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拘泥於往事之成敗
曾國藩在審視以往的中國曆史時，尤其是重大曆史關頭時，發現往往是成功與失敗並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敗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處大事、決大疑，不可拘泥於往事之成敗的重要論斷。他舉了三個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漢景帝時諸侯王勢力極大，大臣晁錯建議“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國的權力，景帝采納了這一建議，但很快激起吳、楚等七個諸侯王國的叛亂，他們以誅晁錯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亞夫平叛。這時，當過吳王丞相的盎向景帝建議說：隻要殺了晁錯，叛軍就會罷兵。景帝因事出倉猝，就采納了這一建議，晁錯因此被殺。但叛軍並沒有罷兵，繼續進攻，景帝知道自己上了當，連忙加強軍事部署，最終將叛亂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後，由他的長孫朱允火文即帝位。他采納大臣齊泰、黃子澄的建議，實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誅“奸臣”齊、黃為名，起兵反抗。這時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議，誅殺齊、黃，換取燕王罷兵。建文帝沒有采納。戰爭打了4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終。齊泰等人受到族誅。這是未采納建議而敗的例子。
第三件事發生在清朝。康熙時吳三桂等坐鎮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議康熙撤藩。大學士明珠也讚成，但另一位大學士索額圖反對。康熙認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決定撤藩。吳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亂。最多時已占領了江南大部分省份。這時索額圖建議殺掉提出和讚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為然。經過8年的戰爭，最終平定了三藩之亂。
曾國藩認為：“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宥，或成或敗，參差不一。士大夫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可泥於往事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
曾國藩還通過觀察，得出亡國之君從其一些做法上就能夠看出來。他認為，唐昭宗的例子最能說明問題。
唐昭宗時，王室衰落，地方軍事統帥各自擁有重兵，對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為，想發兵討伐李茂貞，並責成宰相杜讓能主持軍務，杜讓能再三辭謝，言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也不能弭七國之禍。不久，李茂貞進逼興平，朝廷禁軍敗潰，京城大震。茂貞上疏請誅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不久賜自盡。曾國藩認為：“斯則無故受誅，其冤有甚於晁錯、齊泰、黃子澄。昭宗既強之於前，複誅之於後，此其所以為亡國之君也。”通過對曆史的反思，曾國藩開闊了自己的胸襟，對過去的事很後悔，他說：“國藩在軍時，有一時與人定議，厥後敗挫，有時將過錯歸咎於人，有時還露出不滿的樣子，都是因為見理未明的緣故耳。”
曾國藩還通過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敗歸咎於謀主者，乃庸人”的結論。他說：後唐潞王慮石敬瑭之將反，李崧、呂琦勸帝與契丹和親，薛文遇阻止。帝欲移石敬瑭鎮鄆州，文遇全力讚成。厥後敬瑭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見薛文遇曰：我見此物肉顫，幾欲抽佩刀刺之。曾國藩得出結論說：大抵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曾國藩善於汲取曆史經驗，正是他從古今豪傑的成敗中汲取有益的營養，才免於“大功後大戮”這樣一個悲劇。但曾國藩對任何事又不拘泥，不教條，而是實事求是。他的這種認識，即使在今天也是有價值的。
衡量獲取成功性格的關鍵詞有兩個：成與敗。但是今日之成功，並不意味著明日也是這樣；今日之失敗，並不意味著明日也是這樣。曾國藩不拘泥於一時之成敗，曆經各種磨難，終成大事，因為他不甘於不獲取成功，其性格鑄定他最後結果總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巧妙地把不利變為有利
一個人如果沾染上被動的性格會怎樣呢？當然是會繼續錯誤和繼續失敗。其實，任何人的被動局麵都是由自己造成的。下麵，我們不妨起來探討正確與錯誤、成功與失敗的觀念對於一個人性格的影響。
人的一生是正確與錯誤、成功與失敗交織的一生，每個人都在嚴酷的生存競爭中苦苦掙紮，就像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成功與失敗是人生的兩個極端，又隻在咫尺之間。有人把它們稱之比鄰而居的門戶，也有人說它們不過是前後步伐，其結果相距那麽遙遠，又如此緊密相連，成敗的轉換隻是瞬息之間，沒有永遠的失敗者，也沒有永恒的成功者。隻有經得起成功，更經得起失敗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在遭遇失敗時，我們不妨自己說：“失敗隻是暫時停止的成功而已！”
每當出現錯誤時，我們通常的反應是：“真是的，又錯了，這次是哪裏不對？”從另一方麵看，有創造力的思考者會了解錯誤的潛在價值，而說些類似“看這個！它能使人們想到什麽？”的話，然後他會利用這錯誤，把它當做墊腳石，來產生新創意。事實上，整個發明史充滿了利用錯誤假設和失敗觀念來產生新創意的人。哥倫布以為他發現了一條到印度的捷徑。開普勒偶然間得到行星間引力的概念，他是由錯誤的理由得到正確假設。再說愛迪生還知道上萬種不能製造電燈泡燈絲的方法呢。
當出了差錯，或遭受某種挫折，造成了某些損失後，成功者會汲取教訓，設法補救，以扭轉不利局麵，變被動為主動。
被動，是一種暫時的不利或輕量級的失敗。在剿撚不利的艱難時期，曾國荃不識時務，不知事情利害，參劾官文給曾氏兄弟帶來了極大的被動。
曾國荃為什麽會參劾勢力強大的滿族貴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國荃出山任湖北巡撫開始。
官文坐鎮湖廣，是清政府插在長江上遊的一顆釘子。湘、淮軍在長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滿族權貴是不放心的，利用官文控扼長江，是清政府對付湘、淮的一個籌碼。胡林翼做湖北巡撫時，知道其中緣由，一直對官文采取籠絡政策，督撫同城，關係融洽，官文對胡林翼也是有求必應。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的矛盾暴露，湘軍進攻安慶時他不發兵，不供餉，曾國荃兵駐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時他奏調多隆阿去陝甘“剿回”。但當時清廷用得著湘軍，曾氏兄弟與他亦無多大幹係，所以矛盾也沒有公開爆發。可是，如今曾國荃做了湖北巡撫，又在那裏組建“新湘軍”，加上曾老九其人鋒芒畢露，目空一切，不把他這個滿洲貴族看在眼裏，他就決心想法整整這個不可一世的曾國荃。
官文與湖北按察使唐際盛商量對策，唐為官出謀劃策，讓官文出麵給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國荃為“幫辦軍務”，讓他率軍去鄂北“剿撚”，離開武昌，駐兵襄陽，拔去這個眼中釘。官文依計而行，諭旨很快批複，正如官文所請。
曾國荃不知是計，一直帶兵打仗也不知“幫辦軍務”的官銜有多大，應不應該專折謝恩，隻好寫信給大哥。曾國藩回信說，幫辦軍務屬毫無實權的空名，如李昭壽、陳國瑞等降將，劉典、吳棠等微品職銜時，都曾得到過“幫辦軍務”之名目。故此不必謝恩，但也不可推辭或氣惱，權當沒有此事，以後公牘上也別署這個頭銜，不然會惹人笑話。
恰在此時，湖北糧道丁守存向曾國荃撥弄是非，說湖北“新湘軍”組建，所需糧草由糧台籌集，但官文卻不讓給“新湘軍”供糧。原來這個丁守存曾因貪汙公款被官文發現，敲詐他大部分家產才沒有參劾他，他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報複官文。曾國荃把這兩事合起來考慮，大為惱火，決定向皇帝告發官文。
曾國荃幕中無文吏，恰在此時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來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擬稿。曾紀澤時年27歲，由於父親的熏陶，已知官場之險惡，叔父之魯莽。所以當即提出官文是滿洲貴族，為太後和皇上所寵信，要彈劾他實非小事，最好先同父親商量後再定。然而曾國荃卻認為自鹹豐八年複出後，哥哥的膽子越來越小，反而辦不成大事，這次彈劾官文不該讓哥哥知道，免被阻撓。曾紀澤隻好按九叔提供的內容擬稿，最終稿成，列舉了官文貪庸驕蹇、欺罔徇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籠絡軍機處、肅順黨孽等多款罪狀，此折在襄陽郭鬆林營中發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彈劾官文的利害，寫奏折的水平也無法與曾國藩相比，因此奏折過於草率，文字雖洋洋數千言，但語言欠斟酌，參劾內容盡管多是事實，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國藩聞到九弟具疏彈劾官文，深恐此舉會遭大禍，趕緊從曾國荃手中要來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腳，或可設法補救。看罷底稿，曾國藩立即寫信給九弟，讓他忍隱、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強，不要“在勝人處求強”，不要“因強而大敗”，信中對兒子反複責怪，不該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舉。
曾國荃讀罷哥哥來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後悔已遲，隻能等著事態發展。曾紀澤受責，趕緊離開武昌，避開是非圈子。
正如曾國藩所料，曾國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折中牽連軍機處，說官文籠絡軍機處，軍機處“故意與鄂撫為難”等，立即引起軍機處的不滿。軍機大臣胡家玉麵稟慈禧太後，說曾國荃誣告官文，指責軍機，存心不良，所奏事情亦多不合，要求擬旨駁之。還說曾國荃指官文為“肅順黨孽”，更是凶險之詞，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誣陷之罪。這一參劾，給曾氏兄弟帶來了極大的被動。
慈禧隻得讓軍機處派人去湖北調查，並給調查者一個欽差頭銜。調查湖北督撫糾紛的欽差回到北京回奏時，把奏折所列各條全部駁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國荃之罪。慈禧對此頗感為難，她一見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麵上是曾、官督撫相爭，實則是滿洲權貴與湘、淮頭領發生矛盾。曾國荃背後有一大批湘、淮軍閥，官文背後有一大批仇視漢官的滿洲貴族。她既不願懲處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軍為她打仗之時開罪這些軍閥。
在慈禧猶豫之際，曾國藩為解救被動局麵，來了一個弟弟唱黑臉，哥哥唱白臉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後思考如何處理之際，忽然接到曾國藩和左宗棠的兩個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國藩所上；一折說曾國荃彈劾官文一書，是當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廣多年所見為證，指責官文種種劣跡，要求太後、皇上對官文懲處，以示朝廷公正。原來曾國荃彈劾官文之後，湘、淮諸大員頻繁交換意見，大多認為曾國荃魯莽，不該得罪權貴。李鴻章為曾國藩出一策，讓他在此時擬折密保官文，請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這樣做可以挽回滿貴對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寧人。曾國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於形勢，隻好照此辦理了。但遠在西北鎮壓回民起義的左宗棠，手握兵權，處於清廷不得不重視之地位，聽到曾國荃彈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稱心，於是在西北戰場給朝廷上了那篇詞氣亢厲的奏疏。
慈禧見湘、淮大將都表了態，隻好從中維持“和局”，按照督撫同城不和的成例處理：把官文內調京師，以大學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統。官文調走，未加任何懲處。曾國荃仍為湖北巡撫，未加指責，使此事宣告結案。官文調走後，湖廣總督由李鴻章擔任，因蘇撫一職暫不能脫離，調其兄李瀚章暫署湖督，讓淮軍首領李氏兄弟從中撿了大便宜。經曾國藩這一舉動，暫時地渡過了這一危機。
一個人獲取成功性格就是把被動化為主動，把受製變成控製。曾國藩就是這麽做的。
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乘勢而起，說的就是借人之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麵對強大的對手，應該學會借人之勢來鎮住他，打掉他的張狂樣兒。
在現實生活中，“借人之勢”一計普遍運用，其意是誘導同行或朋友之力戰勝對方，以保存自己的實力。這是“損下益上”求勝之法，即自己退避起來，借自己以外的人、事和物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如借“名人效應”及借助各式各樣的機會來使自己有所作為。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天時、地利，是指機會。在處事做人過程中，看準機會，抓住時機，借助於現有條件或現成的機會以達到目的的做法，就是“巧借東風”的妙用。
“巧借東風”與“借梯登高”有相同之處，都是借助於外部條件獲得成功，但二者又不盡相同。“借梯登高”強調的是借助他人之力而達到目的，重要的是自己創造機會；而“巧借東風”強調的是借助於外物，如自然條件、金錢等物質條件，便於利用現成的機會以達到目的。
在處事做人過程中，借助於現有的條件和現成的機會而一舉成功，是很不費力氣的事情。
運用這一妙計的訣竅在於以下兩點：
（1）機不可失，即首先要抓住機會。機會是難得的，故此才有切勿坐失良機的勸世良言。像赤壁之戰中的曹軍，就是由於沒抓住機會，再沒有勝利的希望了。所以，要想不失去機會，就應當在機會失去之前，仔細觀察分析，隨時做好準備。
（2）巧借東風，即知曉機會，隨時巧妙地加以把握。一直想當元帥的拿破侖，發現借助約瑟芬的力量可以爭得遠征埃及的機會，他便緊緊地把握住了這一時機，此舉為他日後建功立業乃至為法蘭西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的，要想取得事業的成功，就應該善於借助各種有利條件，為我所用，從而增強自己的實力，為最後的成功奠定基礎。
獲取成功性格非魯莽之舉，而是要巧借勢力，節省自己的體力、智力、財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就是曾國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在前麵，我們談到獲取成功性格非魯莽之舉，而是要巧借勢力，節省自己的體力、智力、財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就是曾國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曾國藩處事，確實講借人之威，成己之事。
清朝皇帝對漢人始終懷有戒心，胡林翼作為湘軍主要領導者出任湖北巡撫後，清廷就命滿人官文為湖廣總督對其實行監視。官文、胡林翼兩個家世、經曆、才略、人品大有不同；又在非常時期，分為督撫，同在一城，同辦一事，且所辦之事，多非平時之例行公事，或無章可循，或有章不能循。這樣，雙方勢必發生矛盾衝突，甚至決裂。這在平時，大多是官僚們個人之間的恩怨，但在當時，卻意味著湘軍集團是否接受監督，清廷控製使用湘軍的方針能否貫徹的問題。如果兩人不和，湖北將全部落入官文手中，湖南也將受到官文的控製。這樣不僅兩湖難以成為湘軍集團地盤和戰略後方，湘軍的進一步發展壯大，也將成為一句空話；而且湘軍現有力量也會受到損害，進而危及兩湖的安全。
在十分關鍵的情況下，曾國藩致信胡林翼，讓他給官文“麵子”，如不是事關緊要，一定順從，借其威重之名，方能行己之誌。在上壓下勸的情況下，胡林翼終於懂得官文的地位不能動搖，唯一的辦法是與官文搞好關係，於是就改變作風，針對官文特點，大施權術，力求既尊重官文欽差大臣和總督的雙重權勢，又不束縛自己的手腳，其做法有以下三點：
首先，竭力與官文建立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這方麵清人記載甚多。胡令其母認官文寵妾為義女，使兩家內眷親密往來；自己也不時拜謁官母；與官文平時私函，略去官場禮儀，直呼之為“老兄”、“中堂老兄”。有的記載還說胡與官結拜為兄弟。其次，在公事上，則“專從裏子切實講求，而不占人麵子”。即抓實權，堅持按己意埋頭處理軍政事務，而每遇可得美名、邀封賞，如“收城克敵”等事，則推首功於官文。在奏折信劄中極力稱譽官文“寬仁博大”，“仁厚公忠”，“能開誠心，布公道者，唯中堂一人”。再次，對官文貪汙不僅視而不問，還每月以鹽厘3000金，劃作督署公費。此錢實則進入官之私囊。
從1857年春至1861年，胡林翼病死，其間二人雖有矛盾，但胡林翼對官文使用外圓內方的方針還是堅持了下來。官文對此自然心中有數，但仍然做了積極的響應。據說胡林翼母親來武昌，官文親自帶領文武官員去河岸迎接。其實，在胡轉變以前，官對胡和左宗棠某些冒犯行動，則以含忍態度處之。如五年官文派人至湖南勸捐，結果被拒絕，且谘文很不客氣。官文置之不較，自稱“彼時若鬥筆墨，或竟奏請聖訓，徒失和衷共濟之雅”，甚至表示不為此而怪罪駱秉璋、左宗棠，“不惟不咎秉筆者，即主政者亦並不怪”，儼然是一副“廓然大公，所見者大”的樣子。對胡林翼更是慎之又慎，反複權衡。正如官文對幕僚所說“我輩之才皆不及彼”，“我無彼不能禦敵”。這說明他深知胡林翼地位一動搖，就無人指揮湘軍克敵製勝，他的種種地位和榮譽也就會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問題。因之，他一直拒絕奏參胡林翼。現在胡林翼對他頓改舊態，他又有功可居，有譽可邀，有銀可使，就一心依靠胡。正如薛福成所記，官文樂得“畫諾仰成而已，未嚐有異議”。這樣胡林翼就大體上如曾國藩所說“乃獨得少行其誌”，“事無大小，推賢讓能，多由撫署主政”。這種情況就像左宗棠在湖南那樣，為當時“遐邇共知”的秘密。
但是，官文並不是胡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國藩所說，官文“城府甚深，當胡文忠在時，麵子上極推讓，然占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
改舊路，走新路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皮魯克斯曾說：“性格保守的人，隻是相信以前的陳規，不善於開拓新局麵，所以總是重複過去。”進一步講，保守的性格與成大事無利，因為做事不可墨守成規，因為條條道路通羅馬。
打破常規是成大事者必備的性格之一。沒有這一點，一方麵會阻止你的成功，另一方麵，你隻能是一個可憐蟲！
談到模仿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很多人習慣模仿，不敢創新，或者說不願意創新，是因為他們頭腦中關於得失、是非、安全、冒險等價值判斷的標準已經固定，這使他們常常不能換一麵想問題。
舉一個例子，假如有一個人有100%的機會贏80塊錢，而另外一個人是有85%的機會贏100塊錢，但是有15%的機會什麽都不贏。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人會選擇最保險安穩的方式——選擇80塊錢而不願冒一點險去贏那100塊錢。可如果換一麵來設定這個問題，一個人有100%的機會輸掉80塊錢，另外一個可能性是有85%的機會輸掉100塊錢，但是也有15%的機會什麽都不輸。這個時候，人們都會選擇後者，賭一下，說不定什麽都不輸。
這個例子使我們明白，平時我們之所以不能創新，或不敢創新，常常是因為我們從慣性思維出發，以致顧慮重重，畏手畏腳。而一旦我們把同一問題換一麵來考慮，就會發現很多新的機會，新的成功。
其實許多最有創意的解決方法都是來自於換一麵想問題，在對待同一件事時，從相反的方麵來解決問題，甚至於最尖端的科學發明也是如此。所以愛因斯坦說：“把一個舊的問題從新的角度來看是需要創意的想象力，這成就了科學上真正的進步。”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麥克本意是想替自己找個新的工作，以躲開令自己討厭的老板。但他的太太教他換一麵想問題，就是替他的老板而不是他自己找一份新的工作，結果，他不僅仍然幹著自己喜歡的工作，而且擺脫了令自己煩心的老板，還得到了意外的升遷。
怎樣克服模仿的習性呢？這裏我們想提出“換麵”的問題：
一些專家在研究汽車的安全係統如何保護乘客在撞車時不受到傷害，最終也是得益於換一麵解決問題。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在汽車發生衝撞時，如何防止乘客在汽車內因移動而撞傷——這種傷害常常是致命的。在種種嚐試均告失敗後，他們想到了一個有創意的解決方法，就是不再去想如何使乘客綁在車上不動，而是去想如何設計車子的內部，使人在車禍發生時，最大程度地減少傷害。結果，他們不僅成功地解決了問題，而且開啟了汽車設計的新時尚。
在現實的生活中，當人們解決問題時，時常會遇到瓶頸，這是由於人們隻停留在同一角度造成的，如果能換一換視角，也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換一麵考慮問題，情況就會改觀，創意就會變得有彈性。記住，任何創意隻要能轉換視角，就會有新意產生。
曾國藩力戒模仿他人路子治軍，時常求變於以理學，獨創一體，變化兵製。關於戰爭，曾國藩在治軍方麵有幾點則非常卓越：（一）他不是戰陣之才，卻是治兵之才；（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線指揮官，卻是英明的戰略家；（三）他製定的基本戰術方針有效。
鹹豐二年（1852）6月，曾國藩被派充江西鄉試正考官。7月25日行至安徽太和縣境，接母親病故訃聞，立即改服奔喪回籍。8月抵家。這時太平軍正圍攻長沙。10月，太平軍因長沙無法攻克，解圍北上，連克嶽州、漢陽，遂成燎原之勢。11月，清廷下諭湖南巡撫，著傳旨曾國藩，“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事務”。12月，曾國藩奉旨到長沙創練湘軍。
當時的正規軍綠營兵不能作戰，這是盡人皆知的。因此，他下決心破除舊軍隊陋習，改弦更張，創建一支諸將一心，萬眾一氣的新型軍隊來。在鹹豐二年降旨命曾國藩辦團練時，各省先後都辦團練，唯獨湖南一省最為成功，這不能不說是曾國藩的個人意誌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國藩練兵，從鹹豐二年（1852）12月起，至鹹豐四年（1854）正月止，曆時一年餘。他的湘軍，特別與眾不同。
首先，湘軍是書生和農夫的結合體。它的將，大多是書生。書生能帶兵打仗，不由人不懷疑。但書生長期受孔孟思想熏陶，存廉恥，重氣節，能誓死衛道，這是曾國藩選書生為將的著眼點。他選將的條件是：一是才能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計較個人名利，四是能耐受辛苦。而這四點又歸結於要有忠義血性，否則，“終不可恃”。湘軍的兵卒都是農夫，其募兵製度規定，必須是樸實而有土氣的農夫，其油頭滑麵，有市井氣、衙門氣的人，概不收用。農夫吃苦耐勞，湘軍挖長壕、紮硬寨，不準穿有色衣服，隻準著草鞋，種種規定，農夫都容易辦到。同時，農夫樸實，沒有受過革命精神感召的農夫，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輸，這是曾國藩招農夫入伍的著眼點。就是這些不知戰事的書生，帶領粗經訓練的農夫，戰勝了強大的太平天國。這在當時和後來都被人們看成是一個奇跡。
其次，湘軍特別重視精神訓練。曾國藩自稱“訓練之上，非戰陣之才”。而他的訓練，主要是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軍紀教育。稱之為“訓家規”。宣稱“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每逢三、八操演日，他必親自下校場，“反複開說至千百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用以激勵士兵“天良”。湘軍兵營幾乎成了一個大學校，以“四書”《孝經》為課本，“常教士卒作字讀書，書聲琅琅，如家塾然。又時以義理反複訓喻，若慈父之訓其愛子，聽者潸然淚下”。
有這樣的思想教育做鋪墊，就容易形成一種“死長尊上”、“明等辨威”的風氣，所以，人們認為湘軍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濃的軍隊，是一支有思想、有主張的軍隊。這樣的軍隊，再加上升官發財的激勵，自然就勝多敗少，一往無前了。
在衡州練勇期間，形勢劇烈發展。太平天國已定都天京，號稱百萬餘眾。江忠源戰死廬州，武昌危在旦夕，清廷天天催促曾國藩發兵，曾國藩因水師未練成一再拖延。事後證明，此時練成的水師在鎮壓太平軍的戰爭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鹹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率水陸軍20000人從衡州出發。剛到長沙，太平軍席卷而來，湘軍先敗於寧鄉，再敗於嶽州，靖港一仗，曾國藩親率的水陸主力軍全軍覆沒。幸而塔齊布等在湘潭大捷，挽回了瀕臨絕境的戰局。湘軍添炮造船，重整旗鼓，7月攻下嶽州，8月23日一舉拿下武昌、漢陽。這時離衡州出師不到一年時間，湖南、湖北歸於平靜。
曾國藩意氣飛揚，浮江而東，10月13日奪取田家鎮，燒太平軍戰船4000隻，11月15日抵九江城下。當時鎮守九江的是太平軍名將林啟容，率部增援的是叱吒風雲的石達開，兩次襲擊，把湘軍水師截為兩段，連曾國藩的座船也被俘獲了。不久，太平軍奪回武昌，塔齊布在軍中病死，羅澤南在回援武昌時陣亡，湘軍陷入低穀。
在江西相持的3年，是曾國藩最困難的時期。他稱為“赧顏走江西”，“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帆之上駛，則繞屋彷徨”。再加上與地方督撫相抵牾，他感到無法存身，鹹豐七年回鄉奔喪，在家守孝1年零4個月。
鹹豐八年（1858）五月，石達開入浙江，東南震動。曾國藩再度出山。十年（1860）閏三月，江南大營被摧垮，清廷開始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統轄江南軍務。曾國藩命曾國荃圍攻安慶，自己督師祁門。八月，以地道填炸藥轟垮安慶城，取得關鍵性勝利。於是，曾國藩定下三路進兵策略，經過3年苦戰，於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太平天國覆滅。曾國藩受封一等侯爵，時年54歲。
曾國藩為什麽能戰勝太平天國，這是令人深思的問題。論兵員，太平軍始終比湘軍數量多，天京之圍，僅李秀成、李世賢的援軍就達十多萬人（號稱60萬），而天京城下的湘軍水陸僅三萬餘人。以後圍城湘軍陸續增至5萬，而太平軍城破被殺的就達十萬餘眾。論裝備，李秀成有洋槍二萬餘杆，其“開花棚炮，橫飛入營”，令人心驚膽戰，以致曾國藩在戰後多次感歎，“製勝之道，在人不在器”。論戰爭的指揮者，太平軍前期的楊秀清、石達開，後期的陳玉成、李秀成，均不是等閑之輩。
那麽湘軍製勝的原因在哪裏？
從戰爭的動員來看，曾國藩以保衛名教作號召，動員士大夫階層和“鄉野老實之人”參軍作戰。湘軍的書生將領都篤信程朱理學，有頑固的封建主義世界觀，而出身農民的士兵與封建禮教並不矛盾，於是，他們在“誓死衛道”的口號下很容易結成一體。洪秀全用來動員群眾的，是從西方傳教士那裏道聽途說來的天主教義，在中國本來就沒有根基，特別是後來發生天父的代言人楊秀清竟然被殺的事件，人們的宗教熱情頓然冷淡下去，諸王離心離德，群眾像一盤散沙，這仗就打不下去了。
從戰爭的指揮來看，曾國藩本來是文人，並不懂打仗，王運的《湘軍誌》也說他“以懼教士，以懼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湘軍的幾次大敗仗，如靖港之敗、九江湖口之敗、祁門之圍，都是曾國藩直接指揮的。然而，關於戰爭，曾國藩有幾點則非常卓越：
（一）他不是戰陣之才，卻是治兵之才，前麵已述對官兵進行思想教育，把軍營辦成大學校，是古今罕見之例。此外，湘軍的束伍練技、幕府製度、後勤供應等等，都是無懈可擊的。
（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線指揮官，卻是英明的戰略家。如，湘軍總的戰略路線，先奪武昌，以兩湖為“立腳之根本”，利用水師優勢，建瓴而下，依次奪田家鎮、九江，強攻安慶，直搗金陵。這在當時可說是唯一正確的路線。再如，對天京的三路進兵計劃，曾國荃率主力順江直下；左宗棠巡撫於浙江，牽製李世賢；李鴻章去上海，迎戰李秀成；左、李同時對天京形成大範圍包圍。這種一路主攻，兩路策應的戰略，無疑也是正確的。
（三）他製定的基本戰術方針有效。如，結硬寨、打呆戰，挖長壕困敵，圍城打援，以靜製動，反客為主，等等。
△曾氏多變性格之解密：
以變應變，一把抓住機會曾國藩善於以變應變，從不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種限製之內，而是及時開動腦筋，去尋找變化的可能。曾國藩認為，人生之變，莫過於對機會的把握，因為機會總是飄忽不定的，令人難以琢磨。所以曾國藩特別善於用以變應變的方法去獲取機會，獲得了一次次勝局。從曾國藩身上，我們發現：有些人不能夠以變術去抓住機會，而隻是相信命運的安排。這種人往往將成功歸功於運氣，其實人生充滿機會，成功者能識別它，牢牢地把握它。因此，假如在你的性格中能與命運挑戰，就證明你是強者！
吉姆·史都瓦認為自己之所以成功是用變化的方法，緊緊抓住機遇，並以此為突破口，去打開人生的局麵，他是這樣介紹他的奮鬥性格和一次經曆的：
成立“敘述電視網”沒有多久，如何抓住機會打開經營局麵，則成為一個問題。但是我想隻要你用變化之眼去發現問題，就能成功。不久我們的公關公司通知我必須親自感謝加入播映我們節目的聯映機構，並出席促銷、推廣活動做個人的公開露麵。公關公司預先籌備了一場聚會，自我進行演講，然後邀請當地的頻道商和係統業者作為我們的貴賓。
這種方式同時有兩個作用。它同時讓我見到不止一位的頻道及係統業者的經營者，並可以讓許多人知道“敘述電視網”節目播放的消息。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讓視力正常的人收看節目的傳統方法，是插播10秒鍾的廣告，通告“明天晚上7點鍾，請收看這個節目”。但盲人很少固定看電視，所以插播廣告的方式對我們並不適合，我必須找一種方式，使許多人知道“敘述電視網”已經開播的消息，並且能夠預告部分的節目內容。公開演講是倍增效果的好方法。
我在“敘述電視網”得到一個經驗，一場訪問不論是通過100家播映或通過1000家播映，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是一樣的。但是你必須抓住這樣的機遇，從中找到變化的因素，給自己找到成功的方法。
由此，我們立即改變了“敘述電視網”的經營方式，選擇了適合的方法而終獲成功。我不知道你的夢想或目標是什麽，但我知道你可以運用變化的技巧來倍增努力後的結果。這是成功的基本原理，好好想想看！
人生有一定的法則，每份工作和生涯的規劃也有遵循的規則。不管我把法則稱為技巧、定律、程序或原則，他們終極都是按人生法則變化而來的。
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宣告結束，北方工業資產階級戰勝了南方種植園主，但林肯總統被刺身亡。
全美國沉浸在歡樂與悲痛之中，既為統一美國的勝利而歡欣鼓舞，又因失去了一位可敬的總統而無限悲慟。
後來的美國鋼鐵巨頭卡內基卻看到了另一麵，因為他的性格是要與命運抗爭——他要以變應變，抓住機會，挑戰自我。
卡內基預料到，戰爭結束後，經濟複蘇必然降臨，經濟建設對於鋼鐵的需求量便會與日俱增。
於是他義無反顧地辭去鐵路部門報酬優厚的工作，合並由他主持的兩大鋼鐵公司——都市鋼鐵公司和獨眼巨人鋼鐵公司，創立了聯合製鐵公司。
同時，卡內基讓弟弟湯姆創立匹茲堡火車頭製造公司和經營蘇必略鐵礦。
上天賦予了卡內基絕好的機會。
美國擊敗了墨西哥，奪取了加利福尼亞州，決定在那裏建造一條鐵路。同時，美國規劃修建橫貫大陸的鐵路。
幾乎沒有什麽投資比鐵路更加賺錢了。
聯邦政府與議會首先核準聯合太平洋鐵路，再以它所建造的鐵路為中心線，核準另外三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線。
但一切遠非如此簡單，縱橫交錯的各種相連的鐵路建設申請紛紛提出，竟達數十萬之多，美洲大陸的鐵路革命時代即將來臨。
“美洲大陸現在是鐵路時代、鋼鐵時代，需要建造鐵路、火車頭、鋼軌，鋼鐵是一本萬利的。”卡內基這麽思索。
不久，卡內基向鋼鐵發起進攻。
在聯合製鐵廠裏，矗立起一座22.5米高的熔礦爐，這是當時世界最大的熔礦爐，對它的建造，投資者都感到提心吊膽，生怕將本賠進去一無所獲。
但卡內基的努力讓這些擔心成為杞人憂天。他聘請化學專家駐廠，檢驗買進的礦石、灰石和焦炭的品質，使產品、零件及原材料的檢測係統化。
在當時，從原料的購入到產品的賣出，往往顯得很混亂，直到結賬時才知道盈虧狀況，完全不存在什麽科學的經營方式，卡內基大力整頓，貫徹了各層次職責分明的高效率的概念，使生產水平大為提高了。
同時，卡內基買下了英國道茲工程師“兄弟鋼鐵製造”專利，又買下了“焦炭洗滌還原法”的專利。
他這一做法不乏先見之明，否則，卡內基的鋼鐵事業就會在不久的大蕭條中成為犧牲品。
1873年，經濟大蕭條的境況不期而至。
銀行倒閉，證券交易所關門，各地的鐵路工程支付款突然被中斷，現場施工戛然而止。鐵礦山及煤山相繼歇業，匹茲堡的爐火也熄滅了。
卡內基斷言：
“隻有在經濟蕭條的年代，才能以便宜的價格買到鋼鐵廠的建材，工資也相應便宜。其他鋼鐵公司相繼倒閉，向鋼鐵挑戰的東西部企業家也已鳴金收兵。這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絕不可以失之交臂。”
在最困難的情況下，卡內基卻反常人之道，打算建造一座鋼鐵製造廠。
他走進股東摩根的辦公室，談出了自己的新打算：
“我計劃進行一個百萬美元規模的投資，建貝亞默式5噸轉爐兩座，旋轉爐一座。再加上亞門式5噸熔爐兩座……”
“那麽，工廠的生產能力會怎樣呢？”摩根問道。
“1875年1月開始工作，鋼軌年產量將達到3萬噸，每噸製造成本大約69美元……”
“現在鋼軌的平均成本大約是10美元，新設備投資額比股票投資還贏利。”卡內基補充了一句。
股東們同意發行公司債券。
工程進度比預定的時間稍為落後，1875年5月6日，卡內基收到第一個訂單，2000支鋼軌。熔爐點燃了。
每噸剛軌的製成勞務費是8.26美元，原料40.86美元，右灰石和燃料是6.31美元，專利費1.17美元：總成本不過才56.6美元。
這比原先的預計便宜多了。卡內基興奮不已。
1881年，卡內基與焦炭大王費裏克達成協議，雙方投資組建f.c.佛裏克焦炭公司，各持一半股份。
同年，卡內基以他自己三家製鐵企業為主體，聯合許多小焦炭公司，成立了卡內基公司。
卡內基兄弟的鋼鐵產量居全美的1／7，正逐步向壟斷型企業邁進。
1890年，卡內基兄弟吞並了狄克仙鋼鐵公司之後，一舉將資金增到2500萬美元，公司名稱也變為卡內基鋼鐵公司。不久之後，又更名為us鋼鐵企業集團。
卡內基的成功性格與他善於抓住有利時機息息相關。
有人把機遇稱為運氣，不管稱謂如何，都有一點是絕對的，善於以變應變利用機遇比怨天尤人更為有益。每一個想打造成功性格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一點。
很多人經營一種行業或做一種工作極為成功，但去經營新的行業或做另外一種工作卻失敗了。這是為什麽呢？克裏蒙特·斯通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憑經驗得到技巧，在一行中爬升到頂端，但是進入了另一種行業後，他們卻不願通過變化的方式去尋求新行業所需要的新知識和經驗。同理也是這種原因導致一個人會在某一項行動成功，而在另一項行動中失敗。因此在變化的觀念中尋求機會和方向是相當重要的一課。
曾國藩在審視以往的中國曆史時，尤其是重大曆史關頭時，發現往往是成功與失敗並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敗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處大事、決大疑，不可拘泥於往事之成敗的重要論斷。他舉了三個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漢景帝時諸侯王勢力極大，大臣晁錯建議“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國的權力，景帝采納了這一建議，但很快激起吳、楚等七個諸侯王國的叛亂，他們以誅晁錯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亞夫平叛。這時，當過吳王丞相的盎向景帝建議說：隻要殺了晁錯，叛軍就會罷兵。景帝因事出倉猝，就采納了這一建議，晁錯因此被殺。但叛軍並沒有罷兵，繼續進攻，景帝知道自己上了當，連忙加強軍事部署，最終將叛亂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後，由他的長孫朱允火文即帝位。他采納大臣齊泰、黃子澄的建議，實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誅“奸臣”齊、黃為名，起兵反抗。這時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議，誅殺齊、黃，換取燕王罷兵。建文帝沒有采納。戰爭打了4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終。齊泰等人受到族誅。這是未采納建議而敗的例子。
第三件事發生在清朝。康熙時吳三桂等坐鎮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議康熙撤藩。大學士明珠也讚成，但另一位大學士索額圖反對。康熙認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決定撤藩。吳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亂。最多時已占領了江南大部分省份。這時索額圖建議殺掉提出和讚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為然。經過8年的戰爭，最終平定了三藩之亂。
曾國藩認為：“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宥，或成或敗，參差不一。士大夫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可泥於往事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
曾國藩還通過觀察，得出亡國之君從其一些做法上就能夠看出來。他認為，唐昭宗的例子最能說明問題。
唐昭宗時，王室衰落，地方軍事統帥各自擁有重兵，對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為，想發兵討伐李茂貞，並責成宰相杜讓能主持軍務，杜讓能再三辭謝，言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也不能弭七國之禍。不久，李茂貞進逼興平，朝廷禁軍敗潰，京城大震。茂貞上疏請誅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不久賜自盡。曾國藩認為：“斯則無故受誅，其冤有甚於晁錯、齊泰、黃子澄。昭宗既強之於前，複誅之於後，此其所以為亡國之君也。”通過對曆史的反思，曾國藩開闊了自己的胸襟，對過去的事很後悔，他說：“國藩在軍時，有一時與人定議，厥後敗挫，有時將過錯歸咎於人，有時還露出不滿的樣子，都是因為見理未明的緣故耳。”
曾國藩還通過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敗歸咎於謀主者，乃庸人”的結論。他說：後唐潞王慮石敬瑭之將反，李崧、呂琦勸帝與契丹和親，薛文遇阻止。帝欲移石敬瑭鎮鄆州，文遇全力讚成。厥後敬瑭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見薛文遇曰：我見此物肉顫，幾欲抽佩刀刺之。曾國藩得出結論說：大抵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曾國藩善於汲取曆史經驗，正是他從古今豪傑的成敗中汲取有益的營養，才免於“大功後大戮”這樣一個悲劇。但曾國藩對任何事又不拘泥，不教條，而是實事求是。他的這種認識，即使在今天也是有價值的。
衡量獲取成功性格的關鍵詞有兩個：成與敗。但是今日之成功，並不意味著明日也是這樣；今日之失敗，並不意味著明日也是這樣。曾國藩不拘泥於一時之成敗，曆經各種磨難，終成大事，因為他不甘於不獲取成功，其性格鑄定他最後結果總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巧妙地把不利變為有利
一個人如果沾染上被動的性格會怎樣呢？當然是會繼續錯誤和繼續失敗。其實，任何人的被動局麵都是由自己造成的。下麵，我們不妨起來探討正確與錯誤、成功與失敗的觀念對於一個人性格的影響。
人的一生是正確與錯誤、成功與失敗交織的一生，每個人都在嚴酷的生存競爭中苦苦掙紮，就像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成功與失敗是人生的兩個極端，又隻在咫尺之間。有人把它們稱之比鄰而居的門戶，也有人說它們不過是前後步伐，其結果相距那麽遙遠，又如此緊密相連，成敗的轉換隻是瞬息之間，沒有永遠的失敗者，也沒有永恒的成功者。隻有經得起成功，更經得起失敗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在遭遇失敗時，我們不妨自己說：“失敗隻是暫時停止的成功而已！”
每當出現錯誤時，我們通常的反應是：“真是的，又錯了，這次是哪裏不對？”從另一方麵看，有創造力的思考者會了解錯誤的潛在價值，而說些類似“看這個！它能使人們想到什麽？”的話，然後他會利用這錯誤，把它當做墊腳石，來產生新創意。事實上，整個發明史充滿了利用錯誤假設和失敗觀念來產生新創意的人。哥倫布以為他發現了一條到印度的捷徑。開普勒偶然間得到行星間引力的概念，他是由錯誤的理由得到正確假設。再說愛迪生還知道上萬種不能製造電燈泡燈絲的方法呢。
當出了差錯，或遭受某種挫折，造成了某些損失後，成功者會汲取教訓，設法補救，以扭轉不利局麵，變被動為主動。
被動，是一種暫時的不利或輕量級的失敗。在剿撚不利的艱難時期，曾國荃不識時務，不知事情利害，參劾官文給曾氏兄弟帶來了極大的被動。
曾國荃為什麽會參劾勢力強大的滿族貴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國荃出山任湖北巡撫開始。
官文坐鎮湖廣，是清政府插在長江上遊的一顆釘子。湘、淮軍在長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滿族權貴是不放心的，利用官文控扼長江，是清政府對付湘、淮的一個籌碼。胡林翼做湖北巡撫時，知道其中緣由，一直對官文采取籠絡政策，督撫同城，關係融洽，官文對胡林翼也是有求必應。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的矛盾暴露，湘軍進攻安慶時他不發兵，不供餉，曾國荃兵駐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時他奏調多隆阿去陝甘“剿回”。但當時清廷用得著湘軍，曾氏兄弟與他亦無多大幹係，所以矛盾也沒有公開爆發。可是，如今曾國荃做了湖北巡撫，又在那裏組建“新湘軍”，加上曾老九其人鋒芒畢露，目空一切，不把他這個滿洲貴族看在眼裏，他就決心想法整整這個不可一世的曾國荃。
官文與湖北按察使唐際盛商量對策，唐為官出謀劃策，讓官文出麵給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國荃為“幫辦軍務”，讓他率軍去鄂北“剿撚”，離開武昌，駐兵襄陽，拔去這個眼中釘。官文依計而行，諭旨很快批複，正如官文所請。
曾國荃不知是計，一直帶兵打仗也不知“幫辦軍務”的官銜有多大，應不應該專折謝恩，隻好寫信給大哥。曾國藩回信說，幫辦軍務屬毫無實權的空名，如李昭壽、陳國瑞等降將，劉典、吳棠等微品職銜時，都曾得到過“幫辦軍務”之名目。故此不必謝恩，但也不可推辭或氣惱，權當沒有此事，以後公牘上也別署這個頭銜，不然會惹人笑話。
恰在此時，湖北糧道丁守存向曾國荃撥弄是非，說湖北“新湘軍”組建，所需糧草由糧台籌集，但官文卻不讓給“新湘軍”供糧。原來這個丁守存曾因貪汙公款被官文發現，敲詐他大部分家產才沒有參劾他，他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報複官文。曾國荃把這兩事合起來考慮，大為惱火，決定向皇帝告發官文。
曾國荃幕中無文吏，恰在此時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來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擬稿。曾紀澤時年27歲，由於父親的熏陶，已知官場之險惡，叔父之魯莽。所以當即提出官文是滿洲貴族，為太後和皇上所寵信，要彈劾他實非小事，最好先同父親商量後再定。然而曾國荃卻認為自鹹豐八年複出後，哥哥的膽子越來越小，反而辦不成大事，這次彈劾官文不該讓哥哥知道，免被阻撓。曾紀澤隻好按九叔提供的內容擬稿，最終稿成，列舉了官文貪庸驕蹇、欺罔徇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籠絡軍機處、肅順黨孽等多款罪狀，此折在襄陽郭鬆林營中發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彈劾官文的利害，寫奏折的水平也無法與曾國藩相比，因此奏折過於草率，文字雖洋洋數千言，但語言欠斟酌，參劾內容盡管多是事實，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國藩聞到九弟具疏彈劾官文，深恐此舉會遭大禍，趕緊從曾國荃手中要來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腳，或可設法補救。看罷底稿，曾國藩立即寫信給九弟，讓他忍隱、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強，不要“在勝人處求強”，不要“因強而大敗”，信中對兒子反複責怪，不該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舉。
曾國荃讀罷哥哥來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後悔已遲，隻能等著事態發展。曾紀澤受責，趕緊離開武昌，避開是非圈子。
正如曾國藩所料，曾國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折中牽連軍機處，說官文籠絡軍機處，軍機處“故意與鄂撫為難”等，立即引起軍機處的不滿。軍機大臣胡家玉麵稟慈禧太後，說曾國荃誣告官文，指責軍機，存心不良，所奏事情亦多不合，要求擬旨駁之。還說曾國荃指官文為“肅順黨孽”，更是凶險之詞，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誣陷之罪。這一參劾，給曾氏兄弟帶來了極大的被動。
慈禧隻得讓軍機處派人去湖北調查，並給調查者一個欽差頭銜。調查湖北督撫糾紛的欽差回到北京回奏時，把奏折所列各條全部駁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國荃之罪。慈禧對此頗感為難，她一見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麵上是曾、官督撫相爭，實則是滿洲權貴與湘、淮頭領發生矛盾。曾國荃背後有一大批湘、淮軍閥，官文背後有一大批仇視漢官的滿洲貴族。她既不願懲處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軍為她打仗之時開罪這些軍閥。
在慈禧猶豫之際，曾國藩為解救被動局麵，來了一個弟弟唱黑臉，哥哥唱白臉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後思考如何處理之際，忽然接到曾國藩和左宗棠的兩個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國藩所上；一折說曾國荃彈劾官文一書，是當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廣多年所見為證，指責官文種種劣跡，要求太後、皇上對官文懲處，以示朝廷公正。原來曾國荃彈劾官文之後，湘、淮諸大員頻繁交換意見，大多認為曾國荃魯莽，不該得罪權貴。李鴻章為曾國藩出一策，讓他在此時擬折密保官文，請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這樣做可以挽回滿貴對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寧人。曾國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於形勢，隻好照此辦理了。但遠在西北鎮壓回民起義的左宗棠，手握兵權，處於清廷不得不重視之地位，聽到曾國荃彈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稱心，於是在西北戰場給朝廷上了那篇詞氣亢厲的奏疏。
慈禧見湘、淮大將都表了態，隻好從中維持“和局”，按照督撫同城不和的成例處理：把官文內調京師，以大學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統。官文調走，未加任何懲處。曾國荃仍為湖北巡撫，未加指責，使此事宣告結案。官文調走後，湖廣總督由李鴻章擔任，因蘇撫一職暫不能脫離，調其兄李瀚章暫署湖督，讓淮軍首領李氏兄弟從中撿了大便宜。經曾國藩這一舉動，暫時地渡過了這一危機。
一個人獲取成功性格就是把被動化為主動，把受製變成控製。曾國藩就是這麽做的。
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乘勢而起，說的就是借人之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麵對強大的對手，應該學會借人之勢來鎮住他，打掉他的張狂樣兒。
在現實生活中，“借人之勢”一計普遍運用，其意是誘導同行或朋友之力戰勝對方，以保存自己的實力。這是“損下益上”求勝之法，即自己退避起來，借自己以外的人、事和物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如借“名人效應”及借助各式各樣的機會來使自己有所作為。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這句話的意思是指天時、地利，是指機會。在處事做人過程中，看準機會，抓住時機，借助於現有條件或現成的機會以達到目的的做法，就是“巧借東風”的妙用。
“巧借東風”與“借梯登高”有相同之處，都是借助於外部條件獲得成功，但二者又不盡相同。“借梯登高”強調的是借助他人之力而達到目的，重要的是自己創造機會；而“巧借東風”強調的是借助於外物，如自然條件、金錢等物質條件，便於利用現成的機會以達到目的。
在處事做人過程中，借助於現有的條件和現成的機會而一舉成功，是很不費力氣的事情。
運用這一妙計的訣竅在於以下兩點：
（1）機不可失，即首先要抓住機會。機會是難得的，故此才有切勿坐失良機的勸世良言。像赤壁之戰中的曹軍，就是由於沒抓住機會，再沒有勝利的希望了。所以，要想不失去機會，就應當在機會失去之前，仔細觀察分析，隨時做好準備。
（2）巧借東風，即知曉機會，隨時巧妙地加以把握。一直想當元帥的拿破侖，發現借助約瑟芬的力量可以爭得遠征埃及的機會，他便緊緊地把握住了這一時機，此舉為他日後建功立業乃至為法蘭西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的，要想取得事業的成功，就應該善於借助各種有利條件，為我所用，從而增強自己的實力，為最後的成功奠定基礎。
獲取成功性格非魯莽之舉，而是要巧借勢力，節省自己的體力、智力、財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就是曾國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在前麵，我們談到獲取成功性格非魯莽之舉，而是要巧借勢力，節省自己的體力、智力、財力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就是曾國藩常采用的方法：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曾國藩處事，確實講借人之威，成己之事。
清朝皇帝對漢人始終懷有戒心，胡林翼作為湘軍主要領導者出任湖北巡撫後，清廷就命滿人官文為湖廣總督對其實行監視。官文、胡林翼兩個家世、經曆、才略、人品大有不同；又在非常時期，分為督撫，同在一城，同辦一事，且所辦之事，多非平時之例行公事，或無章可循，或有章不能循。這樣，雙方勢必發生矛盾衝突，甚至決裂。這在平時，大多是官僚們個人之間的恩怨，但在當時，卻意味著湘軍集團是否接受監督，清廷控製使用湘軍的方針能否貫徹的問題。如果兩人不和，湖北將全部落入官文手中，湖南也將受到官文的控製。這樣不僅兩湖難以成為湘軍集團地盤和戰略後方，湘軍的進一步發展壯大，也將成為一句空話；而且湘軍現有力量也會受到損害，進而危及兩湖的安全。
在十分關鍵的情況下，曾國藩致信胡林翼，讓他給官文“麵子”，如不是事關緊要，一定順從，借其威重之名，方能行己之誌。在上壓下勸的情況下，胡林翼終於懂得官文的地位不能動搖，唯一的辦法是與官文搞好關係，於是就改變作風，針對官文特點，大施權術，力求既尊重官文欽差大臣和總督的雙重權勢，又不束縛自己的手腳，其做法有以下三點：
首先，竭力與官文建立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這方麵清人記載甚多。胡令其母認官文寵妾為義女，使兩家內眷親密往來；自己也不時拜謁官母；與官文平時私函，略去官場禮儀，直呼之為“老兄”、“中堂老兄”。有的記載還說胡與官結拜為兄弟。其次，在公事上，則“專從裏子切實講求，而不占人麵子”。即抓實權，堅持按己意埋頭處理軍政事務，而每遇可得美名、邀封賞，如“收城克敵”等事，則推首功於官文。在奏折信劄中極力稱譽官文“寬仁博大”，“仁厚公忠”，“能開誠心，布公道者，唯中堂一人”。再次，對官文貪汙不僅視而不問，還每月以鹽厘3000金，劃作督署公費。此錢實則進入官之私囊。
從1857年春至1861年，胡林翼病死，其間二人雖有矛盾，但胡林翼對官文使用外圓內方的方針還是堅持了下來。官文對此自然心中有數，但仍然做了積極的響應。據說胡林翼母親來武昌，官文親自帶領文武官員去河岸迎接。其實，在胡轉變以前，官對胡和左宗棠某些冒犯行動，則以含忍態度處之。如五年官文派人至湖南勸捐，結果被拒絕，且谘文很不客氣。官文置之不較，自稱“彼時若鬥筆墨，或竟奏請聖訓，徒失和衷共濟之雅”，甚至表示不為此而怪罪駱秉璋、左宗棠，“不惟不咎秉筆者，即主政者亦並不怪”，儼然是一副“廓然大公，所見者大”的樣子。對胡林翼更是慎之又慎，反複權衡。正如官文對幕僚所說“我輩之才皆不及彼”，“我無彼不能禦敵”。這說明他深知胡林翼地位一動搖，就無人指揮湘軍克敵製勝，他的種種地位和榮譽也就會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問題。因之，他一直拒絕奏參胡林翼。現在胡林翼對他頓改舊態，他又有功可居，有譽可邀，有銀可使，就一心依靠胡。正如薛福成所記，官文樂得“畫諾仰成而已，未嚐有異議”。這樣胡林翼就大體上如曾國藩所說“乃獨得少行其誌”，“事無大小，推賢讓能，多由撫署主政”。這種情況就像左宗棠在湖南那樣，為當時“遐邇共知”的秘密。
但是，官文並不是胡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國藩所說，官文“城府甚深，當胡文忠在時，麵子上極推讓，然占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
改舊路，走新路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皮魯克斯曾說：“性格保守的人，隻是相信以前的陳規，不善於開拓新局麵，所以總是重複過去。”進一步講，保守的性格與成大事無利，因為做事不可墨守成規，因為條條道路通羅馬。
打破常規是成大事者必備的性格之一。沒有這一點，一方麵會阻止你的成功，另一方麵，你隻能是一個可憐蟲！
談到模仿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很多人習慣模仿，不敢創新，或者說不願意創新，是因為他們頭腦中關於得失、是非、安全、冒險等價值判斷的標準已經固定，這使他們常常不能換一麵想問題。
舉一個例子，假如有一個人有100%的機會贏80塊錢，而另外一個人是有85%的機會贏100塊錢，但是有15%的機會什麽都不贏。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人會選擇最保險安穩的方式——選擇80塊錢而不願冒一點險去贏那100塊錢。可如果換一麵來設定這個問題，一個人有100%的機會輸掉80塊錢，另外一個可能性是有85%的機會輸掉100塊錢，但是也有15%的機會什麽都不輸。這個時候，人們都會選擇後者，賭一下，說不定什麽都不輸。
這個例子使我們明白，平時我們之所以不能創新，或不敢創新，常常是因為我們從慣性思維出發，以致顧慮重重，畏手畏腳。而一旦我們把同一問題換一麵來考慮，就會發現很多新的機會，新的成功。
其實許多最有創意的解決方法都是來自於換一麵想問題，在對待同一件事時，從相反的方麵來解決問題，甚至於最尖端的科學發明也是如此。所以愛因斯坦說：“把一個舊的問題從新的角度來看是需要創意的想象力，這成就了科學上真正的進步。”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麥克本意是想替自己找個新的工作，以躲開令自己討厭的老板。但他的太太教他換一麵想問題，就是替他的老板而不是他自己找一份新的工作，結果，他不僅仍然幹著自己喜歡的工作，而且擺脫了令自己煩心的老板，還得到了意外的升遷。
怎樣克服模仿的習性呢？這裏我們想提出“換麵”的問題：
一些專家在研究汽車的安全係統如何保護乘客在撞車時不受到傷害，最終也是得益於換一麵解決問題。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在汽車發生衝撞時，如何防止乘客在汽車內因移動而撞傷——這種傷害常常是致命的。在種種嚐試均告失敗後，他們想到了一個有創意的解決方法，就是不再去想如何使乘客綁在車上不動，而是去想如何設計車子的內部，使人在車禍發生時，最大程度地減少傷害。結果，他們不僅成功地解決了問題，而且開啟了汽車設計的新時尚。
在現實的生活中，當人們解決問題時，時常會遇到瓶頸，這是由於人們隻停留在同一角度造成的，如果能換一換視角，也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換一麵考慮問題，情況就會改觀，創意就會變得有彈性。記住，任何創意隻要能轉換視角，就會有新意產生。
曾國藩力戒模仿他人路子治軍，時常求變於以理學，獨創一體，變化兵製。關於戰爭，曾國藩在治軍方麵有幾點則非常卓越：（一）他不是戰陣之才，卻是治兵之才；（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線指揮官，卻是英明的戰略家；（三）他製定的基本戰術方針有效。
鹹豐二年（1852）6月，曾國藩被派充江西鄉試正考官。7月25日行至安徽太和縣境，接母親病故訃聞，立即改服奔喪回籍。8月抵家。這時太平軍正圍攻長沙。10月，太平軍因長沙無法攻克，解圍北上，連克嶽州、漢陽，遂成燎原之勢。11月，清廷下諭湖南巡撫，著傳旨曾國藩，“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事務”。12月，曾國藩奉旨到長沙創練湘軍。
當時的正規軍綠營兵不能作戰，這是盡人皆知的。因此，他下決心破除舊軍隊陋習，改弦更張，創建一支諸將一心，萬眾一氣的新型軍隊來。在鹹豐二年降旨命曾國藩辦團練時，各省先後都辦團練，唯獨湖南一省最為成功，這不能不說是曾國藩的個人意誌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國藩練兵，從鹹豐二年（1852）12月起，至鹹豐四年（1854）正月止，曆時一年餘。他的湘軍，特別與眾不同。
首先，湘軍是書生和農夫的結合體。它的將，大多是書生。書生能帶兵打仗，不由人不懷疑。但書生長期受孔孟思想熏陶，存廉恥，重氣節，能誓死衛道，這是曾國藩選書生為將的著眼點。他選將的條件是：一是才能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計較個人名利，四是能耐受辛苦。而這四點又歸結於要有忠義血性，否則，“終不可恃”。湘軍的兵卒都是農夫，其募兵製度規定，必須是樸實而有土氣的農夫，其油頭滑麵，有市井氣、衙門氣的人，概不收用。農夫吃苦耐勞，湘軍挖長壕、紮硬寨，不準穿有色衣服，隻準著草鞋，種種規定，農夫都容易辦到。同時，農夫樸實，沒有受過革命精神感召的農夫，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輸，這是曾國藩招農夫入伍的著眼點。就是這些不知戰事的書生，帶領粗經訓練的農夫，戰勝了強大的太平天國。這在當時和後來都被人們看成是一個奇跡。
其次，湘軍特別重視精神訓練。曾國藩自稱“訓練之上，非戰陣之才”。而他的訓練，主要是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軍紀教育。稱之為“訓家規”。宣稱“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每逢三、八操演日，他必親自下校場，“反複開說至千百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用以激勵士兵“天良”。湘軍兵營幾乎成了一個大學校，以“四書”《孝經》為課本，“常教士卒作字讀書，書聲琅琅，如家塾然。又時以義理反複訓喻，若慈父之訓其愛子，聽者潸然淚下”。
有這樣的思想教育做鋪墊，就容易形成一種“死長尊上”、“明等辨威”的風氣，所以，人們認為湘軍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濃的軍隊，是一支有思想、有主張的軍隊。這樣的軍隊，再加上升官發財的激勵，自然就勝多敗少，一往無前了。
在衡州練勇期間，形勢劇烈發展。太平天國已定都天京，號稱百萬餘眾。江忠源戰死廬州，武昌危在旦夕，清廷天天催促曾國藩發兵，曾國藩因水師未練成一再拖延。事後證明，此時練成的水師在鎮壓太平軍的戰爭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鹹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率水陸軍20000人從衡州出發。剛到長沙，太平軍席卷而來，湘軍先敗於寧鄉，再敗於嶽州，靖港一仗，曾國藩親率的水陸主力軍全軍覆沒。幸而塔齊布等在湘潭大捷，挽回了瀕臨絕境的戰局。湘軍添炮造船，重整旗鼓，7月攻下嶽州，8月23日一舉拿下武昌、漢陽。這時離衡州出師不到一年時間，湖南、湖北歸於平靜。
曾國藩意氣飛揚，浮江而東，10月13日奪取田家鎮，燒太平軍戰船4000隻，11月15日抵九江城下。當時鎮守九江的是太平軍名將林啟容，率部增援的是叱吒風雲的石達開，兩次襲擊，把湘軍水師截為兩段，連曾國藩的座船也被俘獲了。不久，太平軍奪回武昌，塔齊布在軍中病死，羅澤南在回援武昌時陣亡，湘軍陷入低穀。
在江西相持的3年，是曾國藩最困難的時期。他稱為“赧顏走江西”，“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帆之上駛，則繞屋彷徨”。再加上與地方督撫相抵牾，他感到無法存身，鹹豐七年回鄉奔喪，在家守孝1年零4個月。
鹹豐八年（1858）五月，石達開入浙江，東南震動。曾國藩再度出山。十年（1860）閏三月，江南大營被摧垮，清廷開始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統轄江南軍務。曾國藩命曾國荃圍攻安慶，自己督師祁門。八月，以地道填炸藥轟垮安慶城，取得關鍵性勝利。於是，曾國藩定下三路進兵策略，經過3年苦戰，於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太平天國覆滅。曾國藩受封一等侯爵，時年54歲。
曾國藩為什麽能戰勝太平天國，這是令人深思的問題。論兵員，太平軍始終比湘軍數量多，天京之圍，僅李秀成、李世賢的援軍就達十多萬人（號稱60萬），而天京城下的湘軍水陸僅三萬餘人。以後圍城湘軍陸續增至5萬，而太平軍城破被殺的就達十萬餘眾。論裝備，李秀成有洋槍二萬餘杆，其“開花棚炮，橫飛入營”，令人心驚膽戰，以致曾國藩在戰後多次感歎，“製勝之道，在人不在器”。論戰爭的指揮者，太平軍前期的楊秀清、石達開，後期的陳玉成、李秀成，均不是等閑之輩。
那麽湘軍製勝的原因在哪裏？
從戰爭的動員來看，曾國藩以保衛名教作號召，動員士大夫階層和“鄉野老實之人”參軍作戰。湘軍的書生將領都篤信程朱理學，有頑固的封建主義世界觀，而出身農民的士兵與封建禮教並不矛盾，於是，他們在“誓死衛道”的口號下很容易結成一體。洪秀全用來動員群眾的，是從西方傳教士那裏道聽途說來的天主教義，在中國本來就沒有根基，特別是後來發生天父的代言人楊秀清竟然被殺的事件，人們的宗教熱情頓然冷淡下去，諸王離心離德，群眾像一盤散沙，這仗就打不下去了。
從戰爭的指揮來看，曾國藩本來是文人，並不懂打仗，王運的《湘軍誌》也說他“以懼教士，以懼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湘軍的幾次大敗仗，如靖港之敗、九江湖口之敗、祁門之圍，都是曾國藩直接指揮的。然而，關於戰爭，曾國藩有幾點則非常卓越：
（一）他不是戰陣之才，卻是治兵之才，前麵已述對官兵進行思想教育，把軍營辦成大學校，是古今罕見之例。此外，湘軍的束伍練技、幕府製度、後勤供應等等，都是無懈可擊的。
（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線指揮官，卻是英明的戰略家。如，湘軍總的戰略路線，先奪武昌，以兩湖為“立腳之根本”，利用水師優勢，建瓴而下，依次奪田家鎮、九江，強攻安慶，直搗金陵。這在當時可說是唯一正確的路線。再如，對天京的三路進兵計劃，曾國荃率主力順江直下；左宗棠巡撫於浙江，牽製李世賢；李鴻章去上海，迎戰李秀成；左、李同時對天京形成大範圍包圍。這種一路主攻，兩路策應的戰略，無疑也是正確的。
（三）他製定的基本戰術方針有效。如，結硬寨、打呆戰，挖長壕困敵，圍城打援，以靜製動，反客為主，等等。
△曾氏多變性格之解密：
以變應變，一把抓住機會曾國藩善於以變應變，從不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種限製之內，而是及時開動腦筋，去尋找變化的可能。曾國藩認為，人生之變，莫過於對機會的把握，因為機會總是飄忽不定的，令人難以琢磨。所以曾國藩特別善於用以變應變的方法去獲取機會，獲得了一次次勝局。從曾國藩身上，我們發現：有些人不能夠以變術去抓住機會，而隻是相信命運的安排。這種人往往將成功歸功於運氣，其實人生充滿機會，成功者能識別它，牢牢地把握它。因此，假如在你的性格中能與命運挑戰，就證明你是強者！
吉姆·史都瓦認為自己之所以成功是用變化的方法，緊緊抓住機遇，並以此為突破口，去打開人生的局麵，他是這樣介紹他的奮鬥性格和一次經曆的：
成立“敘述電視網”沒有多久，如何抓住機會打開經營局麵，則成為一個問題。但是我想隻要你用變化之眼去發現問題，就能成功。不久我們的公關公司通知我必須親自感謝加入播映我們節目的聯映機構，並出席促銷、推廣活動做個人的公開露麵。公關公司預先籌備了一場聚會，自我進行演講，然後邀請當地的頻道商和係統業者作為我們的貴賓。
這種方式同時有兩個作用。它同時讓我見到不止一位的頻道及係統業者的經營者，並可以讓許多人知道“敘述電視網”節目播放的消息。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讓視力正常的人收看節目的傳統方法，是插播10秒鍾的廣告，通告“明天晚上7點鍾，請收看這個節目”。但盲人很少固定看電視，所以插播廣告的方式對我們並不適合，我必須找一種方式，使許多人知道“敘述電視網”已經開播的消息，並且能夠預告部分的節目內容。公開演講是倍增效果的好方法。
我在“敘述電視網”得到一個經驗，一場訪問不論是通過100家播映或通過1000家播映，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是一樣的。但是你必須抓住這樣的機遇，從中找到變化的因素，給自己找到成功的方法。
由此，我們立即改變了“敘述電視網”的經營方式，選擇了適合的方法而終獲成功。我不知道你的夢想或目標是什麽，但我知道你可以運用變化的技巧來倍增努力後的結果。這是成功的基本原理，好好想想看！
人生有一定的法則，每份工作和生涯的規劃也有遵循的規則。不管我把法則稱為技巧、定律、程序或原則，他們終極都是按人生法則變化而來的。
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宣告結束，北方工業資產階級戰勝了南方種植園主，但林肯總統被刺身亡。
全美國沉浸在歡樂與悲痛之中，既為統一美國的勝利而歡欣鼓舞，又因失去了一位可敬的總統而無限悲慟。
後來的美國鋼鐵巨頭卡內基卻看到了另一麵，因為他的性格是要與命運抗爭——他要以變應變，抓住機會，挑戰自我。
卡內基預料到，戰爭結束後，經濟複蘇必然降臨，經濟建設對於鋼鐵的需求量便會與日俱增。
於是他義無反顧地辭去鐵路部門報酬優厚的工作，合並由他主持的兩大鋼鐵公司——都市鋼鐵公司和獨眼巨人鋼鐵公司，創立了聯合製鐵公司。
同時，卡內基讓弟弟湯姆創立匹茲堡火車頭製造公司和經營蘇必略鐵礦。
上天賦予了卡內基絕好的機會。
美國擊敗了墨西哥，奪取了加利福尼亞州，決定在那裏建造一條鐵路。同時，美國規劃修建橫貫大陸的鐵路。
幾乎沒有什麽投資比鐵路更加賺錢了。
聯邦政府與議會首先核準聯合太平洋鐵路，再以它所建造的鐵路為中心線，核準另外三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線。
但一切遠非如此簡單，縱橫交錯的各種相連的鐵路建設申請紛紛提出，竟達數十萬之多，美洲大陸的鐵路革命時代即將來臨。
“美洲大陸現在是鐵路時代、鋼鐵時代，需要建造鐵路、火車頭、鋼軌，鋼鐵是一本萬利的。”卡內基這麽思索。
不久，卡內基向鋼鐵發起進攻。
在聯合製鐵廠裏，矗立起一座22.5米高的熔礦爐，這是當時世界最大的熔礦爐，對它的建造，投資者都感到提心吊膽，生怕將本賠進去一無所獲。
但卡內基的努力讓這些擔心成為杞人憂天。他聘請化學專家駐廠，檢驗買進的礦石、灰石和焦炭的品質，使產品、零件及原材料的檢測係統化。
在當時，從原料的購入到產品的賣出，往往顯得很混亂，直到結賬時才知道盈虧狀況，完全不存在什麽科學的經營方式，卡內基大力整頓，貫徹了各層次職責分明的高效率的概念，使生產水平大為提高了。
同時，卡內基買下了英國道茲工程師“兄弟鋼鐵製造”專利，又買下了“焦炭洗滌還原法”的專利。
他這一做法不乏先見之明，否則，卡內基的鋼鐵事業就會在不久的大蕭條中成為犧牲品。
1873年，經濟大蕭條的境況不期而至。
銀行倒閉，證券交易所關門，各地的鐵路工程支付款突然被中斷，現場施工戛然而止。鐵礦山及煤山相繼歇業，匹茲堡的爐火也熄滅了。
卡內基斷言：
“隻有在經濟蕭條的年代，才能以便宜的價格買到鋼鐵廠的建材，工資也相應便宜。其他鋼鐵公司相繼倒閉，向鋼鐵挑戰的東西部企業家也已鳴金收兵。這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絕不可以失之交臂。”
在最困難的情況下，卡內基卻反常人之道，打算建造一座鋼鐵製造廠。
他走進股東摩根的辦公室，談出了自己的新打算：
“我計劃進行一個百萬美元規模的投資，建貝亞默式5噸轉爐兩座，旋轉爐一座。再加上亞門式5噸熔爐兩座……”
“那麽，工廠的生產能力會怎樣呢？”摩根問道。
“1875年1月開始工作，鋼軌年產量將達到3萬噸，每噸製造成本大約69美元……”
“現在鋼軌的平均成本大約是10美元，新設備投資額比股票投資還贏利。”卡內基補充了一句。
股東們同意發行公司債券。
工程進度比預定的時間稍為落後，1875年5月6日，卡內基收到第一個訂單，2000支鋼軌。熔爐點燃了。
每噸剛軌的製成勞務費是8.26美元，原料40.86美元，右灰石和燃料是6.31美元，專利費1.17美元：總成本不過才56.6美元。
這比原先的預計便宜多了。卡內基興奮不已。
1881年，卡內基與焦炭大王費裏克達成協議，雙方投資組建f.c.佛裏克焦炭公司，各持一半股份。
同年，卡內基以他自己三家製鐵企業為主體，聯合許多小焦炭公司，成立了卡內基公司。
卡內基兄弟的鋼鐵產量居全美的1／7，正逐步向壟斷型企業邁進。
1890年，卡內基兄弟吞並了狄克仙鋼鐵公司之後，一舉將資金增到2500萬美元，公司名稱也變為卡內基鋼鐵公司。不久之後，又更名為us鋼鐵企業集團。
卡內基的成功性格與他善於抓住有利時機息息相關。
有人把機遇稱為運氣，不管稱謂如何，都有一點是絕對的，善於以變應變利用機遇比怨天尤人更為有益。每一個想打造成功性格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一點。
很多人經營一種行業或做一種工作極為成功，但去經營新的行業或做另外一種工作卻失敗了。這是為什麽呢？克裏蒙特·斯通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憑經驗得到技巧，在一行中爬升到頂端，但是進入了另一種行業後，他們卻不願通過變化的方式去尋求新行業所需要的新知識和經驗。同理也是這種原因導致一個人會在某一項行動成功，而在另一項行動中失敗。因此在變化的觀念中尋求機會和方向是相當重要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