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給抑鬱症患者“貼標簽”
渡過：抑鬱症治愈筆記 作者：張進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翻譯家孫仲旭因抑鬱症離世（2014年8月28日），我原本沒打算寫什麽東西。因為就抑鬱症問題，我寫的已經夠多，實在沒有新的話要說了。
但是，這兩天，我在網上看到一些懷念孫仲旭的文章對於他因抑鬱症自殺一事，有的想當然，有的不懂裝懂，有的似是而非，有的裝模作樣。總之，語多乖謬。我不得不就一些錯誤表述，談一談我的看法。
“認識他的幾位朋友都說，他那麽熱愛生活、熱愛美食、熱愛翻譯、愛說話，怎麽可能得抑鬱症呢？”
怎樣才會得抑鬱症？不熱愛生活、不熱愛美食、不愛說話，才會得抑鬱症？照這麽說，孫仲旭讓你感覺到熱愛生活、熱愛美食、愛說話，是假裝的？
事實上，抑鬱症的病因相當複雜，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都未能就抑鬱症的成因給出肯定答案。一般認為，抑鬱症可能和基因、性格、環境、惡性應激事件有關。但這也不過是經驗推測，不是定論。
誰都有可能得抑鬱症。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得抑鬱症。抑鬱症是一種特異性疾病，患者的表現，也各不一樣。並非得了抑鬱症的人，就是性格壓抑、扭曲、陰鬱、不熱愛生活。請勿給抑鬱症患者亂貼標簽。
“這個夜晚注定難熬了。因你的死。活著不是比死更難嗎？爺們兒家不是應該選擇難事而不是簡單的事去做嗎？”
這位老兄對孫仲旭可謂情深意切。可惜錯了。抑鬱症患者自殺，不是不堅強。你會歎息晚期癌症患者自殺“不堅強”嗎？
事實上，抑鬱症患者因其大腦內部化學元素失衡，他的肉體和精神遭受個人意誌無法控製的雙重重創，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比癌症更深刻的痛苦。很多患者說，“生不如死”，絕不誇張。局外人站在道德製高點上，居高臨下甚至帶有一絲優越感地同情、開導或者指責他們，這是不科學也是不公平的。
請不要想當然地認為抑鬱症患者“脆弱”，並下意識地表現出自己的優越感吧！
“福克納得知海明威自殺後，說了句令人心髒一顫的話。他說：我不喜歡一個走捷徑回家的人。仲旭兄，這也是我想跟你說的。可我不是不喜歡你，我隻是不喜歡你以這種決絕的方式離開。可我知，誰也沒有權力苛責你。你的世界沒有人能探知。”
自殺是“走捷徑”？如果福克納真的如此評價海明威，我感到遺憾；盡管你說，“誰也沒有權力苛責你”，但你這段話明顯隱含著指責。你未必了解抑鬱症，未必了解抑鬱症患者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真實痛苦，就“心髒一顫”，作這樣的評判，是不是太輕飄？
“一位讀者、寫作者在微信上私下裏說的，因為相近的文學趣味，他常在網上跟孫仲旭交流互動，一切微博上的交流都覺得他不可能得抑鬱症。”
診斷抑鬱症，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專業臨床技術，豈是微博交流就能判斷？
由於社會輿論對患者的蔑視，甚至患者本人也自我輕視，他會下意識地掩蓋病情，用最大的意誌力維持日常生活，不願意放棄“尊嚴”，不願意對人傾訴，從而進入惡性循環。人前強顏歡笑，背後暗自哭泣，這在臨床上有一個專門術語，叫“微笑型抑鬱症”。
“一位他的翻譯同行說，‘他明明說等我去廣州請我吃牛雜的！’”
同上。
“大概越自省的人活得越痛苦，但您翻譯的書還有寫過的字，都會留下來。”
的確，據經驗歸納，敏感、自尊、克己、自省的人，易於得抑鬱症。但這並非科學結論。而且，善於自省的人，未必多麽痛苦。請不要把孫仲旭的生活說得這麽悲苦，他不需要同情。
“8月初，孫仲旭結束在喀麥隆的4個月公務回到廣州，他給幾個朋友打了電話，說自己的精神狀況可能出了問題。”
我不知道這位朋友的轉述是否完整。不管這是孫仲旭的原話，還是略有出入，都不準確。
要知道，抑鬱症隻是一種心境障礙，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征。這裏所說的“心境低落”，可能是悶悶不樂，也可能悲痛欲絕，甚至悲觀厭世，但不是“精神狀況出了問題”。抑鬱症患者幾乎不出現精神病性症狀，患者絕大多數時候都是理性的。
因此，說抑鬱症是精神狀況出了問題，言重了。
“前兩年開始，他的狀態就不太好，以前他的生活更平穩，他個人也比較單純，現在他有些不適應這樣的環境了。”
這句話，似乎隱含著一層意思：一個人，生活變動、狀況不好、不適應環境，就會得抑鬱症。
沒這麽簡單。抑鬱症患者不是脆弱、“不適應環境”的同義詞。
“謝謝您翻譯了塞林格、伍迪·艾倫那麽多好作品。約過您一篇稿子，您客氣又禮貌。咋就抑鬱了呢？”
客氣、禮貌和是否抑鬱，找不到直接關聯。
“在這個時候再去追問，為什麽是孫仲旭得了抑鬱症並選擇主動退出這個世界，也許已經沒有什麽意義了。”
這句話有一半是正確的。全部正確應該是：不僅“這個時候”，在任何時候，都不要去追問患者患病的原因。你沒有這個權力，而且你刨根問底也難有正確的結論。你能真正深入一個人的內心嗎？退一萬步，即使結論正確，意義亦有限。
更重要的是，如此追問，事實上構成了對抑鬱症患者的道德審判，滿足了你的窺視欲。這會讓患者自卑、自責、自外於人群。這是對患者的又一重傷害。
當然，從臨床上看，找到病因對於治療抑鬱症也許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這個價值是有限的。在一個短時間內，僅僅個別誘因，不可能觸發抑鬱症。有的時候，確實沒有病因。況且，疾病既已爆發，病因就不再重要。就好像你用火柴點著爆竹，爆竹已經爆炸，你再追究火柴，無濟於事。
“孫仲旭生前正職海運法務，兼職翻譯的艱辛與不成比例的收入回報，也讓人對譯者當下的生存狀態深感憂慮。”
譯者生存狀態艱辛，肯定是事實。但這裏屬借題發揮，“借他人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討論問題，還是一碼歸一碼好。
逝者已矣。追悼逝者，請先理解他。表達感情，請先尊重他。不要想當然，不要信口開河；更不必裝模作樣，聲情並茂。一瞑之後，言行兩亡；無聊之徒，謬托知己。奈何！
勿給抑鬱症患者“貼標簽”。
但是，這兩天，我在網上看到一些懷念孫仲旭的文章對於他因抑鬱症自殺一事，有的想當然，有的不懂裝懂，有的似是而非，有的裝模作樣。總之，語多乖謬。我不得不就一些錯誤表述，談一談我的看法。
“認識他的幾位朋友都說，他那麽熱愛生活、熱愛美食、熱愛翻譯、愛說話，怎麽可能得抑鬱症呢？”
怎樣才會得抑鬱症？不熱愛生活、不熱愛美食、不愛說話，才會得抑鬱症？照這麽說，孫仲旭讓你感覺到熱愛生活、熱愛美食、愛說話，是假裝的？
事實上，抑鬱症的病因相當複雜，目前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都未能就抑鬱症的成因給出肯定答案。一般認為，抑鬱症可能和基因、性格、環境、惡性應激事件有關。但這也不過是經驗推測，不是定論。
誰都有可能得抑鬱症。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得抑鬱症。抑鬱症是一種特異性疾病，患者的表現，也各不一樣。並非得了抑鬱症的人，就是性格壓抑、扭曲、陰鬱、不熱愛生活。請勿給抑鬱症患者亂貼標簽。
“這個夜晚注定難熬了。因你的死。活著不是比死更難嗎？爺們兒家不是應該選擇難事而不是簡單的事去做嗎？”
這位老兄對孫仲旭可謂情深意切。可惜錯了。抑鬱症患者自殺，不是不堅強。你會歎息晚期癌症患者自殺“不堅強”嗎？
事實上，抑鬱症患者因其大腦內部化學元素失衡，他的肉體和精神遭受個人意誌無法控製的雙重重創，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比癌症更深刻的痛苦。很多患者說，“生不如死”，絕不誇張。局外人站在道德製高點上，居高臨下甚至帶有一絲優越感地同情、開導或者指責他們，這是不科學也是不公平的。
請不要想當然地認為抑鬱症患者“脆弱”，並下意識地表現出自己的優越感吧！
“福克納得知海明威自殺後，說了句令人心髒一顫的話。他說：我不喜歡一個走捷徑回家的人。仲旭兄，這也是我想跟你說的。可我不是不喜歡你，我隻是不喜歡你以這種決絕的方式離開。可我知，誰也沒有權力苛責你。你的世界沒有人能探知。”
自殺是“走捷徑”？如果福克納真的如此評價海明威，我感到遺憾；盡管你說，“誰也沒有權力苛責你”，但你這段話明顯隱含著指責。你未必了解抑鬱症，未必了解抑鬱症患者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真實痛苦，就“心髒一顫”，作這樣的評判，是不是太輕飄？
“一位讀者、寫作者在微信上私下裏說的，因為相近的文學趣味，他常在網上跟孫仲旭交流互動，一切微博上的交流都覺得他不可能得抑鬱症。”
診斷抑鬱症，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專業臨床技術，豈是微博交流就能判斷？
由於社會輿論對患者的蔑視，甚至患者本人也自我輕視，他會下意識地掩蓋病情，用最大的意誌力維持日常生活，不願意放棄“尊嚴”，不願意對人傾訴，從而進入惡性循環。人前強顏歡笑，背後暗自哭泣，這在臨床上有一個專門術語，叫“微笑型抑鬱症”。
“一位他的翻譯同行說，‘他明明說等我去廣州請我吃牛雜的！’”
同上。
“大概越自省的人活得越痛苦，但您翻譯的書還有寫過的字，都會留下來。”
的確，據經驗歸納，敏感、自尊、克己、自省的人，易於得抑鬱症。但這並非科學結論。而且，善於自省的人，未必多麽痛苦。請不要把孫仲旭的生活說得這麽悲苦，他不需要同情。
“8月初，孫仲旭結束在喀麥隆的4個月公務回到廣州，他給幾個朋友打了電話，說自己的精神狀況可能出了問題。”
我不知道這位朋友的轉述是否完整。不管這是孫仲旭的原話，還是略有出入，都不準確。
要知道，抑鬱症隻是一種心境障礙，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征。這裏所說的“心境低落”，可能是悶悶不樂，也可能悲痛欲絕，甚至悲觀厭世，但不是“精神狀況出了問題”。抑鬱症患者幾乎不出現精神病性症狀，患者絕大多數時候都是理性的。
因此，說抑鬱症是精神狀況出了問題，言重了。
“前兩年開始，他的狀態就不太好，以前他的生活更平穩，他個人也比較單純，現在他有些不適應這樣的環境了。”
這句話，似乎隱含著一層意思：一個人，生活變動、狀況不好、不適應環境，就會得抑鬱症。
沒這麽簡單。抑鬱症患者不是脆弱、“不適應環境”的同義詞。
“謝謝您翻譯了塞林格、伍迪·艾倫那麽多好作品。約過您一篇稿子，您客氣又禮貌。咋就抑鬱了呢？”
客氣、禮貌和是否抑鬱，找不到直接關聯。
“在這個時候再去追問，為什麽是孫仲旭得了抑鬱症並選擇主動退出這個世界，也許已經沒有什麽意義了。”
這句話有一半是正確的。全部正確應該是：不僅“這個時候”，在任何時候，都不要去追問患者患病的原因。你沒有這個權力，而且你刨根問底也難有正確的結論。你能真正深入一個人的內心嗎？退一萬步，即使結論正確，意義亦有限。
更重要的是，如此追問，事實上構成了對抑鬱症患者的道德審判，滿足了你的窺視欲。這會讓患者自卑、自責、自外於人群。這是對患者的又一重傷害。
當然，從臨床上看，找到病因對於治療抑鬱症也許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這個價值是有限的。在一個短時間內，僅僅個別誘因，不可能觸發抑鬱症。有的時候，確實沒有病因。況且，疾病既已爆發，病因就不再重要。就好像你用火柴點著爆竹，爆竹已經爆炸，你再追究火柴，無濟於事。
“孫仲旭生前正職海運法務，兼職翻譯的艱辛與不成比例的收入回報，也讓人對譯者當下的生存狀態深感憂慮。”
譯者生存狀態艱辛，肯定是事實。但這裏屬借題發揮，“借他人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討論問題，還是一碼歸一碼好。
逝者已矣。追悼逝者，請先理解他。表達感情，請先尊重他。不要想當然，不要信口開河；更不必裝模作樣，聲情並茂。一瞑之後，言行兩亡；無聊之徒，謬托知己。奈何！
勿給抑鬱症患者“貼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