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恪守責任心的人
做人要有責任感，特別是那些能夠擔當大任的人，就更要有責任感。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講的是做人的責任感。
生命隻有一次，要想活得積極而有意義，就要勇敢地挑起生命的重大責任。沒有人能領你走一輩子，隻要不辜負每一個日子，每天有新的收獲，美好的生活靠你自己創造。
對自己負責，是一項艱難又費時的挑戰。要能了解自己，發掘自己的優缺點，再不斷調整及修正。還得注意不受主觀成見的影響，逐一吸收於己有益的經驗。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一直養成一種性格：逃避責任，無法作出決定。結果到了今天，即使想做什麽，也無法辦得到了。
一般而言，人總是隨環境變化而改變、調整自己的行為。而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傾向越發加重。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過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指書籍）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一入高位，反成屍位。”曾國藩稱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於負責任的人。
清朝自嘉慶以後，世風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魚爛之勢。大小官僚耽於享樂，腐朽入骨，無人肯講真話、幹實事。如道光最寵信的宰相曹振鏞，在談到為官之道時公然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這樣的官場，為自保功名富貴，圓滑彌縫，不負責任，已成為習氣。以至於鹹豐帝大罵群臣：“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時年輕的曾國藩就顯得器宇卓邁，不隨流俗。他出身於湘鄉的普通農家，童年時還在湘鄉蔣市街賣過菜籃，離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遠；進京之後，又長期在翰林院讀書，沾染官場習氣少，保存的書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內外交困之際，就能挺身而出，於柔靡浮滑的官僚群體中，獨自表現出陽剛之氣。
曾國藩在翰林院七年間，主要是讀書，與政治生活關係不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才開始涉足政治。時年37歲，官運不可謂不亨通，然而他卻精神苦悶，感到自己是為做官而做官，政治才華無法施展。在寫給弟弟信中甚至說：“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因而有求退之意。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棄祖宗臉麵，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祀，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的最嚴厲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即親筆書寫，這就不得不令他的繼承人重視起來，因此，鹹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曾國藩當時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祀既斷不可易，廟祔尤在所不行”。曾國藩經過十餘日的慎重考慮，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庸郊祀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兩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仍認為道光皇帝無庸郊祀是對的。這等於說，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盡管理由是儒家的禮儀，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因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樣子，並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親自貶自損，想抬高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悚戰栗之至”這樣的話，也是袒露心聲的真話。鹹豐帝的禦批雖有肯定之詞，但心中很不滿意曾國藩這個侍郎。但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後連剛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鹹豐帝迫於危局，也下詔求言，擺擺樣子。曾國藩卻鼓起勇氣把久憋心中的救世治國大計傾吐出來。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所述為人才問題，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墜廢，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又對如何培養人才、整飭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著，又上《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分別將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諸問題提出切要透徹的看法。
在《備陳民間疾苦疏》中，他提出了民心渙散將導致天下大亂的嚴峻現實：臣聽說國家貧窮不足為患，隻有民心渙散，則是最大的憂患。古代最富的時候是隋文帝時期，然而忽然滅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貧困的時期莫過於漢昭帝初年，然而又逐漸安定下來，是因為能安撫民眾。……我皇上愛護民眾的誠心，大大超過以前。隻是因為那些太守縣令，或者不關心民眾的疾苦，致使聖主的德政不能到達民眾中，而民間的疾苦不能反映上來。在曾國藩所上的諸疏中，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仿乾隆初年名臣孫嘉淦所為。
孫嘉淦是雍正、乾隆兩朝的直諫名臣，當二十幾歲、風華正茂的乾隆即位之初，頗有沾沾自喜之情，孫嘉淦認為如此下去不堪設想，遂冒死上書，指出乾隆帝的三非：喜諛而惡直；喜柔而惡剛；喜從而惡違。一弊是“親小人而遠君子”，孫指出的是專製皇帝的通病。值得可喜的是，乾隆帝大為所動，在以後執政的六十餘年間，除晚年有所怠政外，一生勵精圖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頂峰。所以有的史學家認為孫嘉淦的貢獻實在很大。現在，曾國藩仿照《三習一弊疏》，上書鹹豐，指陳缺失，第一條指出皇上隻是在小處謹慎，反而忽視大處，而且有的謹慎到不該謹慎的地方。每天察察於小事，而對於國家的大計必然有所疏漏而沒有時間去深究了。所謂國家的大計，包括哪些方麵呢？即如廣西一事，大的問題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審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對軍事需求慎重其事。
第二個缺失是自去年開言路以來，難道沒有一二個上乘之計，然而它們的歸窠，大抵都以“不用議”三字了結。其中有被特殊嘉獎的，如頒布詔令褒揚倭仁，但不久便將他疏遠到萬裏之外，降旨以答謝蘇廷魁，不久便將他斥為亂道之流，這些足以說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隻以納諫的虛文來掩飾。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專”：在最近的聖旨中，都說罷黜大權，由皇上親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認為中間沒有絲毫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隻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將借助他的藥石，以折損皇上驕傲奢侈的萌芽，培養他的風骨，養育他的威風，以防在有事時折中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如果不取這種人，就必然專門錄取那種阿諛奉承的人，可以肯定這種人絕對不敢說出一句逆耳的話而違背皇上的意圖。而稍有鋒芒的人，必然磨礪他的棱角而折損他的骨氣。一旦有事，則滿朝都是拖遝泄氣之流，袖手旁觀，一籌莫展而已。平常不儲備剛強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養其風骨和養其威棱，有事的時候哪裏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評專製的遺風。這樣的諫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貴的官僚們無人敢寫，就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曾國藩，也是壯著膽子頭一遭。據說，鹹豐審讀後，開始是發怒，將原疏擲於地；繼而又說：“拘執太甚，迂腐不通”；再後來心裏平靜下來，為表示開明，又加以褒答。
這幾次上疏，是曾國藩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為。一方麵表現了他過人的政治抱負和遠見；另一方麵也顯示了不諳世故、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幾篇諫疏使他在朝野內外贏得敢於直諫、忠誠為國的政治聲名，從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許多人稱讚曾國藩的這種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給曾國藩來信，盛讚他不顧個人安危，上疏朝廷，並具體談了自己的想法。曾國藩讀信十分感佩，回答說：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為民眾的痛苦而傷心，想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我表示欽佩。
當曾國藩沒有上書鹹豐前，他的同鄉好友羅澤南去信責怪曾國藩隻上言枝葉，不講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四句話，曾國藩讀後，感觸很深。實際上，當時曾國藩已上書鹹豐，但羅澤南還不知此事。當曾國藩接到好友的信後，說“與我上疏的意見相符，萬裏神交，真是不可思議”，立即將上書摘錄全文，請羅澤南閱讀並指教。並請山中老朋友如劉蓉、郭嵩燾、江岷樵、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嶺等人，一一閱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實情況後，對曾國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國藩的名氣確實大了許多。
一個人獲取成功性格後，不能隻為自己，而要為大家，做人之大忌是心中隻有一個“己”字。曾國藩從不忘這一點，因為他始終相信你對別人負責，別人也會對你負責。
守住“平實”兩字
平實樂觀的性格是成功者關鍵性的品質之一，他們把自己的思想和談吐引導為振奮鼓勁的念頭和看法，他們把過去當成借鑒參考的資料庫，把未來看做充滿無限希望、歡樂和誘人的境界。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看重他們所具備的愉快而有價值的條件，想出有創造性的辦法去爭取達到已確立的目標；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能夠迅速解決問題，把處境當中的消極方麵縮小到最小程度，並且找出積極的因素來，他們在所處的環境中發現求得發展和學習的機會。
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喜歡同別人交往，不論自己有所收獲還是對別人有所幫助，都喜形於色。他們對參與的活動都從好的方麵加以評價談論，同別人相處時也很熱情。即使處於嚴峻的環境與災禍之中，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也會發掘出積極因素，鼓起勇氣向前，使情況有所改善。
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感到煩惱的時候，會著手去扭轉所處的局麵。他們知道，要過得順心愉快，責任在自己。
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善於用“情緒吸塵器”清除掉自己的煩惱念頭和悲觀情緒，在不利環境中他們也設法發掘出積極因素來。他們在頭腦裏儲存的是“好、妙極了、親切、重要、喜歡、高興、了不起”一類的詞語。
黑暗的心情，會在心底播下不良的種子，所以隻有不良的作用反複地傳達下來，因此，還是要盡量以平實的心情來努力比較好。
曾國藩一生中雖然遭遇到許多挫折和打擊，而他內心一直保持平靜和順，從不灰心喪氣，保持清醒的頭腦，以一顆平常心來對待煩惱，終於獲得了最後的成功。
麵對這個複雜的社會，謙讓才是處事的妙方。做到謙恭讓人，爭鬥就會停止，忿恨才會平息，怨仇才會化解，天下再大的禍患都會冰消雪化於“讓”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夠把握住它，則可以免除災禍而獲得幸福。
曾國藩以一介書生在仕途發展的前半段，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的，他於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檢討，過7年即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又過兩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10年7遷，連躍10級，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對於生長於深山、出身“寒門”的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一介文人，組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而成就了武功大略，官封一等勇毅侯，被世人譽為“中興第一名臣”。曾氏家族也成為清朝200年來漢人第一家。人們認為他一定喜愛大風大浪吧！但實際上曾國藩在養生處世中的哲學與眾不同，認識特別深刻。曾國藩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寫給四弟曾國荃的信中說：安身立命應該從波平浪靜方麵考慮，保持心中平靜順和，千萬不要從翻天覆地、動蕩不安處考慮，雖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無為，但注意平靜為第一原則。生活閱曆千變萬化，總是應該慢慢向平實處用功。“向平實處用功”和“波平浪靜”這是曾國藩處世哲學的兩點重要原則。
曾國藩寫道：
弟克複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為深固。但患不能達，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為庸庸者，近來閱曆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他的意思是：四弟收複兩省，功績之大是根本不會磨滅的，你的地位也是很穩固的。隻是擔心做事不能達到成功的目的，不怕成功了站不住腳跟；隻怕不能平安舒適，不怕英名不突出。從此以後要從波平浪靜處安身，不要總想做什麽翻天覆地的大事業，我也並不甘心做平庸粗俗的人，近來我的閱曆變化特別大，一味向著平安實在的方麵下功夫。並不是我萎靡不振，而是因為地位太高，名聲太大，不這樣做，都會有災禍臨頭的危險。其實，曾國藩的平靜養生方法是被逼出來的。曾國藩多年到處征戰，軍事政務繁忙，從35歲起遍身生了一種蛇皮癬，搞得他坐臥不安，痛苦萬分，以致於精神萎靡不振，困頓到了極點，還不到50歲，卻早早衰弱到如此程度。他自認為這都是因為天賦的資質不厚，並且又百般憂愁摧殘動搖，加上曆年來抑鬱寡歡，為不平之事憤懣而致的折損。後來，曾國藩的好友馮樹堂來訪，與他討論修養心誌、調理身體的方法。他說：靜心安坐，舍此再也沒有更好的方法。能靜坐，那麽天下能幹的事情，都可以幹好。心理意誌和意氣感情總是拆不開的。心誌稍有浮躁，那麽感情就會浮躁，意氣感情渙散，那麽心誌也就渙散了。思想意誌專注於某一方麵，意氣感情自必為之轉移。如此，曾國藩才一直堅持下來了。
曾國藩生長在湖南鄉間，湖南的民族性是以強悍著稱的。曾國藩又是一個讀書人，看到曆史上許多人物，他們成功的條件就是堅韌不拔，具有實幹精神。他常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困知勉行，立誌自拔於流。”苦誌學業，到了進京中進士以後，與唐鏡海、倭艮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進了一步，此時他要窮理達德，做聖賢的功夫，他的事業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而以匡事救世為事業。
由此看來，曾國藩待人平實通達，自己絕少煩惱，這給後人留下做人的一些啟示。對於有太多煩惱性格的人來說，他們往往把周圍環境中每件美中不足的事情放在心上，對周圍事情的指責和消極的念頭捆住了他們的手腳，使他們很難再去體驗歡樂。他們認為一切事情都要糟下去，而且不自覺地促使自己造成不愉快的局麵，使他們的預言實現。
有煩惱性格的人往往被“情緒包袱”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總想著過去沒解決的問題和矛盾，一講話便是從前的災禍、現在的艱難和未來的倒黴。
對於失敗者來說，從來沒有一件事情是滿意的。當他們終於得到了所向往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又不再想要了；如果失去了的話，他們又一定要找回來。他們不斷重複老一套消極泄氣的想法，把不幸和煩惱作為生活的主題。即便在平安無事、一切順利的時候，也習慣於隻琢磨生活當中消極泄氣的事情，他們覺得不幸和氣憤的時間太多。他們總是喜歡喋喋不休地發表消極泄氣的言論，他們說泄氣話，令人難堪，使別人同他們疏遠起來。
有煩惱性格的人常常由於似乎難以解決的難題而挫傷情緒，失去活力，陷於失望，無所作為。在遇到麻煩和苦惱的時候，他們往往把精力用在責怪、牢騷和抱怨上。
有煩惱性格的人說許多帶“不”字的話，例如不能如何、不要如何、不應該如何等等。他們最常用的形容詞是糟糕、討厭、可怕和自私。他們沒完沒了地指責別人為什麽不如何、怎麽沒有如何。
心胸不廣大，怎能容天下
要靠一種常效藥根治心病，你知道世上哪裏有這種“靈丹妙藥”嗎？在曾國藩的秘笈中就有這樣一副藥，上麵寫著“廣大”兩字。何以見得呢？
曾國藩據自己的經驗得出：克服心理障礙應以“廣大”二字為“常用藥”。而這廣大，則應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
知天之長，而吾所曆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守約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曾國藩正是經常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來保持自己的心態平衡的。他總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與諸賢並論”的樊噲，他也認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長進，就會越能更多地擁有別人的長處，就會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國藩的治心不是單純的對心理欲求的限製，既包括心理活動，也包括行為規範，從範圍上說，是治心、治身、治口渾然一體，既有表麵的現象，也有發自內心的本源，他用陰陽來比喻。忿，就是憤激、憤怒、情緒化。曾國藩稱它為“陽惡”，也即表現在語言行為上出口不遜，情緒難以控製。曾國藩非常讚同清人石成金在《謹身要法》中對憤激危害性的概括。石成金說：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製之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憤事傷生。凡居官者，逞怒於刑，則酷而冤；發怒於事，則舛而亂；遷怒於人，而怨而叛。須要涵養其氣質，廣大其心胸。非理之觸，心思明哲所容；無故之加，必慮禍機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風恬浪靜，非惟無患，且可養生。
曾國藩初入仕途，對宦海波折體會不深，而又自視過高，因而對這對那都看不慣，常有牢騷忿激之情緒。他的早期日記稱為《過隙影》，這裏麵自我檢討的文字很多：我會客時有一句話說得很欠檢點！由於忿恨在心裏紮根太深，所以有時一觸即發了！飯後談到了過去的小事情，我大發脾氣，氣憤的話脫口而出，有忘記了身份和親情的情狀。雖然經過了朋友的說服規勸，我還是肆意謾罵，那時絕沒有什麽禁忌害怕的。樹堂昨天說：“心裏的劣根沒有除淨，時間長了必定會爆發一次，而且一爆發就會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積下了這次火氣，僅僅自我反省了幾次，其他的就隻知道埋怨別人。本年立誌重新做人，可是才過兩天，就與我立下的誌向決裂到這種程度！即使痛哭流涕，追悔不已，難道還有什麽用嗎？我真是像人們所說的與禽獸有什麽兩樣呢！率軍打仗之初，這種憤激之情仍不時溢於言表。他強調憤激行為是一個人涵養不夠、氣量不足的原因，同時也與擔當大事、督己責人有很大關係。在給他弟弟曾國荃的信中說：大概擔當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狀態，積蓄鬱結得多，也就倔強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現出一些憤激行動。以後我兄弟有動氣的時候，彼此要互相勸說告誡，保存倔強，去除掉憤怒激動，這就行了。
曾國藩還用林則徐“製怒”的典故來自我教育。林則徐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遷怒於人，為此常常適得其反。任江蘇巡撫後，林則徐痛切地意識到這一弱點，也深刻體悟到擔當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克製，則貽誤更大。因此，進駐巡撫衙門的第一天，就親書“製怒”二字懸掛在聽事堂，一是自我監督，二是讓僚屬監督他。“久之，人亦服有雅量”，終成一代名臣。
憤激的進一步發展就是暴躁，憤激表麵上是言語傷人，情緒窒人，但暴躁就不僅傷人，還傷害自己的身體。曾國藩說，暴躁最易傷脾、傷肝，對身體最有妨礙。所以他把“暴”稱為治身的“陽剛之惡”。一次，隋觀察來見，因該人辦事能力弱，曾國藩勃然大怒，“詞色大厲”。訓斥完後，當天夜晚曾國藩在日記中自責，“退而悔之”。說自己“近來事有不如意，方寸鬱塞殊甚”，常發脾氣，足見“自己器量不容，治心之不深也”。
曾國藩進而認為，一個人常以和氣悅己，是吉祥福分的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氣，就會招致禍端。他曾多次為自己在家守喪期間的憤怒脾氣而檢討，說因此才有曾國華之死。曾國藩平生自負甚高，正當國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幹一番時，清廷令他在家為父守喪。這使曾國藩心裏很不是滋味。本來，父親剛逝去，曾國藩應守孝道安心服喪，但在家守製的日子裏，曾國藩脾氣很壞，常常因為小事遷怒諸弟，一年之中和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都有過口角。在三河鎮戰役中，曾國華遭遇不幸，這使曾國藩陷入深深的自責。在其後的家信中，屢次檢討自己在家期間的所作所為。如，在鹹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寫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釁，實吾度量不宏，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為長兄之道。千愧萬悔，夫複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果有明證。”鹹豐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又寫道：“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錙銖細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既愧對我祖我父，悔恨何極！當竭力作文數首，以贖餘愆，求沅弟寫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鬱悔恨之懷。”
守製期間，曾國藩憂心忡忡，遂導致失眠。朋友歐陽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麵為他薦醫生診治失眠，另一方麵為他開了一個治心病的藥方：“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歐陽兆熊借用黃、老來諷勸曾國藩，暗喻他過去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頗。
做人要有責任感，特別是那些能夠擔當大任的人，就更要有責任感。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講的是做人的責任感。
生命隻有一次，要想活得積極而有意義，就要勇敢地挑起生命的重大責任。沒有人能領你走一輩子，隻要不辜負每一個日子，每天有新的收獲，美好的生活靠你自己創造。
對自己負責，是一項艱難又費時的挑戰。要能了解自己，發掘自己的優缺點，再不斷調整及修正。還得注意不受主觀成見的影響，逐一吸收於己有益的經驗。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一直養成一種性格：逃避責任，無法作出決定。結果到了今天，即使想做什麽，也無法辦得到了。
一般而言，人總是隨環境變化而改變、調整自己的行為。而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傾向越發加重。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過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指書籍）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一入高位，反成屍位。”曾國藩稱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於負責任的人。
清朝自嘉慶以後，世風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魚爛之勢。大小官僚耽於享樂，腐朽入骨，無人肯講真話、幹實事。如道光最寵信的宰相曹振鏞，在談到為官之道時公然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這樣的官場，為自保功名富貴，圓滑彌縫，不負責任，已成為習氣。以至於鹹豐帝大罵群臣：“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時年輕的曾國藩就顯得器宇卓邁，不隨流俗。他出身於湘鄉的普通農家，童年時還在湘鄉蔣市街賣過菜籃，離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遠；進京之後，又長期在翰林院讀書，沾染官場習氣少，保存的書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內外交困之際，就能挺身而出，於柔靡浮滑的官僚群體中，獨自表現出陽剛之氣。
曾國藩在翰林院七年間，主要是讀書，與政治生活關係不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才開始涉足政治。時年37歲，官運不可謂不亨通，然而他卻精神苦悶，感到自己是為做官而做官，政治才華無法施展。在寫給弟弟信中甚至說：“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因而有求退之意。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棄祖宗臉麵，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祀，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的最嚴厲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即親筆書寫，這就不得不令他的繼承人重視起來，因此，鹹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曾國藩當時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祀既斷不可易，廟祔尤在所不行”。曾國藩經過十餘日的慎重考慮，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庸郊祀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兩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仍認為道光皇帝無庸郊祀是對的。這等於說，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盡管理由是儒家的禮儀，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因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樣子，並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親自貶自損，想抬高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悚戰栗之至”這樣的話，也是袒露心聲的真話。鹹豐帝的禦批雖有肯定之詞，但心中很不滿意曾國藩這個侍郎。但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後連剛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鹹豐帝迫於危局，也下詔求言，擺擺樣子。曾國藩卻鼓起勇氣把久憋心中的救世治國大計傾吐出來。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所述為人才問題，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墜廢，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又對如何培養人才、整飭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著，又上《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分別將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諸問題提出切要透徹的看法。
在《備陳民間疾苦疏》中，他提出了民心渙散將導致天下大亂的嚴峻現實：臣聽說國家貧窮不足為患，隻有民心渙散，則是最大的憂患。古代最富的時候是隋文帝時期，然而忽然滅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貧困的時期莫過於漢昭帝初年，然而又逐漸安定下來，是因為能安撫民眾。……我皇上愛護民眾的誠心，大大超過以前。隻是因為那些太守縣令，或者不關心民眾的疾苦，致使聖主的德政不能到達民眾中，而民間的疾苦不能反映上來。在曾國藩所上的諸疏中，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仿乾隆初年名臣孫嘉淦所為。
孫嘉淦是雍正、乾隆兩朝的直諫名臣，當二十幾歲、風華正茂的乾隆即位之初，頗有沾沾自喜之情，孫嘉淦認為如此下去不堪設想，遂冒死上書，指出乾隆帝的三非：喜諛而惡直；喜柔而惡剛；喜從而惡違。一弊是“親小人而遠君子”，孫指出的是專製皇帝的通病。值得可喜的是，乾隆帝大為所動，在以後執政的六十餘年間，除晚年有所怠政外，一生勵精圖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頂峰。所以有的史學家認為孫嘉淦的貢獻實在很大。現在，曾國藩仿照《三習一弊疏》，上書鹹豐，指陳缺失，第一條指出皇上隻是在小處謹慎，反而忽視大處，而且有的謹慎到不該謹慎的地方。每天察察於小事，而對於國家的大計必然有所疏漏而沒有時間去深究了。所謂國家的大計，包括哪些方麵呢？即如廣西一事，大的問題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審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對軍事需求慎重其事。
第二個缺失是自去年開言路以來，難道沒有一二個上乘之計，然而它們的歸窠，大抵都以“不用議”三字了結。其中有被特殊嘉獎的，如頒布詔令褒揚倭仁，但不久便將他疏遠到萬裏之外，降旨以答謝蘇廷魁，不久便將他斥為亂道之流，這些足以說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隻以納諫的虛文來掩飾。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專”：在最近的聖旨中，都說罷黜大權，由皇上親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認為中間沒有絲毫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隻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將借助他的藥石，以折損皇上驕傲奢侈的萌芽，培養他的風骨，養育他的威風，以防在有事時折中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如果不取這種人，就必然專門錄取那種阿諛奉承的人，可以肯定這種人絕對不敢說出一句逆耳的話而違背皇上的意圖。而稍有鋒芒的人，必然磨礪他的棱角而折損他的骨氣。一旦有事，則滿朝都是拖遝泄氣之流，袖手旁觀，一籌莫展而已。平常不儲備剛強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養其風骨和養其威棱，有事的時候哪裏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評專製的遺風。這樣的諫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貴的官僚們無人敢寫，就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曾國藩，也是壯著膽子頭一遭。據說，鹹豐審讀後，開始是發怒，將原疏擲於地；繼而又說：“拘執太甚，迂腐不通”；再後來心裏平靜下來，為表示開明，又加以褒答。
這幾次上疏，是曾國藩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為。一方麵表現了他過人的政治抱負和遠見；另一方麵也顯示了不諳世故、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幾篇諫疏使他在朝野內外贏得敢於直諫、忠誠為國的政治聲名，從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許多人稱讚曾國藩的這種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給曾國藩來信，盛讚他不顧個人安危，上疏朝廷，並具體談了自己的想法。曾國藩讀信十分感佩，回答說：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為民眾的痛苦而傷心，想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我表示欽佩。
當曾國藩沒有上書鹹豐前，他的同鄉好友羅澤南去信責怪曾國藩隻上言枝葉，不講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四句話，曾國藩讀後，感觸很深。實際上，當時曾國藩已上書鹹豐，但羅澤南還不知此事。當曾國藩接到好友的信後，說“與我上疏的意見相符，萬裏神交，真是不可思議”，立即將上書摘錄全文，請羅澤南閱讀並指教。並請山中老朋友如劉蓉、郭嵩燾、江岷樵、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嶺等人，一一閱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實情況後，對曾國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國藩的名氣確實大了許多。
一個人獲取成功性格後，不能隻為自己，而要為大家，做人之大忌是心中隻有一個“己”字。曾國藩從不忘這一點，因為他始終相信你對別人負責，別人也會對你負責。
守住“平實”兩字
平實樂觀的性格是成功者關鍵性的品質之一，他們把自己的思想和談吐引導為振奮鼓勁的念頭和看法，他們把過去當成借鑒參考的資料庫，把未來看做充滿無限希望、歡樂和誘人的境界。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看重他們所具備的愉快而有價值的條件，想出有創造性的辦法去爭取達到已確立的目標；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能夠迅速解決問題，把處境當中的消極方麵縮小到最小程度，並且找出積極的因素來，他們在所處的環境中發現求得發展和學習的機會。
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喜歡同別人交往，不論自己有所收獲還是對別人有所幫助，都喜形於色。他們對參與的活動都從好的方麵加以評價談論，同別人相處時也很熱情。即使處於嚴峻的環境與災禍之中，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也會發掘出積極因素，鼓起勇氣向前，使情況有所改善。
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感到煩惱的時候，會著手去扭轉所處的局麵。他們知道，要過得順心愉快，責任在自己。
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善於用“情緒吸塵器”清除掉自己的煩惱念頭和悲觀情緒，在不利環境中他們也設法發掘出積極因素來。他們在頭腦裏儲存的是“好、妙極了、親切、重要、喜歡、高興、了不起”一類的詞語。
黑暗的心情，會在心底播下不良的種子，所以隻有不良的作用反複地傳達下來，因此，還是要盡量以平實的心情來努力比較好。
曾國藩一生中雖然遭遇到許多挫折和打擊，而他內心一直保持平靜和順，從不灰心喪氣，保持清醒的頭腦，以一顆平常心來對待煩惱，終於獲得了最後的成功。
麵對這個複雜的社會，謙讓才是處事的妙方。做到謙恭讓人，爭鬥就會停止，忿恨才會平息，怨仇才會化解，天下再大的禍患都會冰消雪化於“讓”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夠把握住它，則可以免除災禍而獲得幸福。
曾國藩以一介書生在仕途發展的前半段，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的，他於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檢討，過7年即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又過兩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10年7遷，連躍10級，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對於生長於深山、出身“寒門”的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一介文人，組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而成就了武功大略，官封一等勇毅侯，被世人譽為“中興第一名臣”。曾氏家族也成為清朝200年來漢人第一家。人們認為他一定喜愛大風大浪吧！但實際上曾國藩在養生處世中的哲學與眾不同，認識特別深刻。曾國藩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寫給四弟曾國荃的信中說：安身立命應該從波平浪靜方麵考慮，保持心中平靜順和，千萬不要從翻天覆地、動蕩不安處考慮，雖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無為，但注意平靜為第一原則。生活閱曆千變萬化，總是應該慢慢向平實處用功。“向平實處用功”和“波平浪靜”這是曾國藩處世哲學的兩點重要原則。
曾國藩寫道：
弟克複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為深固。但患不能達，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為庸庸者，近來閱曆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他的意思是：四弟收複兩省，功績之大是根本不會磨滅的，你的地位也是很穩固的。隻是擔心做事不能達到成功的目的，不怕成功了站不住腳跟；隻怕不能平安舒適，不怕英名不突出。從此以後要從波平浪靜處安身，不要總想做什麽翻天覆地的大事業，我也並不甘心做平庸粗俗的人，近來我的閱曆變化特別大，一味向著平安實在的方麵下功夫。並不是我萎靡不振，而是因為地位太高，名聲太大，不這樣做，都會有災禍臨頭的危險。其實，曾國藩的平靜養生方法是被逼出來的。曾國藩多年到處征戰，軍事政務繁忙，從35歲起遍身生了一種蛇皮癬，搞得他坐臥不安，痛苦萬分，以致於精神萎靡不振，困頓到了極點，還不到50歲，卻早早衰弱到如此程度。他自認為這都是因為天賦的資質不厚，並且又百般憂愁摧殘動搖，加上曆年來抑鬱寡歡，為不平之事憤懣而致的折損。後來，曾國藩的好友馮樹堂來訪，與他討論修養心誌、調理身體的方法。他說：靜心安坐，舍此再也沒有更好的方法。能靜坐，那麽天下能幹的事情，都可以幹好。心理意誌和意氣感情總是拆不開的。心誌稍有浮躁，那麽感情就會浮躁，意氣感情渙散，那麽心誌也就渙散了。思想意誌專注於某一方麵，意氣感情自必為之轉移。如此，曾國藩才一直堅持下來了。
曾國藩生長在湖南鄉間，湖南的民族性是以強悍著稱的。曾國藩又是一個讀書人，看到曆史上許多人物，他們成功的條件就是堅韌不拔，具有實幹精神。他常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困知勉行，立誌自拔於流。”苦誌學業，到了進京中進士以後，與唐鏡海、倭艮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進了一步，此時他要窮理達德，做聖賢的功夫，他的事業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而以匡事救世為事業。
由此看來，曾國藩待人平實通達，自己絕少煩惱，這給後人留下做人的一些啟示。對於有太多煩惱性格的人來說，他們往往把周圍環境中每件美中不足的事情放在心上，對周圍事情的指責和消極的念頭捆住了他們的手腳，使他們很難再去體驗歡樂。他們認為一切事情都要糟下去，而且不自覺地促使自己造成不愉快的局麵，使他們的預言實現。
有煩惱性格的人往往被“情緒包袱”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總想著過去沒解決的問題和矛盾，一講話便是從前的災禍、現在的艱難和未來的倒黴。
對於失敗者來說，從來沒有一件事情是滿意的。當他們終於得到了所向往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又不再想要了；如果失去了的話，他們又一定要找回來。他們不斷重複老一套消極泄氣的想法，把不幸和煩惱作為生活的主題。即便在平安無事、一切順利的時候，也習慣於隻琢磨生活當中消極泄氣的事情，他們覺得不幸和氣憤的時間太多。他們總是喜歡喋喋不休地發表消極泄氣的言論，他們說泄氣話，令人難堪，使別人同他們疏遠起來。
有煩惱性格的人常常由於似乎難以解決的難題而挫傷情緒，失去活力，陷於失望，無所作為。在遇到麻煩和苦惱的時候，他們往往把精力用在責怪、牢騷和抱怨上。
有煩惱性格的人說許多帶“不”字的話，例如不能如何、不要如何、不應該如何等等。他們最常用的形容詞是糟糕、討厭、可怕和自私。他們沒完沒了地指責別人為什麽不如何、怎麽沒有如何。
心胸不廣大，怎能容天下
要靠一種常效藥根治心病，你知道世上哪裏有這種“靈丹妙藥”嗎？在曾國藩的秘笈中就有這樣一副藥，上麵寫著“廣大”兩字。何以見得呢？
曾國藩據自己的經驗得出：克服心理障礙應以“廣大”二字為“常用藥”。而這廣大，則應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
知天之長，而吾所曆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守約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曾國藩正是經常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來保持自己的心態平衡的。他總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與諸賢並論”的樊噲，他也認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長進，就會越能更多地擁有別人的長處，就會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國藩的治心不是單純的對心理欲求的限製，既包括心理活動，也包括行為規範，從範圍上說，是治心、治身、治口渾然一體，既有表麵的現象，也有發自內心的本源，他用陰陽來比喻。忿，就是憤激、憤怒、情緒化。曾國藩稱它為“陽惡”，也即表現在語言行為上出口不遜，情緒難以控製。曾國藩非常讚同清人石成金在《謹身要法》中對憤激危害性的概括。石成金說：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製之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憤事傷生。凡居官者，逞怒於刑，則酷而冤；發怒於事，則舛而亂；遷怒於人，而怨而叛。須要涵養其氣質，廣大其心胸。非理之觸，心思明哲所容；無故之加，必慮禍機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風恬浪靜，非惟無患，且可養生。
曾國藩初入仕途，對宦海波折體會不深，而又自視過高，因而對這對那都看不慣，常有牢騷忿激之情緒。他的早期日記稱為《過隙影》，這裏麵自我檢討的文字很多：我會客時有一句話說得很欠檢點！由於忿恨在心裏紮根太深，所以有時一觸即發了！飯後談到了過去的小事情，我大發脾氣，氣憤的話脫口而出，有忘記了身份和親情的情狀。雖然經過了朋友的說服規勸，我還是肆意謾罵，那時絕沒有什麽禁忌害怕的。樹堂昨天說：“心裏的劣根沒有除淨，時間長了必定會爆發一次，而且一爆發就會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積下了這次火氣，僅僅自我反省了幾次，其他的就隻知道埋怨別人。本年立誌重新做人，可是才過兩天，就與我立下的誌向決裂到這種程度！即使痛哭流涕，追悔不已，難道還有什麽用嗎？我真是像人們所說的與禽獸有什麽兩樣呢！率軍打仗之初，這種憤激之情仍不時溢於言表。他強調憤激行為是一個人涵養不夠、氣量不足的原因，同時也與擔當大事、督己責人有很大關係。在給他弟弟曾國荃的信中說：大概擔當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狀態，積蓄鬱結得多，也就倔強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現出一些憤激行動。以後我兄弟有動氣的時候，彼此要互相勸說告誡，保存倔強，去除掉憤怒激動，這就行了。
曾國藩還用林則徐“製怒”的典故來自我教育。林則徐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遷怒於人，為此常常適得其反。任江蘇巡撫後，林則徐痛切地意識到這一弱點，也深刻體悟到擔當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克製，則貽誤更大。因此，進駐巡撫衙門的第一天，就親書“製怒”二字懸掛在聽事堂，一是自我監督，二是讓僚屬監督他。“久之，人亦服有雅量”，終成一代名臣。
憤激的進一步發展就是暴躁，憤激表麵上是言語傷人，情緒窒人，但暴躁就不僅傷人，還傷害自己的身體。曾國藩說，暴躁最易傷脾、傷肝，對身體最有妨礙。所以他把“暴”稱為治身的“陽剛之惡”。一次，隋觀察來見，因該人辦事能力弱，曾國藩勃然大怒，“詞色大厲”。訓斥完後，當天夜晚曾國藩在日記中自責，“退而悔之”。說自己“近來事有不如意，方寸鬱塞殊甚”，常發脾氣，足見“自己器量不容，治心之不深也”。
曾國藩進而認為，一個人常以和氣悅己，是吉祥福分的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氣，就會招致禍端。他曾多次為自己在家守喪期間的憤怒脾氣而檢討，說因此才有曾國華之死。曾國藩平生自負甚高，正當國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幹一番時，清廷令他在家為父守喪。這使曾國藩心裏很不是滋味。本來，父親剛逝去，曾國藩應守孝道安心服喪，但在家守製的日子裏，曾國藩脾氣很壞，常常因為小事遷怒諸弟，一年之中和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都有過口角。在三河鎮戰役中，曾國華遭遇不幸，這使曾國藩陷入深深的自責。在其後的家信中，屢次檢討自己在家期間的所作所為。如，在鹹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寫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釁，實吾度量不宏，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為長兄之道。千愧萬悔，夫複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果有明證。”鹹豐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又寫道：“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錙銖細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既愧對我祖我父，悔恨何極！當竭力作文數首，以贖餘愆，求沅弟寫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鬱悔恨之懷。”
守製期間，曾國藩憂心忡忡，遂導致失眠。朋友歐陽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麵為他薦醫生診治失眠，另一方麵為他開了一個治心病的藥方：“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歐陽兆熊借用黃、老來諷勸曾國藩，暗喻他過去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