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眼光也有善、惡之分，但不管哪一種，都不是藝術眼光。
契訶夫筆下有兩個童仆：九歲的男孩萬卡和十三歲的女孩瓦爾卡，他們分別出現在短篇小說《萬卡》和《渴睡》中。評論家一再告訴我們，契訶夫十分憎惡舊俄的童仆製度，因此塑造了這些形象來進行政治批判。萬卡在偷偷地給爺爺寫信，訴說非人的遭遇，要求爺爺把自己領回去。他顯然不會寄信，但他以為爺爺能收到，就高興地睡著了。瓦爾卡連寫信的時間也沒有，幹不完的活剝奪了她睡覺的權利，終於在渴睡的迷狂中扼死了那個成天吵鬧不休的嬰兒。這兩個孩子的現實處境和不遠前景都非常悲慘。
顯然，契訶夫的藝術眼光，主要不是投射在童仆們勞累困苦、挨打挨罵等一般性的悲慘境遇上。這些，公正一點的社會調查員也會發現，有道義的法官、律師也會對之憤怒。但是，即便是帶有情感色彩的調查報告和法庭辯護詞，都不能算是藝術作品。
契訶夫的著眼點在於：當非人的苦役重重地壓在肩上的時候，這兩個活生生的生命體仍然雄辯地顯示著自己作為兒童的全部生理心理特征。小說都是以他們的酣睡結束的，但是，他們的酣睡，卻是以極不懂事的方式換來的。
這又一次證明，藝術眼光，隻敏感於具體的生命狀態。這種敏感，遠遠超越政治敏感。
在古代政治題材的作品中，一個忠臣可以殺掉有血緣疑點的妻子而取信於某個政治人物，這就很難通過藝術眼光。在藝術眼光看來，相親相愛的妻子的生命狀態，遠比那種政治勢力的起落重要，因此很難稱讚這種殺戮。
在現代政治題材的作品中，一個將軍的行止要進入藝術眼光的選擇非常不易，除非他在硝煙剛剛散去時端詳起戰場上犧牲的敵軍士兵年輕的臉。一個法西斯軍官看到遍體鱗傷的反法西斯戰士口袋裏掉出一張照片，一看是一個年幼的兒子在拉小提琴，他立即也從自己口袋中掏出一張，也是一個年幼的兒子在拉小提琴，說，“他們拉的很可能是同一個曲子”。這是蘇聯電影《托兒所》的一個情節，可以看到藝術眼光對生命狀態的選擇。
政治與眾人有關，但從眼光而論，真正專業的政治眼光永遠隻屬於少數職業政治家，而且也隻應屬於他們。在藝術眼光看來，“泛政治化”的眼光是最短淺的眼光。那隻是一種出自政治概念的假定，一種來自宣傳需要的偽飾，一種不經過個人頭腦的呼喊。用“泛政治化”的眼光來從事藝術創造，不僅是對藝術和創造的雙重玷汙，而且，還玷汙了有可能清明的政治，因為任何清明的政治不可能為了自己而剝奪藝術。
契訶夫筆下有兩個童仆：九歲的男孩萬卡和十三歲的女孩瓦爾卡，他們分別出現在短篇小說《萬卡》和《渴睡》中。評論家一再告訴我們，契訶夫十分憎惡舊俄的童仆製度，因此塑造了這些形象來進行政治批判。萬卡在偷偷地給爺爺寫信，訴說非人的遭遇，要求爺爺把自己領回去。他顯然不會寄信，但他以為爺爺能收到，就高興地睡著了。瓦爾卡連寫信的時間也沒有，幹不完的活剝奪了她睡覺的權利，終於在渴睡的迷狂中扼死了那個成天吵鬧不休的嬰兒。這兩個孩子的現實處境和不遠前景都非常悲慘。
顯然，契訶夫的藝術眼光，主要不是投射在童仆們勞累困苦、挨打挨罵等一般性的悲慘境遇上。這些，公正一點的社會調查員也會發現，有道義的法官、律師也會對之憤怒。但是，即便是帶有情感色彩的調查報告和法庭辯護詞，都不能算是藝術作品。
契訶夫的著眼點在於：當非人的苦役重重地壓在肩上的時候，這兩個活生生的生命體仍然雄辯地顯示著自己作為兒童的全部生理心理特征。小說都是以他們的酣睡結束的，但是，他們的酣睡，卻是以極不懂事的方式換來的。
這又一次證明，藝術眼光，隻敏感於具體的生命狀態。這種敏感，遠遠超越政治敏感。
在古代政治題材的作品中，一個忠臣可以殺掉有血緣疑點的妻子而取信於某個政治人物，這就很難通過藝術眼光。在藝術眼光看來，相親相愛的妻子的生命狀態，遠比那種政治勢力的起落重要，因此很難稱讚這種殺戮。
在現代政治題材的作品中，一個將軍的行止要進入藝術眼光的選擇非常不易，除非他在硝煙剛剛散去時端詳起戰場上犧牲的敵軍士兵年輕的臉。一個法西斯軍官看到遍體鱗傷的反法西斯戰士口袋裏掉出一張照片，一看是一個年幼的兒子在拉小提琴，他立即也從自己口袋中掏出一張，也是一個年幼的兒子在拉小提琴，說，“他們拉的很可能是同一個曲子”。這是蘇聯電影《托兒所》的一個情節，可以看到藝術眼光對生命狀態的選擇。
政治與眾人有關，但從眼光而論，真正專業的政治眼光永遠隻屬於少數職業政治家，而且也隻應屬於他們。在藝術眼光看來，“泛政治化”的眼光是最短淺的眼光。那隻是一種出自政治概念的假定，一種來自宣傳需要的偽飾，一種不經過個人頭腦的呼喊。用“泛政治化”的眼光來從事藝術創造，不僅是對藝術和創造的雙重玷汙，而且，還玷汙了有可能清明的政治，因為任何清明的政治不可能為了自己而剝奪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