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yao：
當時的發射藥已經使用粒狀火yao，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狀火yao，其成分比例為硝1兩(占75.75%)，硫磺1錢4分(占10.6%)，柳炭1錢8分(占13.65%)已經基本達到黑火yao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
明朝火器種類：
直到明朝滅亡前，明朝的軍事機構也在不遺餘力地開品種頗多，形式複雜的管形火器(火槍、火炮)。如崇禎八年(1635)，南京戶部右侍郎畢懋康著的《軍器圖說》中，記載有“自生火銃”，就是一種燧發槍，這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燧發槍；京軍三大營的標準裝備——線膛槍(直線膛)，葡萄牙人於1637年向明政府進獻了線膛槍，神機營火器專家用後稱讚該槍射程遠，精度高，裝填方便，上表請示大量仿製並裝備京軍三大營；大漢奸吳三桂作大明山海關守將時，曾製作過大口徑鐵芯銅炮，集鐵堅、銅韌於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這可以說是當時不小的創舉，這炮至今有一門陳放在沈陽的遼寧省博物館。說明幾十年間明朝火器技術發展之快，但可惜國家將亡，沒有批量裝備。另外噴射火器(古代火箭)製造也相當精良，樣式、品種達幾十種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當發達，具體有兩大類：一類就是地雷，品種繁多，有石頭雷、陶瓷雷、生鐵雷等數十種；另一類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龍王炮和混江龍等兵器。根據大量的史實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先發明和使用“兩雷”的國家。
紅夷大炮：
紅夷大炮最突出的優點是射程，對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環節，即使現今也不例外。明朝自製鐵火銃的最大射程不超過三裏，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險；而一般三千斤的紅夷大炮可以輕鬆打到七八裏外，史籍記載最遠可達十裏！十裏相當於現代五公裏多，相當遠了，曾經對這個數據產生過懷疑，但是西方的同類型火炮的性能證明了這個數據是準確的（當時西歐各國已有領海這一概念，當時的領海是以海岸火炮的射程來定的，16世紀末期的領海是三海裏，約合五點五公裏）。遠射程的紅夷大炮結合開花彈，成了明朝末期對抗後金鐵騎的最強武器。當時的戰法為：將後金的騎兵誘入城頭紅夷大炮射程，然後用開花彈集火射擊，效果非常顯著，連努爾哈赤都被炸死。很長時間內，後金騎兵不敢進攻裝備有紅夷大炮的寧遠、錦州、山海關等戰略要地。
紅夷大炮在實戰中表現優異，引起了明朝的重視，除了進口以外還大量仿製，但是明朝末期國力不濟，無法鑄造和進口更多造價昂貴的紅夷大炮。但是紅夷大炮以逐漸成了明朝軍中重型火器的中堅力量，將原來的重型大口徑火銃淘汰。
明朝開花彈：
明代開花彈被廣泛使用於同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在此摘錄一條新聞：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者日前在托克托縣境內發掘出土了２０多枚明朝早期地雷，據稱，這是我國首次出土明朝地雷。這次出土的地雷為鐵鑄球體，大小規格分為兩種，大的直徑１１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徑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球體表麵有一突出台體，高約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徑約３厘米，台麵中間有一直徑約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圓型小孔，用以裝火yao和引爆火yao撚，當打開已經鏽蝕的小孔時，還能倒出裏邊的火yao。火yao均為黑色，其中有一枚較大的火yao為土灰色，且部分火yao呈米粒大小的顆粒狀。
據新華社，出土地雷的內蒙古托克托縣（古代稱之為東勝州）地處黃河岸邊的山梁台地，起著雄踞高地、扼守黃河的重要作用。當時這裏水陸交通便利，邊界貿易繁榮。元朝末年，各地紛紛爆發農民起義，公元１３６８年元大都被明軍攻破後，為了蕩平北部元軍，明軍曾在這裏與元軍發生激戰。該城出土的地雷正是這時明軍攻城用的武器，在出土地雷的附近還出土了十幾公斤鐵彈丸，這是當時明軍使用大炮發射的彈丸。”
明朝的“地雷”？根據《武經總要》記載，當時的地雷是先在敵人的必經之道上挖一大坑，埋入火yao，上麵覆以碎石，以盤香引爆。這些所謂“地雷”根本就是開花彈！“在出土地雷的附近還出土了十幾公斤鐵彈丸，這是當時明軍使用大炮發射的彈丸”就是證據，他們挖到的是一個火炮的彈藥庫！“ 鐵鑄球體，大小規格分為兩種，大的直徑１１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徑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
球體表麵有一突出台體，高約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徑約３厘米，台麵中間有一直徑約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圓型小孔”這些數據也表明了開花彈的本質，試想，地雷需要兩種規格，並且鑄造精度在一毫米以內？隻有火炮才要求炮彈有如此的精度，因為大家知道：如果炮彈大於火炮口徑就無法發射，而小於火炮口徑會造成火yao氣體泄漏，射程和精度都無法保證。感謝這些數據讓我們知道當時那裏的火炮至少有兩種，一種是口徑為85毫米的，另一種是口徑為110毫米的。從這些數據我們還知道了東西方的開花彈有一個區別：西方的開花彈是在鑄鐵彈體上開一個口，以木製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內裝上緩燃火yao來引爆；而明朝的開花彈則是“球體表麵有一突出台體，高約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徑約３厘米，台麵中間有一直徑約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圓型小孔”，估計是在小孔裏插上“藥撚”來引爆。因此“信管”、“藥撚”都是現代炮彈引信的始祖，也證明了東西方是各自獨立研製出開花彈的。當時明朝軍隊的火炮除了裝備開花彈，還裝備了實心彈（又稱“葡萄彈”）和霰彈。實心彈是由鐵或者鉛鑄造而成，少量是用石塊磨成球體，這種彈主要用於攻城洞穿城牆工事，射程遠但是對殺傷人員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實心彈直接命中的話非死即殘，但努爾哈赤並沒有肢體斷裂，因此可以排除是被實心彈打死的。再看霰彈，霰彈在當時是野戰火炮的大威力彈種，由數升鉛鐵小丸構成，射擊時可以形成彈幕，殺傷力極大，但是霰彈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射程太近，一般不超過一裏，努爾哈赤是不會將軍營設在離城牆如此接近的地方的，所以霰彈也可以排除。如此一來，隻有開花彈是殺死努爾哈赤的“真凶”，開花彈是鐵殼，可以及遠，同時爆炸時威力大。推測當時的情況是一枚開花彈落在努爾哈赤附近爆炸，他被彈片和衝擊波擊成重傷，不治身亡。
明朝火槍：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軍在收複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雙嶼(今浙江鄞縣東南)戰鬥中，俘獲了一些善於製造鐵炮的日本人及鐵炮。由馬憲、李槐等人，學習了製造火繩槍的方法，並在其基礎上，加以研究改進。於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為精絕”的中國第一批火繩槍，而且手筆極大，一上來就是一萬挺，由此可見，當時明朝政府對軍隊裝備火器的重視程度。如果不是明朝末期，政治上實在極度腐敗，外加連攤上三個“倒黴”皇帝，滿清焉有入主中原之理！
中國把創製成功的火繩槍，稱之為“鳥銃”，《武備誌》說：“後手不棄把，點火則不動，故十發有八九中，即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裝的彎形槍托形似鳥喙而被稱為“鳥嘴銃”，也有人稱其為鳥槍，成為當時明軍戰鬥中的“利器”。明軍裝備的鳥銃射程可達 120米，槍管用熟鐵製作，底部有火孔與火yao池（放引火yao）相連，池上覆蓋有銅蓋，可以遮擋風雨，搠杖（通條）插在槍管下的木托上，用於填送彈藥，槍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於取開擦洗槍管。
大約在同時，魯密國(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國進貢火繩槍，中國古代著名火器專家趙世禎，生長於海濱，少經倭患，深知增強國防力量、改善武器裝備的重要性，決心研製出精良的火器裝備官軍，衛國保民，於大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給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條陳，建議製造魯密國進貢的番鳥銃，經兵部議交京營試製。（泡泡語：比較早的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
趙世禎唯恐京營“製造打放兩不如法”，就登門求教朵思麻，詳細講解了製造和使用方法，並自己出資(趙世禎時任從七品銜的中書舍人)召集工匠進行試製，終於在萬曆二十六年創製了比鳥嘴銃射程更遠的火繩槍，稱之為“魯密銃”。這種銃加長了槍管(4尺5寸)，重量略大於鳥銃(6—8斤)，射程遠(150 米)，威力大，在結構上更優於鳥嘴銃。故《武備誌》說：“鳥銑：唯魯密銃最遠最毒”。同時還研製出當時最新式的火器“掣電銃”和“迅雷銃”，前者兼具西洋銃和佛郎機的優點，後者並有鳥銃和三眼銃的長處。萬曆三十年六月，趙士禎研製的火器通過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門官員的試驗。會審報告建議皇帝將趙世禎“所製車銃式樣隨發京營，依法成造，責令官員加以教演，傳示各邊，以究其防邊製虜之用”。
對比15—16世紀歐洲各國裝備的火繩槍，在上構造和明軍的火繩槍基本一致，技術參數也大致相仿，但明軍的鳥銃比這些槍都要輕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繩槍——穆什克特槍，口徑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彈丸重50克，射程250 米，可以保證射穿任何的鎧甲，雖然明軍的鳥銃威力比不上這種槍，但比起機動性和輕便性卻是穆什克特槍遠遠不及的。
15世紀初期，歐洲戰場上出現了炮身和藥室一體的青銅炮，不久又出現了輪式火炮，采用顆粒火yao，法國於15世紀中期首先鑄造鐵炮，並很快使這一技術傳遍歐洲；公元16世紀前後德國紐倫堡地區生產出一種直線式線膛的火繩槍——“毛瑟槍”，由於“膛線”一詞的英文譯音是“來複”，所以線膛槍也稱“來複槍”，這種帶有膛線的來複槍射擊精度大大超過了滑膛槍。
從17世紀起，歐洲槍炮製造技術發展迅速，法國人發明了具有防風防雨性能的燧發槍，它的出現標誌著純機械式點火時代技術的結束。燧發槍的基本結構如同打火槍，即利用擊錘上的燧石撞擊產生火花，引燃火yao。以其射速快、重量輕、射程遠等多種優越性，逐漸將火繩槍廢棄；瑞典人則劃時代地把彈丸和發射藥裝在同一個紙筒內，裝填時將紙筒撕破(咬破)，把發射藥和彈丸一塊裝入槍膛中去，既簡化了裝填過程，又保證了發射藥的定量裝填，它預示了一種新型的定裝槍彈的出現。
由於這些歐洲先進火器優於中國火器，明政府在自己研究不出來的情況下，就毫不猶豫的花錢從葡萄牙鑄炮專家伯多祿·波加羅在澳門興建的鑄炮廠引進火器技術，進行大量仿製，並用於實戰，在實戰中取得巨大收益，進而批量裝備軍隊。《中國軍事史·兵器卷》記載明朝後期明軍的火炮用精鐵鑄造，在技術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數量則穩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達到10裏，艦炮也達到 4裏以上，開始采用了爆炸彈丸、分裝彈藥、後膛裝填、有射表、瞄準具等等，種類上覆蓋大中小口徑，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滿清後期的丟人史：
滿清後期，幾個大名鼎鼎的人物都鬧了笑話，說明了當時滿清的愚昧和無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算是滿清能叫得出名的幾個還懂一點軍械和洋務的，其中更有洋務運動的倡導者，是能代表滿清軍事科技的最高見地的人物，可他們居然聯合在一起鬧了一出笑話……
鴉片戰爭時滿清當時的火器專家丁拱辰不知開花彈為何物；
曾國藩設立安慶軍械所重新引進西式開花彈；
李鴻章居然向德國克虜伯兵工廠訂購“開花彈”；
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師西征新疆，在陝西鳳翔縣進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從一處明代炮台遺址挖掘出開花彈百餘枚，不禁感慨萬千，歎道：“利器之入中國三百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這就是當時滿清的軍事科技水準，不敗給洋人可能嗎？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滿清統治多年下的左宗棠也無知到了可憐的地步，明朝的開花彈並非引進，而是自行開發的，由於滿清當時已經沒有了絲毫創新能力，所以才會誤認為隻要是先進東西就是泊來品。
西方的開花彈是在鑄鐵彈體上開一個口，以木製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內裝上緩燃火yao來引爆；而明朝的開花彈則是“球體表麵有一突出台體，高約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徑約３厘米，台麵中間有一直徑約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圓型小孔”，估計是在小孔裏插上“藥撚”來引爆。因此“信管”、“藥撚”都是現代炮彈引信的始祖，也證明了東西方是各自獨立研製出開花彈的。
左宗棠的哀歎十分令人同情：“利器之入中國三百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不過他錯得更可憐，“利器”（開花彈）不是“入中國三百年”，而根本就是明朝已經發明了的東西，後金頭努兒哈赤就是被開花彈打死的。
當時的發射藥已經使用粒狀火yao，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狀火yao，其成分比例為硝1兩(占75.75%)，硫磺1錢4分(占10.6%)，柳炭1錢8分(占13.65%)已經基本達到黑火yao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
明朝火器種類：
直到明朝滅亡前，明朝的軍事機構也在不遺餘力地開品種頗多，形式複雜的管形火器(火槍、火炮)。如崇禎八年(1635)，南京戶部右侍郎畢懋康著的《軍器圖說》中，記載有“自生火銃”，就是一種燧發槍，這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燧發槍；京軍三大營的標準裝備——線膛槍(直線膛)，葡萄牙人於1637年向明政府進獻了線膛槍，神機營火器專家用後稱讚該槍射程遠，精度高，裝填方便，上表請示大量仿製並裝備京軍三大營；大漢奸吳三桂作大明山海關守將時，曾製作過大口徑鐵芯銅炮，集鐵堅、銅韌於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這可以說是當時不小的創舉，這炮至今有一門陳放在沈陽的遼寧省博物館。說明幾十年間明朝火器技術發展之快，但可惜國家將亡，沒有批量裝備。另外噴射火器(古代火箭)製造也相當精良，樣式、品種達幾十種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當發達，具體有兩大類：一類就是地雷，品種繁多，有石頭雷、陶瓷雷、生鐵雷等數十種；另一類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龍王炮和混江龍等兵器。根據大量的史實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先發明和使用“兩雷”的國家。
紅夷大炮：
紅夷大炮最突出的優點是射程，對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環節，即使現今也不例外。明朝自製鐵火銃的最大射程不超過三裏，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險；而一般三千斤的紅夷大炮可以輕鬆打到七八裏外，史籍記載最遠可達十裏！十裏相當於現代五公裏多，相當遠了，曾經對這個數據產生過懷疑，但是西方的同類型火炮的性能證明了這個數據是準確的（當時西歐各國已有領海這一概念，當時的領海是以海岸火炮的射程來定的，16世紀末期的領海是三海裏，約合五點五公裏）。遠射程的紅夷大炮結合開花彈，成了明朝末期對抗後金鐵騎的最強武器。當時的戰法為：將後金的騎兵誘入城頭紅夷大炮射程，然後用開花彈集火射擊，效果非常顯著，連努爾哈赤都被炸死。很長時間內，後金騎兵不敢進攻裝備有紅夷大炮的寧遠、錦州、山海關等戰略要地。
紅夷大炮在實戰中表現優異，引起了明朝的重視，除了進口以外還大量仿製，但是明朝末期國力不濟，無法鑄造和進口更多造價昂貴的紅夷大炮。但是紅夷大炮以逐漸成了明朝軍中重型火器的中堅力量，將原來的重型大口徑火銃淘汰。
明朝開花彈：
明代開花彈被廣泛使用於同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在此摘錄一條新聞：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者日前在托克托縣境內發掘出土了２０多枚明朝早期地雷，據稱，這是我國首次出土明朝地雷。這次出土的地雷為鐵鑄球體，大小規格分為兩種，大的直徑１１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徑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球體表麵有一突出台體，高約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徑約３厘米，台麵中間有一直徑約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圓型小孔，用以裝火yao和引爆火yao撚，當打開已經鏽蝕的小孔時，還能倒出裏邊的火yao。火yao均為黑色，其中有一枚較大的火yao為土灰色，且部分火yao呈米粒大小的顆粒狀。
據新華社，出土地雷的內蒙古托克托縣（古代稱之為東勝州）地處黃河岸邊的山梁台地，起著雄踞高地、扼守黃河的重要作用。當時這裏水陸交通便利，邊界貿易繁榮。元朝末年，各地紛紛爆發農民起義，公元１３６８年元大都被明軍攻破後，為了蕩平北部元軍，明軍曾在這裏與元軍發生激戰。該城出土的地雷正是這時明軍攻城用的武器，在出土地雷的附近還出土了十幾公斤鐵彈丸，這是當時明軍使用大炮發射的彈丸。”
明朝的“地雷”？根據《武經總要》記載，當時的地雷是先在敵人的必經之道上挖一大坑，埋入火yao，上麵覆以碎石，以盤香引爆。這些所謂“地雷”根本就是開花彈！“在出土地雷的附近還出土了十幾公斤鐵彈丸，這是當時明軍使用大炮發射的彈丸”就是證據，他們挖到的是一個火炮的彈藥庫！“ 鐵鑄球體，大小規格分為兩種，大的直徑１１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徑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
球體表麵有一突出台體，高約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徑約３厘米，台麵中間有一直徑約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圓型小孔”這些數據也表明了開花彈的本質，試想，地雷需要兩種規格，並且鑄造精度在一毫米以內？隻有火炮才要求炮彈有如此的精度，因為大家知道：如果炮彈大於火炮口徑就無法發射，而小於火炮口徑會造成火yao氣體泄漏，射程和精度都無法保證。感謝這些數據讓我們知道當時那裏的火炮至少有兩種，一種是口徑為85毫米的，另一種是口徑為110毫米的。從這些數據我們還知道了東西方的開花彈有一個區別：西方的開花彈是在鑄鐵彈體上開一個口，以木製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內裝上緩燃火yao來引爆；而明朝的開花彈則是“球體表麵有一突出台體，高約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徑約３厘米，台麵中間有一直徑約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圓型小孔”，估計是在小孔裏插上“藥撚”來引爆。因此“信管”、“藥撚”都是現代炮彈引信的始祖，也證明了東西方是各自獨立研製出開花彈的。當時明朝軍隊的火炮除了裝備開花彈，還裝備了實心彈（又稱“葡萄彈”）和霰彈。實心彈是由鐵或者鉛鑄造而成，少量是用石塊磨成球體，這種彈主要用於攻城洞穿城牆工事，射程遠但是對殺傷人員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實心彈直接命中的話非死即殘，但努爾哈赤並沒有肢體斷裂，因此可以排除是被實心彈打死的。再看霰彈，霰彈在當時是野戰火炮的大威力彈種，由數升鉛鐵小丸構成，射擊時可以形成彈幕，殺傷力極大，但是霰彈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射程太近，一般不超過一裏，努爾哈赤是不會將軍營設在離城牆如此接近的地方的，所以霰彈也可以排除。如此一來，隻有開花彈是殺死努爾哈赤的“真凶”，開花彈是鐵殼，可以及遠，同時爆炸時威力大。推測當時的情況是一枚開花彈落在努爾哈赤附近爆炸，他被彈片和衝擊波擊成重傷，不治身亡。
明朝火槍：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軍在收複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雙嶼(今浙江鄞縣東南)戰鬥中，俘獲了一些善於製造鐵炮的日本人及鐵炮。由馬憲、李槐等人，學習了製造火繩槍的方法，並在其基礎上，加以研究改進。於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為精絕”的中國第一批火繩槍，而且手筆極大，一上來就是一萬挺，由此可見，當時明朝政府對軍隊裝備火器的重視程度。如果不是明朝末期，政治上實在極度腐敗，外加連攤上三個“倒黴”皇帝，滿清焉有入主中原之理！
中國把創製成功的火繩槍，稱之為“鳥銃”，《武備誌》說：“後手不棄把，點火則不動，故十發有八九中，即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因其所安裝的彎形槍托形似鳥喙而被稱為“鳥嘴銃”，也有人稱其為鳥槍，成為當時明軍戰鬥中的“利器”。明軍裝備的鳥銃射程可達 120米，槍管用熟鐵製作，底部有火孔與火yao池（放引火yao）相連，池上覆蓋有銅蓋，可以遮擋風雨，搠杖（通條）插在槍管下的木托上，用於填送彈藥，槍管底部用螺栓封固，便於取開擦洗槍管。
大約在同時，魯密國(今土耳其)派遣使者朵思麻到中國進貢火繩槍，中國古代著名火器專家趙世禎，生長於海濱，少經倭患，深知增強國防力量、改善武器裝備的重要性，決心研製出精良的火器裝備官軍，衛國保民，於大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給皇帝呈上了《用兵八害》的條陳，建議製造魯密國進貢的番鳥銃，經兵部議交京營試製。（泡泡語：比較早的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
趙世禎唯恐京營“製造打放兩不如法”，就登門求教朵思麻，詳細講解了製造和使用方法，並自己出資(趙世禎時任從七品銜的中書舍人)召集工匠進行試製，終於在萬曆二十六年創製了比鳥嘴銃射程更遠的火繩槍，稱之為“魯密銃”。這種銃加長了槍管(4尺5寸)，重量略大於鳥銃(6—8斤)，射程遠(150 米)，威力大，在結構上更優於鳥嘴銃。故《武備誌》說：“鳥銑：唯魯密銃最遠最毒”。同時還研製出當時最新式的火器“掣電銃”和“迅雷銃”，前者兼具西洋銃和佛郎機的優點，後者並有鳥銃和三眼銃的長處。萬曆三十年六月，趙士禎研製的火器通過兵部、工部、刑部等部門官員的試驗。會審報告建議皇帝將趙世禎“所製車銃式樣隨發京營，依法成造，責令官員加以教演，傳示各邊，以究其防邊製虜之用”。
對比15—16世紀歐洲各國裝備的火繩槍，在上構造和明軍的火繩槍基本一致，技術參數也大致相仿，但明軍的鳥銃比這些槍都要輕便。西班牙的重型火繩槍——穆什克特槍，口徑在23毫米以下，重8-10公斤，彈丸重50克，射程250 米，可以保證射穿任何的鎧甲，雖然明軍的鳥銃威力比不上這種槍，但比起機動性和輕便性卻是穆什克特槍遠遠不及的。
15世紀初期，歐洲戰場上出現了炮身和藥室一體的青銅炮，不久又出現了輪式火炮，采用顆粒火yao，法國於15世紀中期首先鑄造鐵炮，並很快使這一技術傳遍歐洲；公元16世紀前後德國紐倫堡地區生產出一種直線式線膛的火繩槍——“毛瑟槍”，由於“膛線”一詞的英文譯音是“來複”，所以線膛槍也稱“來複槍”，這種帶有膛線的來複槍射擊精度大大超過了滑膛槍。
從17世紀起，歐洲槍炮製造技術發展迅速，法國人發明了具有防風防雨性能的燧發槍，它的出現標誌著純機械式點火時代技術的結束。燧發槍的基本結構如同打火槍，即利用擊錘上的燧石撞擊產生火花，引燃火yao。以其射速快、重量輕、射程遠等多種優越性，逐漸將火繩槍廢棄；瑞典人則劃時代地把彈丸和發射藥裝在同一個紙筒內，裝填時將紙筒撕破(咬破)，把發射藥和彈丸一塊裝入槍膛中去，既簡化了裝填過程，又保證了發射藥的定量裝填，它預示了一種新型的定裝槍彈的出現。
由於這些歐洲先進火器優於中國火器，明政府在自己研究不出來的情況下，就毫不猶豫的花錢從葡萄牙鑄炮專家伯多祿·波加羅在澳門興建的鑄炮廠引進火器技術，進行大量仿製，並用於實戰，在實戰中取得巨大收益，進而批量裝備軍隊。《中國軍事史·兵器卷》記載明朝後期明軍的火炮用精鐵鑄造，在技術上接近西方的水平，數量則穩居世界第一，野炮的最大射程可達到10裏，艦炮也達到 4裏以上，開始采用了爆炸彈丸、分裝彈藥、後膛裝填、有射表、瞄準具等等，種類上覆蓋大中小口徑，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滿清後期的丟人史：
滿清後期，幾個大名鼎鼎的人物都鬧了笑話，說明了當時滿清的愚昧和無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算是滿清能叫得出名的幾個還懂一點軍械和洋務的，其中更有洋務運動的倡導者，是能代表滿清軍事科技的最高見地的人物，可他們居然聯合在一起鬧了一出笑話……
鴉片戰爭時滿清當時的火器專家丁拱辰不知開花彈為何物；
曾國藩設立安慶軍械所重新引進西式開花彈；
李鴻章居然向德國克虜伯兵工廠訂購“開花彈”；
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師西征新疆，在陝西鳳翔縣進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從一處明代炮台遺址挖掘出開花彈百餘枚，不禁感慨萬千，歎道：“利器之入中國三百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這就是當時滿清的軍事科技水準，不敗給洋人可能嗎？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滿清統治多年下的左宗棠也無知到了可憐的地步，明朝的開花彈並非引進，而是自行開發的，由於滿清當時已經沒有了絲毫創新能力，所以才會誤認為隻要是先進東西就是泊來品。
西方的開花彈是在鑄鐵彈體上開一個口，以木製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內裝上緩燃火yao來引爆；而明朝的開花彈則是“球體表麵有一突出台體，高約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徑約３厘米，台麵中間有一直徑約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圓型小孔”，估計是在小孔裏插上“藥撚”來引爆。因此“信管”、“藥撚”都是現代炮彈引信的始祖，也證明了東西方是各自獨立研製出開花彈的。
左宗棠的哀歎十分令人同情：“利器之入中國三百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不過他錯得更可憐，“利器”（開花彈）不是“入中國三百年”，而根本就是明朝已經發明了的東西，後金頭努兒哈赤就是被開花彈打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