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曾經給吳質寫信,回憶他們的宴會。在那一篇《與吳質書》裏,他以一排漂亮的駢句,鋪陳已經過去的好時光:說他們出去玩的時候,各自的車子連在一起,在北場追殺飛禽走獸,提著獵物到南館去吃飯聊天。“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大家的座席擠擠挨挨靠在一起,沒有尊卑貴賤。酒酣耳熱,熏熏然之際,常就著手邊的事物隨意開始命題作文比賽。廚子獻上一隻瓜,劉楨就和曹植捉對即興,各做一首《瓜賦》。節氣正值大暑,王粲、陳琳、劉楨、曹植每人一張絹,援筆濡墨,便有四篇《大暑賦》。看到有趣的玩意兒,比如珍稀的鸚鵡,也來搞一場作文比賽,《鸚鵡賦》一再出現在王粲、陳琳、阮瑀、應瑒的文集裏。


    喝高了也難免興奮胡扯,於是就隨便挑揀出儒家六經或者諸子百家中的幾章來各抒己見,東拉西扯。辯論和作文比賽自有輸贏,這些人裏麵有不少傑出的音樂行家,像是阮瑀、陳琳,都是古琴演奏家,他們輸了大家正可以借機一飽耳福……


    曹丕寫這封信的時候,那些歡樂的夏夜都已經成了往事。徐幹、應瑒、劉楨、陳琳都死在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場大瘟疫中,在這之前,王粲和阮瑀也已經謝世。曹丕在回憶這段友情的時候說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話,他對吳質說,伯牙為子期絕弦,仲尼為子路覆醢,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難再有。我的朋友們,雖然不比古人,但也是這個時代的翹楚了,這天下還會有傑出的人才,也許後生可畏,但我和你是見不到了。對我來說,大概是再也沒有像昔日一樣宴遊的機會了。


    不僅曹丕,曹植在這一點上也和這個他鬥了半輩子的哥哥有同樣的感慨。他的一首《公宴詩》裏也描述過相同的場景: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


    秋蘭被長阪,朱華冒綠池。


    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


    神飆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飄颻放誌意,千秋長若斯。


    他們不約而同地以溫柔的筆觸描述那些短暫的宴會,甚至明知不可能,卻依然真誠地期望能永遠如此。在這樣的場景裏麵,有純粹的兄弟情、朋友情。那些爾虞我詐的政治鬥爭被大家自覺隔絕在宴會之外。有的,隻是才華的碰撞,人生審美的享受。漢末的士人聚會過於政治化,太過沉重。鄴下文人們的聚集是輕鬆、愜意的,他們的宴飲把漢末的“清議”漸漸變為“清談”。更放鬆、更活躍、更不受政治束縛,從職業抱負變成人生樂趣。


    這樣一種生活態度開啟了後來中國特有的沙龍文化——“公宴”:金穀園的雅集,蘭亭的聚會……一群性味相投的朋友們聚在一起喝茶喝酒,俯仰天地,口談玄言,手揮五弦。中國的知識階層,真正用心地去享受生活無疑是從這個時代開始的。


    隻是,他們沒有辦法永遠躲在西園裏喝酒聊天,在他們的花園之外,是白骨連天、易子相食,是連年戰爭、饑荒造就的荒涼。他們因為這種荒涼而倍加珍惜生命,躲進詩與酒之中,但詩和酒無法永遠庇護他們。


    所以,有一天,應瑒在一片歡樂的氛圍裏有些格格不入,寫了一首很另類的《公宴詩》:


    巍巍主人德,佳會被四方。


    開館延群士,置酒於斯堂。


    辯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


    穆穆眾君子,好合同歡康。


    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應瑒終於承認,當他們辯論、喝酒、寫文章的時候,是在釋放抑鬱與哀傷。為什麽哀傷呢?他們都少有才名,都出身高貴,都抱有匡正天下的崇高理想。但是最後,並沒有人聽他們的,他們甚至不能過多地談論政治得失。曹操可以放任他們長期集會,因為他們有一個安全的身份——“文人”。他們一旦再想往前踏一步,那麽宴遊將變成結黨,應瑒,徐幹他們會成為又一個孔融、崔琰。


    隻好喝酒。


    應瑒出生在一個有名望的大家族,他的祖父是曾經做過司隸校尉的應奉,伯父是寫過《風俗通》的應劭。他自己和劉楨一起做過曹操的秘書,後來到曹植那裏做過平原侯庶子,曹丕做了管候選官員的五官中郎將之後,他又去曹丕手下做了將軍府文學。看建安七子的集子,應瑒的文章是最少的。有名的隻有《公宴詩》和《弈勢》。在鄴下文人集團中間,論政治影響力和文才,吳質、楊修、丁廙都比他要豐滿。但曹丕似乎認為應瑒有深沉的思想與著述的誌向,是個睿智的人。曹丕於是在這篇《與吳質書》中說,“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誌不遂,良可痛惜”。


    應瑒對於公宴的認識無疑是他們這一幫人中間最深刻的,所以他也最是半醉半醒。他那首最有名的《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說的正是這樣的心情:


    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沉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羽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為且極讙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清代詩論家張玉穀作論古詩絕句四十首,其中第十八首說的就是應瑒的這首詩,他說,“《公宴》詩篇開應酬,收羅何事廣蕭樓。德璉別有超群筆,一雁雲中獨唳秋”。


    從張玉穀的詩裏不難看出,他對公宴詩的評價並不高:這派詩是後代應酬詩作的濫觴,大多文采有限。隻是應瑒的這首詩不僅代表了他自己詩作的最高水平,就是放在整個建安文學中也是可以讓人眼前一亮的佳作。因為他在一片和樂歡飲的氣氛中,安排了一隻徘徊失群的大雁。它四處流離,既蒙霜雪,又摧折了羽翼,卻依然不放棄尋找良遇的機會。應瑒對於公宴的描寫意不在描述一場宴會,他的目光始終停留在主持公宴的那位公子身上。在他的身上,他看到了一個好老板的樣子——應瑒以這樣一種隱晦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政治希冀。但無論“敬愛客”的公子是否讀懂,它並沒有為建安文人帶來走向政治中心的機會。


    應瑒的時代,兩漢的禮教禁錮破碎了。文人們不再理會兩漢的教條規矩,也不像孔融一樣撲上去對著規矩一頓拳打腳踢,做出些驚世駭俗的舉動。但也是因為對舊有規則的不買賬,他們時代的政治缺少規則,曹操以法家的嚴刑峻法加名家的詭譎統治下屬,既嚴苛又讓人摸不著頭腦。這些文人們骨子裏其實是信賴規則的,他們不喜歡遵守規則,卻又依靠它獲得安全感。這些才子們少了那些“壞小子”對規則的不屑與破壞,因而在時代的巨變裏,永遠不可能在風口浪尖逐浪弄潮。很遺憾,在亂世不奸詐,成不了英雄。


    因為曹操的參與和注視,建安文人們注定不能像漢末的黨人一樣指點江山、臧否朝政,但他們可以激揚文字、縱情任心。當他們的政治抱負因為種種原因必須雪藏的時候,他們把大多數的精力來豐富作為個人的生活,擔不起再多的腥風血雨,他們從士人漸漸變成文人。


    但好歹,他們開創了一種風雅的生活方式,聚會、喝酒、辯論、作文。知己與對手,都在這樣的宴會裏看到對方身上智慧的閃光。但盛宴不常、歡會短暫,人不可能總是活在快樂的高潮,偶爾達到,就該珍藏一生。


    真可惜啊,人生不能是一場沒完沒了的pa


    ty(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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