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9、王玄策取道吐蕃絲路出使天竺


    時代變遷,朝代更替,至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唐蕃交往進入一個,嶄新的曆史時期。青藏高原地區在吐蕃王朝的武力擴張下統一起來,從而也連接起一條條縱橫交錯的絲路交通,對外政治交往與經濟文化交流的增強使絲路更加繁榮,源源不斷地為高原文明輸入新鮮血液,並讓周邊地區人民了解了高原人民的聰明與智慧。唐代的青藏高原有一個發達的絲路網絡,南北交通便是其主幹道。


    在南亞次大陸,北天竺王屍羅逸多(606~648年在位)借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國大亂之機,“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六載而四天竺之君,皆北南以臣之,威勢遠振,刑政甚肅。”


    貞觀十五年(641年),正當文成公主前往吐蕃時,屍蕃時,屍羅逸多王自稱摩加陀王,遣使至唐。唐太宗李世民遣使臣梁懷敬持書回報。屍羅逸多以與唐朝通使為幸事,再遣使者至唐。


    貞觀十七年(643年)三月,唐太宗令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為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為副使,率領一個22人的使團送天竺使者還國並出使該國。首次取道吐蕃絲路。在經過泥婆羅國時,業已臣服吐蕃的泥王那陵提婆大喜,延請李義表一行同觀阿耆婆爾池。這一年十二月使團至摩伽陀國,巡省佛鄉。“屍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


    645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登耆者崛山,刻石銘文。二月十一日,奉太宗敕諭,在摩訶菩提寺菩提樹下塔西立碑,使典司門令史魏才書之。隨行畫匠宋法智臨摩(摹)了菩提樹下的佛像,帶回京師,大家競相臨摹學習。李義表至東天竺迦摩縷波國(今阿薩密),童子王請賜道教經典譯文。李義表、王玄策一行於同年(645年)返回。中印吐蕃道由此暢通。


    647年,唐僧玄奘與道士蔡晃、成英等30餘人受詔,認真譯校《道德經》為梵文,後由王玄策送給童子王,它直接影響了印度密宗在迦摩縷波等地的形成。


    公元647年,唐朝又派出以右率府長史王玄策為使、蔣師仁為副使的使團取道吐蕃絲路前往天竺。四天竺國王遣使朝貢。其時正值屍羅逸多身死,國內大亂。其屬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權自立,發兵拒絕王玄策等入境。王玄策率從騎30人迎戰,失敗被擒,諸國奉來的供物也被洗劫一空。


    王玄策趁黑夜逃脫,來到吐蕃。吐蕃發精兵1200人,泥婆羅國也調出了7000多名騎兵從行。這正所謂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由此可見唐朝與吐蕃、泥婆羅的關係如何!簡而言之,“朋友有難,理當支援”,“為朋友兩肋插刀”,吐蕃與泥婆羅能對唐朝的王玄策為此一舉,實可謂是“精神可嘉”、“名垂千古”!


    於是,王玄策、蔣師仁率兩地兵馬至中天竺國城,連戰三日,斬首3000餘級,赴水溺死者一萬二千人,掠其牛馬3餘萬。


    648年,阿羅那順被押送至長安。太宗死後葬昭陵,“刻石像阿羅那順之形,列於玄闕之下。”同時還帶回了一名叫那羅邇娑婆寐的天竺方士,此君自稱年已200歲,有長生之術。太宗重加禮敬,讓他住在金飆門內,造延年之藥。又讓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其事,采天下奇藥異石為之,藥成,服之無效。又將此方士放還天竺。王玄策來到迦摩縷波,送去所譯《道德經》,其王十分高興,獻異物,並上地圖,請老子像。


    說這老子李耳,後人為了紀念他,全國各地有諸多老子像,我國現存最大的宋代道教石雕老君像,在清源山風景名勝區“閩海蓬萊”意境區內的羽仙岩下。1988年月1月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老子是我國古代春秋時期著名的哲學、思想家。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裏記載:“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車曰聃。”他的籍裏是“楚,苦縣、厲鄉、曲仁裏人也。”道教尊他為教主,奉承《道德經》為主要經典。老子的哲學思想在我國占有重要位置,影響十分深遠。


    老君造像雕於宋代,據《泉州府誌》記載:“石像天成,好事者為略施雕琢。”寥寥數語,使之更具有神秘色彩。石像高5.63米,厚6.85米,寬8.01米,席地麵積為55平方米。左手扶膝,右手憑幾,垂耳飄髯,指能彈物,目光炯炯,獨具超塵脫俗、仙風道骨神韻。整座石像神態浩然,和藹可親,炳煥生光,充滿魅力,堪稱宋代石雕藝術瑰寶。


    老君岩原有真君殿、北鬥殿等道教建築群,規模宏大,蔚為半觀,為曆代文人墨客所詠讚。道觀明代已廢,但老君造像經風曆雨何存至今,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海內外遊客、眾多學者慕名而來參觀考察。現在老君岩已成為著名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旅遊熱點。法國學者黛安娜·李作為我國文化部外文局專家,隨外籍專家組來泉州考察時,在老君岩題留:“這已是我第二次參觀老君岩,但我仍和上次一樣激動,因為這位老人和大地緊緊地融為一體,他好像知道一切,又理解一切”。我國著名規劃專家任震英題讚老君岩造像為:“老子天下第一”


    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是在657年初,任務是送佛袈裟。仍然取道吐蕃絲路,過泥婆羅,遊勝地,然後南入天竺。


    659年,至婆栗者國(即弗栗恃國,在今印度北部達爾彭加縣da


    bha


    ga北部地區),受到盛情款待,“王為漢人設五女戲”娛之。


    660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戒龍為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歡迎。王玄策再於寺中立碑記其事。十月一日離寺西行,途經剡賓(即迦畢試,今克什米爾),並在該國古王寺帶上佛骨一片,於661年春返回長安。


    王玄策此次經吐蕃絲路前往天竺,對於該道的暢通具有卓著功勳,他還將沿途所見撰為《西國行傳》一書,可惜已失傳,零落資料保存在《法苑珠林》等史書中。通過李義表、王玄策的出使,印度佛教進一步傳入唐朝,而中國的道教經典與文化也更全麵地傳入印度,加深了兩國間的文化交流。


    此後唐朝與天竺使者往還不斷。天竺進獻唐朝的方物有:火珠、鬱金、菩提樹、五色能言鳥(鸚鵡)、質汗藥、波羅樹、龍腦香、問日鳥等。唐朝贈送的物品以絲綢為主。


    開元8年,即公元720年,南天竺國王屍利那羅僧伽請以戰象及兵馬討擊與唐朝對抗的大食和吐蕃,並請命其軍名,唐玄宗李隆基嘉其誠,贈以錦袍、金革帶、魚袋等,賜其軍為“懷德軍”。


    737年四月,東天竺國三藏大德僧達摩戰來獻胡藥、卑斯比支等及新咒法、梵本雜經論、持國論、占星記梵本諸方,唐朝也以禮相待。


    唐德宗時,還將禦製鍾銘,賜給天竺名寺那爛陀祠,由此可見中印文化、經濟的交往已十分繁榮。這當然與唐蕃絲路的暢通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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