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幕
與韜光隱晦，躲在後台做精神領袖的司馬光相比，年輕的蘇軾顯得更銳利，也更有活力。雖然他與王安石的地位相比完全不是一個重量級，還是勇敢的發起了一次一次衝擊。
第一次衝擊波是元宵節花燈事件。王安石變法的次年。
每年元宵節，首都都會舉行大型燈會，光靠附近州縣進貢的花燈，遠遠不夠用，便要派人到蘇杭一帶購買。這一年他們到蘇州杭州一問燈價，比預期價格高了許多，回來商量宋神宗。宋神宗下令，要當地政府幫助皇家的人減價收購；同時命令市民暫停購買浙燈，以平抑市價。
宋神宗的做法是有依據的。他依據的就是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之一：《均輸法》。按照這部法律規定，由政府部門（發運使司）控製茶、鹽、礬、酒等物的銷售和運輸，從而可以比較方便的操控價格。
以前蘇杭燈匠、燈商都在元宵節前趕製花燈，抬高售價，銀子賺得白花花的。照說，這也是符合市場規律的舉措——價格由供需水平決定。可今年就受到了《均輸法》的約束，官府還強令燈市壓價銷售；為湊足宮燈，還不準百姓買燈。這在當地引起了極大的民怨。
這些都在蘇軾的預料之中。自從《青苗法》，《均輸法》等法律先後出台後，蘇軾就敏銳的看出，這些法律裏可能存在與民爭利的地方。
在詳細調研和深思熟慮之後，蘇軾寫下了《諫買浙燈狀》。
在這個帖子裏，蘇軾寫得相當理性。一開頭就狠拍宋神宗馬屁，“……陛下不以疏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繼而又表揚皇帝孝順，“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
拍馬屁不是蘇軾的目的，於是他筆鋒陡轉，點名皇室低價買燈的危害，“……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
蘇軾明白無誤的提出論點：“追還前命，凡悉如舊”。
當然，蘇軾是聰明的。他非常了解皇帝推行新法的迫切心態，以及反對新法可能麵臨的危險，為了將危險係數降到最低，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拍宋神宗馬屁，頌揚“陛下聰明睿聖，追跡堯舜”，而把過錯全部推給了王安石等變法新黨，“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最後進行一番自我表揚，“忍不為陛下盡之”。
蘇軾交出帖子後，在家忐忑不安的等候回複。
宋神宗收到蘇軾的《諫買浙燈疏》後，不僅沒有生氣，甚至感到一陣輕鬆和寬慰。俗話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宋神宗接班後，國庫空虛，財政拮據，因此才聘用王安石推行以“理財”為核心內容的變法。這兩年多來，宋神宗很注意節省，巴不得一個硬幣掰成兩半用，連過生日都沒有請客擺酒。元宵大鬧花燈也不是他的初衷，而是遷就了幾位公主和郡王的意見。
第二天宋神宗就回複了：批準蘇軾的帖子，停止采購浙燈。
第十一幕
蘇軾回頭看了一眼京城，說：“走吧。”
一行人馬就慢慢的沿著官道出城而去。落日在他們身後投出一道道斜長的身影，使得這一行人馬看上去分外的落寞。
僅僅在幾個月前，蘇軾還躊躇滿誌，打算在朝廷裏幹出一番事業來呢。
話說上書皇帝初戰告捷，蘇軾大受鼓舞。他趁熱打鐵，接連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兩個帖子。在這兩個帖子裏，蘇軾全方位的批評了變法，言辭也很激烈，批評皇帝和新黨“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他認為道德風俗是一個國家存亡之所係，而急功近利的變法運動摧毀了原先的道德體係，勢必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預料之中，蘇軾的帖子引起了新黨強烈的反彈。他們開始寫聯名信，彈劾蘇軾。王安石也對蘇軾非常的不滿。就在這個敏感的時刻，又傳出一件對蘇軾相當不利的事情。
事情起源於4年前，蘇軾兩兄弟送父親靈柩回四川。那時候交通簡陋，來去均以舟船代步。侍禦史知雜事謝景溫舊事重提，控告蘇軾兩兄弟利用官船，攜帶貨物，販賣私鹽。
宋神宗命令王安石調查此事。照說，手握大權，也深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得到了一個鏟除異己的機會。雖然蘇軾兩兄弟販賣私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官字兩個口，想要弄點對蘇軾不利的證據，簡直就是小兒科。就算沒有證據，先把他們雙規起來，隨便在生活作風上找點茬子讓他下崗，也不是什麽難事。
王安石沒有這樣做。
在經過慎密的調查取證後，王安石還了蘇軾兩兄弟一個清白：查無此事。
經曆了這一事件的蘇軾卻再無心事留在首都了。或許是政治鬥爭的無情，讓他產生厭惡的感覺；或許是他想學習司馬光，明哲保身要緊。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因此，蘇軾自己請求外調。宋神宗跟王安石商量後，派他做了杭州太守。
這次調動無疑是蘇軾人生旅途的又一個低潮，不過，杭州民眾倒是因此而得益了。
第十二幕
潤之曾經說過一句話：“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
惜乎王安石同誌聽不到這話。
王安石變法，最讓人詬病的倒不是他強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惡劣——鑒於對王安石個人品質的信任，這種新法再惡也惡不到哪裏去，而是他獨斷專行的處事風格，任人唯親的用人原則。
在我們現在看來，王安石也太缺乏民主包容精神了。他不能容忍任何異見者，導致眾多德高望重的高級幹部與他決裂。這當中有人曾經大力提拔他，比如文彥博、歐陽修等人，有人原來是他的朋友，如範縝、司馬光等人。雖然他們都是精英中的戰鬥機，卻因為對王安石某些做法表示質疑而被先後趕出朝廷。
王安石肯定誓死不會同意這句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在王安石看來，凡是不支持變法的人，都沒有說話的權利。
沒有一項改革可以十全十美，王安石的改革順應時代潮流，值得表揚，但其具體操作中仍然有許多紕漏，有待完善。如果王安石能夠虛心吸納司馬光、蘇軾等意見領袖的觀點，把他們當成建言獻策的智庫，在實施過程時多收集民間反映，善莫大焉，也能減少大部分阻力。
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打報告說，有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然“截指斷腕”。宋神宗就此事問到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說：“這事多半是謠言。就算不是謠言，也沒什麽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
宋神宗頗為不悅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
王安石仍是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司馬光等人的話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況是什麽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階層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為什麽連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對變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該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趕走司馬光等一班重臣後，給朝廷裏補充了一批新鮮血液。他考核幹部的標準隻有一條：絕對支持變法。除了這一條，什麽人品啊、能力啊等標準都可以適當放寬。這樣做的後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諛奉承之人進入領導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絕大部分都被列進了《宋史》奸臣榜。雖然不排除撰寫《宋史》的舊黨以黨性代替人性，可他們這些人在當時確實做得比較過分——前麵說到的“烏台詩案”，就是他們一手炮製出來的。
這事兒可以多說兩句。
“烏台詩案”爆發後，蘇軾被逮捕，與他關係密切的朋友，如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甚至已經去世的歐陽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牽連。當時賦閑在家的王安石聽說此事後，也連夜派人進京上書勸說宋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蘇軾的小命這才保住了。
王安石曾經非常信任的一位得力助手呂惠卿，也是一位很有才幹的官員。但他後來為求自身升遷，竟設計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對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王安石也算是自食其果吧。
在各種主觀客觀原因的合力下，王安石的改革步履維艱。
第十三幕
沒人會相信，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竟會栽於一幅畫手中。
1073年秋天，到1974年夏天，天下大旱，10個月滴雨未下。連空氣中都彌漫著一股燒焦的味道。王安石坐在辦公室裏寢食不安。他不知道，就在這時，一個對他、對變法致命的打擊悄然出籠。
一天，宋神宗上班回來，有內侍來報：一個叫鄭俠的小官，送來一個帖子，說他負責看守城門，每天在城門上看到為變法所苦的貧民流離失所的樣子，就將這些圖景繪下來請皇帝欣賞。無圖無真相，因此他又繪了一幅《流民圖》以密件的形式送呈給皇帝。
鄭俠還以人頭做擔保，證實此圖的真實性。
打開圖，宋神宗立刻被一幅淒涼的場景嚇了一跳：圖上無數流民攜兒牽女，身無完衣，四處啼饑號寒，口嚼草根野果。他們“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錢償官，奄斃溝壑，累累不絕。而酷吏威逼恫嚇，怒目追索……宋神宗不禁潸然淚下。他想破腦袋也想不通，一場“富國強兵”的改革運動何以導致如此下場呢？
第二天，宋神宗下令，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
仿佛是老天爺在做配合，三天後就下了傾盆大雨。神宗站在禦花園裏，瞠目結舌。王安石站在皇宮門外，呆若木雞。這場雨徹底澆滅了兩個理想主義者心頭熊熊燃燒的改革之火。雖然王安石辯解“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他心裏清楚，自己再不會擁有宋神宗傾其所有的信賴了。
接下來王安石被罷相就是順理成章了。
此處還要囉嗦的一句是：這個叫鄭俠的小官，是王安石一直器重的對象；兩人一度相談甚歡。
在這之後，王安石複相，又被罷掉。新黨與舊黨之間進行了一番艱難的拉鋸戰。沒有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的潰敗更符合政治鬥爭規律。
1076年，55歲的王安石最終徹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南京養老。而另外一個人正在後台躍躍欲試；為了這一天，他已經等待得太久了。
如你所知，他就是司馬光。
第十四幕
1086年，躊躇滿誌的司馬光甫一上台，就宣布所有新法盡數廢除。宋王朝這輛馬車兜了一個圈，終點又回到起點。
當得知新法盡數廢除的消息，王安石悲憤不已，引發了背上的瘡毒，與世長辭。
司馬光未曾料到的是，曾經忠實的同盟者，文學家蘇軾此刻卻站出來反對他的舉動！
原來，蘇軾在顛沛流離的外放期間，親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處，從而發覺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的偏執與保守。他在給友人滕達道信中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回向之所執，益覺疏矣。”由此蘇軾改變了對新法的偏頗認識。
蘇軾還曾經去看望過王安石。
1084年，蘇軾從黃州調動到汝州，準備順路去拜訪隱居南京的王安石。而王安石聽說蘇軾將來，穿著便服，騎著毛驢，興致勃勃地來到江邊見蘇軾。沒想到蘇軾也是穿著便服，
蘇軾開玩笑的說：“我今天是穿著便服見大丞相。真是失禮。”
王安石笑著回答說：“禮儀難道是為我們這些人設的嗎？”
兩個人攜手同遊鍾山時，儼然一對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們詩酒唱和，談禪說佛，人生至樂，也不過如此罷。
人生如戲啊。
王安石逝世後沒多久，司馬光也去世了。在這之後，蘇軾在新舊兩黨的夾擊之下，依然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他曾經被貶到海南島——在宋朝，這是僅次於滿門抄斬的懲罰。
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舊黨，蘇軾才回到中原，第二年在常州，由於長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長途跋涉的艱辛，一代文豪一病不起。
這三個男人，會在陰間繼續他們的恩恩怨怨嗎？（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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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韜光隱晦，躲在後台做精神領袖的司馬光相比，年輕的蘇軾顯得更銳利，也更有活力。雖然他與王安石的地位相比完全不是一個重量級，還是勇敢的發起了一次一次衝擊。
第一次衝擊波是元宵節花燈事件。王安石變法的次年。
每年元宵節，首都都會舉行大型燈會，光靠附近州縣進貢的花燈，遠遠不夠用，便要派人到蘇杭一帶購買。這一年他們到蘇州杭州一問燈價，比預期價格高了許多，回來商量宋神宗。宋神宗下令，要當地政府幫助皇家的人減價收購；同時命令市民暫停購買浙燈，以平抑市價。
宋神宗的做法是有依據的。他依據的就是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之一：《均輸法》。按照這部法律規定，由政府部門（發運使司）控製茶、鹽、礬、酒等物的銷售和運輸，從而可以比較方便的操控價格。
以前蘇杭燈匠、燈商都在元宵節前趕製花燈，抬高售價，銀子賺得白花花的。照說，這也是符合市場規律的舉措——價格由供需水平決定。可今年就受到了《均輸法》的約束，官府還強令燈市壓價銷售；為湊足宮燈，還不準百姓買燈。這在當地引起了極大的民怨。
這些都在蘇軾的預料之中。自從《青苗法》，《均輸法》等法律先後出台後，蘇軾就敏銳的看出，這些法律裏可能存在與民爭利的地方。
在詳細調研和深思熟慮之後，蘇軾寫下了《諫買浙燈狀》。
在這個帖子裏，蘇軾寫得相當理性。一開頭就狠拍宋神宗馬屁，“……陛下不以疏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繼而又表揚皇帝孝順，“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
拍馬屁不是蘇軾的目的，於是他筆鋒陡轉，點名皇室低價買燈的危害，“……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
蘇軾明白無誤的提出論點：“追還前命，凡悉如舊”。
當然，蘇軾是聰明的。他非常了解皇帝推行新法的迫切心態，以及反對新法可能麵臨的危險，為了將危險係數降到最低，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拍宋神宗馬屁，頌揚“陛下聰明睿聖，追跡堯舜”，而把過錯全部推給了王安石等變法新黨，“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最後進行一番自我表揚，“忍不為陛下盡之”。
蘇軾交出帖子後，在家忐忑不安的等候回複。
宋神宗收到蘇軾的《諫買浙燈疏》後，不僅沒有生氣，甚至感到一陣輕鬆和寬慰。俗話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宋神宗接班後，國庫空虛，財政拮據，因此才聘用王安石推行以“理財”為核心內容的變法。這兩年多來，宋神宗很注意節省，巴不得一個硬幣掰成兩半用，連過生日都沒有請客擺酒。元宵大鬧花燈也不是他的初衷，而是遷就了幾位公主和郡王的意見。
第二天宋神宗就回複了：批準蘇軾的帖子，停止采購浙燈。
第十一幕
蘇軾回頭看了一眼京城，說：“走吧。”
一行人馬就慢慢的沿著官道出城而去。落日在他們身後投出一道道斜長的身影，使得這一行人馬看上去分外的落寞。
僅僅在幾個月前，蘇軾還躊躇滿誌，打算在朝廷裏幹出一番事業來呢。
話說上書皇帝初戰告捷，蘇軾大受鼓舞。他趁熱打鐵，接連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兩個帖子。在這兩個帖子裏，蘇軾全方位的批評了變法，言辭也很激烈，批評皇帝和新黨“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他認為道德風俗是一個國家存亡之所係，而急功近利的變法運動摧毀了原先的道德體係，勢必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預料之中，蘇軾的帖子引起了新黨強烈的反彈。他們開始寫聯名信，彈劾蘇軾。王安石也對蘇軾非常的不滿。就在這個敏感的時刻，又傳出一件對蘇軾相當不利的事情。
事情起源於4年前，蘇軾兩兄弟送父親靈柩回四川。那時候交通簡陋，來去均以舟船代步。侍禦史知雜事謝景溫舊事重提，控告蘇軾兩兄弟利用官船，攜帶貨物，販賣私鹽。
宋神宗命令王安石調查此事。照說，手握大權，也深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得到了一個鏟除異己的機會。雖然蘇軾兩兄弟販賣私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官字兩個口，想要弄點對蘇軾不利的證據，簡直就是小兒科。就算沒有證據，先把他們雙規起來，隨便在生活作風上找點茬子讓他下崗，也不是什麽難事。
王安石沒有這樣做。
在經過慎密的調查取證後，王安石還了蘇軾兩兄弟一個清白：查無此事。
經曆了這一事件的蘇軾卻再無心事留在首都了。或許是政治鬥爭的無情，讓他產生厭惡的感覺；或許是他想學習司馬光，明哲保身要緊。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因此，蘇軾自己請求外調。宋神宗跟王安石商量後，派他做了杭州太守。
這次調動無疑是蘇軾人生旅途的又一個低潮，不過，杭州民眾倒是因此而得益了。
第十二幕
潤之曾經說過一句話：“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
惜乎王安石同誌聽不到這話。
王安石變法，最讓人詬病的倒不是他強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惡劣——鑒於對王安石個人品質的信任，這種新法再惡也惡不到哪裏去，而是他獨斷專行的處事風格，任人唯親的用人原則。
在我們現在看來，王安石也太缺乏民主包容精神了。他不能容忍任何異見者，導致眾多德高望重的高級幹部與他決裂。這當中有人曾經大力提拔他，比如文彥博、歐陽修等人，有人原來是他的朋友，如範縝、司馬光等人。雖然他們都是精英中的戰鬥機，卻因為對王安石某些做法表示質疑而被先後趕出朝廷。
王安石肯定誓死不會同意這句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在王安石看來，凡是不支持變法的人，都沒有說話的權利。
沒有一項改革可以十全十美，王安石的改革順應時代潮流，值得表揚，但其具體操作中仍然有許多紕漏，有待完善。如果王安石能夠虛心吸納司馬光、蘇軾等意見領袖的觀點，把他們當成建言獻策的智庫，在實施過程時多收集民間反映，善莫大焉，也能減少大部分阻力。
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打報告說，有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然“截指斷腕”。宋神宗就此事問到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說：“這事多半是謠言。就算不是謠言，也沒什麽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
宋神宗頗為不悅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
王安石仍是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司馬光等人的話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況是什麽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階層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為什麽連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對變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該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趕走司馬光等一班重臣後，給朝廷裏補充了一批新鮮血液。他考核幹部的標準隻有一條：絕對支持變法。除了這一條，什麽人品啊、能力啊等標準都可以適當放寬。這樣做的後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諛奉承之人進入領導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絕大部分都被列進了《宋史》奸臣榜。雖然不排除撰寫《宋史》的舊黨以黨性代替人性，可他們這些人在當時確實做得比較過分——前麵說到的“烏台詩案”，就是他們一手炮製出來的。
這事兒可以多說兩句。
“烏台詩案”爆發後，蘇軾被逮捕，與他關係密切的朋友，如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甚至已經去世的歐陽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牽連。當時賦閑在家的王安石聽說此事後，也連夜派人進京上書勸說宋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蘇軾的小命這才保住了。
王安石曾經非常信任的一位得力助手呂惠卿，也是一位很有才幹的官員。但他後來為求自身升遷，竟設計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對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王安石也算是自食其果吧。
在各種主觀客觀原因的合力下，王安石的改革步履維艱。
第十三幕
沒人會相信，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竟會栽於一幅畫手中。
1073年秋天，到1974年夏天，天下大旱，10個月滴雨未下。連空氣中都彌漫著一股燒焦的味道。王安石坐在辦公室裏寢食不安。他不知道，就在這時，一個對他、對變法致命的打擊悄然出籠。
一天，宋神宗上班回來，有內侍來報：一個叫鄭俠的小官，送來一個帖子，說他負責看守城門，每天在城門上看到為變法所苦的貧民流離失所的樣子，就將這些圖景繪下來請皇帝欣賞。無圖無真相，因此他又繪了一幅《流民圖》以密件的形式送呈給皇帝。
鄭俠還以人頭做擔保，證實此圖的真實性。
打開圖，宋神宗立刻被一幅淒涼的場景嚇了一跳：圖上無數流民攜兒牽女，身無完衣，四處啼饑號寒，口嚼草根野果。他們“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錢償官，奄斃溝壑，累累不絕。而酷吏威逼恫嚇，怒目追索……宋神宗不禁潸然淚下。他想破腦袋也想不通，一場“富國強兵”的改革運動何以導致如此下場呢？
第二天，宋神宗下令，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
仿佛是老天爺在做配合，三天後就下了傾盆大雨。神宗站在禦花園裏，瞠目結舌。王安石站在皇宮門外，呆若木雞。這場雨徹底澆滅了兩個理想主義者心頭熊熊燃燒的改革之火。雖然王安石辯解“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他心裏清楚，自己再不會擁有宋神宗傾其所有的信賴了。
接下來王安石被罷相就是順理成章了。
此處還要囉嗦的一句是：這個叫鄭俠的小官，是王安石一直器重的對象；兩人一度相談甚歡。
在這之後，王安石複相，又被罷掉。新黨與舊黨之間進行了一番艱難的拉鋸戰。沒有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的潰敗更符合政治鬥爭規律。
1076年，55歲的王安石最終徹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南京養老。而另外一個人正在後台躍躍欲試；為了這一天，他已經等待得太久了。
如你所知，他就是司馬光。
第十四幕
1086年，躊躇滿誌的司馬光甫一上台，就宣布所有新法盡數廢除。宋王朝這輛馬車兜了一個圈，終點又回到起點。
當得知新法盡數廢除的消息，王安石悲憤不已，引發了背上的瘡毒，與世長辭。
司馬光未曾料到的是，曾經忠實的同盟者，文學家蘇軾此刻卻站出來反對他的舉動！
原來，蘇軾在顛沛流離的外放期間，親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處，從而發覺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的偏執與保守。他在給友人滕達道信中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回向之所執，益覺疏矣。”由此蘇軾改變了對新法的偏頗認識。
蘇軾還曾經去看望過王安石。
1084年，蘇軾從黃州調動到汝州，準備順路去拜訪隱居南京的王安石。而王安石聽說蘇軾將來，穿著便服，騎著毛驢，興致勃勃地來到江邊見蘇軾。沒想到蘇軾也是穿著便服，
蘇軾開玩笑的說：“我今天是穿著便服見大丞相。真是失禮。”
王安石笑著回答說：“禮儀難道是為我們這些人設的嗎？”
兩個人攜手同遊鍾山時，儼然一對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們詩酒唱和，談禪說佛，人生至樂，也不過如此罷。
人生如戲啊。
王安石逝世後沒多久，司馬光也去世了。在這之後，蘇軾在新舊兩黨的夾擊之下，依然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他曾經被貶到海南島——在宋朝，這是僅次於滿門抄斬的懲罰。
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舊黨，蘇軾才回到中原，第二年在常州，由於長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長途跋涉的艱辛，一代文豪一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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