邊兒，可我全聽得懂哪！這比唱的還好聽哪！”
我們到拉丁區一家出租機器店問了一下，那裏說九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機器出租，但打聽到在聖母廣場附近還有出租店。這時大家已經餓了，決定先去填肚子，順便看望嶽華的老朋友劉先生和劉太太。
劉先生開的中國菜館叫錦豐園，中等門麵。他隔壁一家同樣的門麵房屋大敞著門，似乎在搬家。有幾個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家具中間，彈著吉它唱歌。這時已過了中午的開飯時間，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隻有一個法國學生在吃餛飩麵，一個中國青年陪他聊天。劉太太和劉先生意外地看見嶽華和朋斯先生，高興得笑不攏口，忙招呼我們坐下，先弄來點小吃和飲料，陪我們談天。劉太太說：“我才買來韭菜，我給你們包餃子吃，嚐嚐是不是家鄉味。”劉太太說話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鄉味，一問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劉先生則是台灣人。攀談幾句之後，我大致就知道了劉太太的情況：四十年代末上學的時候，隨著學校逃到台灣。在台灣和劉先生相認、戀愛、結婚，隨後逃到了巴黎。幾十年下來，事業頗有發展。兩個孩子都長大了，一個在工作，一個大學將要畢業。坐在旁邊吃餛飩麵的那個法國青年就是他小兒子的同學。隔壁那個門麵房出是劉太太的，他租給了幾個黑人作生意，但那幾位卻賴著不交房錢，劉太太無法隻好告狀。
我說：“唔，房子騰空後，餐館可以擴大一倍麵積了，您的生意會更有發展。”可是劉太太說：“我不想再擴大了，現在收入很好。做兩年我們該領養老金了，孩子們也不需要我作資助，我們要歇一歇，過點清靜生活了。”
這使我很意外。我認識幾個定居美國的朋友，他們隻要有機會就擴大自己的事業與收入，很少見過這種“知足長樂”的超脫精神。我對劉太太頓起敬意，並且懷疑這是法國風尚與美國不同之處。忘了以前上學時聽有位老師講過，說法國人懂追求安逸，樂於享受，與美國人那種事業競爭高於一切作風有所不同。我覺得有些道理。
我和劉太太談話間嶽華去打電話，撥了許多號碼，終於找到了那位被稱作肥仔的朋友楊安明。恰好韭菜餃子端上桌時，肥仔來了。名不虛傳，這真是一個可愛的人。
五
肥仔實在是個可愛的朋友。沒見到人我先見到車，這是輛滿不錯的雷諾跑車，可是天知道怎麽弄得這麽邋遢，仿佛不是這裏少個螺絲就是那裏少個零件，若認真去檢查卻又什麽也不少。肥本人和他的車一樣，質地很好卻邋裏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碩大的圓襟襯衫（這襯衫很可能原來是白色的）、黑褲子，腳上一雙塑膠拖鞋，拖鞋的右跟已經很薄了。戴著副黑架近視鏡，滿臉笑嘻嘻，仿佛睡醒，問我們：“什麽時候來的？我怎麽一點也不知道？”聲音很甜，而且懶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話。這句話沒說完又對那吃飯的法國學生用法語說了句什麽，那學生笑了，隨後又向門外的一個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語：那孩子正偷著去捅他的汽車，一聽他說話撒腿跑了。這時坐在門外的幾個黑人就笑著大喊，肥仔探出頭去又用英語喊了幾句，這才笑嘻嘻擠進我們桌前坐下來。劉太太說：“巴黎好像沒有一個人不認識肥仔的，一樣去買東西，他都會比我們便宜些。”
嶽華問肥仔現在作什麽？他說供應巴黎各中國餐館原料，這件事隻用他早上的時間，我問他：“你要開車給各家送貨，一早上忙得過來嗎？”他說用不著他送貨，告訴菜店、肉店、魚店要什麽，要多少，送給哪家就行了。我說：“這樣的采購，各餐館自己不可以辦嗎？”劉太太說：“有許多東西別人買不來，隻有肥仔去才能搶到手。”我問肥仔：“那麽剩下來白天、黑夜還有好多時間，你作什麽？”他說沒事幹。事情是有的，他不愛幹，錢夠用了，掙那麽多幹什麽？劉太太又來補充，說肥仔不斷的有新計劃，但多半沒實行，隻有買房子是他的樂趣，買了賣，賣了又買。肥仔並不反駁劉太太，隻說好多事幹到一半沒了興味，他在楓丹白露買了一大塊地，計劃挖成水塘養殖中國金魚，可是八年過去了，塘也沒挖、地還在扔在那裏。不地這幾年地價上漲，也許比他真養金魚賺的還多些。他還買了一幢房屋，專門接待中國來的留學生。中國學生住房免費，有的學生畢業了，回國後和他保持通信，請他回去參觀。他打算去，總在打算去，但始終沒去。劉太太說：“肥仔，你該成家有個太太。你的生活就正規了。”肥仔說：“我已經托回去的留學生為我找尋了，一找到合適對象，我就回國去見麵，所以我現在有不急著回去。”我問他：“為什麽要從國內找對象？”他說：“法國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來作老婆還要中國人，我們這裏的老徐教授，回去找來個太太，過得好美滿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個新話題。他們說徐太太是當今巴黎華人社區中法語說得最好，車子開得最好的，又是最會持家的。嶽華說打了好久電話，他家都沒人接。肥仔講：“不要找他。明天我開車去把他拉來給你就是。”
吃過飯肥仔開車拉我們去找旅館，為翰祥他們大隊人馬打前站。嶽華前些年在巴黎住過一家旅館，對那裏記憶猶深，但他說不出街名。盡管如此，肥仔還是把它找到了，實在不如嶽華說的那麽好。房間壁紙和地毯都是桃紅色的，叫人想起左拉小說中所寫的春光旖旎的場麵。房間低矮，樓梯窄狹，甚至走的步子重一點腳下地板都顫抖，我們把它否定了。我說嶽華所以對它有好印象，可能和當時旅館本身無關，另有原由。他說我這老大哥不厚道。肥仔又把我們拉到另一條街，這街很僻靜，在鬧市的身後。也是二三層的舊式旅店，周圍不斷有些阿拉伯流浪漢轉來轉去。我覺得有某種危險性，肥仔咧開嘴大笑，說：“我是叫你們看看，還有比剛才那個旅館更神秘的地方，這地方當然不能住。今晚我們不找了，去夜總會聽歌去，正經事明天再說。”
肥仔拉著我們又一次過了塞納河，鑽進一個很深的地下停車場然後乘電梯升往樓頂，進了一家夜總會。
這是一家華人夜總會，歌星、樂隊、侍應生和客人全是華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認識肥仔，肥仔一一點頭、問好，然後找個角落坐下來，點了飲料、食品，也點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來的，肥仔點了兩首歌，扔下一千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點的歌時，他卻昂在椅上打起瞌睡來了，我推推他，他說：“她的歌我都聽煩了，沒趣味！”我說：“那你為什麽還點？”他說：“熟人了，不好意思了！”我說：“你常來？”他說：“天天都來坐一坐。”“天天都打瞌睡嗎？”“是的！”“那為什麽要來？”“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別處也一樣沒意思，也要打瞌睡，交錢比這裏還多。”
肥仔睡完一千法郎，開車把我們送回了旅館。
六
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我們上午決定休息一下，八月份的巴黎雨果廣場，真清靜到了通街不見人影，不見車跡的地步。廣場上有一家餐館，在露天擺了幾副桌椅，我們就連吃館帶看街，客人除我和嶽華兩人外，隻一位中年婦人帶著一隻狗，但她一個卻要了比我們兩人還多的飯菜，並且不聲不響又極迅速地把它們全吃了進去，而我們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為止。周圍幾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一家賣水果食品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買了幾個，剝開嚐嚐，真正“味同嚼蠟”。嶽華看了大笑，說這東西不是這樣吃法，應當用來做菜。我想不論做什麽我也不會再吃它了，剩下幾個就扔在了旅館的垃圾桶裏。
中午睡了一會兒，電話鈴響了，嶽華接完電話告訴我，老徐要來。
七
徐教授是下午三時左右來的。
這幾年我也算走了十來個國家，最普通的衣著見了，奇裝異服也見了，但從未見過徐教授這麽普通而又這麽奇特的裝束，他穿了一身純粹中國大陸農村家庭縫製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國布鞋，連頭發也是中國農村青年農民式的，若說普通，十年前大陸上八億農民中除去四憶婦女和兩憶孩子，其餘兩億大概都是這樣的服裝這樣的發式。奇特的是當今在大陸農村都已少見了的這裝扮竟出現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種中，我敢打賭徐教授這一身是絕無僅有的，真正的奇裝異服。
他的口音是山東味的普通話，性格也是山東式的直爽和執拗，他和我握過手，拉起嶽華和我就走，說：“先去辦事，有話路上說。”走出旅館。他領我們去乘地鐵。從地鐵站出來，他領著我倆東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機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館，然後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懶洋洋地坐在那裏等我們，我們要了點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櫃前割了些香腸、叉燒之類，切成一大盤，先端過來。他說：“我既是這裏的東家又是供應商，吃東西錢要照付，但給自己動手的特殊。”
和老徐相認了幾個小時，現在才有時間坐下談家常。他家是山東臨沂北鄉的湯頭。四十年代中我在這一帶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過，有這麽一點因緣，話題多了，壁壘就少了；他是四十年代末，隨著他上的中學：由臨沂而青島，青島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灣去的，在台北戲劇學校受完教育，到大鵬劇團工作，二十年前由台灣轉到法國，在這裏一間大學教中國文學。我認識的不少學中文的法國朋友，都聽過他的課。在法國漢學界也算是名人，我問他：“你在法國如此多年，何以還是這身國粹打扮？”
他說，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親手做的，頭發也是太太給剪的。太太八年前離開中國山東農村的。這裝束、這發式全是當時最時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時髦、最漂亮。老徐愛他的太太，隻要太太看著滿意，他認為自己沒理由反對；於是他就成了現在這模樣，而巴黎這地方對服裝是持有兼收並蓄、見怪不怪、越奇特越有價值的觀點的。老徐這身打扮從沒有人認為不時髦，我聽了真想把這消息傳達給國內那些選服裝以洋化、港化為標準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的滿臉像開了朵細瓣菊花：太太名叫蘭英，他由衷地說：“我們蘭英真好，有了她，我什麽都變了。整個家像個家了，她帶三個孩子，還給服裝公司繡花，買菜做飯，做衣服理發，從沒叫過苦，我娶了她，經濟上也改觀了，以前一個人生活也那麽多工資。雖不貧乏，可也不富裕，現在我買了幢房子，還有積蓄。”
肥仔說：“最重要的是給你生了三個兒子！”
“那當然，那當然！”老徐毫不謙虛地說：“現在兩在上學，一個還小。還會說點話，法國話，兩個大的能說點中國話，複雜的不行。在法國孩子也是份財產，生三個孩子，國家每月給母親和孩子各兩千法郎的補貼。等於我一年寫本書，而且是銷路較好的書。”
我說：“隻對母親和孩子給補貼不公平，父親也付出勞動了！”
他說：“對父親也有優待，我乘公共車一律是收半價呢！蘭英車開得很好，可我還是乘地鐵，安全，便宜，比別人便宜一半。”蘭英是他們鄰縣，莒縣人，莒縣我也住過，這地方很貧瘠，但是出名人，劉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戶，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鐵修，抗日戰爭時帶著武工隊隻身打據點。日本人聞名喪膽，後來負了傷被日本軍隊捉住，用盡酷刑，毫不動搖，終於又被中國軍隊救了出來。他的事在家鄉像傳奇故事般到處流傳：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個劇團演過戲，而且就演丁鐵修的故事。一說蘭英是那裏人，自然感到親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說：“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來接你們，到我家吃中飯。”
八
老徐竟然有兩處住房，一個在塞納河邊距拿破侖波舒巴特的墓地不遠處的一幢樓上。他在這裏租了三間房子，房東老太太到過中國，十分善良，老徐結婚後，蘭英來到法國，第一位法語教師就是這位c夫人，c夫人教蘭英法語，發現這個學生這麽勤奮，這麽聰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這麽孤獨，於是自願地當了她的保護人，從蘭英生下第一個孩子開始，她又兼了孩子們的教母、養母和家庭教師，一句話三個孩子大部分時間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們吃、住、玩、清洗衛生、入學前的幼兒教育。孩子們管她叫奶奶，老徐和蘭英在不在家孩子們無所謂，可這奶奶若不在就沒了主心骨。老徐當然很感激這位房東，實際上也是拿她當親眷看。可山東人的怪脾氣實在難改，有時一犯脾氣就幾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無所謂，孩子們和蘭英照樣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獨立性”，又在聖母院廣場附近買了一處房子。這是一幢高屋建築的最下一層，把著街角，因此兩個門開在兩條不同的街上，如果開商店，無疑這是個好地點，但老徐把前麵門的鐵合頁門一開到底，從後門出入，這屋子地麵之上，是一大間和一小間，大間有近三十平米，小間十多平米，外加廚房和衛生間。而地麵之下還有同樣大小的地下室。地麵上這間大屋內，放著一個長餐桌，一套沙發，一架電視機，還有個書櫃，但沒有寫字台，在小間裏放了一個折疊單人床，在床、桌、櫃之間是各種有用和沒用的雜物，如玩具、兒童畫冊，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還有個兒童車，而偌大的地下室裏，幾乎什麽家具也沒有，上有一架錄音機和多得數不清的畫冊和兒童玩具。根據這些陳設，你怎樣也猜不出這間屋子做什麽用。給我隻留下一個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現代西方，生活方式絕對是中國山東農村的。
我問老徐，這棟房子他平時作什麽用？他說這裏離兩個孩子的學校近，他們中午下學可以上這兒來吃飯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邊過夜。白天全家和孩子們一起到這兒來。孩子去上學，他就在這兒備課、讀書，蘭英可以在這兒繡花、洗衣、做針線。不過也不是每天大家都進來。總之要有一個大人陪著過來。如果他們倆都沒有空，也有房東夫人陪兩個大孩子過來的時候。善心的“奶奶”中午為兩個孩子做中飯，晚上再把兩孩子帶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開車送到這裏，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樣，自己下廚房去燒水、煮咖啡。老徐利用這個時間把扔在地上的畫冊、報紙和各種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這時後門外有了腳步聲。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用力推開門，大叫著闖了進來。接著又跟進來一個和這孩子一模一樣、除去喊叫的聲音外，其它都小了一號的孩子。再後邊就進來一位婦女抱著個又小了一號，和前邊兩個孩子長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這婦女無疑就是蘭英了，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我肯定見過這個人，甚至從她孩童時代就認識她：因為她的衣著、神態、語音都是我多年來看慣聽熟了的。我簡直不相信這是在巴黎，連在北京也很少見到這樣打扮的婦女了，隻有在十年前的山東山溝裏我才能碰上這樣的婦女。她們的聰明、美貌是那山區裏人的驕傲，而她的衣著也就為那地方的少女們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紅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淺灰褲黑布鞋，頭發齊領口。不吹不燙，隻在左側卡了一個金色的發卡。她的身材是標準的中國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稱而不誇張。臉上仍保留住露天勞動時染上的陽光的色彩。老徐事先對她介紹過我，所以進門來頭句話就說：“友梅大哥還沒到嗎？”這樣純粹的山東鄉音我已多年沒聽到了。聽了無限親切，我正要回答她的問話。第二個孩子和肥仔談話的聲音大了起來。他倆都用法語。兩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摟著他。孩子說很長一串話，肥仔簡短的問了句什麽，孩子又指著他媽媽大聲說了幾句，這時蘭英忍住裝出一副嗔怒，衝他們倆說了起來。她的法語那麽悅耳、自然。雖然我聽不懂意思，但聽得出完全像她說山東話一樣地道，何以見得？我是從語氣、語感、神態上判斷出來的。這三個人說法語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說；肥仔半閉著眼——我懷疑他已有一半在睡著——附和著孩子說些什麽同情的話，蘭英一邊在做事情——將懷中孩子交給老徐，理正自己衣服，從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間去洗手，拿著青菜到灶間去洗做……一邊假嗔地反駁著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邊笑，我問老徐他們在談什麽？老徐說孩子在抱怨這兩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渾身是皰；肥仔說蚊子總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媽媽沒替他們把門窗關好和沒有用殺蟲藥去殺它們；蘭英申述自己不噴殺殺蟲藥和不應當把一切責任全歸於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們說中國話，不然我們至少有兩個人不能參與他們討論。大的和中的兩個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議，他們一張嘴我才知道，他們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東土語，他們發“躺著”叫“切著”，稱“我”為“俺”，一句長長的這種山東土話，中間還要加上不少法語詞匯，嶽華聽了苦笑說：“我聽他們的中國話比聽法國話還要費力氣。”
蘭英就在和我們的答話中，洗了菜，和了麵，攔了餡，並且動手包餃子，我們要大家動手，她說用不著，這幾個人吃飯不夠她忙的。老徐在巴黎住了十年，一度在華人社區以“風流才子”聞名，黃發白膚的女朋友交了一個又一個，最後打定主意：要成家還是得找中國姑娘。中國一般的地方還不行，必須是他的故鄉山東人。一九七八年，在他離開大陸三十年之後，他第一次返鄉去探親。據他自己說，他是少小離家，思鄉心切回去的，並不是為了找對象才回鄉。我無意評價他這句話的誠實程度。總之他剛到山東省城，還沒有回到老家，他們縣裏已經有人知道他有意“找個媳婦帶出洋去成家”，並且替他認真籌劃了。
那時候中國的社會風氣和今天還不同。今天有親戚在海外定居，和有親戚在要害崗位當官一樣，成了是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羨慕之事，而十年前若誰家有親戚作了“外國人”，那可跟有親戚在蹲監獄差不多，是個令人側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兒誰會嫁給個假洋鬼子呢？
農民自有農民的心計，他們一下就把視線對準了蘭英。
蘭英人好，心好，模樣俊，能幹活，可是命運不好，她爺爺的爹是“地主”，盡管她生下來時整個中國大陸已沒有一個地主了，可“***”仍要她為祖宗的剝削行徑負責。把她從青年農民的隊伍裏區別出來，列入黑五類子女中去，讓她在眾人的歧視、蔑視、敵視下生活。村民背地裏同情她，盡量不難為她，但誰也不會拿屎盆往自己頭上扣，去和她家攀親戚。所以盡管已經過了當地姑娘們習慣的結婚年齡，她連個向往對象還沒有。老徐的到來、人們認為這是天賜良緣！一個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錯，還會嫌人家住在外國嗎？對於老徐方麵呢，大家想在外國地主資本家，既還沒打倒，蘭英的出身不會引起老徐的顧忌。
果然，老徐回到村中，人們一提，對方就表示願意見麵一次。見麵談了一上午，兩邊就都笑嘻嘻心滿意足地把婚約定下來了。並且講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給蘭英辦移民手續，護照簽證一到手，立刻來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來不了，請個朋友來代他接，隻要有徐的親筆信，蘭英就跟著去。
幾個月後蘭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問蘭英：“就見了一麵，你怎麽就敢答應老徐？你怎麽知道他不會騙你？”
蘭英說：“這人一看就是實在人，出去幾十年，還不忘鄉下老家；他不嫌棄我我還嫌他什麽？”我說：“你以前出過遠門嗎？”蘭英說：“連俺們縣城我都沒到過，沒坐過汽車。”“那你怎麽敢上巴黎這麽遠地方來？”蘭英說：“嫁雞隨雞哩，不管多遠，他在哪裏哪裏不就是我的家嗎？”我說：“你也沒問問巴黎是什麽樣？”這時老徐在一邊插嘴說：“她問了！巴黎遠還是新疆遠？坐飛機頭暈不？”
我笑道：“她沒問問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適應？”
蘭英說：“不問那個，再困難也不會比我在村裏的處境更困難，再辛苦也不會比我在山東種地更辛苦，我沒有受不了的罪。有個貼心人有自己的家，我別的啥也不怕！”
蘭英到巴黎後頭一個困難當然是語言關。老徐想，她連小學也沒上過，中國字還不認識幾個，這法文她能學會嗎？出乎意外，她隻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就成巴黎華人社區中法語冠軍了。她說她就是用兩手掄鎬頭開山種地的勁頭來學法語的；老徐補充一句，說在沒任何思維習慣。現在她給家裏寫信要用法文寫，寫好請老徐幫她譯成中文；看香港來的電影，有法語對白她能全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竅不通了。她用開荒種地的精神去學開車，結果車也開得很好，學會法語和開車兩項本領，她的生活就完全打開局麵了。她本來在農村就學會多種手藝。她自己做豆腐、醃鹹菜，給丈夫和孩子縫衣、理發。有餘暇還為一個服裝店做手工繡花。她繡的花很受歡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說：“自從有了我們蘭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而且還有了儲蓄了！她比我強！”
九
過了三天，李導演率隊來到了巴黎。
這一隊共六人。導演夫婦、李小姐、夏副導演、我內子。還有同路來度假的李導演的外孫女。李太太不辭辛苦為我們操辦夥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嶽華，全部工作人員隻有六人。這和國內我見過的外景隊那副浩浩蕩蕩火車小車排成隊陣勢相比實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雇臨時工，租車租機，自然是方便和節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細算作法有關。我發現李翰祥先生有個特點：個人生活講舒適，交朋友一擲千金；但在製片成本上精打細算。自己私房錢放手花，公用投資分厘必爭，這是個好作風。
我們從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輛小麵包車，嶽華當兼職司機，把全隊人拉到我們住的旅館吃早飯，嶽華報告了準備工作的情況。隨後就拉著全體人員和行李去找旅館，我們住的這家不便工作。又看了幾家也不滿意，最後選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館，地處塞納河邊、鐵塔近旁。這是個公寓式的旅館，有廚房可用，李導演幾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過。房間分好後，進得屋中李太太四處一看，大聲叫道：“真有這種事！”用手指著牆上一顆釘子說：“這還是我住過的那間屋子。這釘子是我釘來掛書的！有此為證！”
趁安排行李之際，我辨認了一下方位，這旅館應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東邊是日光大廈，西邊是鐵塔、拿破侖墓地，南臨塞納河，最近的一條橋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條。這裏要說明的一點是，我所講的“東西南北”全由我的直覺而定，就是我假定麵前的塞納河在南麵，以左右為東西。本來我有一幅巴黎地圖，按圖述文是不會錯的。正動筆時徐教授忽然到了北京。我想精益求精一下，以便說得頭頭是道。讓讀者覺得我熟悉巴黎，作文嚴緊。就把圖交給徐教授，請他翻譯一下街道名，定一下方位。徐教授痛快地答應了，把圖拿去就從此回了巴黎。連地圖也隨他回了老家。這下就使我露了餡。
吃過中飯，我們就去看外景，頭一站是“紅磨坊”。我看過“紅磨坊”的照片，與照片相比，實地要差得多。那個“風磨”實在簡陋，完全是塊布景片。街道氣氛，有點像紐約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擁擠些。由此我們又轉往香榭麗榭。八月份的巴黎，百分之八十的人大概都集中在這兩條街上。不過巴黎當地人很少，從服飾、語言、膚色分辨，多是外國遊客，八月份巴黎人遊出去，騰出巴黎讓外國人來遊。大家都是這麽遊來遊去。世界熱鬧起來，交通業買賣興隆通四海，滿不錯。
十
第二天開鏡，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個鏡頭：“鄧友梅和李翰祥、嶽華三人在香榭麗榭閑逛，走進咖啡廳，坐在桌前閑聊。背後是一麵玻璃牆。牆外遠處是凱旋門，近處是麗都豔舞廳。滿街的車，滿街的人，滿街的時裝和歡聲笑語。”朋斯先生把個攝影機放在我們對麵桌上，開機拍攝，咖啡店的侍應生先有點莫名其妙，鬧不清這幾個黃種人搞什麽名堂，隨後就大感興趣。等他明白過來這是用他的地方進行工作應當收費和製止時片已拍完，李導演說聲“麥西”告別走了。當晚看樣片，發現自然的街景，生動的群眾演員使畫麵十分精彩。導演先生還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為這個片的投資人感到高興。
這片的王要投資人謝老板，果然在第三天從美國也趕到巴黎來了。
謝老板來的前一天，拍片之餘我們去逛了一下巴黎的跳蚤市場。這裏有幾家古董店中陳列著中國鼻煙壺。李導演是“大內行”，至少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大內行”。我是“二內行”，也是自封的。“大內行”在一家店看中兩個煙壺。正在討價還價之時，肥仔和嶽華跑來告訴我說他們發現另一家有個煙壺很不錯，有位臨時幫助打燈光的華人小夥子說：“你要靈快去，不然李導演看見會搶去”。我去看看，是個料壺，內畫“風雨歸舟”和殘荷，有三條小紋。要價二百法郎。我細看一下，題款是“樂元周氏”。我想法國人不懂中國事，周樂元豈是二百法郎能賣的？故意還他一百法郎，他痛痛快快賣了。當晚回來我們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傳閱。隻見翰祥買的一個是仿任伯年“蘇武牧羊”圖，畫得頗精。題款是“一壺齋”。我告訴他“一壺齋”是王習三的畫室名，他大為高興。後來細看，有“子藝”二寧。劉子藝是習三的登門弟子，也算名家。這個花了兩千法郎，價錢公道。另一個是彩瓷的，雖不錯，不算精。至於我那個，“大內行”說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一百法郎算什麽呢？”我們都很高興。我回國後見到習三，拿壺給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遲疑地說：“假的！”並說：“中國寫煙壺的作家，跑法國去買件假古董，傳出去未免丟麵子，你還是收起來吧。”從此我就把它入了庫。
“大內行”的煙壺卻有了出息。謝老板到了巴黎，我們一起去塞納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請他當特約演員，把那隻好而不精的煙壺塞在他手裏，叫他一邊觀看兩岸風景一邊聞鼻煙。開麥拉就對他拍個不停。銀行家辦事大概是挺認真的。又是頭一次當明星，盡管不斷打噴嚏，還是按導演要求把整個鼻子都抹黃了。片拍完後，翰祥說：“你投資拍這片，又上了鏡，應該留下這煙壺作紀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讓給你，上邊貼價線，我一個法郎也不多收你的！”謝老板很高興，從此那煙壺就歸了他。
“大內行”此後又買了幾件東西，都是極真極好的。隻有一件東西又和我發生點爭論。那是件孔雀藍小罐，他說是元朝的，我有點懷疑。他舉出各種理由證明確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堅持。過了兩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來訪，他叫那位朋友鑒定這是什麽朝代的？那朋友不說年代，隻說這是波斯瓷器，李大導演雖不服氣，離開巴黎時他卻把這珍貴的元瓷送給徐教授作紀念了，徐拿回家給蘭英看。蘭英說：“這麽好看的罐子用來放鹽太可惜，放別的又適用，擱在桌上當擺設吧！”不過我認為翰祥眼光不會錯，那東西可能還是元朝的，誰敢說元朝時波斯不會燒瓷器呢？何況這罐子是交了幾千法郎買來的？後來聽說翰祥在澳門開了間古玩店，名叫“古月軒”。我向他祝賀，並問他：“是你自己鑒定貨品嗎？”他說不是。另外請了專家主持店務，而他一位女兒在大學學的也是有關文物的課程，這當然就十分保險可靠了。雖然如此，我仍認他為“大內行”。
十一
在巴黎拍攝的重點是兩個地方，一個是羅浮宮前邊的古玩商場，一個是埃菲爾鐵塔。羅浮宮前的古玩商場是個幾層樓的大市場，布滿了一個賣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樓上有一家店專賣中國古玩，收有石煙壺。老板先生四十多歲，頗有風趣。我們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們拍片，並且現身說法演這個店的經理。劇情是我逛到這兒買古董，碰上李導演和嶽華。他們和經理在討價還價，評論煙壺的好壞，我插上一句話，幾個人就認識了。問起我來巴黎的原因，我說來觀賞巴黎珍藏在鐵塔上的一隻煙壺。這煙壺是李鴻章訪法時送給法國朋友的。小說裏當然沒這一段。這是李導演的再創造，純係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國古董商很會演戲，他說他的法國話，我們說我們的中國話，但配合默契、嚴絲合縫。將來放映時一定會造成個效果，認為我們三個人都會說法語，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這是有準備的，倒還好說。還有一段是我進入另一個店，老板是法國老太太，事先我們沒告訴她攝影師朋斯先生躲在門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問我話，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無準備聽得莫名其妙！衝我笑嘻嘻地又說了一長串法文。我照樣回她一大篇中國話。老太太哭笑不得，作了個怪臉，朋斯先生把這一切拍下來。晚上看樣片，竟像我們兩人談得很熱烈。我希望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錄音。因為我跟老太太說的是全不相幹的話。而且一高興還說了幾句日文。我以為老太太是外國人，日文也是外國話，或許她能懂一點。可惜從表情上看她聽日文和聽中文完全一樣，都是一副苦惱的笑容。
上菲爾鐵塔拍片遇到了點麻煩。不僅要先向***登記，而且要收不少的費用。幸虧在法國外交部和***我各有幾個朋友，他們聽說要排我的小說，而且有宣傳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幫忙，廣開綠燈。隔了一天就發下許可證來。不僅不收拍攝費，連登電梯的票錢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國這項總結十分可貴，這次巴黎拍片，若沒有巴黎朋友們的熱心幫忙，決不會如此順利。拍戲需用幾隻好煙壺，徐教授就借來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著箱子陪我們東奔西跑。需用雜物、食品，要人領路作翻譯，肥仔義不容辭。肥仔自己對拍片沒興趣，開車把我們送到，他就找個地方去“吃點什麽！”我的事少，他就總拉我去，他總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攤檔。並且總有胃口“吃一點！”買東西還價他也最內行。似乎巴黎擺攤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們還請了一位女攝像師和燈光助手，全是華裔，熱情幹練得很，這位女攝像師住在風化區，我們要去見見世麵她願作向導。我問她為什麽要住在那裏？她說：“單身女人住在這種地方最安全，到這裏來的人是花錢的，不會發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在巴黎期間，最輕閑的是謝老板和我們夫婦，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多觀光。拍片地點就在羅浮宮外，我幾次去羅浮看它珍藏的藝術品，看到維娜斯、蒙納麗莎的原作，實在是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獲。這兩件作品我都見照片和複製品。“蒙納麗莎”的照片，多半印製較好，大體上能傳達原作的形象。而維娜斯的複製品實在太多，太劣了。見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麽美，而又被複製品、仿製品糟踏得那麽厲害，我想應該有個法律，禁止維娜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複製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組現代派雕塑也極精彩，那本是容易仿製得像的，不知為什麽反倒沒有人仿製它，大概是沒有維娜斯的欣賞者多吧。人怕出名豬怕壯，這話對雕塑也實用。
在凡爾賽和羅浮，都看到有關拿破侖的油畫。這使我聯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國時去魏瑪參觀歌德的故居，無意中在公園裏見到拿破侖的一輛馬車。他乘它從莫斯科逃跑回來，走到魏瑪馬車出了毛病，倉促間把馬車扔下，騎上馬逃回法國去了。這車便被當地人保存下來；二次大戰德國受到炮火的衝刷極烈，這馬車竟安全無恙，後來我到莫斯科時，又特意去看了當年拿破侖停留過的房屋。現在看這些畫，真有說不出的感慨，拿破侖一生，大起大落，轟轟烈烈，幾乎到了一跺腳地球亂顫的地步。到頭來不過為後人添幾處旅遊地點留幾句消閑談資。人生真如白駒過隙，倒還是盡自己所能，為人類進步種一株草，植一棵樹，砌一塊磚，加一片瓦。對人民對社會問心無愧，也就死而無怨。我欽敬托爾斯泰老先生。他創造的拿破侖比拿破侖本人更有生命力。
在巴黎我更感興趣的是觀察它的世俗民風。我覺得在法國的人比美國人生活得安逸，比日本人閑適，比德國人輕鬆，比香港人從容，明顯地感到歐洲傳統文化素質。青年人雖也像美國和西德等處一樣穿著隨便，行為爽朗，但老年人則多半衣冠嚴正行為規矩。他們看豔舞時一定穿西裝、打領帶，女士則著夜禮服。“麗都”的豔舞表演也並非像人們想的那麽色情。場麵壯觀，編排用力，演出時台上認真，台下嚴肅，很少有引起人邪惡念頭的成份，倒還是“美的展示”與“美的欣賞”成份居多。中國人不欣賞、不習慣、不提倡、不準許全可以，但不必用我們的尺度去量別人的鞋子。
巴黎當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業。並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歸，車子從“山東街”開過，看到幾位神女，身著黑皮夾克，左手執皮鞭，右手拿鐐銬，一副凶神夜叉模樣。據說巴黎正時興性虐待式的作派，在巴黎輕薄少年中這扮相最有魅力。這很好，因為中國人看了多半會嚇得落荒而逃，馬上聯想到法西斯集中營的嚴刑拷打，決不會被勾引落水的。有兒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結束，我們轉赴倫敦，內子因為到了巴黎才辦英國簽證。雖然法、英兩國的朋友盡力幫忙，但時間太緊，這時尚未辦下來，隻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負起了照顧之責。弄了幾天，簽證仍未下來，我太太決定不去倫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氣不平，臨行前跑到英領館去發脾氣。誰知她把氣語剛說完，負責簽證的英國朋友就說：“太太，簽證下來了，我們正不知道到哪裏去找你呢！”馬上她就轉怒為笑。又把回香港的機票換成去倫敦的機票。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協助下辦的。包括她發脾氣的話也由肥仔作了高質量的翻譯，至今說起來，他對老徐、蘭英和肥仔還滿心感謝。唯一有點美中不足之處，是肥仔送她去機場的路上，開著車又打起瞌睡來，車子像舞龍燈一樣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動著飛跑，嚇得她兩腿發軟，下車後幾乎沒力氣上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