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覺醒來，已是中平四年的五月初五。
區星今天最要緊的事，就是過端午。
過端午，是區家衝精神文化建設工作計劃裏既定的事項，非常重要。按p社的邏輯，可以有效提高全族的凝聚力。
漢末三國時期，是端午節傳統民俗演化的重要時期。
這一時期，端午節在廣大人民群眾心目中，逐漸由大凶大惡之日開始向良辰佳節過渡。
到了農曆五月，白晝越來越長，黑夜越來越短，溫度逐漸升高。又因為降雨增多，天氣越發潮濕。
濕熱交加，於是乎毒蟲繁殖、病菌滋生，人們感染生病的概率大幅上升。這在生產力水平低下、醫療衛生水平不發達的年代，是極其凶險乃至致命的。
曹阿瞞的夫人卞氏，兒子曹丕、曹衝，均死於五月。
生活條件相對優渥的貴人們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生存情況可想而知。於是乎，五月就被先人們認為是陰陽相爭的死生之月，極其凶惡。
而五月初五，更是凶惡之月裏最窮凶極惡的一天。
也正因此，早期的端午民俗，有不少都邪門的很。
這些邪門民俗中，最為恐怖的，莫過於殺嬰、棄嬰了。
五月初五，生子不詳，是從戰國直到漢末三國時期都存續的社會文化禁忌。
這一點，東漢思想家王充就有記載，其著作《論衡》曾雲：“五月子殺父與母。”
東漢時期的著名學者應劭，也曾在其著作《風俗通義》中寫道：“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恐懼之下，殺害、遺棄五月初五出生的嬰兒成為了一種普遍發生的恐怖民俗。
如果有嬰兒能在五月初五誕生而僥幸逃過一劫，甚至能成為登上史冊的重大新聞。例如戰國時的孟嚐君田文，還有東漢時的重臣胡廣。
《史記·孟嚐君列傳》曾載，孟嚐君田文生於五月初五，其父田嬰認為：“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命令田文之母將他遺棄。
《世說新語》載有胡廣軼事，曰：“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置之甕中，投於江。胡公聞甕中有兒啼，取之，養為己子，遂登三司。”
克服恐懼的最好辦法就是麵對恐懼。為了對抗這窮凶極惡的一天，先人們很是想了些法子。就比如，把惡吃掉。
南朝宋時史學家裴駰在《史記·孝武本紀》中注有：“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
梟為梟形目禽類的統稱，也就是貓頭鷹。古時認為梟是食母的惡鳥，故而食之，以絕其種類。
官員長吏在五月初五食梟，除了懲惡揚善的標榜之外，也有以梟為祭品、贖罪祈福、驅凶攘邪的意思——食母的惡鳥被我吃掉了，我牧守的地方，五月子就不會再妨害父母啦。
以魔法打敗魔法，用迷信對抗迷信，總比向凶惡投降要好。
官吏食梟羹，人民群眾也有自己的抵抗之道——以朱索、桃印和艾草裝飾門戶，在手臂上係五彩絲。
《後漢書·禮儀誌》載曰：“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
說的是五月初，萬物開始生長，但陰氣猶盛，為了阻止陰氣礙事，(因此需要想辦法將其鎮壓）。方法是用紅色繩子連著各種葷菜（指蔥、薑、蒜等氣味較重的食物）和器皿，用五種顏色的墨水在長六寸，寬三寸的桃木印上寫上咒文，然後將它們懸掛在門上，(就可以助長陽氣，鎮煞陰邪）。
南北朝時梁宗懍編撰的《荊楚歲時記》則記載：“五月五日……，采艾以為人，懸於戶上，以禳毒氣。”
也就是將采來的艾草紮成人形，掛在門戶之上，這是利用艾草的“純陽之性”鎮煞陰氣，驅鬼禳毒。
事實上，艾草的特殊香氣可以驅趕蚊蟲。而蚊蟲少了，由它們傳播的病菌也就少了。這樣做，確實有用。
五月初五，家中門戶懸掛朱索、桃印和艾草驅凶辟邪，那在外奔波的旅人又該怎麽辦呢？
方法是在手臂上係五彩絲。
《風俗通義》雲：“五月五日，以五彩絲係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
應劭還對五彩絲進行了詳細記載：“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
在家有固定的法器(朱索、桃印和艾草)，在外有隨身的護身符(五彩絲)，為了對抗凶惡，先人們武裝到了牙齒。
然後，事物是變化發展的。到了漢末三國時期，端午的民俗開始出現較大的變化。
東漢末年，密集發生的天災人禍，使人們的生活經曆和心靈體驗受到空前震撼，社會文化產生了劇烈的轉變。
這種文化轉變，在精英階層表現為玄學興起，熱衷於談論“空”、“無”等終極性、本源性的玄學命題，最終催生演變成了所謂的魏晉風骨。
在民眾階層，則表現為視人生為苦旅，認為祭拜鬼神並不能給自己帶來幸福，不如及時行樂、遊戲人間。
積極點看，這叫人民群眾苦中作樂；消極點看，這叫普遍性的擺爛躺平，愛咋咋地吧。
此外，東漢末年，正是傳統醫學群星閃耀之時。張仲景、華佗、皇甫謐、王叔和、葛洪等名醫競相湧現，中醫藥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醫學的進步，降低了人們在五月生病、死亡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這一季節肅殺、悲傷的氣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是五月初五這種凶日，人們也一掃過去的肅穆、沉重，發明了許多輕鬆熱鬧的娛樂活動。
端午節裏娛神、驅鬼的儀式，逐漸演變成了娛人、自娛的娛樂活動。
魏晉時期，描寫五月初五端午節的樂府詩《五日望采拾詩》：
“長絲表良節，金縷應嘉辰。
結蘆同楚客，采艾異詩人。
折花競鮮彩，拭露染芳津。
含嬌起斜眄，斂笑動微嚬。
獻璫依洛浦，懷佩似江濱。”
在這首詩中，五月初五不再是窮凶極惡之日，而是被稱作“良節”、“嘉辰”。人們“含嬌”、“斂笑”、“斜眄”、“微嚬”，沉浸在一片歡樂的節日喜慶中。
可以看到，經曆了漢末三國時期的演化，端午的民俗已發生了重大改變。
在區家衝，這些年來，經過穿越者區星的不懈努力，移風易俗，端午民俗的演化進程得以大大加快。
舊時端午的恐怖氣息逐漸消散，節日氛圍則愈發熱烈，民俗活動也愈加豐富多彩。
“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禮記·月令》
區星今天最要緊的事，就是過端午。
過端午，是區家衝精神文化建設工作計劃裏既定的事項，非常重要。按p社的邏輯，可以有效提高全族的凝聚力。
漢末三國時期，是端午節傳統民俗演化的重要時期。
這一時期，端午節在廣大人民群眾心目中，逐漸由大凶大惡之日開始向良辰佳節過渡。
到了農曆五月，白晝越來越長，黑夜越來越短，溫度逐漸升高。又因為降雨增多，天氣越發潮濕。
濕熱交加，於是乎毒蟲繁殖、病菌滋生，人們感染生病的概率大幅上升。這在生產力水平低下、醫療衛生水平不發達的年代，是極其凶險乃至致命的。
曹阿瞞的夫人卞氏，兒子曹丕、曹衝，均死於五月。
生活條件相對優渥的貴人們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生存情況可想而知。於是乎，五月就被先人們認為是陰陽相爭的死生之月，極其凶惡。
而五月初五，更是凶惡之月裏最窮凶極惡的一天。
也正因此，早期的端午民俗，有不少都邪門的很。
這些邪門民俗中，最為恐怖的，莫過於殺嬰、棄嬰了。
五月初五，生子不詳，是從戰國直到漢末三國時期都存續的社會文化禁忌。
這一點，東漢思想家王充就有記載，其著作《論衡》曾雲：“五月子殺父與母。”
東漢時期的著名學者應劭，也曾在其著作《風俗通義》中寫道：“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恐懼之下，殺害、遺棄五月初五出生的嬰兒成為了一種普遍發生的恐怖民俗。
如果有嬰兒能在五月初五誕生而僥幸逃過一劫，甚至能成為登上史冊的重大新聞。例如戰國時的孟嚐君田文，還有東漢時的重臣胡廣。
《史記·孟嚐君列傳》曾載，孟嚐君田文生於五月初五，其父田嬰認為：“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命令田文之母將他遺棄。
《世說新語》載有胡廣軼事，曰：“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置之甕中，投於江。胡公聞甕中有兒啼，取之，養為己子，遂登三司。”
克服恐懼的最好辦法就是麵對恐懼。為了對抗這窮凶極惡的一天，先人們很是想了些法子。就比如，把惡吃掉。
南朝宋時史學家裴駰在《史記·孝武本紀》中注有：“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
梟為梟形目禽類的統稱，也就是貓頭鷹。古時認為梟是食母的惡鳥，故而食之，以絕其種類。
官員長吏在五月初五食梟，除了懲惡揚善的標榜之外，也有以梟為祭品、贖罪祈福、驅凶攘邪的意思——食母的惡鳥被我吃掉了，我牧守的地方，五月子就不會再妨害父母啦。
以魔法打敗魔法，用迷信對抗迷信，總比向凶惡投降要好。
官吏食梟羹，人民群眾也有自己的抵抗之道——以朱索、桃印和艾草裝飾門戶，在手臂上係五彩絲。
《後漢書·禮儀誌》載曰：“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
說的是五月初，萬物開始生長，但陰氣猶盛，為了阻止陰氣礙事，(因此需要想辦法將其鎮壓）。方法是用紅色繩子連著各種葷菜（指蔥、薑、蒜等氣味較重的食物）和器皿，用五種顏色的墨水在長六寸，寬三寸的桃木印上寫上咒文，然後將它們懸掛在門上，(就可以助長陽氣，鎮煞陰邪）。
南北朝時梁宗懍編撰的《荊楚歲時記》則記載：“五月五日……，采艾以為人，懸於戶上，以禳毒氣。”
也就是將采來的艾草紮成人形，掛在門戶之上，這是利用艾草的“純陽之性”鎮煞陰氣，驅鬼禳毒。
事實上，艾草的特殊香氣可以驅趕蚊蟲。而蚊蟲少了，由它們傳播的病菌也就少了。這樣做，確實有用。
五月初五，家中門戶懸掛朱索、桃印和艾草驅凶辟邪，那在外奔波的旅人又該怎麽辦呢？
方法是在手臂上係五彩絲。
《風俗通義》雲：“五月五日，以五彩絲係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
應劭還對五彩絲進行了詳細記載：“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
在家有固定的法器(朱索、桃印和艾草)，在外有隨身的護身符(五彩絲)，為了對抗凶惡，先人們武裝到了牙齒。
然後，事物是變化發展的。到了漢末三國時期，端午的民俗開始出現較大的變化。
東漢末年，密集發生的天災人禍，使人們的生活經曆和心靈體驗受到空前震撼，社會文化產生了劇烈的轉變。
這種文化轉變，在精英階層表現為玄學興起，熱衷於談論“空”、“無”等終極性、本源性的玄學命題，最終催生演變成了所謂的魏晉風骨。
在民眾階層，則表現為視人生為苦旅，認為祭拜鬼神並不能給自己帶來幸福，不如及時行樂、遊戲人間。
積極點看，這叫人民群眾苦中作樂；消極點看，這叫普遍性的擺爛躺平，愛咋咋地吧。
此外，東漢末年，正是傳統醫學群星閃耀之時。張仲景、華佗、皇甫謐、王叔和、葛洪等名醫競相湧現，中醫藥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醫學的進步，降低了人們在五月生病、死亡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這一季節肅殺、悲傷的氣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是五月初五這種凶日，人們也一掃過去的肅穆、沉重，發明了許多輕鬆熱鬧的娛樂活動。
端午節裏娛神、驅鬼的儀式，逐漸演變成了娛人、自娛的娛樂活動。
魏晉時期，描寫五月初五端午節的樂府詩《五日望采拾詩》：
“長絲表良節，金縷應嘉辰。
結蘆同楚客，采艾異詩人。
折花競鮮彩，拭露染芳津。
含嬌起斜眄，斂笑動微嚬。
獻璫依洛浦，懷佩似江濱。”
在這首詩中，五月初五不再是窮凶極惡之日，而是被稱作“良節”、“嘉辰”。人們“含嬌”、“斂笑”、“斜眄”、“微嚬”，沉浸在一片歡樂的節日喜慶中。
可以看到，經曆了漢末三國時期的演化，端午的民俗已發生了重大改變。
在區家衝，這些年來，經過穿越者區星的不懈努力，移風易俗，端午民俗的演化進程得以大大加快。
舊時端午的恐怖氣息逐漸消散，節日氛圍則愈發熱烈，民俗活動也愈加豐富多彩。
“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禮記·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