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畫兒韓”》在我的作品中，是較特殊的一篇。我一向不依靠采訪寫小說，更沒有使用現成故事作題材的先例。這篇卻是在較完整的素材上，加工改造移到紙上的。
我有位戲劇界的老友，北京旗人。他的嶽父早年在北京一個當鋪當經理，退休之後又推薦他兒子繼任他的職務。這位少經理目空一切，年輕氣盛，得罪了文物業同行。同行就拿假古董（一件銅器）去當，把他騙了。他收下這東西後，左看右看，終於發現是個假的，急得想跳井，沒辦法，找到他的老子，老子把他臭罵一頓。就想出“畫兒韓”的辦法，把麵子找了回來（主要是找回名譽，倒不在賠錢上）。這位少經理我有幸同桌吃過炸醬麵。那時他已改行拉三輪，已不年輕，但氣仍盛。這故事，是“**”之前，那朋友酒後作為攻擊他內兄的材料講出來的。因為少經理剛剛把拉三輪攢的錢買了個舊縫紉機，卻又是個廢品。可見他不僅鑒別古物本事有限，鑒別“今物”也很二五眼。
我聽了一笑，毫無要寫它的念頭。那時我尚不熟悉所要寫的人物，對文物行也缺乏知識，沒有創作衝動。
“*****”中，無書可讀。我訂了些《考古》、《文物》之類的書刊，弄找些閑趣。退休無事，天天去陶然亭打拳運氣，結識了幾位文物界、戲曲界、八旗子弟作朋友。閑談之中，我學了不少舊北京的風習世故。有一位書畫業的朋友，和我交往多些。他提出要求，要我幫他把造假畫和鑒別書畫的經驗寫成文字，以供後人借鑒。我答應了，可總以為閑功夫有的是，沒有急於行動。去年春天我外出半個月，回來後在陶然亭便見不到他了。一打聽說是回鄉下看兒子，著了點急，得了腦溢血，死在鄉下了。我聽後失悔不及。本來我對他被排擠出文物界就有些不平，這一死更加惋惜。前兩年我們群中還死了個錢富川先生，也是位身懷絕技而無處可使的戲曲界老人。我就想寫篇東西，引起對人才的重視和珍惜。
在構思中我想到了朋友講的那個故事。這時與十幾年前不同了，我有了自己的生活積累和人物儲備。拿這故事來表現我熟悉的生活，塑造我記憶中的人物，稍加改造，為我所用，一切都活了。我不懂銅器。可是亡友教了我些書畫的知識。那五、盛世元、甘子千我都有活人作模特兒，寫來得心應手。陶然亭的朋友甚至能指出誰是照著誰描下來的。
這表明了一點道理：生活是基礎，人物是核心。沒有自己的生活積累，人物記憶，隻憑編一個或是聽一個奇巧故事，難以寫出像樣的小說來。故事隻是個空架子，隻有與作者生活合了拍才能活用。
為了考驗細節的真實性，一九八〇年八月我在火車上，對畫家範曾同誌講了這個構思。他聽後沒找出破綻，可是說外國有部小說和這故事相似，但那物件不是畫，而是珍珠。哪一國的，什麽年代的，他忘記了。這很掃我的興，一度想放下不寫了。後來我又說給幾個讀書多的人聽，問他們可曾知道那篇外國作品與此相似，誰也沒說出來。我仔細想了想，還是寫：管什麽寫沒寫過，我自信畫兒韓、那五、甘子千等人物是我獨有的。故事或許有相似處，人物、細節我決不會與人雷同，別人也絕對不會與我雷同。別人可以寫得比我好，但絕寫不成我這個樣。好比賣豆汁，你的酸裏帶甜頭，我的酸裏帶苦味。這樣才有百花齊放，盡管愛喝苦豆汁的人少點兒。我如果在動筆前發現有人寫了或正在寫類似的作品，題材再好我也放棄。我已構思成熟的東西，隻耳聞與人類似，並無實據，就沒必要管他。但由此產生了第二個想法，即作者必須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語言，甚至自己的人物，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這樣才有作品的存在價值。我沒有作到這一步，但在向這方麵用勁兒。由此又聯想到第三條，采用較現成的素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有的故事原型很好，但對我不合適，我就不寫。兩年前，有個作家講了個故事，叫我寫，我說寫不了。後來由王蒙同誌寫了，寫得十分精彩，原因是對了他的路。我要勉強寫，敷衍成篇或許也能發表，但勉強作自己不拿手的活，何苦來呢？白糟蹋一個好素材！
我是否自以為“畫兒韓”寫得好呢？那倒不。“畫兒韓”是篇毛病滿多的小說。解放後的那一段不僅寫得簡略、一般，而且還有些概念化的東西。這裏原因很複雜。一是出於某種心理，我極力避免寫不愉快的那些事，有意從簡；二是當真仔細寫來，以我的功力，未必會寫得有多少新意或深意；三是那樣寫下來，就不是個短篇可容納的了。
從藝術結構上講，應當是寫到甘子千決心去找畫兒韓就結束，既完整又利落。可我覺得非把尾巴的“光明度”寫夠不可，又沒多少辦法，就成了現在這樣虎頭蛇尾、貂不足而狗尾續的寒磣相。一九八一年三月，《人民日報》寄校樣來，編輯曾勸我把這後一段改一改，再加強些。我略動了一動，覺得意見雖好，而我確實已沒力量改好，隻好將就著這樣發表。如何把思想意圖更好的化為形象，這是我需要狠下功夫攻克的難題。
孫犁老師在《人民日報》上寫了篇文章談“畫兒韓”，我很感動。基本論點我讚成，特別是最後一句被他說中了。就一般寫小說的技術上講，當然是寫近的易，寫遠的難，寫直接觀察體驗易，寫間接的難。但我以為，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衡量，近的有近的麻煩處，遠的是非少一些。當然，以我這種舍近求遠，見困難就躲的辦法實在不可取，今後要改掉它。
最後要說一點，就是“畫兒韓”與我的另外兩個短篇（《話說陶然亭》、《雙貓圖》），都是我探討“民俗學風味的小說”的一點試驗。我向往一種《清明上河圖》式的小說作品。作來很不容易，我準備繼續試驗下去。
附帶說明一句，“那朋友”把這事當作自家實事講給我聽，沒有說他是否有所創作加工。若有所創造、豐富，按理我應當把他的姓名加在作品前邊。此人姓趙，名嶽紫，一九七六年去世，去世前為鞍山話劇團演員。十幾年前講他內兄這段事時，在座尚有多人，今皆健在。
我有位戲劇界的老友，北京旗人。他的嶽父早年在北京一個當鋪當經理，退休之後又推薦他兒子繼任他的職務。這位少經理目空一切，年輕氣盛，得罪了文物業同行。同行就拿假古董（一件銅器）去當，把他騙了。他收下這東西後，左看右看，終於發現是個假的，急得想跳井，沒辦法，找到他的老子，老子把他臭罵一頓。就想出“畫兒韓”的辦法，把麵子找了回來（主要是找回名譽，倒不在賠錢上）。這位少經理我有幸同桌吃過炸醬麵。那時他已改行拉三輪，已不年輕，但氣仍盛。這故事，是“**”之前，那朋友酒後作為攻擊他內兄的材料講出來的。因為少經理剛剛把拉三輪攢的錢買了個舊縫紉機，卻又是個廢品。可見他不僅鑒別古物本事有限，鑒別“今物”也很二五眼。
我聽了一笑，毫無要寫它的念頭。那時我尚不熟悉所要寫的人物，對文物行也缺乏知識，沒有創作衝動。
“*****”中，無書可讀。我訂了些《考古》、《文物》之類的書刊，弄找些閑趣。退休無事，天天去陶然亭打拳運氣，結識了幾位文物界、戲曲界、八旗子弟作朋友。閑談之中，我學了不少舊北京的風習世故。有一位書畫業的朋友，和我交往多些。他提出要求，要我幫他把造假畫和鑒別書畫的經驗寫成文字，以供後人借鑒。我答應了，可總以為閑功夫有的是，沒有急於行動。去年春天我外出半個月，回來後在陶然亭便見不到他了。一打聽說是回鄉下看兒子，著了點急，得了腦溢血，死在鄉下了。我聽後失悔不及。本來我對他被排擠出文物界就有些不平，這一死更加惋惜。前兩年我們群中還死了個錢富川先生，也是位身懷絕技而無處可使的戲曲界老人。我就想寫篇東西，引起對人才的重視和珍惜。
在構思中我想到了朋友講的那個故事。這時與十幾年前不同了，我有了自己的生活積累和人物儲備。拿這故事來表現我熟悉的生活，塑造我記憶中的人物，稍加改造，為我所用，一切都活了。我不懂銅器。可是亡友教了我些書畫的知識。那五、盛世元、甘子千我都有活人作模特兒，寫來得心應手。陶然亭的朋友甚至能指出誰是照著誰描下來的。
這表明了一點道理：生活是基礎，人物是核心。沒有自己的生活積累，人物記憶，隻憑編一個或是聽一個奇巧故事，難以寫出像樣的小說來。故事隻是個空架子，隻有與作者生活合了拍才能活用。
為了考驗細節的真實性，一九八〇年八月我在火車上，對畫家範曾同誌講了這個構思。他聽後沒找出破綻，可是說外國有部小說和這故事相似，但那物件不是畫，而是珍珠。哪一國的，什麽年代的，他忘記了。這很掃我的興，一度想放下不寫了。後來我又說給幾個讀書多的人聽，問他們可曾知道那篇外國作品與此相似，誰也沒說出來。我仔細想了想，還是寫：管什麽寫沒寫過，我自信畫兒韓、那五、甘子千等人物是我獨有的。故事或許有相似處，人物、細節我決不會與人雷同，別人也絕對不會與我雷同。別人可以寫得比我好，但絕寫不成我這個樣。好比賣豆汁，你的酸裏帶甜頭，我的酸裏帶苦味。這樣才有百花齊放，盡管愛喝苦豆汁的人少點兒。我如果在動筆前發現有人寫了或正在寫類似的作品，題材再好我也放棄。我已構思成熟的東西，隻耳聞與人類似，並無實據，就沒必要管他。但由此產生了第二個想法，即作者必須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語言，甚至自己的人物，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這樣才有作品的存在價值。我沒有作到這一步，但在向這方麵用勁兒。由此又聯想到第三條，采用較現成的素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有的故事原型很好，但對我不合適，我就不寫。兩年前，有個作家講了個故事，叫我寫，我說寫不了。後來由王蒙同誌寫了，寫得十分精彩，原因是對了他的路。我要勉強寫，敷衍成篇或許也能發表，但勉強作自己不拿手的活，何苦來呢？白糟蹋一個好素材！
我是否自以為“畫兒韓”寫得好呢？那倒不。“畫兒韓”是篇毛病滿多的小說。解放後的那一段不僅寫得簡略、一般，而且還有些概念化的東西。這裏原因很複雜。一是出於某種心理，我極力避免寫不愉快的那些事，有意從簡；二是當真仔細寫來，以我的功力，未必會寫得有多少新意或深意；三是那樣寫下來，就不是個短篇可容納的了。
從藝術結構上講，應當是寫到甘子千決心去找畫兒韓就結束，既完整又利落。可我覺得非把尾巴的“光明度”寫夠不可，又沒多少辦法，就成了現在這樣虎頭蛇尾、貂不足而狗尾續的寒磣相。一九八一年三月，《人民日報》寄校樣來，編輯曾勸我把這後一段改一改，再加強些。我略動了一動，覺得意見雖好，而我確實已沒力量改好，隻好將就著這樣發表。如何把思想意圖更好的化為形象，這是我需要狠下功夫攻克的難題。
孫犁老師在《人民日報》上寫了篇文章談“畫兒韓”，我很感動。基本論點我讚成，特別是最後一句被他說中了。就一般寫小說的技術上講，當然是寫近的易，寫遠的難，寫直接觀察體驗易，寫間接的難。但我以為，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衡量，近的有近的麻煩處，遠的是非少一些。當然，以我這種舍近求遠，見困難就躲的辦法實在不可取，今後要改掉它。
最後要說一點，就是“畫兒韓”與我的另外兩個短篇（《話說陶然亭》、《雙貓圖》），都是我探討“民俗學風味的小說”的一點試驗。我向往一種《清明上河圖》式的小說作品。作來很不容易，我準備繼續試驗下去。
附帶說明一句，“那朋友”把這事當作自家實事講給我聽，沒有說他是否有所創作加工。若有所創造、豐富，按理我應當把他的姓名加在作品前邊。此人姓趙，名嶽紫，一九七六年去世，去世前為鞍山話劇團演員。十幾年前講他內兄這段事時，在座尚有多人，今皆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