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諍友，交益友
寬恕不僅是愛心的體現，而且是極高思想境界的升華，寬恕是一種博大的交友境界。表麵上看，它隻是一種放棄報複的決定，這種觀點似乎有些消極，但真正的寬恕卻是一種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持的積極行為。寬恕更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品質，一種正確的自我意識的體現。一個人隻有正確地認識自己，才會有寬容的胸懷。寬容得到的收益是人際關係的協調和適應。我國有一位著名心理學家曾經說過：“人類心理的適應，最主要的就是人際關係的適應，人類心理的病態，也主要由人際關係的失調而得來。”而人際關係的失調對身體健康有極大的損害，所以必須學會寬容。
中國有這句成語“寬則得眾”，交友雖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諍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同時，不能讓朋友下不來台，丟朋友的麵子，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則。曾國藩主張對己要嚴，對友要寬，尤其主張交友要有雅量，這樣如果一時有意見相左，也會最終不傷和氣。這一原則在他在《答歐陽勳》的信中充分地表現出來：春季承蒙惠賜，收到您寄來的信劄及一首詩，情意深厚而且期許很高，有的不是我這淺陋之人所敢承當的。然而鑒於您教導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從命。由於我天資愚鈍，無法憑自身求得振作、進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幫助來使自己不斷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友誼一向珍視，謹慎而不敷衍。我曾經思慮自己如果心胸不夠寬宏、器量狹小的話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個標準來強求他人。哪怕是一點長處、一點善行，如果它有益於我，都廣泛汲取以求培養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詞、勸勉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從來都沒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詞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陳家二位兄弟見麵，我們一起討論爭辯，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觀點和我不一致，但我心裏還是十分器重他們，認為他們確實是當今出類拔萃的人物，其見解雖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關鍵在於這些是他們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讀書人僅從讀書、道聽途說中得到的；其觀點雖然不一定臻至爐火純青毫無雜質，然而他們所批評的切合實際，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於說到我們彼此之間的情投意合，又別有微妙難言的默契。離別之後惟獨經常思念他們，覺得像這樣的人實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絲毫不敢以私心偏見摻雜其中。平時我之所以不斷勉勵自己，並且大體上還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於此。要做到交諍友，頌雅量。這是曾國藩的看法。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昔人之以詠張居正者，亦可以此詩來論定曾國藩。當時他的朋僚歌功頌德的話，我們不需一一征引，隻看左宗棠對他如何論定吧！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寄其子孝威書雲：“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挽聯雲：‘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後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谘送，可謂往去陵穀，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複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也。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值一哂耶。”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讚揚，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進用，亦由曾國藩所薦，但二人性情不同，“有爭者國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權力之爭，故皆能持大體。
孔子說：“切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之間相互批評，和睦共處，就可以叫作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麵數落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做出幾副麵孔。
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病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的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而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嚴憚的心情，拿什麽吸收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裏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閑後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麽說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過錯，蕙西不指出來，那是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注》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國藩的師友中，李鴻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個諍友。這在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國藩為杜絕王有齡分裂湘係的企圖，在進至祁門以後，遂奏請鹹豐皇帝將李元度由溫處道調往皖南道，並派他率軍3000，進駐兵家必爭之徽州。至徽州不滿十日，李世賢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門大營，卻敗退至浙江開化，這是李元度明顯傾向王有齡的跡象。及至祁門大營，絲毫沒有閉門思過的跡象，竟然擅自向糧台索餉，並擅自回到了湖南。這使得曾國藩悔恨交加，決心彈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軍紀。曾國藩此舉，本無可厚非，但文武參佐卻群起反對，指責曾國藩忘恩負義。李鴻章“乃率一幕人往爭”，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說：“我自屬稿。”李鴻章表示：“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國藩氣憤地說：“聽君之便。”
後來，李鴻章負氣離開祁門，輾轉波折，欲複歸至曾的門下，曾國藩則大度相容，並寫信懇請李鴻章回營相助。
一次，李鴻章在與曾國藩暢談時，直率地指出他的弱點是懦緩，即膽子小與效率差，這兩個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曾國藩的致命缺點。
曾國藩既有邵蕙西、李鴻章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這也是曾國藩德業能夠不斷長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促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古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隻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幾句話，不慍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國藩當即記下了他的感受：
“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話，我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我有什麽道德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麽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玷汙竹如啊！”因曾國藩處世交友貴雅量，所以他從不苛求於人，而是待人以誠。
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資源轉化為自己的資源，把他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曾國藩就是一個善於把別人能力化為為己用的人。
曾國藩早在辦團練伊始，就發布《招某紳耆書》，招人入局：
“我奉命協助幫理團練，稽查捉拿賊匪，接受任務以來，日夜憂心忡忡，唯恐有誤，擔心自己見識不廣，考慮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鄉的賢人不要嫌棄我，肯慷慨前來相助，借此來廣泛地采納眾議，周密地聽取意見，以求補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經常或是寄信請人出山，或是熱情歡迎來賓，廣招英雄豪傑，谘詢高見妙法，這一片耿耿之心，想來能得到大家的體諒。……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眾多的賢士都匯集而來，肝膽相照，那麽，即使是堅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麽艱難不能克服呢？”
曾國藩對他的弟弟說：求別人輔佐自己，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這些道理。獲得人才是最困難的，過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隻是平等對待，對他們不是很欽敬，但今天看來，這些人是多麽的不可多得。你應該常常把求才作為重要的任務，至於那些無能的人，即使是至親密友，也不應久留，這主要是擔心有才的人不願與他們共事。
後來，曾國藩領兵出征，官至督撫、欽差，更加注意時時網羅人才。不僅自己如此，對他弟弟也發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說，成大事的人，以多選助手為第一要義。滿意的人選擇不到，姑且選差一點，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說要時時注意籠人，不能因為沒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對於那些才華出眾之人，曾國藩不論何時，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計籠絡過來，為己所用，如對郭意誠就是這樣。
郭意誠，字昆燾，湘中名儒。因頗具文才，鹹豐、同治年間，中興諸老無不與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將他羅致自己幕下。但郭意誠極愛其婦，日不遠離，故總是力辭不就。
曾國藩也最賞識郭意誠其才。為了把他引出來幫助自己，曾寄書戲謔郭。書中雲：“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縛，請屈尊暫臨，奉商一切。並偕仙眷同行，當飭人掃榻以俟。”郭意誠出自對曾國藩的信服，接書後立即趕至湘軍營幕見曾國藩，但並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國藩又命他速歸，並作書曰：“燕雁有待飛之候，鴛鴦無獨宿之時，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誠得書，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國藩的邀請，決心出來供職。
據說，郭意誠在曾國藩幕下是幹得很好的，成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對他關懷備至，或準他的假，讓其多回家，或命他將夫人接來，不影響他們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誠有一段時間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時歸營，曾國藩連續發過幾次信催其速歸。曾國藩於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說：“公牘私函意誠均可料理”，足見曾國藩對郭意誠的信任。
曾國藩就是這樣，時時不忘求人自輔。隻有時時不忘，才能抓住時機，籠人有術，把別人招納不來的人才吸引過來，以佐事業之輝煌。
有很多人，遇到挫折後，不是去尋求方法克服困難，而是把一切原因都歸結到別人身上，喜歡遷怒別人。
遷怒別人隻能給自己的人際交往帶來障礙，對排除困難沒有好處。因此，克服挫折應該首先想到善待別人。
社會逆境引起的挫折，其根源都是人為的。對於有意為自己設置障礙的人，受挫者該如何對待呢？是耿耿於懷，視為永遠的敵人？還是寬容大度，化幹戈為玉帛呢？應該是後者。
寬容不是對原則問題的一種讓步，而是對他人的一些非原則性的缺點和過失的一種寬容和諒解。寬恕看起來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但如果不寬容而去傷害隻能導致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那麽就會出現“冤冤相報何時了”的後果。同時，不肯寬恕別人的人往往使自己吃苦，他們會因此失眠、腸胃不適，甚至還會引起高血壓。然而一旦寬恕別人之後，他們就會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一種可以稱為再生的心靈淨化過程。當然，受到傷害的人必須有時間處理自己的憤怒，認清自己對整個事件所負的責任以及拒絕寬恕會帶來的後果，然後寬恕才能發揮最好的功效。
大人有大量
俗話說“大人有大量”、“宰相肚裏能撐船”，說的是胸懷和氣度。人的職位越高，氣度應該越大，二者是正比關係。曾國藩最愛讀《資治通鑒》，他十分欽佩唐代宰相，認為他們都有胸襟，所以國家氣運旺盛。他總結了開國宰相與中興宰相的不同，認為前者必須見識遠，有大胸襟、大氣度。中興宰相則側重於具體事務，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曾國藩還特別注意到：古往今來的大失敗者包括那些英雄們，也都敗在不能“降龍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製，沒有氣度。
人生中總有些不順心的事情時常發生；但是，要想獲取成功性格，必須克服為這些小事所累的心理，做到以大事為重，處處呈現英雄氣概。曾國藩對自己的密友說：獲取成功性格全在英雄大氣；否則就會毀於細小之事的纏繞。那麽什麽是“成大器須靠英雄氣”呢？當然，“成大器”就是獲取成功性格。
下麵我們將用比較的方法來談這個問題。
曾國藩主張三種“英雄氣”。一是在應戰之剛毅：曾國藩的剛毅性格，在他兵困祁門時有充分的表現。1860年，曾國藩駐紮在祁門。當時安徽南北十室九空，從金陵到徽州八百餘裏，遍地都是太平軍，沒有哪一天沒有戰鬥。徽州剛失陷時，休、祁一帶大為震驚。有的人勸曾國藩將軍營移到別的地方，他說：“我初次進兵，遇到危險就退卻，以後的事情怎麽說呢？我離開這裏一步，就沒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強！敵軍到後，四麵圍攻。他親筆寫下遺囑，營帳上懸掛佩刀，從容布置迎敵，沒有改變平常的態度。死守了二十來天後，征召鮑超一起大戰一場，將敵軍驅趕到嶺外。他的幕僚曾總結說：以十餘年來共同誅殺未果的狂妄“敵軍”，曾國藩領軍4年，就依次予以蕩平，都是因為在祁門剛開始時的倔強和不膽怯，才能夠使敵軍膽寒而使我軍振作士氣。
二是做事忍耐：曾國藩對曾國荃缺乏忍耐性格，說：“難禁風浪”四字條幅已完好歸還，我很高興。古來豪傑皆以這四個字為大禁戒。我們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當作大的羞恥。因此男兒立身行事，必須有倔強的大丈夫氣概，僅幾萬人被困於城下，士氣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數萬人的剛氣而長久不使它消沉下去，這正是你比別人高明之處，更應當在這些地方下些功夫。曾國藩又以“忍耐”勉勵他的好友馮樹堂等，在他得知馮樹堂因參加考試被大雨困於場屋之事後，寫詩道：卻笑群兒薄心膽，瑟縮啾唧良足哀。
丈夫守身要倔強，雖有艱厄無愁猜。
我今高臥舒兩膝，深簷大棟何恢恢！
白日鼾聲答雷雨，殘滴初歇清夢回。
甘眠美食豈非慶，又聞逸樂生禍胎。
數君健強齒尚未，正可磨煉筋與骨。
三是為人之坦蕩：曾國藩強調為人不可剛愎，他說：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但強毅與剛愎不同。古人說：自勝強。曰強製，曰強恕，曰強好，皆自勝之意。如不習慣早起，而強製天未亮即起；不習慣莊重尊敬，而強製參與祭祀儀式；不習慣勞苦，而強製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勞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有恒，而強製自己堅定地持之以恒，這就是毅。不這樣做卻以氣勢勝人，是剛愎。二者表麵相似，其實有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曾國藩在處世中把大度與戒怒、寬容與倔強糅合得如此貼切，而又把強毅與剛愎區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謂處世之楷模。
曾國藩還把度量的大小列為區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標尺。他說：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屐；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曾國藩以此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指導思想。
不顧是非的掣肘，是常見並最易引起相互報複而結仇的現象。曾氏在麵對這類情況時，正是秉著宏其度、反求諸己的精神去處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撫沈葆楨因厘金分配問題發生爭執，沈要扣下應解湘軍的厘金自用。除了雙方上報朝廷裁定外，曾國藩這樣解剖自己：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己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石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當時，曾國藩正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身份統轄包括江西在內的四省軍務，巡撫也歸其“節製”之列。此事雖最後由朝廷裁決，但其嚴於責己的精神無疑是可貴的。隻有具備了這種精神，才能更易於與人精誠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中國古代曆來推崇那些胸懷寬廣、大度容物的品格，所謂“宰相肚裏能撐船”即言此情。曾國藩在講求“廣其識”、“宏其度”的同時，又不忽略倔強與骨氣的成功性格素質的作用，則是一種深層次的修養。
不善用人者為庸人
交人要交那些心地坦誠、肝膽相照的人，選將選兵自然也要選那些“忠義血性”之輩，至於樸實耐勞、智略才識當然亦是斷不可少。從曾國藩所規定的選將標準來看，湘軍的選將製度較為嚴格，大致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麵：一是忠義血性；二是廉明為用；三是簡默樸實；四是智略才識；五是堅忍耐勞。
曾國藩在選將中，將“忠義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謂“忠義血性”，就是要求湘軍將領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覺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根本的封建統治秩序，具有誓死與起義農民頑抗到底的意誌。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請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巨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萬不可帶勇，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選用具有“忠義血性”者為將領，可以為整個軍隊起到表率作用，“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這樣便可以帶動全軍效忠封建的統治，從而能夠使這支新興的軍隊——湘軍，不但具有鎮壓農民起義的能力，同時還具有“轉移世風”的政治功能。
曾國藩強調“廉明為用”。對於“廉”、“明”二字，他解釋說：“弁勇之於本營將領，他事尚不深求，唯銀錢之潔否，保舉之當否，則眾目眈眈，以此相伺，眾口嘖嘖，以此相譏。唯自處於廉，以私出入款項，使闔營共見共聞，清潔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賞，又常常從寬，使在下者恒得沾潤膏澤，則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臨陣之際，看明某弁係衝鋒陷陣，某弁係隨後助勢，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見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證之以平日辦事之勤惰虛實，逐細考核，久之，雖一勇一夫之長短賢否，皆有以識其大略，則漸幾於明矣。”
“廉”，對於軍隊來說是極為敏感的問題。綠營將帥克扣軍餉，冒領缺額以自肥的現象，早已是公開的腐敗行徑。這深為士兵所不滿，嚴重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那麽，曾國藩在新組建的軍隊上，要做到與眾不同，就必須在選將問題上高度重視，因為它直接關係到湘軍的戰鬥力。
“明”是指將領要做到賞罰分明，是非不淆。“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對於一般將領要求其“精明”，而對於高級將領，則要求其必須高明，這樣才能夠具有遠見卓識。
曾國藩反複強調將領要具備“廉”、“明”的品質，這對於改善官、兵關係，提高戰鬥力，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三，選取將領，專取“簡默樸實”之人。曾國藩對於綠營軍官氣深重，投機取巧，迎合鑽營的腐敗風氣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他深感積習難改。“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戰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淳，其意蕩然”，曾國藩從內心裏慨歎：即使“嶽王複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複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曾國藩規定，一方麵湘軍不用入營已久的綠營兵和守備以上官；另一方麵，他強調挑選將領要側重“純樸”。所謂“純樸”是指腳踏實地，無官氣，不浮誇虛飾。曾國藩經過遴選，將大量“純樸”之人委以重任，這對於提高湘軍戰鬥力和耐力極為有效。
第四，“智略才識”是曾國藩選將的又一標準。曾國藩認為：“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決不能選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曾國藩力求從書生中選拔人才。借助於他們知書達理，努力克服綠營將領缺乏韜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軍將領還應具備“堅忍耐勞”的特點。
上述五個方麵，是曾國藩用權考察下屬的五種辦法。
曾國藩認為，世上怕的不是沒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確使用人才，此論確有振聾發聵之功用。從曆史上來看，往往是那些善於發現人才，又善於運用人才的人最後取得了成功。關於這一方麵的曆史事實是很多很多的。
戰國時期的魏國執政公叔痤患重病，魏惠王前來探視，對公叔痤說：“萬一你故去，我如何安排國家的事務？”公叔痤回答：“有個叫公孫鞅的，可把國家大事委付與他。但是如不想用，就把他殺了。以免為別國所用，危害我們國家。”惠王在回歸的路上不以為然地說：“公叔痤這樣有才智的人，讓我把軍政大權交給公孫鞅處理，未免太糊塗了。”惠王走後，公孫鞅來服侍公叔痤，公叔痤把他對魏惠王說的話告訴了公孫鞅，公孫鞅未加理會。不久公叔痤死了，惠王並未重用公孫鞅。有人知道公叔痤曾向惠王建議如不重用即除去公孫鞅的事，勸公孫鞅快逃走，但公孫鞅仍專心致誌地處理公叔痤的喪事。有人問他：“難道不怕惠王將你殺了嗎！”他答道：“君王既然不聽公叔痤的話重用我，又怎麽能聽他的話來殺我？”公孫鞅後逃到秦國，為秦國所重用，變法圖強，奠定了後來秦統一六國的基礎，被秦孝公封在商的地方，稱商鞅。
所以，曾國藩所說的“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可謂至理名言。
選擇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
多一位好朋友，就使你多了一顆智慧的頭腦。一個人獲取成功性格是智慧的較量，因此，要善擇友。曾國藩的擇友目的很明確：既讓自己獲取成功，也讓大家獲取成功。
人的一生如果結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難與共，相互砥礪，不僅可以成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為事業成功的基石。1864年7月20日，曾國藩在寫給他的次子曾紀鴻的信中說：選擇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須選擇誌趣遠大的人。
曾國藩的處世經可以說是他廣交朋友的處世經。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也可說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礪和影響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領會到了人生擇友的重要性。所以無論是在生活、為學，還是在事業上都時時注意廣交益友。這一點他在京城的13年生活中，就有充分體現。
他在寫給家裏的書信中，曾介紹過當時所結交的部分朋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鏡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講習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誌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餘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結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曾國藩所交之友對他個人的影響和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作用。
劉傳瑩，湖北漢陽人，專攻古文經學，精通考據。曾國藩通過與劉傳瑩的交往，大大彌補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國藩在城南報國寺養病，於是便向他請教古文經學與考據。劉傳瑩也正因為自己隻在古文經學方麵有造詣，遂向曾國藩請教理學。於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長補短，成為至友。曾國藩通過與劉傳瑩的交往，拓展了學識，在學術領域走上全麵發展的道路。他在給同鄉好友劉蓉的信中，表達自己在學術上的見解和誌向時說：於漢、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為文複臻於無累”。不計門戶，取長補短向來是成功的方向。
何紹基，字子貞，精通書法，擅長吟詠。曾國藩與其交往中，覺得何紹基所長，正是自己的不足。從此以後，他非常重視寫作和賦詩。
另外，他還經常與吳廷棟、何桂珍等人討論理學，向邵懿辰請教今文經學。
這些朋友，在京城都頗有名氣。同他們的交往不僅增長了學識，也大大提高了曾國藩在京城的個人聲望。他在家書中稱自己“昔在京頗著清望”。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發跡的原因。
曾國藩在交新友的同時，也十分注意聯絡舊時誌向相投的朋友。這一時期的學術觀點和思想上比較相近的人主要有劉蓉、郭嵩燾、江忠源、歐陽兆熊、羅澤南。
劉蓉，字孟蓉，號霞仙，湖南湘鄉人。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曾國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長沙認識了“少有誌節”的劉蓉，又通過劉蓉認識了正在長沙參加鄉試的郭嵩燾，於是三人“欣然聯歡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寧舉人。在北京，經由郭嵩燾的引見，與曾國藩相識。交談過後，江忠源告辭，曾國藩對郭嵩燾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承平日久，眾人都十分驚疑。劉蓉稱讚江忠源，“交友有信，與士卒同甘苦，臨陣常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在與曾國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膽有識，被引為益友。曾國藩稱讚他“儒文俠武”。日後江忠源果真成為湘軍的主要幹將。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與曾國藩是同縣人。他家境十分貧寒，卻能“溺苦於學，夜無油炷燈，則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他的道德學問，時人稱他為有數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學，標榜自己為宋儒。年輕時，他連遭不幸，喪母、喪兄嫂相伴而來，繼而長子、次子、三子連喪，其妻連哭三子之喪，雙目失明。羅澤南並未因此沉痛的打擊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因此，曾國藩十分敬重他。常在書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稱他為家鄉的顏淵。後以儒生的身份帶兵征戰，立勳名於天下。顏淵，即顏回，孔子的學生，家境貧寒，一生沒有做官，住在簡陋的小巷裏，用竹簡吃飯，用瓜瓢喝水，卻自得其樂。
歐陽兆熊，字曉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國藩病在果子巷萬順客店中，病情沉重，臥床不起，幸遇歐陽兆雄，在他的精心護理下，才沒有死去。從此，二人成為好朋友。
曾國藩所交益友，對他的人生及事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給他出謀劃策者，有賞識提拔者，有危難之時，兩肋插刀者。從各個角度烘托著他的事業。因此，他比別人更深刻地體會到：“擇友為人生第一要義。”
當今的社會更說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當我們每個人開始進入社會開創自己的事業時，他在中學和大學期間所形成的友誼發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深厚的友情不僅為他打開了不同尋常的機會之門，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換句話說，由於眾多朋友的幫助，他的能力也擴大了許多倍。他似乎擁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能夠在做任何一件事時獲得朋友們無私而熱心的支持，朋友們好像總是全心全意地增進他的利益。
很少有人對自己事業生涯中朋友的作用做過恰如其分的評價。絕大多數成功人士都認為，他們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是因為其自身卓越的才能，是因為他們自身的拚搏努力。他們總是津津樂道於自身的輝煌業績。他們把自己的成功全部歸因於自身的聰明、才智、精明、努力以及積極進取。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眾多的朋友就跟無須報酬而又無處不在的商人一樣，在任何一個時候都會對他們的事業提供服務與幫助。
科爾登就曾經說過：“真正的友誼就像健康一樣，其價值通常隻有在失去它時才會認識到。”
此外，你的朋友們的個性和立場將對你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此，我們試圖給你開一份防止孤僻性格的處方：在選擇朋友時，必須確立這樣一種原則，那就是盡可能地選擇那些比你優秀、在各方麵領先一步的人做朋友。必須努力地和那些你所仰慕和推崇的人交往，這並不是意味著要結交那些在金錢上更富有的人，而是結交那些有著高深的文化素養、受過良好的教育、並有著更廣泛的信息來源的人。隻有和這樣的人交往，你才能盡可能多地汲取有助於你成長和發展的養料。而且在與他們的接觸過程中，你也逐漸會提升自己的理想，追求更遠大的目標，並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夠成為一個強者。當然，我們希望你走出孤僻的性格，成為善交朋友的高手！
寬恕不僅是愛心的體現，而且是極高思想境界的升華，寬恕是一種博大的交友境界。表麵上看，它隻是一種放棄報複的決定，這種觀點似乎有些消極，但真正的寬恕卻是一種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持的積極行為。寬恕更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品質，一種正確的自我意識的體現。一個人隻有正確地認識自己，才會有寬容的胸懷。寬容得到的收益是人際關係的協調和適應。我國有一位著名心理學家曾經說過：“人類心理的適應，最主要的就是人際關係的適應，人類心理的病態，也主要由人際關係的失調而得來。”而人際關係的失調對身體健康有極大的損害，所以必須學會寬容。
中國有這句成語“寬則得眾”，交友雖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諍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同時，不能讓朋友下不來台，丟朋友的麵子，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則。曾國藩主張對己要嚴，對友要寬，尤其主張交友要有雅量，這樣如果一時有意見相左，也會最終不傷和氣。這一原則在他在《答歐陽勳》的信中充分地表現出來：春季承蒙惠賜，收到您寄來的信劄及一首詩，情意深厚而且期許很高，有的不是我這淺陋之人所敢承當的。然而鑒於您教導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從命。由於我天資愚鈍，無法憑自身求得振作、進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幫助來使自己不斷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友誼一向珍視，謹慎而不敷衍。我曾經思慮自己如果心胸不夠寬宏、器量狹小的話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個標準來強求他人。哪怕是一點長處、一點善行，如果它有益於我，都廣泛汲取以求培養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詞、勸勉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從來都沒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詞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陳家二位兄弟見麵，我們一起討論爭辯，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觀點和我不一致，但我心裏還是十分器重他們，認為他們確實是當今出類拔萃的人物，其見解雖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關鍵在於這些是他們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讀書人僅從讀書、道聽途說中得到的；其觀點雖然不一定臻至爐火純青毫無雜質，然而他們所批評的切合實際，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於說到我們彼此之間的情投意合，又別有微妙難言的默契。離別之後惟獨經常思念他們，覺得像這樣的人實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絲毫不敢以私心偏見摻雜其中。平時我之所以不斷勉勵自己，並且大體上還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於此。要做到交諍友，頌雅量。這是曾國藩的看法。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昔人之以詠張居正者，亦可以此詩來論定曾國藩。當時他的朋僚歌功頌德的話，我們不需一一征引，隻看左宗棠對他如何論定吧！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寄其子孝威書雲：“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挽聯雲：‘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後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谘送，可謂往去陵穀，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複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也。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值一哂耶。”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讚揚，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進用，亦由曾國藩所薦，但二人性情不同，“有爭者國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權力之爭，故皆能持大體。
孔子說：“切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之間相互批評，和睦共處，就可以叫作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麵數落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做出幾副麵孔。
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病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的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而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嚴憚的心情，拿什麽吸收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裏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閑後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麽說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過錯，蕙西不指出來，那是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注》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國藩的師友中，李鴻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個諍友。這在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國藩為杜絕王有齡分裂湘係的企圖，在進至祁門以後，遂奏請鹹豐皇帝將李元度由溫處道調往皖南道，並派他率軍3000，進駐兵家必爭之徽州。至徽州不滿十日，李世賢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門大營，卻敗退至浙江開化，這是李元度明顯傾向王有齡的跡象。及至祁門大營，絲毫沒有閉門思過的跡象，竟然擅自向糧台索餉，並擅自回到了湖南。這使得曾國藩悔恨交加，決心彈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軍紀。曾國藩此舉，本無可厚非，但文武參佐卻群起反對，指責曾國藩忘恩負義。李鴻章“乃率一幕人往爭”，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說：“我自屬稿。”李鴻章表示：“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國藩氣憤地說：“聽君之便。”
後來，李鴻章負氣離開祁門，輾轉波折，欲複歸至曾的門下，曾國藩則大度相容，並寫信懇請李鴻章回營相助。
一次，李鴻章在與曾國藩暢談時，直率地指出他的弱點是懦緩，即膽子小與效率差，這兩個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曾國藩的致命缺點。
曾國藩既有邵蕙西、李鴻章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這也是曾國藩德業能夠不斷長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促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古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隻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幾句話，不慍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國藩當即記下了他的感受：
“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話，我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我有什麽道德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麽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玷汙竹如啊！”因曾國藩處世交友貴雅量，所以他從不苛求於人，而是待人以誠。
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資源轉化為自己的資源，把他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曾國藩就是一個善於把別人能力化為為己用的人。
曾國藩早在辦團練伊始，就發布《招某紳耆書》，招人入局：
“我奉命協助幫理團練，稽查捉拿賊匪，接受任務以來，日夜憂心忡忡，唯恐有誤，擔心自己見識不廣，考慮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鄉的賢人不要嫌棄我，肯慷慨前來相助，借此來廣泛地采納眾議，周密地聽取意見，以求補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經常或是寄信請人出山，或是熱情歡迎來賓，廣招英雄豪傑，谘詢高見妙法，這一片耿耿之心，想來能得到大家的體諒。……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眾多的賢士都匯集而來，肝膽相照，那麽，即使是堅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麽艱難不能克服呢？”
曾國藩對他的弟弟說：求別人輔佐自己，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這些道理。獲得人才是最困難的，過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隻是平等對待，對他們不是很欽敬，但今天看來，這些人是多麽的不可多得。你應該常常把求才作為重要的任務，至於那些無能的人，即使是至親密友，也不應久留，這主要是擔心有才的人不願與他們共事。
後來，曾國藩領兵出征，官至督撫、欽差，更加注意時時網羅人才。不僅自己如此，對他弟弟也發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說，成大事的人，以多選助手為第一要義。滿意的人選擇不到，姑且選差一點，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說要時時注意籠人，不能因為沒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對於那些才華出眾之人，曾國藩不論何時，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計籠絡過來，為己所用，如對郭意誠就是這樣。
郭意誠，字昆燾，湘中名儒。因頗具文才，鹹豐、同治年間，中興諸老無不與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將他羅致自己幕下。但郭意誠極愛其婦，日不遠離，故總是力辭不就。
曾國藩也最賞識郭意誠其才。為了把他引出來幫助自己，曾寄書戲謔郭。書中雲：“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縛，請屈尊暫臨，奉商一切。並偕仙眷同行，當飭人掃榻以俟。”郭意誠出自對曾國藩的信服，接書後立即趕至湘軍營幕見曾國藩，但並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國藩又命他速歸，並作書曰：“燕雁有待飛之候，鴛鴦無獨宿之時，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誠得書，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國藩的邀請，決心出來供職。
據說，郭意誠在曾國藩幕下是幹得很好的，成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對他關懷備至，或準他的假，讓其多回家，或命他將夫人接來，不影響他們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誠有一段時間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時歸營，曾國藩連續發過幾次信催其速歸。曾國藩於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說：“公牘私函意誠均可料理”，足見曾國藩對郭意誠的信任。
曾國藩就是這樣，時時不忘求人自輔。隻有時時不忘，才能抓住時機，籠人有術，把別人招納不來的人才吸引過來，以佐事業之輝煌。
有很多人，遇到挫折後，不是去尋求方法克服困難，而是把一切原因都歸結到別人身上，喜歡遷怒別人。
遷怒別人隻能給自己的人際交往帶來障礙，對排除困難沒有好處。因此，克服挫折應該首先想到善待別人。
社會逆境引起的挫折，其根源都是人為的。對於有意為自己設置障礙的人，受挫者該如何對待呢？是耿耿於懷，視為永遠的敵人？還是寬容大度，化幹戈為玉帛呢？應該是後者。
寬容不是對原則問題的一種讓步，而是對他人的一些非原則性的缺點和過失的一種寬容和諒解。寬恕看起來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但如果不寬容而去傷害隻能導致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那麽就會出現“冤冤相報何時了”的後果。同時，不肯寬恕別人的人往往使自己吃苦，他們會因此失眠、腸胃不適，甚至還會引起高血壓。然而一旦寬恕別人之後，他們就會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一種可以稱為再生的心靈淨化過程。當然，受到傷害的人必須有時間處理自己的憤怒，認清自己對整個事件所負的責任以及拒絕寬恕會帶來的後果，然後寬恕才能發揮最好的功效。
大人有大量
俗話說“大人有大量”、“宰相肚裏能撐船”，說的是胸懷和氣度。人的職位越高，氣度應該越大，二者是正比關係。曾國藩最愛讀《資治通鑒》，他十分欽佩唐代宰相，認為他們都有胸襟，所以國家氣運旺盛。他總結了開國宰相與中興宰相的不同，認為前者必須見識遠，有大胸襟、大氣度。中興宰相則側重於具體事務，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曾國藩還特別注意到：古往今來的大失敗者包括那些英雄們，也都敗在不能“降龍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製，沒有氣度。
人生中總有些不順心的事情時常發生；但是，要想獲取成功性格，必須克服為這些小事所累的心理，做到以大事為重，處處呈現英雄氣概。曾國藩對自己的密友說：獲取成功性格全在英雄大氣；否則就會毀於細小之事的纏繞。那麽什麽是“成大器須靠英雄氣”呢？當然，“成大器”就是獲取成功性格。
下麵我們將用比較的方法來談這個問題。
曾國藩主張三種“英雄氣”。一是在應戰之剛毅：曾國藩的剛毅性格，在他兵困祁門時有充分的表現。1860年，曾國藩駐紮在祁門。當時安徽南北十室九空，從金陵到徽州八百餘裏，遍地都是太平軍，沒有哪一天沒有戰鬥。徽州剛失陷時，休、祁一帶大為震驚。有的人勸曾國藩將軍營移到別的地方，他說：“我初次進兵，遇到危險就退卻，以後的事情怎麽說呢？我離開這裏一步，就沒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強！敵軍到後，四麵圍攻。他親筆寫下遺囑，營帳上懸掛佩刀，從容布置迎敵，沒有改變平常的態度。死守了二十來天後，征召鮑超一起大戰一場，將敵軍驅趕到嶺外。他的幕僚曾總結說：以十餘年來共同誅殺未果的狂妄“敵軍”，曾國藩領軍4年，就依次予以蕩平，都是因為在祁門剛開始時的倔強和不膽怯，才能夠使敵軍膽寒而使我軍振作士氣。
二是做事忍耐：曾國藩對曾國荃缺乏忍耐性格，說：“難禁風浪”四字條幅已完好歸還，我很高興。古來豪傑皆以這四個字為大禁戒。我們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當作大的羞恥。因此男兒立身行事，必須有倔強的大丈夫氣概，僅幾萬人被困於城下，士氣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數萬人的剛氣而長久不使它消沉下去，這正是你比別人高明之處，更應當在這些地方下些功夫。曾國藩又以“忍耐”勉勵他的好友馮樹堂等，在他得知馮樹堂因參加考試被大雨困於場屋之事後，寫詩道：卻笑群兒薄心膽，瑟縮啾唧良足哀。
丈夫守身要倔強，雖有艱厄無愁猜。
我今高臥舒兩膝，深簷大棟何恢恢！
白日鼾聲答雷雨，殘滴初歇清夢回。
甘眠美食豈非慶，又聞逸樂生禍胎。
數君健強齒尚未，正可磨煉筋與骨。
三是為人之坦蕩：曾國藩強調為人不可剛愎，他說：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但強毅與剛愎不同。古人說：自勝強。曰強製，曰強恕，曰強好，皆自勝之意。如不習慣早起，而強製天未亮即起；不習慣莊重尊敬，而強製參與祭祀儀式；不習慣勞苦，而強製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勞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有恒，而強製自己堅定地持之以恒，這就是毅。不這樣做卻以氣勢勝人，是剛愎。二者表麵相似，其實有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曾國藩在處世中把大度與戒怒、寬容與倔強糅合得如此貼切，而又把強毅與剛愎區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謂處世之楷模。
曾國藩還把度量的大小列為區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標尺。他說：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屐；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曾國藩以此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指導思想。
不顧是非的掣肘，是常見並最易引起相互報複而結仇的現象。曾氏在麵對這類情況時，正是秉著宏其度、反求諸己的精神去處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撫沈葆楨因厘金分配問題發生爭執，沈要扣下應解湘軍的厘金自用。除了雙方上報朝廷裁定外，曾國藩這樣解剖自己：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己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石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當時，曾國藩正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身份統轄包括江西在內的四省軍務，巡撫也歸其“節製”之列。此事雖最後由朝廷裁決，但其嚴於責己的精神無疑是可貴的。隻有具備了這種精神，才能更易於與人精誠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中國古代曆來推崇那些胸懷寬廣、大度容物的品格，所謂“宰相肚裏能撐船”即言此情。曾國藩在講求“廣其識”、“宏其度”的同時，又不忽略倔強與骨氣的成功性格素質的作用，則是一種深層次的修養。
不善用人者為庸人
交人要交那些心地坦誠、肝膽相照的人，選將選兵自然也要選那些“忠義血性”之輩，至於樸實耐勞、智略才識當然亦是斷不可少。從曾國藩所規定的選將標準來看，湘軍的選將製度較為嚴格，大致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麵：一是忠義血性；二是廉明為用；三是簡默樸實；四是智略才識；五是堅忍耐勞。
曾國藩在選將中，將“忠義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謂“忠義血性”，就是要求湘軍將領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覺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根本的封建統治秩序，具有誓死與起義農民頑抗到底的意誌。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請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巨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萬不可帶勇，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選用具有“忠義血性”者為將領，可以為整個軍隊起到表率作用，“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這樣便可以帶動全軍效忠封建的統治，從而能夠使這支新興的軍隊——湘軍，不但具有鎮壓農民起義的能力，同時還具有“轉移世風”的政治功能。
曾國藩強調“廉明為用”。對於“廉”、“明”二字，他解釋說：“弁勇之於本營將領，他事尚不深求，唯銀錢之潔否，保舉之當否，則眾目眈眈，以此相伺，眾口嘖嘖，以此相譏。唯自處於廉，以私出入款項，使闔營共見共聞，清潔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賞，又常常從寬，使在下者恒得沾潤膏澤，則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臨陣之際，看明某弁係衝鋒陷陣，某弁係隨後助勢，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見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證之以平日辦事之勤惰虛實，逐細考核，久之，雖一勇一夫之長短賢否，皆有以識其大略，則漸幾於明矣。”
“廉”，對於軍隊來說是極為敏感的問題。綠營將帥克扣軍餉，冒領缺額以自肥的現象，早已是公開的腐敗行徑。這深為士兵所不滿，嚴重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那麽，曾國藩在新組建的軍隊上，要做到與眾不同，就必須在選將問題上高度重視，因為它直接關係到湘軍的戰鬥力。
“明”是指將領要做到賞罰分明，是非不淆。“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對於一般將領要求其“精明”，而對於高級將領，則要求其必須高明，這樣才能夠具有遠見卓識。
曾國藩反複強調將領要具備“廉”、“明”的品質，這對於改善官、兵關係，提高戰鬥力，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三，選取將領，專取“簡默樸實”之人。曾國藩對於綠營軍官氣深重，投機取巧，迎合鑽營的腐敗風氣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他深感積習難改。“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戰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淳，其意蕩然”，曾國藩從內心裏慨歎：即使“嶽王複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複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曾國藩規定，一方麵湘軍不用入營已久的綠營兵和守備以上官；另一方麵，他強調挑選將領要側重“純樸”。所謂“純樸”是指腳踏實地，無官氣，不浮誇虛飾。曾國藩經過遴選，將大量“純樸”之人委以重任，這對於提高湘軍戰鬥力和耐力極為有效。
第四，“智略才識”是曾國藩選將的又一標準。曾國藩認為：“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決不能選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曾國藩力求從書生中選拔人才。借助於他們知書達理，努力克服綠營將領缺乏韜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軍將領還應具備“堅忍耐勞”的特點。
上述五個方麵，是曾國藩用權考察下屬的五種辦法。
曾國藩認為，世上怕的不是沒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確使用人才，此論確有振聾發聵之功用。從曆史上來看，往往是那些善於發現人才，又善於運用人才的人最後取得了成功。關於這一方麵的曆史事實是很多很多的。
戰國時期的魏國執政公叔痤患重病，魏惠王前來探視，對公叔痤說：“萬一你故去，我如何安排國家的事務？”公叔痤回答：“有個叫公孫鞅的，可把國家大事委付與他。但是如不想用，就把他殺了。以免為別國所用，危害我們國家。”惠王在回歸的路上不以為然地說：“公叔痤這樣有才智的人，讓我把軍政大權交給公孫鞅處理，未免太糊塗了。”惠王走後，公孫鞅來服侍公叔痤，公叔痤把他對魏惠王說的話告訴了公孫鞅，公孫鞅未加理會。不久公叔痤死了，惠王並未重用公孫鞅。有人知道公叔痤曾向惠王建議如不重用即除去公孫鞅的事，勸公孫鞅快逃走，但公孫鞅仍專心致誌地處理公叔痤的喪事。有人問他：“難道不怕惠王將你殺了嗎！”他答道：“君王既然不聽公叔痤的話重用我，又怎麽能聽他的話來殺我？”公孫鞅後逃到秦國，為秦國所重用，變法圖強，奠定了後來秦統一六國的基礎，被秦孝公封在商的地方，稱商鞅。
所以，曾國藩所說的“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可謂至理名言。
選擇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
多一位好朋友，就使你多了一顆智慧的頭腦。一個人獲取成功性格是智慧的較量，因此，要善擇友。曾國藩的擇友目的很明確：既讓自己獲取成功，也讓大家獲取成功。
人的一生如果結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難與共，相互砥礪，不僅可以成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為事業成功的基石。1864年7月20日，曾國藩在寫給他的次子曾紀鴻的信中說：選擇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須選擇誌趣遠大的人。
曾國藩的處世經可以說是他廣交朋友的處世經。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也可說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礪和影響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領會到了人生擇友的重要性。所以無論是在生活、為學，還是在事業上都時時注意廣交益友。這一點他在京城的13年生活中，就有充分體現。
他在寫給家裏的書信中，曾介紹過當時所結交的部分朋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鏡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講習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誌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餘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結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曾國藩所交之友對他個人的影響和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作用。
劉傳瑩，湖北漢陽人，專攻古文經學，精通考據。曾國藩通過與劉傳瑩的交往，大大彌補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國藩在城南報國寺養病，於是便向他請教古文經學與考據。劉傳瑩也正因為自己隻在古文經學方麵有造詣，遂向曾國藩請教理學。於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長補短，成為至友。曾國藩通過與劉傳瑩的交往，拓展了學識，在學術領域走上全麵發展的道路。他在給同鄉好友劉蓉的信中，表達自己在學術上的見解和誌向時說：於漢、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為文複臻於無累”。不計門戶，取長補短向來是成功的方向。
何紹基，字子貞，精通書法，擅長吟詠。曾國藩與其交往中，覺得何紹基所長，正是自己的不足。從此以後，他非常重視寫作和賦詩。
另外，他還經常與吳廷棟、何桂珍等人討論理學，向邵懿辰請教今文經學。
這些朋友，在京城都頗有名氣。同他們的交往不僅增長了學識，也大大提高了曾國藩在京城的個人聲望。他在家書中稱自己“昔在京頗著清望”。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發跡的原因。
曾國藩在交新友的同時，也十分注意聯絡舊時誌向相投的朋友。這一時期的學術觀點和思想上比較相近的人主要有劉蓉、郭嵩燾、江忠源、歐陽兆熊、羅澤南。
劉蓉，字孟蓉，號霞仙，湖南湘鄉人。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曾國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長沙認識了“少有誌節”的劉蓉，又通過劉蓉認識了正在長沙參加鄉試的郭嵩燾，於是三人“欣然聯歡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寧舉人。在北京，經由郭嵩燾的引見，與曾國藩相識。交談過後，江忠源告辭，曾國藩對郭嵩燾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承平日久，眾人都十分驚疑。劉蓉稱讚江忠源，“交友有信，與士卒同甘苦，臨陣常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在與曾國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膽有識，被引為益友。曾國藩稱讚他“儒文俠武”。日後江忠源果真成為湘軍的主要幹將。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與曾國藩是同縣人。他家境十分貧寒，卻能“溺苦於學，夜無油炷燈，則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他的道德學問，時人稱他為有數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學，標榜自己為宋儒。年輕時，他連遭不幸，喪母、喪兄嫂相伴而來，繼而長子、次子、三子連喪，其妻連哭三子之喪，雙目失明。羅澤南並未因此沉痛的打擊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因此，曾國藩十分敬重他。常在書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稱他為家鄉的顏淵。後以儒生的身份帶兵征戰，立勳名於天下。顏淵，即顏回，孔子的學生，家境貧寒，一生沒有做官，住在簡陋的小巷裏，用竹簡吃飯，用瓜瓢喝水，卻自得其樂。
歐陽兆熊，字曉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國藩病在果子巷萬順客店中，病情沉重，臥床不起，幸遇歐陽兆雄，在他的精心護理下，才沒有死去。從此，二人成為好朋友。
曾國藩所交益友，對他的人生及事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給他出謀劃策者，有賞識提拔者，有危難之時，兩肋插刀者。從各個角度烘托著他的事業。因此，他比別人更深刻地體會到：“擇友為人生第一要義。”
當今的社會更說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當我們每個人開始進入社會開創自己的事業時，他在中學和大學期間所形成的友誼發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深厚的友情不僅為他打開了不同尋常的機會之門，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換句話說，由於眾多朋友的幫助，他的能力也擴大了許多倍。他似乎擁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能夠在做任何一件事時獲得朋友們無私而熱心的支持，朋友們好像總是全心全意地增進他的利益。
很少有人對自己事業生涯中朋友的作用做過恰如其分的評價。絕大多數成功人士都認為，他們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是因為其自身卓越的才能，是因為他們自身的拚搏努力。他們總是津津樂道於自身的輝煌業績。他們把自己的成功全部歸因於自身的聰明、才智、精明、努力以及積極進取。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眾多的朋友就跟無須報酬而又無處不在的商人一樣，在任何一個時候都會對他們的事業提供服務與幫助。
科爾登就曾經說過：“真正的友誼就像健康一樣，其價值通常隻有在失去它時才會認識到。”
此外，你的朋友們的個性和立場將對你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此，我們試圖給你開一份防止孤僻性格的處方：在選擇朋友時，必須確立這樣一種原則，那就是盡可能地選擇那些比你優秀、在各方麵領先一步的人做朋友。必須努力地和那些你所仰慕和推崇的人交往，這並不是意味著要結交那些在金錢上更富有的人，而是結交那些有著高深的文化素養、受過良好的教育、並有著更廣泛的信息來源的人。隻有和這樣的人交往，你才能盡可能多地汲取有助於你成長和發展的養料。而且在與他們的接觸過程中，你也逐漸會提升自己的理想，追求更遠大的目標，並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夠成為一個強者。當然，我們希望你走出孤僻的性格，成為善交朋友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