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讀文學界的爭論文章，對許多事情很胡塗。比如文學的雅俗之分，界線在哪裏？就極不明細。年輕時學《詩經》，老師說：“國風”原是古人的順口溜，即今天的快板，我想這是俗文學無疑了。近年碰到位青年新潮詩人，雅得夠份兒，他說凡是讀得懂的詩必定俗，他決不讀，我問“詩經的國風算什麽？”他說，“當然是雅文學，讀不懂麽。”“國風”和這位詩人到底誰俗誰雅，鬧得清麽？再如，法國作家巴爾紮克，我一直把他當作雅之又雅的大作家，我讀過他的全部中譯本。常常故意在以洋為雅的朋友中賣弄一下，以示自己也不俗，連革命導師恩格斯都肯定過，這還不保險？誰知有次我在一個法國作家麵前談巴爾紮克，他卻客氣地說：“唔，巴爾紮克是我們最出色的通俗文學作家之一，你喜歡他我很高興……”
至於中國古典小說，那就更難說了。皇帝們開科取士，隻考論文和詩，從來不考小說。可見中國古人把一切小說全視為俗文學的，連我們今天奉為經典之作的《紅樓夢》、《水滸》也不例外。但今天是一定要把當代小說和它的作家分清兩類了。這說明我們的文學研究有了進步，更加高深和精密了。是好事，但也帶來麻煩。一不小心劃錯了會得罪人。我曾熱情地讚揚一本小說是當代通俗文學佳作，作者聽說後極為不滿，以為我有意侮辱他。從此我不敢再亂捧揚，好在這是評論家的事，不介入影響不了飯碗的。我自己寫小說，是瞎貓碰死耗子，怎麽順手就怎麽寫。從來沒發誓要當“俗文學家”或雅文學家。不過一入這行，碰巧就在老舍、趙樹理手下當差，耳薰目染，受點影響在所難免。我二十歲那年，頭一次去樹理同誌處匯報工作。臨走時請他介紹幾本書供我學習。那屋裏有書架。不過他的書大部分不放在書架上，而是在沙發上亂堆成一個小山。找書時他就一本本從這個沙發扔向另一個沙發。扔了十幾本，抓住一冊《七殺碑》。他說：“你看看這個，這書思想觀點可能不對，可是寫得引人入勝，讀者愛看，學學他的寫法大有好處！”
也是這一年。我寫了篇稿子交編輯部，編輯部認為可發，就送給老舍先生過目，老舍看了把我叫去說：“不行。這樣就發出去多寒磣！拿回去出聲念兩遍，看上口不上口。那兒不上口，把它捋順了！我告訴你，文章啊，念著不脆磞看著就泄氣！”
寫小說要“引人入勝”，文章得能“上口”，這種理論我是頭一回聽說，但從此也就養成了個習慣。寫小說從結構時就從讀者角度想一想，怎麽個章法讀起來有趣；寫完了念兩遍，看看把話說利索沒有。把老舍和趙樹理列為“通俗文學家”是近年來文學新潮中的論調，那年頭還沒這個說法，我想即使有，我大概也會向他學習，別管什麽家，文章寫到老舍、樹理的份上極不易，不信試試。
其實我年輕時倒是極想混入雅群的。那時我讀西洋文學，特別是蘇聯很入迷，認為樹理同誌式的小說手法有點不時髦。所以在寫作時我極力想把自己打扮得新潮一點，明明是“一條白狗”，我得寫成“狗，白色的！”“他正在吃飯”得寫成“正在吃飯的他。”覺得這樣才時髦，才夠派，也就是才“雅”。大家看看我的《在懸崖上》，就知道我以上交代屬實，後來，具體說是二十多年後，年歲大了，書也讀懂一點了，再看自己這些裝腔作勢的文章才感到害臊。從此就立下兩個宗旨，中國人寫小說，頭一條要把中國話說得像中國話。這麽條簡單道理弄了半輩子才明白。辦起來更不易，得下點功夫。二，小說是敘事文學，中國人敘事有中國人的習慣，怎麽敘得叫人愛聽，想聽是個學問。當然要學習外國同行的長處，但以學得看不出出處為上，這樣弄了幾年，有人認為我的小說有點看頭，有點特色了，我自己也覺得不像“三高”的翻譯文字了（三高者高植、高名凱、高莽也。他們三人的譯作我讀得最多），暗自感到點安慰。大概也就因為如此，才有了點民族化、大眾化的意趣。我讀過一些被認定為“通俗作家”的作品。老的如張恨水、劉雲若、宮白羽，新的如金庸、梁羽生，有幾位還有幸相識，我很欽佩他們的作品，論功力、才情、學問，都不可多得，不是輕薄幾句就能抹殺、自命不凡就可超過的。
我向來怕介入爭端。說以上這些，也隻是表明自己的觀點。並不意味著我不讚成別人有另一番解另一套作法。中國如此之大，刊物甚多。蘿卜白菜，各有所愛，不必有你無我，黨同伐異。有這工夫花在寫作品上比花在宣傳主張建立門戶上強，這是我個人的主張。
1989.7.16
至於中國古典小說，那就更難說了。皇帝們開科取士，隻考論文和詩，從來不考小說。可見中國古人把一切小說全視為俗文學的，連我們今天奉為經典之作的《紅樓夢》、《水滸》也不例外。但今天是一定要把當代小說和它的作家分清兩類了。這說明我們的文學研究有了進步，更加高深和精密了。是好事，但也帶來麻煩。一不小心劃錯了會得罪人。我曾熱情地讚揚一本小說是當代通俗文學佳作，作者聽說後極為不滿，以為我有意侮辱他。從此我不敢再亂捧揚，好在這是評論家的事，不介入影響不了飯碗的。我自己寫小說，是瞎貓碰死耗子，怎麽順手就怎麽寫。從來沒發誓要當“俗文學家”或雅文學家。不過一入這行，碰巧就在老舍、趙樹理手下當差，耳薰目染，受點影響在所難免。我二十歲那年，頭一次去樹理同誌處匯報工作。臨走時請他介紹幾本書供我學習。那屋裏有書架。不過他的書大部分不放在書架上，而是在沙發上亂堆成一個小山。找書時他就一本本從這個沙發扔向另一個沙發。扔了十幾本，抓住一冊《七殺碑》。他說：“你看看這個，這書思想觀點可能不對，可是寫得引人入勝，讀者愛看，學學他的寫法大有好處！”
也是這一年。我寫了篇稿子交編輯部，編輯部認為可發，就送給老舍先生過目，老舍看了把我叫去說：“不行。這樣就發出去多寒磣！拿回去出聲念兩遍，看上口不上口。那兒不上口，把它捋順了！我告訴你，文章啊，念著不脆磞看著就泄氣！”
寫小說要“引人入勝”，文章得能“上口”，這種理論我是頭一回聽說，但從此也就養成了個習慣。寫小說從結構時就從讀者角度想一想，怎麽個章法讀起來有趣；寫完了念兩遍，看看把話說利索沒有。把老舍和趙樹理列為“通俗文學家”是近年來文學新潮中的論調，那年頭還沒這個說法，我想即使有，我大概也會向他學習，別管什麽家，文章寫到老舍、樹理的份上極不易，不信試試。
其實我年輕時倒是極想混入雅群的。那時我讀西洋文學，特別是蘇聯很入迷，認為樹理同誌式的小說手法有點不時髦。所以在寫作時我極力想把自己打扮得新潮一點，明明是“一條白狗”，我得寫成“狗，白色的！”“他正在吃飯”得寫成“正在吃飯的他。”覺得這樣才時髦，才夠派，也就是才“雅”。大家看看我的《在懸崖上》，就知道我以上交代屬實，後來，具體說是二十多年後，年歲大了，書也讀懂一點了，再看自己這些裝腔作勢的文章才感到害臊。從此就立下兩個宗旨，中國人寫小說，頭一條要把中國話說得像中國話。這麽條簡單道理弄了半輩子才明白。辦起來更不易，得下點功夫。二，小說是敘事文學，中國人敘事有中國人的習慣，怎麽敘得叫人愛聽，想聽是個學問。當然要學習外國同行的長處，但以學得看不出出處為上，這樣弄了幾年，有人認為我的小說有點看頭，有點特色了，我自己也覺得不像“三高”的翻譯文字了（三高者高植、高名凱、高莽也。他們三人的譯作我讀得最多），暗自感到點安慰。大概也就因為如此，才有了點民族化、大眾化的意趣。我讀過一些被認定為“通俗作家”的作品。老的如張恨水、劉雲若、宮白羽，新的如金庸、梁羽生，有幾位還有幸相識，我很欽佩他們的作品，論功力、才情、學問，都不可多得，不是輕薄幾句就能抹殺、自命不凡就可超過的。
我向來怕介入爭端。說以上這些，也隻是表明自己的觀點。並不意味著我不讚成別人有另一番解另一套作法。中國如此之大，刊物甚多。蘿卜白菜，各有所愛，不必有你無我，黨同伐異。有這工夫花在寫作品上比花在宣傳主張建立門戶上強，這是我個人的主張。
198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