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會日常應酬的滋味
為人處世離不開應酬，但並不是所有應酬都神清氣爽，相反常常令人厭煩。麵對這種矛盾，曾國藩怎樣做呢？曾國藩平生以品鑒人才自詡，這主要得自他的經驗和觀察。他能從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透視人的品格個性。對於吃、請、送等應酬禮節，他也能從中觀察人情厚薄及世風高下。
同治七年（1868）底，曾國藩以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勇毅侯爵、欽差大臣的多重顯赫身份回到了闊別17年的京師。他的弟子黎庶昌在為其師做《年譜》時寫下這樣幾句話：“時在廷諸臣，想望豐采，退朝之際，千官矚目焉。”這並非誇張之詞。17年前，曾國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墨糸至從軍，經十數載艱苦卓絕之努力，終於把定都金陵十數年，幾乎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國鎮壓下去，這在未曾參加這場驚心動魄的朝中大臣而言，曾國藩創造了一個“神話”和“奇跡”，在朝臣的眼中，他不僅是功臣，更像是一位“英雄”。並且，十七載星移鬥轉，當年的高官顯貴早已物是人非，對於朝中的新貴而言，無論是資曆，還是功績，他們都難以望曾國藩之項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隻能仰視這位在宮中下馬處彎著腰走下軟轎的58歲的重臣曾國藩。
在京的一個多月裏，曾國藩分明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輝煌”和仕途中的“得意”。他的日程排得比平時還要滿，除了每天要接見十餘次來訪者外，他還要外出拜訪各界人士。他需要太多的應酬。因為在他看來，拒絕別人則是“傲”之一端，是脫離官場、走向敗落的一大忌。這裏是他應酬的具體情況：
同治七年十二月廿一日，他應湖廣籍官紳之邀，赴湖廣會館之宴，聽戲、飲酒，自中飯後一直折騰至次日三更，才抱著疲倦不堪的身體，帶著二公子紀鴻離開他十分熟悉的湖廣會館，告別各位同鄉。
次日同一時間，他應各科門生公請，至文昌館赴宴。曾國藩多次擔任考試官，他的門生可謂多矣，這次六科三十餘人共同宴請曾國藩。一曰癸卯四川鄉試，二曰丁未漢教習，三曰己酉順天鄉試複試，四曰庚戌朝考閱卷，五曰庚戌拔貢朝考閱卷，六曰庚戌考學正學錄閱卷，酒後觀戲，二更歸寓。
二十三日，甲午、戊戌兩科同年公請，又直隸京官之大者公請，“兩處各吃一頓”。
二十四日，江蘇通省公請，曾國藩又赴文昌館宴。
二十五日，應倭仁、朱、瑞三位大學士公請，曾國藩至願學堂赴宴。……
曾國藩過去在京師做過幾個部的侍郎，在地方任兩江總督後節製四省，因此，凡是他做官之處，都有各部、各省公請。
對這種吃請宴送，曾國藩十分熟悉，但這次他是以主客的身份參加，當然今非昔比。請他的人一是聯絡感情，二是希望關照。因為曾國藩“寵眷”未衰，受朝廷倚重，他的話自然朝廷要尊重的。為巴結取悅這位重臣，有一位尚書不但在席間盛讚曾國藩所做《江忠烈神道碑》，而且還“背誦如流”，不遺一字，令曾國藩不勝感慨。
在應酬往來之際，曾國藩感受到京師遠非久留之地，他感到有千手千眼在抓著他、看著他。他感到還是在外麵、在地方為官自在。他在《日記》中說：“在京酒食應酬，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許多鄙俗之念，殊無謂也。”他每天拖著疲倦之軀，奔走赴宴，無非是“徇物”，即給別人麵子，讓別人說好話。這與他在地方為官，每天弈棋幾局，倦極即睡，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他痛切地感受到人心風俗之不可改變。崇尚權勢，朝野大臣們都眼盯著權勢，巴結、順從、阿諛、媚態，種種令人看不慣的東西已經幾十年了，自己怎能改變呢？！但他又必須成為交際戰場上的“尖兵”，才能成就一生。這就叫矛盾！
人最忌輕薄膚淺，沒有內涵
自負者的性格弱點是自作聰明，其實“聰明”是人們渴求的評價，它表明具有這種評價的人，要比其他人智商高出一截。但是有些自作聰明的人，卻會反被聰明誤。例如自以為是、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總喜歡對別人說“不”等習慣，都是這些人常犯的錯誤。自作聰明的人表麵上在智商上比別人有優勢，實則他的危機卻是非常明顯的，即以自我為中心去處理人際關係。這種人的挫敗隨時都會發生，給這種人的忠告就是：請別自負，學會尊重每一個人！
用好一個什麽樣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問題，而是大問題。曾國藩的用人術是：讓明白人留下，讓糊塗人走開。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之有關係的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隻有時時不忘求人自輔，才能抓住時機，創造人生的輝煌。曾國藩認為，人最忌輕薄膚淺，沒有內涵，幾番接觸，就會使人感覺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厭。大凡有一定學識或修養的人，都能夠沉著穩練，謙謹坦蕩。
曾國藩對於輕薄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他說：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約有三端最容易觸犯：聽到別人有惡德敗行，聽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別人的功業和名聲，慶幸別人有災，高興別人得禍，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兒子受命於父，這都是有一定之數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貴，日夜自我謀劃，將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塊金子，冶煉時自認為是莫邪、幹將一類的寶劍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蘊著社會上的清清濁濁、是是非非，但不明確去表示讚成或者反對，這本來是聖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強去分什麽黑白，遇事就激動張揚，這是文士輕薄的習氣，娼伶風流的形態，我們這些人不體察就去效仿它，動不動就區別善惡，品評高下，使優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勵，而低劣的人幾乎沒有立足之地，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現今老了，這三端還要加以防戒。因此曾國藩最反對幸災樂禍、狂傲自大、妄斷是非、自以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嚴謹，更多地看到別人長處的人。他尤其是一個極富憐憫心的人，一些有功業名聲的人遭了災難，即使在戎馬倥傯自身難保的艱難歲月，他也絕不無動於衷，而是盡量地給予照顧。
鹹豐年間，曾國藩駐守祁門，險象環生，儲備極其困乏，是他一生行軍中最艱難的時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帶多有經學大師，遭受戰亂，顛沛流離，生死未卜，於是派人四處尋問，生存的人給以書信，約他們來軍中的幕府相見，死去的人對其家小給予撫恤，索取他們留下的文章保留。像桐城的方宗城、戴均衡，歙州的俞正燮，貴州的程鴻詔諸家大師，都靠這種幫助而脫離了險境。
跟隨曾國藩從軍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謀劃策的幕僚和下屬，都希望得到曾國藩這位“盟主”的舉薦而飛黃騰達。曾國藩對下屬和幕僚確也不吝舉薦，但他舉薦人又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事，不怕艱苦，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此外，還有三種人曾國藩不願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聲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遷升太快的人，一是個人不願出仕者。
第一種人如周騰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經保舉，即遭彈劾，心欲愛之，實卻害之。例如，周騰虎剛受到奏保，即遭連章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他在1862年9月的《日記》中寫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騰虎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曾國藩從此接受教訓，其後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在幕中為他出力效命之時，力排眾議，堅持隻用其策，不用其人，並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解釋說：“眉生之見憎於中外，斷非無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則彈章嚴旨立時交至，無益於我，反損於渠。餘擬自買米外，不複錄用。”
第二種人如惲世臨、郭嵩燾等，皆經曾國藩直接間接地奏保，於二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超擢巡撫，複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劾降調。曾國藩亦從此接受教訓，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征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並提出自己的理由：認為一歲三遷已為非常之遭際。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浮。洋人變詐多端，非勳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總之是不同意這種安排，以杜升遷太驟之弊。結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銷此議。
至於第三種人，本人不願出仕或不願受人恩德，受保之後本人不以為恩，反成仇隙，說來頗令曾國藩傷心。雖未知其姓名，卻可斷定確有其事。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談到奏保之難時說：“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為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為德反成仇隙者。餘閱世已深，即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這可以說是曾國藩的閱曆之得，經驗之談。把“敬”、“恕”這兩個字時常記在心中為人處世，應當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不論大事小事，都不敢有絲毫的疏忽。以“恕”待人，則凡事都為別人留有餘地，不獨自居功，有過也不推卸責任。如果能把“敬”、“恕”這兩個字時常記在心中，則可以長期擔當重要職責，前途不可限量。
曾國藩主張，對欺侮或欺騙自己的人不要輕易去計較。在他讀書期間以及在招幕求才期間的兩年廣為傳誦的事就充分體現了他的這一性格特征。
曾國藩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有一位同學性情褊躁，因曾國藩的書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說：“我讀書的光線都是從窗中射來的，不是讓你遮著了嗎？趕快挪開！”曾國藩果然照他的話移開了。曾國藩晚上掌燈用功讀書，那人又說：“平常不念書，夜深還要聒噪人嗎？”曾國藩又隻好低聲默誦。但不久曾國藩中試舉人，傳報到時，那人更大怒說：“這屋子的風水本來是我的，反叫你奪去了！”在旁的同學聽著不服氣，就問他：“書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嗎？怎麽能怪曾某呢？”那人說：“正因如此，才奪了我的風水。”同學們都覺得那人無理取鬧，替曾國藩抱不平，但曾國藩卻和顏悅色，毫不在意，勸息同學，安慰同室，無事一般，可見青年時代曾國藩的涵養和氣度之一斑了。
曾國藩後來任兩江總督時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騙的時候。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高談闊論，談笑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國藩禮賢下士，對投幕的各種人都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歡說大話的人。見這個人言詞伶俐，心中好奇，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騙事，其人正色大言說：“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何種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公（宗棠）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而別人不欺而尚懷疑別人欺騙他，或已經被騙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國藩察人一向重條理，見此人講了四種“欺法”，頗有道理，不禁大喜，對他說：“你可到軍營中，觀我所用之人。”此人應諾而出。第二天，拜見營中文武各官後，煞有介事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急忙問是“何人”？此人舉塗宗瀛及郭遠堂以對。曾國藩又大喜稱善，待為上賓。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位置，暫時讓他督造船炮。
多日後，兵卒向曾國藩報告此人挾千金逃走，請發兵追捕。曾國藩默然良久，說：“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國藩雙手捋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邊的人聽到這句話，想笑又不敢笑。過了幾天，曾國藩舊話重提，幕僚問為什麽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高人一籌：“現今發、撚交織，此人隻以騙錢計，若逼之過急，恐入敵營，為害實大。區區之金，與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噴飯”之餘，亦足見曾國藩的“遠見”與“胸襟”。
對這兩件事，常人很難容忍，尤其是對那些好逞一時之勇的，人們往往認為這是懦者之舉。而曾國藩的做法，正和所有成大事者的做法一樣，該忍的一定要忍，不可因小失大。
獲取成功性格就是在與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使自己脫穎而出。那麽要做到獲取成功性格，首先要有這樣一套本領，不要被別人的惡語破壞自己的心態，要學會在進退之間見鋒芒。你別小看這一點，取大舍小，坦然應對，足見一個人是否登上獲取成功性格的寶座。
一個人不可能事事都得到每個人的讚許，但是如果你認識到自己的價值，在得不到讚許時便不會感到沮喪。你應把反對意見視為一種自然現實，一種對自己的激勵，因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對世事有自己的看法。
環顧我們生活的周圍世界，我們會十分明顯地感到一點，要想使每個人都對自己滿意，這是十分困難而且不大可能的。實際上，如果有50%的人對你感到滿意，這就算一件令人愉悅的事情了。要知道，在你周圍，至少有一半人會對你說的一半以上的話提出不同意見。隻要看看西方的政治競選就夠了：即使獲勝者的選票占壓倒多數，但也還有40%之多的人投了反對票。因此，對一般的常人來講，不管你什麽時候提出什麽意見，有50%的人可能提出反對意見，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當你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你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他人的反對意見了。當別人對你的話提出異議時，你也不會再因此而感到情緒消沉，苛責別人或者為了贏得他人的讚許而即刻改變自己的觀點。相反，你會意識到自己剛巧碰到了屬於與你意見不一致的50%中的一個人。隻要認識到你的每一種情感、每一個觀點、每一句話或每一件事都總會遇到反對意見，那麽你就可以擺脫情緒低落的困擾。當我們做事之前已經意想到某種後果，而一旦出現這種後果時，你就不會出現很大的情緒波動，或者措手不及。因此，如果你知道會有人反對你的意見，你就不會自尋煩惱，同時也就不會再將別人對你的某種觀點或某種情感的否定視為對你整個人的否定。
牢記做人“三戒”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曾國藩一生之本，因為這關係到一個人的忠信、廉恥。曾國藩的思想，實可用來作為修身的必備條件，作為人本質上至純、至善、至美的追求。“驕傲”乃人生最糟糕的本性。如果把獲取成功性格與驕傲簡單等同，那就大錯特錯了。真正獲取成功性格者所做的事：謙虛！曾國藩做得如何？人的一生都可能有一件兩件成功的事情，而成功之後，往往會犯驕傲的毛病，曾國藩也有這樣的時候，但是他卻能在因驕而敗之後，立即戒躁，改弦更張。曾國藩改過遷善的事，大致有如下三端。
一是戒多言。
曾國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個手執羽扇、不苟言笑、沉穩木訥的君子形象。實際上這代表了他成熟時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國藩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於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往來，但就是難以改過。“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他還說這種心理已深入隱微，“何時能拔此根株”？
一次，竇蘭泉來切磋，曾國藩並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虛矯，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卻適得其反，二人不歡而散。《日記》中說：“彼此持論不合，反複辯詰，餘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隨即又到何子貞家。回家後讀了《兌卦》，又到岱雲家吃晚飯，“席前後氣浮言多”，與湯鵬討論詩文，“多誇誕語”。當天他在《日記》中說：
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征逐之習；平日辯論誇旋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神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與小岑間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以小岑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說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啊。
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裏，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隻有岱雲敢於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於朋友，每個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
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小珊也前來，席間二人的言語碰撞，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親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當天的日記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謾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曾國藩的父親看到他身上確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後又立即給他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談到了來信內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隻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麵自認不是。又雲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屙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
岱雲的話和父親的信對曾國藩觸動很大，但以後曾國藩仍重蹈舊轍。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無論於公於私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他“陪客時，意不屬，全無肅敬之意”。他承認“應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學，“憂悔並生”。
曾國藩檢討自己的同時，又有走向另一極端的傾向，他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呂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無味，冷而可厭，亦不足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有天性投緣與否，也由盡沒盡人力所決定。但說到底還是人能勝天，不能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自此以後，曾國藩在處事待人方麵日漸成熟，他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給人留麵子這一點尤其成為以後待人交友的一個重要原則。
二是戒怒。
曾國藩早期的個人修養也並非像後來那樣寵辱不驚。相反，一遇不順就勃然大怒，脾氣性格很不穩定。在他早年的《日記》中，這方麵的事例頗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國藩的二位同年來看他，飯後，下人有不如意事，國藩大發脾氣，忿不可遏，歇斯底裏，完全忘記自己的身份。雖經友人勸阻，仍然肆口謾罵，絕無忌憚。事後曾國藩檢討自己，又很後悔。過了幾天，好友馮樹堂來訪雲：“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日記》曰：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誌重新換一個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過幾天，曾國藩出門拜客，又因為下人不得力，屢屢動氣。說自己每日間總是“忿”字、“欲”字往複，“知而不克去，總是此誌頹放耳！可恨可恥”。三月十六日，他出門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飯後，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懲忿無功，潰決至此”。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同時，他堅持寫作《治心經》以懲戒不好的東西。他的《日記》中載，六月初五日，寫《治心經》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寫《治心經》一本。初十日，又寫《治心經》一冊。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與曾國藩爭辯，曾國藩又動氣，一怒之下將兩位下人一同開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記》又說：“尚為昨事心緒煩亂。”
曾國藩性格之完善，為人處事之圓通，還是經曆多次磨難後才形成的。尤其是鹹豐八年再次出山後，性格大變，幾乎是換了一個人。這期間，曾國藩經曆了成敗勝負的多次考驗。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嫉，求是貪求。
曾國藩認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過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說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類、勢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謂“人能無窮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曾國藩說，“餘於此二者常加克治”，遺憾的是尚未能掃除淨盡。進而他認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他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
曾國藩據自己的經驗得出：克服心理障礙應以“廣大”二字為“常用藥”。而這廣大，則應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窮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
曾國藩正是經常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來保持自己的心態平衡的。他總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與諸賢並論”的樊噲，他也認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長進，就越能更多地擁有別人的長處，就會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國藩改掉缺點毛病的決心之大、意誌之堅，是不多見的，對他一生性情方麵的修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關鍵在於三個字：不自欺。他認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無恒，無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隻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夠堅持到底並取得實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為了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而不自欺，曾國藩采取了兩個辦法，一是給弟弟們去信，向朋友們打招呼，請他們時常指出自己的缺點；二是記日記，借以每天對自己的言行進行反省。一百多年過去了，當時朋友兄弟怎樣指出曾國藩的缺失，我們已難察考，不過其日記中卻白紙黑字，記了很多。如：季師意欲餘致力於考試工夫，而餘以身弱為辭，豈欺人哉？自欺而已。暴棄至此，尚可救藥乎？（癸卯二月日記）
竇蘭泉來，言理見商，餘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為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矯，即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徇外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日記）
客來示以詩藝讚歎語不由衷，餘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日記）
觀人作應製詩而諛之，不忠不信，何以為友？聖人所謂“善柔便佞之損友”，我之謂矣。（癸卯二月日記）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壬寅十一月日記）
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日言語之失，真是鬼蜮情狀，遑問其他？（癸卯二月日記）
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無把握，悔之晚矣！（庚午閏十月日記）自己警告自己者，必有所為；自己欺騙自己者，必有所敗。人們要蓋房子，必須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堅，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蓋的是高樓，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與修身的關係也是這樣，誌願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礎，越要改掉自己的缺點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這個道理，“四書”之一的《大學》說得最好：“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國藩對這一點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他說：“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家；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那麽怎樣才能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礎呢？曾國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過反省自己的缺點過錯，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
為人處世離不開應酬，但並不是所有應酬都神清氣爽，相反常常令人厭煩。麵對這種矛盾，曾國藩怎樣做呢？曾國藩平生以品鑒人才自詡，這主要得自他的經驗和觀察。他能從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透視人的品格個性。對於吃、請、送等應酬禮節，他也能從中觀察人情厚薄及世風高下。
同治七年（1868）底，曾國藩以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勇毅侯爵、欽差大臣的多重顯赫身份回到了闊別17年的京師。他的弟子黎庶昌在為其師做《年譜》時寫下這樣幾句話：“時在廷諸臣，想望豐采，退朝之際，千官矚目焉。”這並非誇張之詞。17年前，曾國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墨糸至從軍，經十數載艱苦卓絕之努力，終於把定都金陵十數年，幾乎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國鎮壓下去，這在未曾參加這場驚心動魄的朝中大臣而言，曾國藩創造了一個“神話”和“奇跡”，在朝臣的眼中，他不僅是功臣，更像是一位“英雄”。並且，十七載星移鬥轉，當年的高官顯貴早已物是人非，對於朝中的新貴而言，無論是資曆，還是功績，他們都難以望曾國藩之項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隻能仰視這位在宮中下馬處彎著腰走下軟轎的58歲的重臣曾國藩。
在京的一個多月裏，曾國藩分明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輝煌”和仕途中的“得意”。他的日程排得比平時還要滿，除了每天要接見十餘次來訪者外，他還要外出拜訪各界人士。他需要太多的應酬。因為在他看來，拒絕別人則是“傲”之一端，是脫離官場、走向敗落的一大忌。這裏是他應酬的具體情況：
同治七年十二月廿一日，他應湖廣籍官紳之邀，赴湖廣會館之宴，聽戲、飲酒，自中飯後一直折騰至次日三更，才抱著疲倦不堪的身體，帶著二公子紀鴻離開他十分熟悉的湖廣會館，告別各位同鄉。
次日同一時間，他應各科門生公請，至文昌館赴宴。曾國藩多次擔任考試官，他的門生可謂多矣，這次六科三十餘人共同宴請曾國藩。一曰癸卯四川鄉試，二曰丁未漢教習，三曰己酉順天鄉試複試，四曰庚戌朝考閱卷，五曰庚戌拔貢朝考閱卷，六曰庚戌考學正學錄閱卷，酒後觀戲，二更歸寓。
二十三日，甲午、戊戌兩科同年公請，又直隸京官之大者公請，“兩處各吃一頓”。
二十四日，江蘇通省公請，曾國藩又赴文昌館宴。
二十五日，應倭仁、朱、瑞三位大學士公請，曾國藩至願學堂赴宴。……
曾國藩過去在京師做過幾個部的侍郎，在地方任兩江總督後節製四省，因此，凡是他做官之處，都有各部、各省公請。
對這種吃請宴送，曾國藩十分熟悉，但這次他是以主客的身份參加，當然今非昔比。請他的人一是聯絡感情，二是希望關照。因為曾國藩“寵眷”未衰，受朝廷倚重，他的話自然朝廷要尊重的。為巴結取悅這位重臣，有一位尚書不但在席間盛讚曾國藩所做《江忠烈神道碑》，而且還“背誦如流”，不遺一字，令曾國藩不勝感慨。
在應酬往來之際，曾國藩感受到京師遠非久留之地，他感到有千手千眼在抓著他、看著他。他感到還是在外麵、在地方為官自在。他在《日記》中說：“在京酒食應酬，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許多鄙俗之念，殊無謂也。”他每天拖著疲倦之軀，奔走赴宴，無非是“徇物”，即給別人麵子，讓別人說好話。這與他在地方為官，每天弈棋幾局，倦極即睡，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他痛切地感受到人心風俗之不可改變。崇尚權勢，朝野大臣們都眼盯著權勢，巴結、順從、阿諛、媚態，種種令人看不慣的東西已經幾十年了，自己怎能改變呢？！但他又必須成為交際戰場上的“尖兵”，才能成就一生。這就叫矛盾！
人最忌輕薄膚淺，沒有內涵
自負者的性格弱點是自作聰明，其實“聰明”是人們渴求的評價，它表明具有這種評價的人，要比其他人智商高出一截。但是有些自作聰明的人，卻會反被聰明誤。例如自以為是、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總喜歡對別人說“不”等習慣，都是這些人常犯的錯誤。自作聰明的人表麵上在智商上比別人有優勢，實則他的危機卻是非常明顯的，即以自我為中心去處理人際關係。這種人的挫敗隨時都會發生，給這種人的忠告就是：請別自負，學會尊重每一個人！
用好一個什麽樣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問題，而是大問題。曾國藩的用人術是：讓明白人留下，讓糊塗人走開。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之有關係的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隻有時時不忘求人自輔，才能抓住時機，創造人生的輝煌。曾國藩認為，人最忌輕薄膚淺，沒有內涵，幾番接觸，就會使人感覺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厭。大凡有一定學識或修養的人，都能夠沉著穩練，謙謹坦蕩。
曾國藩對於輕薄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他說：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約有三端最容易觸犯：聽到別人有惡德敗行，聽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別人的功業和名聲，慶幸別人有災，高興別人得禍，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兒子受命於父，這都是有一定之數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貴，日夜自我謀劃，將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塊金子，冶煉時自認為是莫邪、幹將一類的寶劍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蘊著社會上的清清濁濁、是是非非，但不明確去表示讚成或者反對，這本來是聖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強去分什麽黑白，遇事就激動張揚，這是文士輕薄的習氣，娼伶風流的形態，我們這些人不體察就去效仿它，動不動就區別善惡，品評高下，使優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勵，而低劣的人幾乎沒有立足之地，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現今老了，這三端還要加以防戒。因此曾國藩最反對幸災樂禍、狂傲自大、妄斷是非、自以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嚴謹，更多地看到別人長處的人。他尤其是一個極富憐憫心的人，一些有功業名聲的人遭了災難，即使在戎馬倥傯自身難保的艱難歲月，他也絕不無動於衷，而是盡量地給予照顧。
鹹豐年間，曾國藩駐守祁門，險象環生，儲備極其困乏，是他一生行軍中最艱難的時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帶多有經學大師，遭受戰亂，顛沛流離，生死未卜，於是派人四處尋問，生存的人給以書信，約他們來軍中的幕府相見，死去的人對其家小給予撫恤，索取他們留下的文章保留。像桐城的方宗城、戴均衡，歙州的俞正燮，貴州的程鴻詔諸家大師，都靠這種幫助而脫離了險境。
跟隨曾國藩從軍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謀劃策的幕僚和下屬，都希望得到曾國藩這位“盟主”的舉薦而飛黃騰達。曾國藩對下屬和幕僚確也不吝舉薦，但他舉薦人又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事，不怕艱苦，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此外，還有三種人曾國藩不願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聲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遷升太快的人，一是個人不願出仕者。
第一種人如周騰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經保舉，即遭彈劾，心欲愛之，實卻害之。例如，周騰虎剛受到奏保，即遭連章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他在1862年9月的《日記》中寫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騰虎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曾國藩從此接受教訓，其後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在幕中為他出力效命之時，力排眾議，堅持隻用其策，不用其人，並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解釋說：“眉生之見憎於中外，斷非無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則彈章嚴旨立時交至，無益於我，反損於渠。餘擬自買米外，不複錄用。”
第二種人如惲世臨、郭嵩燾等，皆經曾國藩直接間接地奏保，於二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超擢巡撫，複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劾降調。曾國藩亦從此接受教訓，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征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並提出自己的理由：認為一歲三遷已為非常之遭際。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浮。洋人變詐多端，非勳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總之是不同意這種安排，以杜升遷太驟之弊。結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銷此議。
至於第三種人，本人不願出仕或不願受人恩德，受保之後本人不以為恩，反成仇隙，說來頗令曾國藩傷心。雖未知其姓名，卻可斷定確有其事。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談到奏保之難時說：“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為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為德反成仇隙者。餘閱世已深，即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這可以說是曾國藩的閱曆之得，經驗之談。把“敬”、“恕”這兩個字時常記在心中為人處世，應當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不論大事小事，都不敢有絲毫的疏忽。以“恕”待人，則凡事都為別人留有餘地，不獨自居功，有過也不推卸責任。如果能把“敬”、“恕”這兩個字時常記在心中，則可以長期擔當重要職責，前途不可限量。
曾國藩主張，對欺侮或欺騙自己的人不要輕易去計較。在他讀書期間以及在招幕求才期間的兩年廣為傳誦的事就充分體現了他的這一性格特征。
曾國藩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有一位同學性情褊躁，因曾國藩的書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說：“我讀書的光線都是從窗中射來的，不是讓你遮著了嗎？趕快挪開！”曾國藩果然照他的話移開了。曾國藩晚上掌燈用功讀書，那人又說：“平常不念書，夜深還要聒噪人嗎？”曾國藩又隻好低聲默誦。但不久曾國藩中試舉人，傳報到時，那人更大怒說：“這屋子的風水本來是我的，反叫你奪去了！”在旁的同學聽著不服氣，就問他：“書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嗎？怎麽能怪曾某呢？”那人說：“正因如此，才奪了我的風水。”同學們都覺得那人無理取鬧，替曾國藩抱不平，但曾國藩卻和顏悅色，毫不在意，勸息同學，安慰同室，無事一般，可見青年時代曾國藩的涵養和氣度之一斑了。
曾國藩後來任兩江總督時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騙的時候。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高談闊論，談笑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國藩禮賢下士，對投幕的各種人都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歡說大話的人。見這個人言詞伶俐，心中好奇，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騙事，其人正色大言說：“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何種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公（宗棠）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而別人不欺而尚懷疑別人欺騙他，或已經被騙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國藩察人一向重條理，見此人講了四種“欺法”，頗有道理，不禁大喜，對他說：“你可到軍營中，觀我所用之人。”此人應諾而出。第二天，拜見營中文武各官後，煞有介事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急忙問是“何人”？此人舉塗宗瀛及郭遠堂以對。曾國藩又大喜稱善，待為上賓。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位置，暫時讓他督造船炮。
多日後，兵卒向曾國藩報告此人挾千金逃走，請發兵追捕。曾國藩默然良久，說：“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國藩雙手捋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邊的人聽到這句話，想笑又不敢笑。過了幾天，曾國藩舊話重提，幕僚問為什麽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高人一籌：“現今發、撚交織，此人隻以騙錢計，若逼之過急，恐入敵營，為害實大。區區之金，與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噴飯”之餘，亦足見曾國藩的“遠見”與“胸襟”。
對這兩件事，常人很難容忍，尤其是對那些好逞一時之勇的，人們往往認為這是懦者之舉。而曾國藩的做法，正和所有成大事者的做法一樣，該忍的一定要忍，不可因小失大。
獲取成功性格就是在與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使自己脫穎而出。那麽要做到獲取成功性格，首先要有這樣一套本領，不要被別人的惡語破壞自己的心態，要學會在進退之間見鋒芒。你別小看這一點，取大舍小，坦然應對，足見一個人是否登上獲取成功性格的寶座。
一個人不可能事事都得到每個人的讚許，但是如果你認識到自己的價值，在得不到讚許時便不會感到沮喪。你應把反對意見視為一種自然現實，一種對自己的激勵，因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對世事有自己的看法。
環顧我們生活的周圍世界，我們會十分明顯地感到一點，要想使每個人都對自己滿意，這是十分困難而且不大可能的。實際上，如果有50%的人對你感到滿意，這就算一件令人愉悅的事情了。要知道，在你周圍，至少有一半人會對你說的一半以上的話提出不同意見。隻要看看西方的政治競選就夠了：即使獲勝者的選票占壓倒多數，但也還有40%之多的人投了反對票。因此，對一般的常人來講，不管你什麽時候提出什麽意見，有50%的人可能提出反對意見，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當你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你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他人的反對意見了。當別人對你的話提出異議時，你也不會再因此而感到情緒消沉，苛責別人或者為了贏得他人的讚許而即刻改變自己的觀點。相反，你會意識到自己剛巧碰到了屬於與你意見不一致的50%中的一個人。隻要認識到你的每一種情感、每一個觀點、每一句話或每一件事都總會遇到反對意見，那麽你就可以擺脫情緒低落的困擾。當我們做事之前已經意想到某種後果，而一旦出現這種後果時，你就不會出現很大的情緒波動，或者措手不及。因此，如果你知道會有人反對你的意見，你就不會自尋煩惱，同時也就不會再將別人對你的某種觀點或某種情感的否定視為對你整個人的否定。
牢記做人“三戒”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曾國藩一生之本，因為這關係到一個人的忠信、廉恥。曾國藩的思想，實可用來作為修身的必備條件，作為人本質上至純、至善、至美的追求。“驕傲”乃人生最糟糕的本性。如果把獲取成功性格與驕傲簡單等同，那就大錯特錯了。真正獲取成功性格者所做的事：謙虛！曾國藩做得如何？人的一生都可能有一件兩件成功的事情，而成功之後，往往會犯驕傲的毛病，曾國藩也有這樣的時候，但是他卻能在因驕而敗之後，立即戒躁，改弦更張。曾國藩改過遷善的事，大致有如下三端。
一是戒多言。
曾國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個手執羽扇、不苟言笑、沉穩木訥的君子形象。實際上這代表了他成熟時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國藩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於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往來，但就是難以改過。“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他還說這種心理已深入隱微，“何時能拔此根株”？
一次，竇蘭泉來切磋，曾國藩並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虛矯，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卻適得其反，二人不歡而散。《日記》中說：“彼此持論不合，反複辯詰，餘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隨即又到何子貞家。回家後讀了《兌卦》，又到岱雲家吃晚飯，“席前後氣浮言多”，與湯鵬討論詩文，“多誇誕語”。當天他在《日記》中說：
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征逐之習；平日辯論誇旋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神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與小岑間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以小岑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說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啊。
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裏，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隻有岱雲敢於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於朋友，每個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
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小珊也前來，席間二人的言語碰撞，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親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當天的日記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謾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曾國藩的父親看到他身上確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後又立即給他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談到了來信內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隻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麵自認不是。又雲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屙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
岱雲的話和父親的信對曾國藩觸動很大，但以後曾國藩仍重蹈舊轍。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無論於公於私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他“陪客時，意不屬，全無肅敬之意”。他承認“應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學，“憂悔並生”。
曾國藩檢討自己的同時，又有走向另一極端的傾向，他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呂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無味，冷而可厭，亦不足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有天性投緣與否，也由盡沒盡人力所決定。但說到底還是人能勝天，不能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自此以後，曾國藩在處事待人方麵日漸成熟，他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給人留麵子這一點尤其成為以後待人交友的一個重要原則。
二是戒怒。
曾國藩早期的個人修養也並非像後來那樣寵辱不驚。相反，一遇不順就勃然大怒，脾氣性格很不穩定。在他早年的《日記》中，這方麵的事例頗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國藩的二位同年來看他，飯後，下人有不如意事，國藩大發脾氣，忿不可遏，歇斯底裏，完全忘記自己的身份。雖經友人勸阻，仍然肆口謾罵，絕無忌憚。事後曾國藩檢討自己，又很後悔。過了幾天，好友馮樹堂來訪雲：“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日記》曰：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誌重新換一個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過幾天，曾國藩出門拜客，又因為下人不得力，屢屢動氣。說自己每日間總是“忿”字、“欲”字往複，“知而不克去，總是此誌頹放耳！可恨可恥”。三月十六日，他出門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飯後，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懲忿無功，潰決至此”。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同時，他堅持寫作《治心經》以懲戒不好的東西。他的《日記》中載，六月初五日，寫《治心經》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寫《治心經》一本。初十日，又寫《治心經》一冊。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與曾國藩爭辯，曾國藩又動氣，一怒之下將兩位下人一同開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記》又說：“尚為昨事心緒煩亂。”
曾國藩性格之完善，為人處事之圓通，還是經曆多次磨難後才形成的。尤其是鹹豐八年再次出山後，性格大變，幾乎是換了一個人。這期間，曾國藩經曆了成敗勝負的多次考驗。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嫉，求是貪求。
曾國藩認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過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說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類、勢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謂“人能無窮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曾國藩說，“餘於此二者常加克治”，遺憾的是尚未能掃除淨盡。進而他認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他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
曾國藩據自己的經驗得出：克服心理障礙應以“廣大”二字為“常用藥”。而這廣大，則應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窮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
曾國藩正是經常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來保持自己的心態平衡的。他總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與諸賢並論”的樊噲，他也認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長進，就越能更多地擁有別人的長處，就會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國藩改掉缺點毛病的決心之大、意誌之堅，是不多見的，對他一生性情方麵的修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關鍵在於三個字：不自欺。他認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無恒，無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隻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夠堅持到底並取得實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為了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而不自欺，曾國藩采取了兩個辦法，一是給弟弟們去信，向朋友們打招呼，請他們時常指出自己的缺點；二是記日記，借以每天對自己的言行進行反省。一百多年過去了，當時朋友兄弟怎樣指出曾國藩的缺失，我們已難察考，不過其日記中卻白紙黑字，記了很多。如：季師意欲餘致力於考試工夫，而餘以身弱為辭，豈欺人哉？自欺而已。暴棄至此，尚可救藥乎？（癸卯二月日記）
竇蘭泉來，言理見商，餘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為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矯，即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徇外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日記）
客來示以詩藝讚歎語不由衷，餘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日記）
觀人作應製詩而諛之，不忠不信，何以為友？聖人所謂“善柔便佞之損友”，我之謂矣。（癸卯二月日記）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壬寅十一月日記）
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日言語之失，真是鬼蜮情狀，遑問其他？（癸卯二月日記）
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無把握，悔之晚矣！（庚午閏十月日記）自己警告自己者，必有所為；自己欺騙自己者，必有所敗。人們要蓋房子，必須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堅，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蓋的是高樓，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與修身的關係也是這樣，誌願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礎，越要改掉自己的缺點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這個道理，“四書”之一的《大學》說得最好：“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國藩對這一點有十分清醒的認識，他說：“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家；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那麽怎樣才能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礎呢？曾國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過反省自己的缺點過錯，堅決徹底地加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