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往今來的官員裏，他的知名度最高。山野小民，不知道宋朝有幾個皇帝的大有人在，沒聽說過他名號的人，寥寥無幾。
他的故事被編成小說、戲劇、評書，電視劇，電影，廣為流傳。1993年，台灣拍攝的電視劇《包青天》在中港台都掀起收視狂潮。電視劇的開頭，胡瓜用他那破鑼一樣的嗓子吼道：
“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麵無私辨忠奸。俠義展昭來相助，王朝和馬漢在身邊。”
他就是北宋名臣包拯。
包拯是一個孝子。29歲那年他參加高考，金榜題名。朝廷派他到江西建昌縣做一把手。這個差事蠻不錯的，但包拯認為家中父母年歲已高，自己應該跟在身邊盡孝道，便奏請朝廷把自己的工作調動一下。這朝廷也挺人性化，滿足了他的心願，把他調到離家更近的安徽和州上班。可父母親仍然希望兒子在身邊照應。包拯想來想去，最後把工作辭了，在家裏安心的侍候父母。
父母雙雙辭世後，又過了5年，包拯才離開家鄉，到安徽天長縣做縣長，宣布自己在曆史舞台上正式粉墨登場，這時候，他已經是一位39歲的中年人了。
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潛規則無處不在的國家。娛樂圈有，體育界有，學術界有，官場自也不當例外。在宋朝時候的端州(今廣東肇慶)，這種官場潛規則是通過一種叫端硯的東西折射出來的。端硯是端州的特產，非常名貴。皇帝和國家高級幹部都愛收藏幾塊——就算不會寫字兒的人，放在書房裏也顯得特有文化——跟現在一些企業家喜歡在書房裏擺放精裝本《夢回宋朝》是一個道理。因此，每年端州都會進貢一些給朝廷。這樣也沒問題。關鍵是，地方官們往往都在“貢硯”規定的數量外，加征幾十倍的數額。這些多收的端硯去了哪裏？十之八九被地方官拿去打點朝廷權貴，以換取政治籌碼。這樣就加重了當地百姓的負擔。
這一切，在包拯來到端州後有了徹底改觀。
包拯在安徽天長縣做了3年縣長後被調到端州做一把手。他甫一上任就下令，嚴格限製端硯的生產數量，絕不允許手下幹部私自加碼，違者重罰。他也高調表態：自己作為“一把手”，決不要一塊端硯。
3年後，包拯被調到京城任職，果然“悄悄的離開，不帶走一塊端硯”（歲滿不持一硯歸）。
公元1043年，包拯來到首都開封。上一次來到首都，還是15年前參加高考的事情。一般風景，兩種心情。彼時他還是一個忐忑不安的考生；如今已儼然一位初露頭角的政壇新秀。44歲的包拯，騎馬走在京城的青石板路上時，心中會是什麽樣的心情呢？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京城是一個大舞台。事實上，包拯人生中最精彩最華麗的篇章都是在這兒上演的。
不管是民間故事還是電視劇，都把重點放在渲染包拯斷案、破案的傳奇故事上麵。包拯確實在法院製度改革裏做了不俗的貢獻。在宋朝，老百姓到衙門打官司，先得托人寫狀子，還得通過衙門小吏傳遞給知府。如此就給衙門小吏們預留了尋租空間，一些訟師惡棍趁機敲榨勒索，導致老百姓打不起官司，嚴重妨礙了社會公平。包拯在開封做一把手就打破了這個規矩。他在知府衙門前設置了一隻鼓，老百姓要打官司，隻要把鼓一敲，知府衙門就大開正門，讓百姓直接上堂告狀。
看起來是一件小事情。其實非也。法律維護著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老百姓遇到困惑的時候願意通過訴訟尋求救濟，其實體現了對社會製度糾錯能力懷抱信心。假如人為的在訴訟渠道裏製造堵塞，會迫使老百姓尋求其他解決辦法，比如私刑，或者暴力等等。這些都是社會動蕩的源泉。
與包拯刑警隊長、法院院長的身份相比，他對國家更大的貢獻當是政治家身份；準確的說，是“彈劾”家。
1058年，包拯任職右諫議大夫，兼任禦史中丞。諫議大夫的職責是專門向皇帝提意見。這是個很奇特的官，其既無足輕重，又重要無比；其既無尺寸之柄，但又權力很大，而這一切都取決於諫議大夫的意見皇帝是聽，還是不聽。而禦史中丞的職責是監察天下官吏，對三公、九卿有彈劾之權。在這兩個職位上包拯如魚得水，做得有聲有色。成績也相當可觀：
他7次彈劾酷吏王逵，頂住各方麵的壓力，最終把這個寵臣拉下馬；他彈劾宋仁宗最親信的太監閻士良“監守自盜”；他4次彈劾皇親郭承佑，讓宋仁宗幾乎下不了台；他彈劾宰相宋癢——宋癢文采風流、道德高尚，實無過錯，包拯卻彈劾他身為重臣卻毫無建樹……
而包拯6彈“國丈”張堯佐的事跡，尤為精彩。
其時宋仁宗非常寵愛張貴妃，愛屋及烏，一年之中把她平庸無能的伯父連升四級，集組織部長、財政部長等四大要職於一身，這在北宋還是沒有先例的事情。
包拯第一個站出來進行彈劾，一些諫官也跟上抨擊。可張堯佐職位不降反升，這說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不屈不撓，連續兩次彈劾。宋仁宗心裏委屈啊：我一個九五之尊，提拔自己的國丈難道要看你們的眼色？他也來脾氣了，一意孤行要把“國丈”提拔為“宣徽使”。
包拯跟諫官們非常不滿，要求召開廷辯。廷辯，顧名思義，就是在朝廷上和皇帝展開公開辯論。
這裏囉嗦幾句。
在封建時代，皇帝無疑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廷辯的存在，標誌著皇帝與臣民在某個特定的時刻是平等的（至少是近於平等）。否則的話，皇帝一個不高興，叫人把對方辯友統統拖下去砍了，然後宣布自己獲勝——廷辯就失去了所有的意義。
話說那日，廷辯在友好和諧的氣氛中展開，然後慢慢升級，直到最*。想想看，一群文質彬彬的文人，以口舌為武器，氣勢洶洶地“圍攻”皇帝，那場麵也真夠壯觀了。包拯說到動情處，站在宋仁宗宗麵前滔滔不絕，唾沫星子濺了宋仁宗一臉。宋仁宗氣得說不出話來，卻又無可奈何。下班回到宿舍，張貴妃探問消息消息，宋仁宗總算找到一個出氣孔，衝丫發了一通脾氣：“包拯向前說話，直吐我麵，汝隻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禦使乎！”
這樣就完了嗎？沒有。因為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包拯繼續彈劾。一彈再彈，終於把皇帝弄得不耐煩了，不再動張堯佐的職位了。後來張貴妃仙逝，此事方才不了了之。
包拯這種牛脾氣讓權勢階層吃不消，連宋仁宗都畏懼他三分。
有趣的是，包拯經常彈劾他人，自己也曾經成為彈劾的對象。這人是誰，他就是歐陽修。
張方平、宋祁先後擔任三司使，但很不幸，都被包拯彈劾下台。三司使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掌管財政大權，很有油水，多少人夢寐以求啊，無奈保險係數太低，尤其是在包拯緊盯著的情況下。因此位置就空置下來。宋仁宗跟大臣一商量，決定派包拯去做。包拯也沒意見。但這個時候歐陽修出來說話了。
歐陽修寫了一篇《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的帖子，認為包拯連續將兩任三司使彈劾下台，卻自己取而代之，會引起其他大臣的非議，以為包拯是為了私利而彈劾三司使。即使包拯光明磊落，也應該主動避嫌。其次，包拯對於朝廷這樣的安排心安理得，這說明他學問不深，思考不周。朝廷任用幹部，應該選用那些知廉恥、懂禮讓的人士。
歐陽修說的當然也很有道理。包拯聽了這些話之後，就上奏要求辭去這個職位；朝廷一時沒有更好的人選，不予批準。過了好長時間，包拯才去上任。
看到這裏，或許你會認為歐陽修與包拯有什麽罅隙，其實不然。包拯為人不苟言笑、過於嚴肅，得來了一個民間評價：要看包公笑，比黃河水變清還難啊。是以在朝廷中他屬於被嚴重孤立的一派，而歐陽修算是他少有是幾個知己之一。說起來，歐陽修還是包拯的伯樂呢。
歐陽修當年與包拯一起參加高考，卻不幸落第。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淪之後，開始了仕途上的陽光大道。當包拯經曆了10年宅男生活，重新回到公務員隊伍時，歐陽修已經做到負責官員選拔、差遣和考察的組織部部長，很有實權。同時，歐陽修的文名蜚聲海內，是文壇裏的當紅辣子雞。歐陽修提議朝廷重用包括包拯、王安石在內的四個青年幹部。包拯也因此逐步走向中央權力中心。
俗話說，惺惺惜惺惺。歐陽修對於包拯的評價也是最精準的：“少有孝行，聞於鄉裏；晚有直節，著在朝廷”。
一針見血。（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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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麵無私辨忠奸。俠義展昭來相助，王朝和馬漢在身邊。”
他就是北宋名臣包拯。
包拯是一個孝子。29歲那年他參加高考，金榜題名。朝廷派他到江西建昌縣做一把手。這個差事蠻不錯的，但包拯認為家中父母年歲已高，自己應該跟在身邊盡孝道，便奏請朝廷把自己的工作調動一下。這朝廷也挺人性化，滿足了他的心願，把他調到離家更近的安徽和州上班。可父母親仍然希望兒子在身邊照應。包拯想來想去，最後把工作辭了，在家裏安心的侍候父母。
父母雙雙辭世後，又過了5年，包拯才離開家鄉，到安徽天長縣做縣長，宣布自己在曆史舞台上正式粉墨登場，這時候，他已經是一位39歲的中年人了。
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潛規則無處不在的國家。娛樂圈有，體育界有，學術界有，官場自也不當例外。在宋朝時候的端州(今廣東肇慶)，這種官場潛規則是通過一種叫端硯的東西折射出來的。端硯是端州的特產，非常名貴。皇帝和國家高級幹部都愛收藏幾塊——就算不會寫字兒的人，放在書房裏也顯得特有文化——跟現在一些企業家喜歡在書房裏擺放精裝本《夢回宋朝》是一個道理。因此，每年端州都會進貢一些給朝廷。這樣也沒問題。關鍵是，地方官們往往都在“貢硯”規定的數量外，加征幾十倍的數額。這些多收的端硯去了哪裏？十之八九被地方官拿去打點朝廷權貴，以換取政治籌碼。這樣就加重了當地百姓的負擔。
這一切，在包拯來到端州後有了徹底改觀。
包拯在安徽天長縣做了3年縣長後被調到端州做一把手。他甫一上任就下令，嚴格限製端硯的生產數量，絕不允許手下幹部私自加碼，違者重罰。他也高調表態：自己作為“一把手”，決不要一塊端硯。
3年後，包拯被調到京城任職，果然“悄悄的離開，不帶走一塊端硯”（歲滿不持一硯歸）。
公元1043年，包拯來到首都開封。上一次來到首都，還是15年前參加高考的事情。一般風景，兩種心情。彼時他還是一個忐忑不安的考生；如今已儼然一位初露頭角的政壇新秀。44歲的包拯，騎馬走在京城的青石板路上時，心中會是什麽樣的心情呢？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京城是一個大舞台。事實上，包拯人生中最精彩最華麗的篇章都是在這兒上演的。
不管是民間故事還是電視劇，都把重點放在渲染包拯斷案、破案的傳奇故事上麵。包拯確實在法院製度改革裏做了不俗的貢獻。在宋朝，老百姓到衙門打官司，先得托人寫狀子，還得通過衙門小吏傳遞給知府。如此就給衙門小吏們預留了尋租空間，一些訟師惡棍趁機敲榨勒索，導致老百姓打不起官司，嚴重妨礙了社會公平。包拯在開封做一把手就打破了這個規矩。他在知府衙門前設置了一隻鼓，老百姓要打官司，隻要把鼓一敲，知府衙門就大開正門，讓百姓直接上堂告狀。
看起來是一件小事情。其實非也。法律維護著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老百姓遇到困惑的時候願意通過訴訟尋求救濟，其實體現了對社會製度糾錯能力懷抱信心。假如人為的在訴訟渠道裏製造堵塞，會迫使老百姓尋求其他解決辦法，比如私刑，或者暴力等等。這些都是社會動蕩的源泉。
與包拯刑警隊長、法院院長的身份相比，他對國家更大的貢獻當是政治家身份；準確的說，是“彈劾”家。
1058年，包拯任職右諫議大夫，兼任禦史中丞。諫議大夫的職責是專門向皇帝提意見。這是個很奇特的官，其既無足輕重，又重要無比；其既無尺寸之柄，但又權力很大，而這一切都取決於諫議大夫的意見皇帝是聽，還是不聽。而禦史中丞的職責是監察天下官吏，對三公、九卿有彈劾之權。在這兩個職位上包拯如魚得水，做得有聲有色。成績也相當可觀：
他7次彈劾酷吏王逵，頂住各方麵的壓力，最終把這個寵臣拉下馬；他彈劾宋仁宗最親信的太監閻士良“監守自盜”；他4次彈劾皇親郭承佑，讓宋仁宗幾乎下不了台；他彈劾宰相宋癢——宋癢文采風流、道德高尚，實無過錯，包拯卻彈劾他身為重臣卻毫無建樹……
而包拯6彈“國丈”張堯佐的事跡，尤為精彩。
其時宋仁宗非常寵愛張貴妃，愛屋及烏，一年之中把她平庸無能的伯父連升四級，集組織部長、財政部長等四大要職於一身，這在北宋還是沒有先例的事情。
包拯第一個站出來進行彈劾，一些諫官也跟上抨擊。可張堯佐職位不降反升，這說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不屈不撓，連續兩次彈劾。宋仁宗心裏委屈啊：我一個九五之尊，提拔自己的國丈難道要看你們的眼色？他也來脾氣了，一意孤行要把“國丈”提拔為“宣徽使”。
包拯跟諫官們非常不滿，要求召開廷辯。廷辯，顧名思義，就是在朝廷上和皇帝展開公開辯論。
這裏囉嗦幾句。
在封建時代，皇帝無疑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廷辯的存在，標誌著皇帝與臣民在某個特定的時刻是平等的（至少是近於平等）。否則的話，皇帝一個不高興，叫人把對方辯友統統拖下去砍了，然後宣布自己獲勝——廷辯就失去了所有的意義。
話說那日，廷辯在友好和諧的氣氛中展開，然後慢慢升級，直到最*。想想看，一群文質彬彬的文人，以口舌為武器，氣勢洶洶地“圍攻”皇帝，那場麵也真夠壯觀了。包拯說到動情處，站在宋仁宗宗麵前滔滔不絕，唾沫星子濺了宋仁宗一臉。宋仁宗氣得說不出話來，卻又無可奈何。下班回到宿舍，張貴妃探問消息消息，宋仁宗總算找到一個出氣孔，衝丫發了一通脾氣：“包拯向前說話，直吐我麵，汝隻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禦使乎！”
這樣就完了嗎？沒有。因為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包拯繼續彈劾。一彈再彈，終於把皇帝弄得不耐煩了，不再動張堯佐的職位了。後來張貴妃仙逝，此事方才不了了之。
包拯這種牛脾氣讓權勢階層吃不消，連宋仁宗都畏懼他三分。
有趣的是，包拯經常彈劾他人，自己也曾經成為彈劾的對象。這人是誰，他就是歐陽修。
張方平、宋祁先後擔任三司使，但很不幸，都被包拯彈劾下台。三司使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掌管財政大權，很有油水，多少人夢寐以求啊，無奈保險係數太低，尤其是在包拯緊盯著的情況下。因此位置就空置下來。宋仁宗跟大臣一商量，決定派包拯去做。包拯也沒意見。但這個時候歐陽修出來說話了。
歐陽修寫了一篇《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的帖子，認為包拯連續將兩任三司使彈劾下台，卻自己取而代之，會引起其他大臣的非議，以為包拯是為了私利而彈劾三司使。即使包拯光明磊落，也應該主動避嫌。其次，包拯對於朝廷這樣的安排心安理得，這說明他學問不深，思考不周。朝廷任用幹部，應該選用那些知廉恥、懂禮讓的人士。
歐陽修說的當然也很有道理。包拯聽了這些話之後，就上奏要求辭去這個職位；朝廷一時沒有更好的人選，不予批準。過了好長時間，包拯才去上任。
看到這裏，或許你會認為歐陽修與包拯有什麽罅隙，其實不然。包拯為人不苟言笑、過於嚴肅，得來了一個民間評價：要看包公笑，比黃河水變清還難啊。是以在朝廷中他屬於被嚴重孤立的一派，而歐陽修算是他少有是幾個知己之一。說起來，歐陽修還是包拯的伯樂呢。
歐陽修當年與包拯一起參加高考，卻不幸落第。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淪之後，開始了仕途上的陽光大道。當包拯經曆了10年宅男生活，重新回到公務員隊伍時，歐陽修已經做到負責官員選拔、差遣和考察的組織部部長，很有實權。同時，歐陽修的文名蜚聲海內，是文壇裏的當紅辣子雞。歐陽修提議朝廷重用包括包拯、王安石在內的四個青年幹部。包拯也因此逐步走向中央權力中心。
俗話說，惺惺惜惺惺。歐陽修對於包拯的評價也是最精準的：“少有孝行，聞於鄉裏；晚有直節，著在朝廷”。
一針見血。（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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