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間開始實行的京旗回屯是清政府實施的一項重要政策。經嘉慶、道光直到光緒年間，清廷先後移駐京師閑散旗丁3700多戶，共15000多人至今天黑龍江省境內的拉林、阿城、雙城、呼蘭等地進行農業生產並練習滿語騎射，這對當地的開發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其實京旗回屯最初的本意主要是為了解決駐京八旗的生計問題。清朝定鼎中原以後，對旗人采取了“恩養”政策，生活所需全部由國家供給，並相繼建立了份地製度和糧餉製度，其目的就是使他們能夠生活無虞，全身心地投入軍事作戰，以保證大清帝國政權的穩固。然而從康熙中期開始，隨著政權的穩定，旗人人口急劇增加，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時，已從順治五年（1648年）的男丁346931人，上升為696681人。同時，由於清政府嚴禁旗丁從事農、工、商各業，普通旗丁除了披甲當差外無任何額外收入，致使其生活處於不斷惡化之中。到乾隆初年，一部分中下層旗人已陷入“無錢糧，又無產業，實無糊口之資”的地步。這不僅使八旗製度出現了危機，也直接影響了清政府的統治。為此，自康熙朝至乾隆朝，清廷采取漢軍出旗、八旗非正身旗人出旗為民、設立井田、賞賜銀兩、贖*典旗地、建立養育兵等措施來緩解八旗的生計問題，並為此耗費了巨額帑項。然而收效甚微，更嚴重的是這些措施進一步助長了八旗官兵的依賴性，生計問題還是沒能徹底解決。
乾隆初年，政府中的一些有識之士便開始探討如何從旗人不事生產這一根本上解決問題，最後他們一致認為要為八旗成員籌長遠之計，就必須為之立下“恒產”，由“自為養”取代“官養之”。然而問題是，此時滿族統治者早已在中原地區確立了穩固的統治，王朝初建時那種憑借武力用“圈地”方式奪取漢人土地再分配給滿人的做法早已不合時宜了，要讓北京這些旗人自食其力，歸田務農，便唯有去尚有大片未墾地的邊區屯田這一個辦法。經過實地考察，清廷最終擇定了今天黑龍江省的拉林、阿城等地作為屯田之地，並從乾隆九年（1744年）起付諸行動。對於這一過程，如果從移民學角度來說，應當是清統治者運用官方權力和財力加以引導、組織、強製推行的一種政府性移民。與增加兵餉等一係列治標不治本的辦法相比較，這顯然有其積極的一麵。如果我們排除其他因素，單從曆史角度來考察，則清代京旗移墾的舉措應該說是一件值得肯定的曆史事件，在客觀上，它促進了移駐地的土地開墾和經濟開發。清廷長期以來為獨占東北的自然資源、維護滿族固有風俗，對包括黑龍江在內的東北實行了封禁政策，人為地限製了內地先進生產技術、經營方式等經濟因素注入黑龍江，嚴重地阻礙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進程。而從乾隆初年開始的京旗回屯則使黑龍江各項事業開發有了良好的契機，成為其邊疆內地化的開端。
為了辦好京旗閑散的移駐之事，清政府在回屯區先期投入了大量經濟開發所必要的啟動資金和設備，僅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移駐的五百戶京旗治辦房地、牲畜、鐵器等就“用銀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九兩”。另外，清廷還運用國家權力組織人力將大批荒甸墾為農田，這些均是闖關東漢民所無法企及的。然而，由於京旗閑散久居京華，耽於侈逸，致使耕地墾而複荒。於是，嫻於農耕的勞動力就成為他們此時最為迫切的需求，這就吸引了數十倍於旗人的謀求生活出路的漢族移民的到來，使得該地區荒蕪的土地得到了較為迅速的開發。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阿勒楚喀、拉林共墾旗地4908坰”，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旗地已增至36278坰”，在近半個世紀內土地增加了31370坰。至道光年間，在伯都訥、雙城、拉林及阿勒楚喀等地已相繼開發出二百多萬畝熟地。
大量滿漢移民的到來逐漸改變了當地居民那種“歲易其地，待雨乃播”的粗放耕作方法，采用了內地的“間休”、“輪作”等先進技術，使農作物產量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到嘉慶末年時，阿勒楚喀、雙城等地的糧食產量已是“一坰之地豐年獲糧八九市石”；普通年景，“種穀每坰收五六石以上”。到後來，生產的糧食不僅能滿足當地需求，還有大量餘糧輸出。至今，拉林、五常、雙城、阿城、呼蘭等地仍為黑龍江省最重要的糧食產區。
隨著人口的增加與農業的發展，為適應生活需要，各種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手工作坊也應運而生。最突出的就是“燒鍋”。“燒鍋者，蒸酒之地也。”回屯地區盛產上等的釀酒原料——高粱，加之人們喜歡飲酒，因此，白酒的產量極高，同治六年(1867年)，僅拉林一地就輸出白酒111632斤，納稅錢44.5兩。釀酒業的繁榮說明當時回屯區的糧食產量不僅可以滿足食用、交納租稅的需要，而且已經有了大量的剩餘。此外，大豆、小麥等農產品也促進了榨油作坊、麵粉加工作坊的建立與發展。
京旗回屯還大大促進了黑龍江城鎮的發展。在回屯區內，由於京旗的到來以及大量流民的湧入，不僅使榛莽變為良田，更是出現了“駐紮滿洲日多，居民日密，商販牲畜，不期而集”的繁榮景象，使過去人口稀少的邊荒地區形成了星羅棋布的村屯聚落。而昔日管理旗人的衙門所在地也逐漸發展成了阿城(阿勒楚喀)、五常（拉林現劃歸五常市）、雙城(雙城堡)等現代化城市，在這些城市的帶動下，相鄰地區也日益發展，今天黑龍江省的省會哈爾濱正是這樣逐漸興起的。
其實京旗回屯最初的本意主要是為了解決駐京八旗的生計問題。清朝定鼎中原以後，對旗人采取了“恩養”政策，生活所需全部由國家供給，並相繼建立了份地製度和糧餉製度，其目的就是使他們能夠生活無虞，全身心地投入軍事作戰，以保證大清帝國政權的穩固。然而從康熙中期開始，隨著政權的穩定，旗人人口急劇增加，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時，已從順治五年（1648年）的男丁346931人，上升為696681人。同時，由於清政府嚴禁旗丁從事農、工、商各業，普通旗丁除了披甲當差外無任何額外收入，致使其生活處於不斷惡化之中。到乾隆初年，一部分中下層旗人已陷入“無錢糧，又無產業，實無糊口之資”的地步。這不僅使八旗製度出現了危機，也直接影響了清政府的統治。為此，自康熙朝至乾隆朝，清廷采取漢軍出旗、八旗非正身旗人出旗為民、設立井田、賞賜銀兩、贖*典旗地、建立養育兵等措施來緩解八旗的生計問題，並為此耗費了巨額帑項。然而收效甚微，更嚴重的是這些措施進一步助長了八旗官兵的依賴性，生計問題還是沒能徹底解決。
乾隆初年，政府中的一些有識之士便開始探討如何從旗人不事生產這一根本上解決問題，最後他們一致認為要為八旗成員籌長遠之計，就必須為之立下“恒產”，由“自為養”取代“官養之”。然而問題是，此時滿族統治者早已在中原地區確立了穩固的統治，王朝初建時那種憑借武力用“圈地”方式奪取漢人土地再分配給滿人的做法早已不合時宜了，要讓北京這些旗人自食其力，歸田務農，便唯有去尚有大片未墾地的邊區屯田這一個辦法。經過實地考察，清廷最終擇定了今天黑龍江省的拉林、阿城等地作為屯田之地，並從乾隆九年（1744年）起付諸行動。對於這一過程，如果從移民學角度來說，應當是清統治者運用官方權力和財力加以引導、組織、強製推行的一種政府性移民。與增加兵餉等一係列治標不治本的辦法相比較，這顯然有其積極的一麵。如果我們排除其他因素，單從曆史角度來考察，則清代京旗移墾的舉措應該說是一件值得肯定的曆史事件，在客觀上，它促進了移駐地的土地開墾和經濟開發。清廷長期以來為獨占東北的自然資源、維護滿族固有風俗，對包括黑龍江在內的東北實行了封禁政策，人為地限製了內地先進生產技術、經營方式等經濟因素注入黑龍江，嚴重地阻礙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進程。而從乾隆初年開始的京旗回屯則使黑龍江各項事業開發有了良好的契機，成為其邊疆內地化的開端。
為了辦好京旗閑散的移駐之事，清政府在回屯區先期投入了大量經濟開發所必要的啟動資金和設備，僅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移駐的五百戶京旗治辦房地、牲畜、鐵器等就“用銀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九兩”。另外，清廷還運用國家權力組織人力將大批荒甸墾為農田，這些均是闖關東漢民所無法企及的。然而，由於京旗閑散久居京華，耽於侈逸，致使耕地墾而複荒。於是，嫻於農耕的勞動力就成為他們此時最為迫切的需求，這就吸引了數十倍於旗人的謀求生活出路的漢族移民的到來，使得該地區荒蕪的土地得到了較為迅速的開發。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阿勒楚喀、拉林共墾旗地4908坰”，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旗地已增至36278坰”，在近半個世紀內土地增加了31370坰。至道光年間，在伯都訥、雙城、拉林及阿勒楚喀等地已相繼開發出二百多萬畝熟地。
大量滿漢移民的到來逐漸改變了當地居民那種“歲易其地，待雨乃播”的粗放耕作方法，采用了內地的“間休”、“輪作”等先進技術，使農作物產量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到嘉慶末年時，阿勒楚喀、雙城等地的糧食產量已是“一坰之地豐年獲糧八九市石”；普通年景，“種穀每坰收五六石以上”。到後來，生產的糧食不僅能滿足當地需求，還有大量餘糧輸出。至今，拉林、五常、雙城、阿城、呼蘭等地仍為黑龍江省最重要的糧食產區。
隨著人口的增加與農業的發展，為適應生活需要，各種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手工作坊也應運而生。最突出的就是“燒鍋”。“燒鍋者，蒸酒之地也。”回屯地區盛產上等的釀酒原料——高粱，加之人們喜歡飲酒，因此，白酒的產量極高，同治六年(1867年)，僅拉林一地就輸出白酒111632斤，納稅錢44.5兩。釀酒業的繁榮說明當時回屯區的糧食產量不僅可以滿足食用、交納租稅的需要，而且已經有了大量的剩餘。此外，大豆、小麥等農產品也促進了榨油作坊、麵粉加工作坊的建立與發展。
京旗回屯還大大促進了黑龍江城鎮的發展。在回屯區內，由於京旗的到來以及大量流民的湧入，不僅使榛莽變為良田，更是出現了“駐紮滿洲日多，居民日密，商販牲畜，不期而集”的繁榮景象，使過去人口稀少的邊荒地區形成了星羅棋布的村屯聚落。而昔日管理旗人的衙門所在地也逐漸發展成了阿城(阿勒楚喀)、五常（拉林現劃歸五常市）、雙城(雙城堡)等現代化城市，在這些城市的帶動下，相鄰地區也日益發展，今天黑龍江省的省會哈爾濱正是這樣逐漸興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