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幕
經過一年時間的長途旅行，三蘇終於到達首都了。1061年，25歲的蘇軾和弟弟蘇轍參加製科考試，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蔡襄等人出任考官。主考應考的陣容都很強大。更重要的是，本出戲的三個主人公終於到齊了。
蘇軾在考卷裏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王安石——他許多觀點正好與王安石兩年前轟動一時的萬言書截然相反。比如，王安石說要“依法治國”，蘇軾就提出“以德治國”。王安石說改革勢在必行，蘇軾則說隻要用人得當，不改革也可以。
結果可想而知，司馬光等人都欣賞東坡的“文義燦然”，唯獨王安石卻斥責蘇軾的文章“全類戰國文章”。
主考官們發生了內訌，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隻好請宋仁宗出馬。宋仁宗一筆定江山：蘇軾以第三等錄取，蘇轍以第四等錄取。鑒於第一和第二等純屬擺設，幾百年也不錄取一個，因此這第三等也是相當高的待遇，因此後來蘇軾老是把這段經曆拿來顯擺。
宋仁宗下班了對一眾大小老婆樂嗬嗬地說：“嘿，勞資今天為兒孫們撿了兩個宰相。”
當然，宋仁宗做夢都沒想到，蘇軾一輩子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蘇轍那老小子也是在要退休了才撿一個副宰相當。
第六幕
除了蘇軾被派到陝西鳳翔做地方官，蘇洵和蘇轍都生活在首都了，跟首都人民一樣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王安石一生有很多政敵，但卻很少有真正的私敵。司馬光跟他在朝廷上鬧得不可開交，誓不兩立，在私底下卻互相景仰。蘇洵是他為數不多的幾個私敵之一。55歲的蘇洵在皇城根兒曬太陽之餘，就想起了他與王安石之間的恩恩怨怨。
當年，自己寫的幾個帖子被歐陽修帶到朝廷BBS發表，跟帖在者眾。絕大部分都是“頂”、“讚成樓主”、“好貼”、“強帖留名”等字樣。唯獨文學家王安石沒有發表一個跟帖。令得春風得意的自己太沒麵子了！
兩年前，自己兩個兒子參加製科考試，所有主考官都給了高分，又是那個王安石，雙雙判了一個不及格；如果不是偉大正確光明的皇帝宋仁宗明察秋毫，恐怕兩個兒子都得步自己後塵，充當製科考試的犧牲品。
……
蘇洵每每想到這些就憤憤不平，欲要找個機會狠狠的回擊王安石一下，讓他知道老蘇家也不是好惹的。機會很快就來到了。1063年的秋天，王安石母親去世，朝廷裏的同事都前去吊唁，連新上任的皇帝宋英宗也派人送了一個花圈，表達哀悼之情。蘇洵收到了請帖，可他沒有去。那晚，他躲在宿舍裏熬了一個通宵，激動地寫出了轟動一時的帖子《辨奸論》。
在這個帖子裏，蘇洵把王安石寫成一個陰險狡詐、城府極深的奸臣。為什麽呢？因為他作為政府高級幹部，不注重個人形象，“衣臣虜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這違背了人之常情，而一個違背人之常情的人，很少有不是大奸臣的。
《辨奸論》在當時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據說短短兩天點擊率就達到數十萬，好事者轉載得到處都是。蘇軾在陝西也看到了這個帖子，他看完後暗自說：“我靠，罵得也太狠了吧？比我都離譜。”
司馬光看完後隻說了五個字：“人身攻擊貼”。然後就把帖子鎖了。
第七幕
1067年元月，當首都人民還沉浸在過年的喜悅之中時，噩耗傳來了：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宋英宗不幸病逝了。宋英宗真的很“不幸”，他隻做了5年皇帝——這形象的說明了一個真理：撿來的皇帝坐不久（上一屆領導人宋仁宗沒有兒子，隻好把位置傳給侄兒）。
接班人是宋神宗。王安石變法的總導演，一個20歲的年輕人意氣風發的出現在曆史的舞台上了。
扳手指算一下，從宋太祖趙匡胤以降，到宋神宗為止，宋朝已經經曆了6代領導人。總體說來，還算政通人和，實為幾百年來的盛世。不過，就像一個養尊處優慣了的人，很容易生病，一個穩定日子過得太久的朝代，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毛病。比如，朝廷裏養了太多光吃飯不幹事的幹部，資料顯示，當時有25000名正式在編的幹部，和30萬編外人員，每年需要支出大約1200萬貫錢工資。由於強敵契遼國和西夏長期虎視眈眈，宋朝不得不維係了一支數量龐大的正規軍，到宋神宗即位，已經達到140多萬，他們跟公務員一樣終生吃財政飯（甚至他們的家屬也由國家養著）。這兩者讓宋朝財政入不敷出，出現了嚴重財政赤字。
作為一個期冀有所作為的領導人，宋神宗打算改變這種現狀。順理成章，他想起了曾經給宋仁宗上萬言書的王安石同誌。他迅速把王安石調回首都，認命為翰林學士；比較有趣的是，他幾乎同時也把司馬光認命為翰林學士。
心懷壯誌的王安石欣然接受了這份認命。這一天他等待得太久了。20幾年啊，他大部分時間都一直埋頭在地方，做小打小鬧的改革試驗。他甚至因此主動拒絕了好幾次回首都做官的機會——有一次，皇帝派人來宣召他進京做官，他居然躲進了廁所。太監不得不把聖旨放到他家桌子上離去，他見此，抓起聖旨，飛快的跑出去趕上那位太監，把聖旨還給他……
王安石等待的是一位能夠支持他進行改革的最高領導人。過於仁慈的宋仁宗不是，英年早逝的宋英宗也不是。王安石心裏清楚，隻有意誌堅強的宋神宗才是。
王安石回到首都後，與宋神宗有過一番長談。君臣二人開誠布公的交流了彼此的觀點，然後達成了共識：改革。
從那天以後，48歲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在宋朝的版圖上畫了很多個圈。
這時，蘇軾和蘇轍在遙遠的四川老家守孝。蘇洵在頭一年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到死也沒看到老對頭王安石畫的這些圈。否則的話，他極有可能從棺材裏爬起來，再寫一篇《續辨奸論》。
第八幕
很快王安石就與司馬光短兵相接了。
每一年的春季，朝廷都會舉行祭天大典。按照慣例，每一次祭天大典完成後，都要給文武百官發個紅包，有點像今天公司裏老板在歲末年初的時候給員工發放雙薪或者年終獎。意思就是：諸位一年來兢兢業業工作，辛苦了；來年期望各位更兢兢業業一點。
兩者的不同點在於：公司遇到經營困難，或者碰到了金融危機，是可能會減少甚至取消這筆雙薪或者年終獎，員工們沒有什麽商榷的餘地；而宋朝老板因為國庫空虛，想免掉這個紅包，就遭遇了巨大的壓力。這壓力來自以司馬光為首的一幫高級幹部。由此，也引發了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爭論。
這是1068年春天的事情了。
爭論始自於祭天大典紅包，但隨著話題的深入，已經轉變成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了。
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國家缺乏善於理財的人。司馬光表示反對，他認為王安石所言之理財，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
王安石堅持自己的觀點，說：“不是這樣。善於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
司馬光對此大不以為然，他說：“天下哪裏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間，就在政府。設法從老百姓那裏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你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蒙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其實，但從經濟學角度來探討，王安石的話也是正確的。現代社會已經證明了，不增加捐稅也能增加財政收入的辦法很多，比如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比如提高資金周轉速度；比如完善社會生產製度……
司馬光把桑弘羊拿來做例子以反駁王安石，是沒有看到他們兩者之間本質的區別。
王安石出台了青苗法，規定在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提供給農民低息貸款，讓他們購買棉糧種子，等秋後豐收再行償還。在貸款過程裏，貧窮的農民要拿青苗作為抵押，是以此法稱為“青苗法”。這部法律打擊了在農村裏猖獗的高利貸活動，維護了農民的利益。現在看來，王安石的青苗法已經有了用市場手段來調劑經濟政策的影子。
而桑弘羊他們是怎麽做的呢？他們將鑄錢、冶鐵、製鹽、賣酒等最賺錢的行業全部收歸國有，實行*；甚至一度準備將河湖塘灣與海洋中捕魚撈蝦也實行國家*。一句話，就是實行國家壟斷。壟斷當然是最來錢的勾當了，這事兒我們現在的中國電信、中國石油等企業正幹得不亦悅乎呢。國家當然是富了，可惜老百姓的口袋因此而被掏空了。
在經過短暫的猶豫之後，宋神宗還是選擇站在了王安石這一邊。國家財政確實太差錢了，王安石的那套理論更適合宋神宗的胃口。
冬天，蘇軾兩兄弟服喪期已滿，舉家搬遷，正在趕來首都的路上。
山雨欲來風滿樓啊。
第九幕
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在王安石大刀闊斧的運作之下，聞名中外的熙寧變法正式開始。
王安石的改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方麵麵。主要內容有：
一、青苗法。這個辦法是他以前在地方搞改革試點的成績，現在拿來在全國推廣；
二、農田水利法。政府鼓勵地方興修水利，開墾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種差役，公民可以不用自己服役，交一筆免役錢，政府另行雇人服役。按照該法規定，原來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錢。這樣既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民的勞役負擔。
四、方田均稅法。為了防止大地主兼並土地，隱瞞田產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實土地數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稅。
五、保甲法。政府把農民組織起來，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家裏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個當保丁，農閑練兵，戰時編入軍隊打仗。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剛剛實施，就在朝廷裏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第一個站出來批評他的就是他曾經的老朋友：司馬光。
作為朝廷器重的大臣，司馬光發現改革可能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時，他以一個老朋友的身份三次給王安石寫信，要他權衡考慮政治理念和治國方略，勸告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借此“以盡益友之忠”。 王安石的反應則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他以彬彬有禮的風度，針鋒相對的反駁了司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諫、怨謗”五個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這封信曾經收入中學語文課本。
巨大的政治立場差異，導致他們誰也無法將對方說服。從那開始，他們不但是政治上的死敵，在私人感情上也斷絕了聯係。
雖然司馬光身後站著一個龐大的名臣隊伍，比如歐陽修、韓琦、蘇軾等人，他甚至還獲得了皇太後的支持。但是，他們麵對的不僅僅是參知政事王安石，還有宋神宗。一心要勵精圖治的宋神宗把賭注全部押到了王安石身上。因此，可供司馬光選擇的道路不多：要麽轉變立場支持王安石，要麽收拾行李上路，退出權力中心。前者不符合司馬光的做事風格，他就隻有選擇黯然離開了。
宋神宗其實也很器重司馬光，他一邊支持王安石變法，一邊竭力挽留司馬光，而且欲封他做國防部副部長。司馬光目光堅毅的看著宋神宗，說：“要我留下也可以，請你全部廢除王安石的變法。”
話說到這份上，宋神宗也隻好黯然神傷的看著司馬光離去。
在接下來的10幾年裏，司馬光一直過著隱居生活，專心致誌的寫那一本傳世之作《資治通鑒》。
司馬光走後，宋神宗不無擔憂的詢問王安石：“愛卿啊，雖然我是義無反顧的支持你，可為什麽幾乎所有的老幹部都反對你呢？”
王安石以他一以貫之的彪悍表情說：“改革嘛，總是會觸及到許多既得利益者利益，他們反對才是正常的表現，這才證明改革是行之有效的。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我們可以趁此機會為國家補充新鮮血液。”
事實上，王安石在變法裏確實提拔了一大批忠誠於他的年輕幹部。比如前麵說到的沈括，後麵將會說到的蔡京。
宋神宗接著王安石的話題說：“我看蘇軾這年輕人挺不錯，要不把他升為諫官？”
王安石其實也很欣賞蘇軾的文學才華，但對他趨向保守的政治立場相當不滿，委婉的對向宋神宗說：“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
宋神宗的建議就此擱淺。
當然，王安石也並未因為蘇軾對改革持異議就把他冷藏起來，任命他為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可是蘇軾這渾小子毫不領情。王安石打算改革考試製度，他卻發表《議學校貢舉狀》和王安石唱對台戲，王安石當然不高興了，把他趕到開封做了一個推官。
王安石的算盤很精：當你被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務纏在身上的時候，也就沒什麽功夫管我的閑事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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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在考卷裏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王安石——他許多觀點正好與王安石兩年前轟動一時的萬言書截然相反。比如，王安石說要“依法治國”，蘇軾就提出“以德治國”。王安石說改革勢在必行，蘇軾則說隻要用人得當，不改革也可以。
結果可想而知，司馬光等人都欣賞東坡的“文義燦然”，唯獨王安石卻斥責蘇軾的文章“全類戰國文章”。
主考官們發生了內訌，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隻好請宋仁宗出馬。宋仁宗一筆定江山：蘇軾以第三等錄取，蘇轍以第四等錄取。鑒於第一和第二等純屬擺設，幾百年也不錄取一個，因此這第三等也是相當高的待遇，因此後來蘇軾老是把這段經曆拿來顯擺。
宋仁宗下班了對一眾大小老婆樂嗬嗬地說：“嘿，勞資今天為兒孫們撿了兩個宰相。”
當然，宋仁宗做夢都沒想到，蘇軾一輩子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蘇轍那老小子也是在要退休了才撿一個副宰相當。
第六幕
除了蘇軾被派到陝西鳳翔做地方官，蘇洵和蘇轍都生活在首都了，跟首都人民一樣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王安石一生有很多政敵，但卻很少有真正的私敵。司馬光跟他在朝廷上鬧得不可開交，誓不兩立，在私底下卻互相景仰。蘇洵是他為數不多的幾個私敵之一。55歲的蘇洵在皇城根兒曬太陽之餘，就想起了他與王安石之間的恩恩怨怨。
當年，自己寫的幾個帖子被歐陽修帶到朝廷BBS發表，跟帖在者眾。絕大部分都是“頂”、“讚成樓主”、“好貼”、“強帖留名”等字樣。唯獨文學家王安石沒有發表一個跟帖。令得春風得意的自己太沒麵子了！
兩年前，自己兩個兒子參加製科考試，所有主考官都給了高分，又是那個王安石，雙雙判了一個不及格；如果不是偉大正確光明的皇帝宋仁宗明察秋毫，恐怕兩個兒子都得步自己後塵，充當製科考試的犧牲品。
……
蘇洵每每想到這些就憤憤不平，欲要找個機會狠狠的回擊王安石一下，讓他知道老蘇家也不是好惹的。機會很快就來到了。1063年的秋天，王安石母親去世，朝廷裏的同事都前去吊唁，連新上任的皇帝宋英宗也派人送了一個花圈，表達哀悼之情。蘇洵收到了請帖，可他沒有去。那晚，他躲在宿舍裏熬了一個通宵，激動地寫出了轟動一時的帖子《辨奸論》。
在這個帖子裏，蘇洵把王安石寫成一個陰險狡詐、城府極深的奸臣。為什麽呢？因為他作為政府高級幹部，不注重個人形象，“衣臣虜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這違背了人之常情，而一個違背人之常情的人，很少有不是大奸臣的。
《辨奸論》在當時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據說短短兩天點擊率就達到數十萬，好事者轉載得到處都是。蘇軾在陝西也看到了這個帖子，他看完後暗自說：“我靠，罵得也太狠了吧？比我都離譜。”
司馬光看完後隻說了五個字：“人身攻擊貼”。然後就把帖子鎖了。
第七幕
1067年元月，當首都人民還沉浸在過年的喜悅之中時，噩耗傳來了：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宋英宗不幸病逝了。宋英宗真的很“不幸”，他隻做了5年皇帝——這形象的說明了一個真理：撿來的皇帝坐不久（上一屆領導人宋仁宗沒有兒子，隻好把位置傳給侄兒）。
接班人是宋神宗。王安石變法的總導演，一個20歲的年輕人意氣風發的出現在曆史的舞台上了。
扳手指算一下，從宋太祖趙匡胤以降，到宋神宗為止，宋朝已經經曆了6代領導人。總體說來，還算政通人和，實為幾百年來的盛世。不過，就像一個養尊處優慣了的人，很容易生病，一個穩定日子過得太久的朝代，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毛病。比如，朝廷裏養了太多光吃飯不幹事的幹部，資料顯示，當時有25000名正式在編的幹部，和30萬編外人員，每年需要支出大約1200萬貫錢工資。由於強敵契遼國和西夏長期虎視眈眈，宋朝不得不維係了一支數量龐大的正規軍，到宋神宗即位，已經達到140多萬，他們跟公務員一樣終生吃財政飯（甚至他們的家屬也由國家養著）。這兩者讓宋朝財政入不敷出，出現了嚴重財政赤字。
作為一個期冀有所作為的領導人，宋神宗打算改變這種現狀。順理成章，他想起了曾經給宋仁宗上萬言書的王安石同誌。他迅速把王安石調回首都，認命為翰林學士；比較有趣的是，他幾乎同時也把司馬光認命為翰林學士。
心懷壯誌的王安石欣然接受了這份認命。這一天他等待得太久了。20幾年啊，他大部分時間都一直埋頭在地方，做小打小鬧的改革試驗。他甚至因此主動拒絕了好幾次回首都做官的機會——有一次，皇帝派人來宣召他進京做官，他居然躲進了廁所。太監不得不把聖旨放到他家桌子上離去，他見此，抓起聖旨，飛快的跑出去趕上那位太監，把聖旨還給他……
王安石等待的是一位能夠支持他進行改革的最高領導人。過於仁慈的宋仁宗不是，英年早逝的宋英宗也不是。王安石心裏清楚，隻有意誌堅強的宋神宗才是。
王安石回到首都後，與宋神宗有過一番長談。君臣二人開誠布公的交流了彼此的觀點，然後達成了共識：改革。
從那天以後，48歲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在宋朝的版圖上畫了很多個圈。
這時，蘇軾和蘇轍在遙遠的四川老家守孝。蘇洵在頭一年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到死也沒看到老對頭王安石畫的這些圈。否則的話，他極有可能從棺材裏爬起來，再寫一篇《續辨奸論》。
第八幕
很快王安石就與司馬光短兵相接了。
每一年的春季，朝廷都會舉行祭天大典。按照慣例，每一次祭天大典完成後，都要給文武百官發個紅包，有點像今天公司裏老板在歲末年初的時候給員工發放雙薪或者年終獎。意思就是：諸位一年來兢兢業業工作，辛苦了；來年期望各位更兢兢業業一點。
兩者的不同點在於：公司遇到經營困難，或者碰到了金融危機，是可能會減少甚至取消這筆雙薪或者年終獎，員工們沒有什麽商榷的餘地；而宋朝老板因為國庫空虛，想免掉這個紅包，就遭遇了巨大的壓力。這壓力來自以司馬光為首的一幫高級幹部。由此，也引發了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爭論。
這是1068年春天的事情了。
爭論始自於祭天大典紅包，但隨著話題的深入，已經轉變成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了。
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國家缺乏善於理財的人。司馬光表示反對，他認為王安石所言之理財，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
王安石堅持自己的觀點，說：“不是這樣。善於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
司馬光對此大不以為然，他說：“天下哪裏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間，就在政府。設法從老百姓那裏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你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蒙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其實，但從經濟學角度來探討，王安石的話也是正確的。現代社會已經證明了，不增加捐稅也能增加財政收入的辦法很多，比如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比如提高資金周轉速度；比如完善社會生產製度……
司馬光把桑弘羊拿來做例子以反駁王安石，是沒有看到他們兩者之間本質的區別。
王安石出台了青苗法，規定在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提供給農民低息貸款，讓他們購買棉糧種子，等秋後豐收再行償還。在貸款過程裏，貧窮的農民要拿青苗作為抵押，是以此法稱為“青苗法”。這部法律打擊了在農村裏猖獗的高利貸活動，維護了農民的利益。現在看來，王安石的青苗法已經有了用市場手段來調劑經濟政策的影子。
而桑弘羊他們是怎麽做的呢？他們將鑄錢、冶鐵、製鹽、賣酒等最賺錢的行業全部收歸國有，實行*；甚至一度準備將河湖塘灣與海洋中捕魚撈蝦也實行國家*。一句話，就是實行國家壟斷。壟斷當然是最來錢的勾當了，這事兒我們現在的中國電信、中國石油等企業正幹得不亦悅乎呢。國家當然是富了，可惜老百姓的口袋因此而被掏空了。
在經過短暫的猶豫之後，宋神宗還是選擇站在了王安石這一邊。國家財政確實太差錢了，王安石的那套理論更適合宋神宗的胃口。
冬天，蘇軾兩兄弟服喪期已滿，舉家搬遷，正在趕來首都的路上。
山雨欲來風滿樓啊。
第九幕
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在王安石大刀闊斧的運作之下，聞名中外的熙寧變法正式開始。
王安石的改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方麵麵。主要內容有：
一、青苗法。這個辦法是他以前在地方搞改革試點的成績，現在拿來在全國推廣；
二、農田水利法。政府鼓勵地方興修水利，開墾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種差役，公民可以不用自己服役，交一筆免役錢，政府另行雇人服役。按照該法規定，原來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錢。這樣既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民的勞役負擔。
四、方田均稅法。為了防止大地主兼並土地，隱瞞田產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實土地數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稅。
五、保甲法。政府把農民組織起來，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家裏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個當保丁，農閑練兵，戰時編入軍隊打仗。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剛剛實施，就在朝廷裏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第一個站出來批評他的就是他曾經的老朋友：司馬光。
作為朝廷器重的大臣，司馬光發現改革可能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時，他以一個老朋友的身份三次給王安石寫信，要他權衡考慮政治理念和治國方略，勸告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借此“以盡益友之忠”。 王安石的反應則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他以彬彬有禮的風度，針鋒相對的反駁了司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諫、怨謗”五個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這封信曾經收入中學語文課本。
巨大的政治立場差異，導致他們誰也無法將對方說服。從那開始，他們不但是政治上的死敵，在私人感情上也斷絕了聯係。
雖然司馬光身後站著一個龐大的名臣隊伍，比如歐陽修、韓琦、蘇軾等人，他甚至還獲得了皇太後的支持。但是，他們麵對的不僅僅是參知政事王安石，還有宋神宗。一心要勵精圖治的宋神宗把賭注全部押到了王安石身上。因此，可供司馬光選擇的道路不多：要麽轉變立場支持王安石，要麽收拾行李上路，退出權力中心。前者不符合司馬光的做事風格，他就隻有選擇黯然離開了。
宋神宗其實也很器重司馬光，他一邊支持王安石變法，一邊竭力挽留司馬光，而且欲封他做國防部副部長。司馬光目光堅毅的看著宋神宗，說：“要我留下也可以，請你全部廢除王安石的變法。”
話說到這份上，宋神宗也隻好黯然神傷的看著司馬光離去。
在接下來的10幾年裏，司馬光一直過著隱居生活，專心致誌的寫那一本傳世之作《資治通鑒》。
司馬光走後，宋神宗不無擔憂的詢問王安石：“愛卿啊，雖然我是義無反顧的支持你，可為什麽幾乎所有的老幹部都反對你呢？”
王安石以他一以貫之的彪悍表情說：“改革嘛，總是會觸及到許多既得利益者利益，他們反對才是正常的表現，這才證明改革是行之有效的。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我們可以趁此機會為國家補充新鮮血液。”
事實上，王安石在變法裏確實提拔了一大批忠誠於他的年輕幹部。比如前麵說到的沈括，後麵將會說到的蔡京。
宋神宗接著王安石的話題說：“我看蘇軾這年輕人挺不錯，要不把他升為諫官？”
王安石其實也很欣賞蘇軾的文學才華，但對他趨向保守的政治立場相當不滿，委婉的對向宋神宗說：“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
宋神宗的建議就此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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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算盤很精：當你被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務纏在身上的時候，也就沒什麽功夫管我的閑事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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