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口，不議人短長
治口就是慎言語，即不議人短長，曾國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後議論人。中國有“禍從口出”這句話，曾國藩加以發揮，在給他弟弟的信中說：天下的事變化很多，變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難知，天道更難測，別處的事情不要毫無忌憚地大加議論。孔子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弟的聽聞本來不多，多疑則全不闕，言則更不慎。捕風捉影，扣盤捫燭，就要硬斷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這樣容易了斷嗎？
對曾國荃自視過高的缺點曾國藩作為兄長則猛加敲打。一次曾國荃讀唐代文章，斷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國藩不以為然，他認為是非都有適用的範圍，這樣輕易下結論是閱曆不深、視天下與後世太輕的緣故，於是去信說：文章一篇，就能讓天下人、後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與後世看得太輕了。這間屋裏所談論的是非，換一間屋子可能他就不以為然，換一個地方則說法更要發生變化。這鄉人所推服的賢士，換一鄉則不認為是賢士，如果換到另一府去，就會多次發生變化而不是一次變化。何況天下呢？何況後世呢？
其實，曾國藩自己早年也有評頭品足、議人長短的毛病。他的好友陳作梅對他說：“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樂與為善。”曾國藩的日記中說：陳的話是“諷餘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
由於“口禍”招致他人忌恨，曾國藩在守喪期間進行了深刻的檢討。事實上，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曾國藩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養方麵也有很多弱點，在為人處世方麵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了由於改變了處世的方法而帶來的收獲：“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後，再次出山，曾國藩則變得善於應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認：“餘此次再出，已滿十個月。論寸心之沉毅憤發誌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誌；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複，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以前，曾國藩對官場的逢迎、諂媚及腐敗十分厭惡，不願為伍，為此所到之處，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經常成為輿論諷喻的中心，對於這種情況，有人說道：“國藩從官有年，飽曆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氣，蓋已稔知之。而慣嚐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爽肮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但是曾國藩經過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實踐，非常真切地意識到，僅憑他一人的力量，是無法扭轉官場這種狀況的，如若繼續為官，那麽唯一的途徑，就是去學習、去適應。“吾往年在官，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此一改變，說明曾國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趨精明和曠達。
看到別人獲取成功性格，不要嫉妒，要暗自下決心，超過他，才是真正獲取成功性格的高招。如果不認清這一點，會很恐怖的，隻有自己氣自己。曾國藩之所以獲取成功性格，是因為他豁達坦蕩，蓄養生機。超過一個能力超過自己的人，等於超過十個與自己能力差不多的人。這才是獲取成功性格的真正要訣。
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
得過且過的性格容易使人止步不前，或者半途而廢。世上偉大的事業，絕非那些做事“得過且過、缺乏耐心”的人所能完成的，隻有那些意誌堅決、不辭辛苦、十分熱心的人才能完成這些事業。一個有生氣、有計劃、有遠大目光的人，一定會不辭任何勞苦，聚精會神地向前邁進，他們從來不會想到“得過且過、缺乏耐心”這些話。
曾國藩的為政之道是：“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
為政都會遇到很多麻煩事，也必須要處理很多麻煩事，有的人處理一件麻煩事可以，處理兩件麻煩事也還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煩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煩還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煩就挺不住了；有的人處理別人的麻煩事還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煩就受不了了。
在曾國藩看來，為政之所以煩人，就是因為麻煩事往往一件跟著一件，推也推不脫，躲也躲不掉，難得清靜、難得自在、難得瀟灑，為什麽說“無官一身輕”呢？就因為沒有那麽多的麻煩事情。
所以為政要修養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訓練自己處事不煩，不急不躁，無怨，清醒。頭腦清醒才能保持安靜，保持安靜才能穩住部下，穩住部下才能做出決斷。不然的話，心急似火，性烈如馬，隻會使事態的發展更加混亂。
曾國藩對耿恭簡所說的“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他以為做官如此，帶兵亦然。有一天，曾國藩接到曾國荃的一封信，信中說：“仰鼻息於傀儡膻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曾國藩諄諄告誡弟弟說，這已經露出了不耐煩的苗頭了，將來恐怕難以與人相處。能耐煩的好處就是從容平靜，從容平靜方能產生智慧，方可處變不驚，才能安穩如山。
1862年，曾國藩率部追擊撚軍。一天夜晚，兵駐周家口（今江西萬載縣），湘軍護衛僅千餘人，撚軍突然來襲，湘軍開始不耐煩了，驚懼不已。幕府文書錢應溥急忙向曾國藩說：“現已半夜，力戰肯定不行，突圍恐怕危險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動，佯為不知，彼必生疑，或許不戰自退。”曾國藩於是高臥不起，錢應溥也鎮靜若常。守護曾國藩的衛兵見主帥若無其事，於是也都平靜下來，恢複常態。撚軍見狀，果然懷疑曾國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進，最終匆匆撤去。
治心治身，必有品格
曾國藩講心身並治，口體兼防。他認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麵憤激，沒有涵養，有一點長處即向人炫耀，有一點不順就勃然大怒，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為”。有襟懷、有器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鎮，誌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動搖。
曾國藩說道：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雜，切身日夕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誰都要養心，因為必須要有心計，才能活得舒服。曾國藩認為：養心修身，理不必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雜，與自己切身相關，每時每刻都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話，就是要守約。古人患難憂慮的時候，正是他的品德、事業進步的時候，其功表現出胸懷坦蕩，其效表現在身體健康。聖賢之所以成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其關鍵都在於遭到大磨難的時候，把心放得下，養得靈，有樂觀的心胸，坦蕩的意境，即使身體受了外感，也不至於傷到身體內部。曾國藩以身養心，是大家風範，因為他不得不那樣做，世事混濁，不得不行。
古往今來，凡能成就大事者，無不具備“內聖”的素質。賢者有雲：“鷹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鳥噬人的法術。故君子要外挺內堅，才華不逞，才有任重道遠的力量。”這大概可以形象地詮釋“內聖”這句話的具體含義。
曾國藩以大乘的“內聖”法行世，深得古代聖賢之精髓、要旨和開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經時濟世的儒家禮學為依托，他的人格修養、道德學問自有特殊的造詣，絕不是當時一般的漢學家、理學家、文學家所能比擬的。
所謂治心，也就是孟子所說的“苦其心誌”“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將降大任”前的首門功課。李鴻章說：“我老師之有成，乃善治心也。”
在中國近代史上，生前死後毀譽皆當其極的人物，恐怕非曾國藩莫屬了。鎮壓太平天國、倡辦洋務，使曾國藩贏得了“中興名臣”的桂冠；處理天津教案、媚洋虐民，又使他聲名掃地，幾成過街老鼠，“國人皆罵”。曾國藩說自己晚年仕途，“皆畫蛇添足之筆”。有一代“儒宗”之稱的縱橫家王運批評曾國藩一生“為謹守所誤，令萬民塗炭，仍然問心無愧，是儒家之罪，與張浚差不多”。
因為站在不同的立場，對曾國藩的評價當然會有很大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但也有眾口一詞之處，那就是肯定他意誌堅卓、治心養性的修身術。
江蘇巡撫何上給清廷的奏文說：曾國藩經曆“數年坎坷艱辛，當成敗絕續之交，持孤注以爭命；當危疑雷撼之際，每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誌所學不以死生常變易也”。李鴻章評價他老師所以成功是因為“沉毅之氣，堅卓之力，深遠之謀，始終不變，而持之有恒”，也是講曾國藩以意誌、品格而取勝。
對曾國藩意誌品格解剖得較徹底的是梁啟超。他說：“凡古來能成大事者，必其自勝之力甚強者也。”“誌不足恃，氣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為足恃。”曾國藩“功成業定之後，論者以為乘時際會，天獨厚之；而豈知其停辛佇苦，銖積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則其為失敗之人，無可疑也”。
曾國藩早年跟從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師研究性理之學，又深受王夫之（船山）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注意把二者結合起來，提升到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就是說曾國藩十分注重品格修養和自我完善，他能夠有外王之效，成為“辦事兼傳教之人”，不能不說得自內聖之法。
曾國藩總結出養心治心、修身悟道的一整套辦法，如《養生之法五事》、《八本說》、《不忮不求四箴》、《十三字功》、《東坡五字訣》、《八德自勉戒》、《四言箴規》、《達生編六字訣解》等。這些精神品格修養的箴言，有的得自祖父輩及他個人的經驗積累，如《養生之法五事》中的“眠（睡覺）、食（吃飯）有恒”及“每夜臨睡洗腳”，是他的父親行之40年，他自己學習後堅持7年，認為大有效果後告訴弟弟們如法遵行，並寫進曾門家規中去的。“飯後3000步”他試行一年，認為很有效果，決心“自矢永不間斷”；他還肯定地說，如果身體弱的人行之三個月，“必有奇效”。
內聖可去功名
功名成敗往往是評價人的主要甚或唯一尺度。曾國藩身處名利場，善處功名。認為“個人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毀譽皆不足憂”，而憂賢不登高位，有才者不得施其能，天下愈亂而無治之日。這無疑是他精神境界比較高尚的體現。享有功名後，又以拙誠為天下倡，明知“中興”無望，但卻殫心竭力，生死赴之。他還說，“驟享大名為不祥”，偶然得來的也會偶然失去，這是沒有根基、無學養的原因。他還認為古往今來成大事業的人，都是身心極為疲憊之人，但能夠應付裕如，必有讓心“存活、休養之處”，他說：“心中不苦，才能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但暇心棄置何處，可見日後成敗。他舉西門慶和蘇軾為例，說明“暇心乃是補心”，不是“放（放縱）心”。與“暇心乃補”相關，“學養乃是正心”。人不是生而知之，但可教而知之，這個教包括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曾國藩平生“不蹈空言”，注重實效。對治心也不是僅僅闡發理論，而是歸於實踐。他說：“吾輩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雜，切身日日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曾國藩以內聖之功，收外王之效，治心修身，兼具儒、道、佛之奧旨。這一點引起了早年毛**的注意。在毛**早期的筆記式日記《講堂錄》中，有許多曾國藩治心方麵的格言警句，如“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常用則細，不用則粗”。
曾國藩治心修身的成功，也同樣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20世紀20年代，蔣研讀曾國藩的各種文集、遺集後，有感於“其苦心毅力，足為吾人之師資”，準備圍繞“治心”的內容，“摘其言行，可以為後世圭臬者，成為一書”，以作為黃埔軍校的教材。但名將蔡鍔先行一步，已編成《曾胡治兵語錄》，並由梁啟超做序，於1917年在上海發行。蔣介石對蔡鍔所編的書表示滿意，但覺得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曾國藩“苦心毅力”得以成功的內容，缺焉不詳。在他看來，這等於沒挖掘源頭，於是“擇曾胡治心之語之切要者，另列一目”，認為這樣就“可為後世法”。
曾國藩注重精神修養、品格陶鑄、意誌磨煉，這對“拜金”、“拜物”者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劑精神補藥。當然，曾國藩畢竟是屬於那個時代的人物，他的雙手染滿農民起義者的鮮血，他用血腥維護的大清王朝是江河日下、日趨走向腐朽的家天下，王運說他“令萬民塗炭，仍問心無愧”，是有道理的。
曾國藩“內聖”法修習得一身正氣，耿耿峻骨，從未推諉責任或瞻前顧後，那股倔強之氣無時不在胸中，令人慨歎。他自到翰林院後，直到死時，鞠躬盡瘁，嚴於克己，堅貞自守，不僅僅是那個時代所罕見的，即使與古代的賢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鹹豐元年（1851），曾國藩以其在籍侍郎的身份，練團訓勇，他常說，越是處境艱難，就越需要有堅定的意誌。待到轉戰江西之時，處境更加困窘，事態發展不盡如人意，一切行動大都叫人動容；一分錢一粒糧，不苦心經營，就不能獲得；一將牟一兵勇，不苦心訓誡，就不能參戰。曾國藩正是在這種困苦不堪之中，樹立起堅韌不拔的意誌，終於訓練出一支勁旅，殲滅了“流寇”，輔佐了皇上的中興之業。雖說在困苦憂患的環境中，可以造就一個人的高尚德行與高超技能，不顧外界壓力而堅持下去，可以增長人的才智和能耐，但當初艱難創業的時候，確實得有一股“內聖”的頑強挺勁。
他一生清淡節儉，常給人一種家世清貧的感覺。他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數用於公事，不曾建造一棟房屋，添置一塊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於恬淡寡欲，連每次吃飯菜都不超過四種。他家男女婚嫁，花費不超過200兩紋銀，而且作為家規家訓代代相傳。他的內心修養，具有唐代宰相楊綰和宋代做過宰相的李流的遺風。
他為人處世平和樸實，不求標新立異。他平日嚴於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說閑話”，二是“不遲起床”。即使是對外安撫異國的人們，對內接受降將，交往中一定開誠布公，言談質樸；對於中外遠近的人，他都以誠相待，而被他人認定為辦事認真，一絲不苟。無論是在軍營還是在朝廷做官，他都從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風雨交加的天氣，抱病憂懷的時候，也常常是一聽到雞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幾十年如一日。
在大千世界，唯有真正“內聖”的人才能獲得成功，唯倔強至誠才能收到實效。取巧和虛偽，固然可以取得一時的便宜，但終究必定是失敗的。曾國藩的一生事業，就靠著“內聖”二字而成功。
曾國藩生在湖南山間，亢直的性格，使得他去“偽”而崇“拙”。他的“誠拙”的態度，不但幫助他事業的成功，並且能變化他人的氣質。
李鴻章是他的學生，其才氣被曾國藩所賞識，並且自以為所不及，但他那種江南人的虛偽性，遠非質樸的曾國藩所能看得過。他看出李鴻章的才幹可用，而浮巧為其弱點，所以當李鴻章第一次進入曾國藩幕府時，曾國藩便拿出他的“內聖”之法，磨礪起學生來。
後來李鴻章的功業，未嚐不是他老師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謂“內聖拙誠”，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埋頭苦幹”，就是多做實際工作，不做口頭宣傳。這雖不能完全包括“拙誠”二字的意義，但它的精髓就在於此，所以專說大話而不知埋頭苦幹的人，是曾國藩所最瞧不起的。而他的湘軍首領，都是些不善於說話的人，他認為湘軍之所以能勝利，皆取決於此——“內聖拙誠”。
△曾氏戒傲性格之解密：
戒傲之法——樂於接受他人批評曾國藩力戒做人有傲性，認為“傲”字能讓人處於一種盲目自大、拒人批評的狀態之中。他在自己的家書中談到這樣一個道理：做人應當戒傲，其有效方法是接受別人的批評。人與人之間存在著批評與被批評的關係。有些人極不情願接受被批評，一旦遇到這種情況，就會氣不打一處來，因此，能否接受被批評成為許多人的是否能夠除傲的一大障礙，從中可見其心胸是否敞亮。
有人說，每個人一天起碼有5分鍾不夠聰明，智慧似乎也有無力感。一般人常因他人的批評而憤怒，有智慧的人卻想辦法從中學習。與其等待對手來攻擊我們，倒不如自己主動接受批評。對手對我們的看法比我們自己的現點可能更接近事實。
這裏告訴你一個故事，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是豪威爾，他深諳做人藝術。
1944年7月31日，豪威爾在紐約大使酒店突然身亡的消息震驚了全美。華爾街更是騷動，因為他是美國財經界的領袖，曾擔任美國商業信托銀行董事長，兼任幾家大公司的董事。他受的正式教育很有限，在一個鄉下小店當過店員，後來當過美國鋼鐵公司信用部經理，並一直朝更大的權力地位邁進。
豪威爾先生在被問及成功的秘訣時，曾說：“幾年來，我一直有個記事本，登記一天中有哪些約會。家人從不指望我周末晚上會在家，因為他們知道，我常把周末晚上留做自我省察，評估我在這一周中的工作表現。晚餐後，我獨自一人打開記事本，回顧一周來所有的麵談、討論及會議過程。我自問：‘我當時做錯了什麽？’‘有什麽是正確的？我還能幹什麽來改進自己的工作表現？’‘我能從這次經驗中吸取什麽教訓？’這種每周檢討有時弄得我很不開心。有時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莽撞。當然，年事漸長，這種情況倒是越來越少，我一直保持這種自我分析的習慣，它對我的做人藝術幫助非常巨大。”
一般人常因他人的批評而憤怒，有智慧的人卻想辦法從中學習。詩人惠特曼曾說：“你以為隻能向喜歡你、仰慕你、讚同你的人學習嗎？從反對你的人、批評你的人那兒，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教訓嗎？”
在別人抓到我們的弱點之前，我們應該自己認清並處理這些弱點。達爾文就是這樣做的。當達爾文完成其不朽的著作——《物種起源》時，他已意識到這一革命性的學說一定會震撼整個宗教界及學術界。因此，他主動開始自我評論，並耗時15年，不斷查證資料，向自己的理論挑戰，批評自己所下的結論。
如果有人罵你愚蠢不堪，你會生氣嗎？憤憤不平嗎？我們來看看林肯是如何處理的。
林肯的軍務部長愛德華·史丹頓就曾經這樣罵過總統。史丹頓是因為林肯的幹擾而生氣。為了取悅一些自私自利的政客，林肯簽署了一項調動兵團的命令。史丹頓不但拒絕執行林肯的命令，而且還指責林肯簽署這項命令是愚蠢到了極點。有人告訴林肯這件事，林肯平靜地回答：“史丹頓如果罵我愚蠢，我多半是真的笨，因為他幾乎總是對的。我會親自去跟他談一談。”
林肯真的去看史丹頓。史丹頓指出他這項命令是錯誤的，林肯就此收回成命。林肯很有接受批評的雅量，隻要他相信對方是真誠的、是有意幫忙的。
你我也應該歡迎這樣的批評，因為我們不可能永遠都是正確的。連羅斯福總統也隻敢期望自己能在4次裏麵，有3次是正確的。當今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也曾坦承他的結論99%都是錯誤的。
法國作家拉勞士·福古曾說：“敵人對我們的看法比我們自己的觀點可能更接近事實。”
這句話非常正確。可是被人批評的時候，如果不提醒自己還是會不假思索地采取防衛姿態。不管正確與否，人總是討厭被批評，喜歡被讚賞的。我們並非邏輯的動物，而是情緒的動物。我們的理性就像在狂風暴雨的情緒汪洋中的一葉扁舟。
聽到別人談論我們的缺點時，想辦法不要急於辯護。因為每個沒頭腦的人都是這樣的。讓我們放聰明點，也更謙虛一點，我們可以氣度恢宏地說：“如果讓他知道我其他的缺點，隻怕他還要批評得更厲害呢！”
現在提出的是另一個想法：當你因惡意的攻擊而怒火中燒時，何不先告訴自己：“等一下……我本來就不完美。連愛因斯坦都承認自己99%都是錯誤的，也許我起碼也有80%的時候是不正確的。這個批評可能來得正是時候，如果真是這樣，我應該感謝它，並想法子從中獲得益處。”
美國一家大公司的總裁查爾斯·盧克曼曾經用100萬美元請鮑伯·霍伯上廣播節目。鮑伯從不看讚賞他的信，隻看批評的信，因為他知道可以從中學到一點東西。
福特汽車公司為了了解管理與作業上有何缺失，特地邀請員工對公司提出批評。
有一位香皂推銷員，常主動要求人家給他批評。當他開始為高露潔推銷香皂時，訂單接得很少。他擔心會失業，他確信產品或價格都沒有問題，所以問題一定是出在他自己身上。每當他推銷失敗，他會在街上走一走，想想什麽地方做得不對，是表達得不夠有說服力？還是熱忱不足？有時他會折回去，問那位商家：“我不是回來賣給你香皂的，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意見與指正。請你告訴我，我剛才什麽地方做錯了？你的經驗比我豐富，事業又成功。請給我一點指正，直言無妨，請不必保留。”
他這個態度為他贏得許多友誼以及珍貴的忠告。想知道他的發展嗎？他後來升任高露潔公司總裁，高露潔公司是當代最大的香皂公司。他就是立特先生。
隻有心胸寬大的智者，才能向豪威爾、林肯、立特等看齊。四下無人時，你何不捫心自問：自己到底屬於哪一種人？記下自己做過的錯事，提出自我批評。既然我們並非完美之人，何不歡迎那些建設性的批評？不明白這些，你就難以戒掉身上的傲氣，不可能成為受人歡迎的人。
治口就是慎言語，即不議人短長，曾國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後議論人。中國有“禍從口出”這句話，曾國藩加以發揮，在給他弟弟的信中說：天下的事變化很多，變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難知，天道更難測，別處的事情不要毫無忌憚地大加議論。孔子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弟的聽聞本來不多，多疑則全不闕，言則更不慎。捕風捉影，扣盤捫燭，就要硬斷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這樣容易了斷嗎？
對曾國荃自視過高的缺點曾國藩作為兄長則猛加敲打。一次曾國荃讀唐代文章，斷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國藩不以為然，他認為是非都有適用的範圍，這樣輕易下結論是閱曆不深、視天下與後世太輕的緣故，於是去信說：文章一篇，就能讓天下人、後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與後世看得太輕了。這間屋裏所談論的是非，換一間屋子可能他就不以為然，換一個地方則說法更要發生變化。這鄉人所推服的賢士，換一鄉則不認為是賢士，如果換到另一府去，就會多次發生變化而不是一次變化。何況天下呢？何況後世呢？
其實，曾國藩自己早年也有評頭品足、議人長短的毛病。他的好友陳作梅對他說：“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樂與為善。”曾國藩的日記中說：陳的話是“諷餘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
由於“口禍”招致他人忌恨，曾國藩在守喪期間進行了深刻的檢討。事實上，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曾國藩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養方麵也有很多弱點，在為人處世方麵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了由於改變了處世的方法而帶來的收獲：“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後，再次出山，曾國藩則變得善於應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認：“餘此次再出，已滿十個月。論寸心之沉毅憤發誌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誌；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複，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以前，曾國藩對官場的逢迎、諂媚及腐敗十分厭惡，不願為伍，為此所到之處，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經常成為輿論諷喻的中心，對於這種情況，有人說道：“國藩從官有年，飽曆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氣，蓋已稔知之。而慣嚐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爽肮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但是曾國藩經過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實踐，非常真切地意識到，僅憑他一人的力量，是無法扭轉官場這種狀況的，如若繼續為官，那麽唯一的途徑，就是去學習、去適應。“吾往年在官，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此一改變，說明曾國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趨精明和曠達。
看到別人獲取成功性格，不要嫉妒，要暗自下決心，超過他，才是真正獲取成功性格的高招。如果不認清這一點，會很恐怖的，隻有自己氣自己。曾國藩之所以獲取成功性格，是因為他豁達坦蕩，蓄養生機。超過一個能力超過自己的人，等於超過十個與自己能力差不多的人。這才是獲取成功性格的真正要訣。
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
得過且過的性格容易使人止步不前，或者半途而廢。世上偉大的事業，絕非那些做事“得過且過、缺乏耐心”的人所能完成的，隻有那些意誌堅決、不辭辛苦、十分熱心的人才能完成這些事業。一個有生氣、有計劃、有遠大目光的人，一定會不辭任何勞苦，聚精會神地向前邁進，他們從來不會想到“得過且過、缺乏耐心”這些話。
曾國藩的為政之道是：“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
為政都會遇到很多麻煩事，也必須要處理很多麻煩事，有的人處理一件麻煩事可以，處理兩件麻煩事也還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煩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煩還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煩就挺不住了；有的人處理別人的麻煩事還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煩就受不了了。
在曾國藩看來，為政之所以煩人，就是因為麻煩事往往一件跟著一件，推也推不脫，躲也躲不掉，難得清靜、難得自在、難得瀟灑，為什麽說“無官一身輕”呢？就因為沒有那麽多的麻煩事情。
所以為政要修養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訓練自己處事不煩，不急不躁，無怨，清醒。頭腦清醒才能保持安靜，保持安靜才能穩住部下，穩住部下才能做出決斷。不然的話，心急似火，性烈如馬，隻會使事態的發展更加混亂。
曾國藩對耿恭簡所說的“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他以為做官如此，帶兵亦然。有一天，曾國藩接到曾國荃的一封信，信中說：“仰鼻息於傀儡膻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曾國藩諄諄告誡弟弟說，這已經露出了不耐煩的苗頭了，將來恐怕難以與人相處。能耐煩的好處就是從容平靜，從容平靜方能產生智慧，方可處變不驚，才能安穩如山。
1862年，曾國藩率部追擊撚軍。一天夜晚，兵駐周家口（今江西萬載縣），湘軍護衛僅千餘人，撚軍突然來襲，湘軍開始不耐煩了，驚懼不已。幕府文書錢應溥急忙向曾國藩說：“現已半夜，力戰肯定不行，突圍恐怕危險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動，佯為不知，彼必生疑，或許不戰自退。”曾國藩於是高臥不起，錢應溥也鎮靜若常。守護曾國藩的衛兵見主帥若無其事，於是也都平靜下來，恢複常態。撚軍見狀，果然懷疑曾國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進，最終匆匆撤去。
治心治身，必有品格
曾國藩講心身並治，口體兼防。他認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麵憤激，沒有涵養，有一點長處即向人炫耀，有一點不順就勃然大怒，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為”。有襟懷、有器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鎮，誌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動搖。
曾國藩說道：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雜，切身日夕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誰都要養心，因為必須要有心計，才能活得舒服。曾國藩認為：養心修身，理不必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雜，與自己切身相關，每時每刻都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話，就是要守約。古人患難憂慮的時候，正是他的品德、事業進步的時候，其功表現出胸懷坦蕩，其效表現在身體健康。聖賢之所以成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其關鍵都在於遭到大磨難的時候，把心放得下，養得靈，有樂觀的心胸，坦蕩的意境，即使身體受了外感，也不至於傷到身體內部。曾國藩以身養心，是大家風範，因為他不得不那樣做，世事混濁，不得不行。
古往今來，凡能成就大事者，無不具備“內聖”的素質。賢者有雲：“鷹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鳥噬人的法術。故君子要外挺內堅，才華不逞，才有任重道遠的力量。”這大概可以形象地詮釋“內聖”這句話的具體含義。
曾國藩以大乘的“內聖”法行世，深得古代聖賢之精髓、要旨和開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經時濟世的儒家禮學為依托，他的人格修養、道德學問自有特殊的造詣，絕不是當時一般的漢學家、理學家、文學家所能比擬的。
所謂治心，也就是孟子所說的“苦其心誌”“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將降大任”前的首門功課。李鴻章說：“我老師之有成，乃善治心也。”
在中國近代史上，生前死後毀譽皆當其極的人物，恐怕非曾國藩莫屬了。鎮壓太平天國、倡辦洋務，使曾國藩贏得了“中興名臣”的桂冠；處理天津教案、媚洋虐民，又使他聲名掃地，幾成過街老鼠，“國人皆罵”。曾國藩說自己晚年仕途，“皆畫蛇添足之筆”。有一代“儒宗”之稱的縱橫家王運批評曾國藩一生“為謹守所誤，令萬民塗炭，仍然問心無愧，是儒家之罪，與張浚差不多”。
因為站在不同的立場，對曾國藩的評價當然會有很大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但也有眾口一詞之處，那就是肯定他意誌堅卓、治心養性的修身術。
江蘇巡撫何上給清廷的奏文說：曾國藩經曆“數年坎坷艱辛，當成敗絕續之交，持孤注以爭命；當危疑雷撼之際，每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誌所學不以死生常變易也”。李鴻章評價他老師所以成功是因為“沉毅之氣，堅卓之力，深遠之謀，始終不變，而持之有恒”，也是講曾國藩以意誌、品格而取勝。
對曾國藩意誌品格解剖得較徹底的是梁啟超。他說：“凡古來能成大事者，必其自勝之力甚強者也。”“誌不足恃，氣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為足恃。”曾國藩“功成業定之後，論者以為乘時際會，天獨厚之；而豈知其停辛佇苦，銖積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則其為失敗之人，無可疑也”。
曾國藩早年跟從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師研究性理之學，又深受王夫之（船山）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注意把二者結合起來，提升到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就是說曾國藩十分注重品格修養和自我完善，他能夠有外王之效，成為“辦事兼傳教之人”，不能不說得自內聖之法。
曾國藩總結出養心治心、修身悟道的一整套辦法，如《養生之法五事》、《八本說》、《不忮不求四箴》、《十三字功》、《東坡五字訣》、《八德自勉戒》、《四言箴規》、《達生編六字訣解》等。這些精神品格修養的箴言，有的得自祖父輩及他個人的經驗積累，如《養生之法五事》中的“眠（睡覺）、食（吃飯）有恒”及“每夜臨睡洗腳”，是他的父親行之40年，他自己學習後堅持7年，認為大有效果後告訴弟弟們如法遵行，並寫進曾門家規中去的。“飯後3000步”他試行一年，認為很有效果，決心“自矢永不間斷”；他還肯定地說，如果身體弱的人行之三個月，“必有奇效”。
內聖可去功名
功名成敗往往是評價人的主要甚或唯一尺度。曾國藩身處名利場，善處功名。認為“個人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毀譽皆不足憂”，而憂賢不登高位，有才者不得施其能，天下愈亂而無治之日。這無疑是他精神境界比較高尚的體現。享有功名後，又以拙誠為天下倡，明知“中興”無望，但卻殫心竭力，生死赴之。他還說，“驟享大名為不祥”，偶然得來的也會偶然失去，這是沒有根基、無學養的原因。他還認為古往今來成大事業的人，都是身心極為疲憊之人，但能夠應付裕如，必有讓心“存活、休養之處”，他說：“心中不苦，才能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但暇心棄置何處，可見日後成敗。他舉西門慶和蘇軾為例，說明“暇心乃是補心”，不是“放（放縱）心”。與“暇心乃補”相關，“學養乃是正心”。人不是生而知之，但可教而知之，這個教包括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曾國藩平生“不蹈空言”，注重實效。對治心也不是僅僅闡發理論，而是歸於實踐。他說：“吾輩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雜，切身日日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曾國藩以內聖之功，收外王之效，治心修身，兼具儒、道、佛之奧旨。這一點引起了早年毛**的注意。在毛**早期的筆記式日記《講堂錄》中，有許多曾國藩治心方麵的格言警句，如“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常用則細，不用則粗”。
曾國藩治心修身的成功，也同樣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20世紀20年代，蔣研讀曾國藩的各種文集、遺集後，有感於“其苦心毅力，足為吾人之師資”，準備圍繞“治心”的內容，“摘其言行，可以為後世圭臬者，成為一書”，以作為黃埔軍校的教材。但名將蔡鍔先行一步，已編成《曾胡治兵語錄》，並由梁啟超做序，於1917年在上海發行。蔣介石對蔡鍔所編的書表示滿意，但覺得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曾國藩“苦心毅力”得以成功的內容，缺焉不詳。在他看來，這等於沒挖掘源頭，於是“擇曾胡治心之語之切要者，另列一目”，認為這樣就“可為後世法”。
曾國藩注重精神修養、品格陶鑄、意誌磨煉，這對“拜金”、“拜物”者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劑精神補藥。當然，曾國藩畢竟是屬於那個時代的人物，他的雙手染滿農民起義者的鮮血，他用血腥維護的大清王朝是江河日下、日趨走向腐朽的家天下，王運說他“令萬民塗炭，仍問心無愧”，是有道理的。
曾國藩“內聖”法修習得一身正氣，耿耿峻骨，從未推諉責任或瞻前顧後，那股倔強之氣無時不在胸中，令人慨歎。他自到翰林院後，直到死時，鞠躬盡瘁，嚴於克己，堅貞自守，不僅僅是那個時代所罕見的，即使與古代的賢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鹹豐元年（1851），曾國藩以其在籍侍郎的身份，練團訓勇，他常說，越是處境艱難，就越需要有堅定的意誌。待到轉戰江西之時，處境更加困窘，事態發展不盡如人意，一切行動大都叫人動容；一分錢一粒糧，不苦心經營，就不能獲得；一將牟一兵勇，不苦心訓誡，就不能參戰。曾國藩正是在這種困苦不堪之中，樹立起堅韌不拔的意誌，終於訓練出一支勁旅，殲滅了“流寇”，輔佐了皇上的中興之業。雖說在困苦憂患的環境中，可以造就一個人的高尚德行與高超技能，不顧外界壓力而堅持下去，可以增長人的才智和能耐，但當初艱難創業的時候，確實得有一股“內聖”的頑強挺勁。
他一生清淡節儉，常給人一種家世清貧的感覺。他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數用於公事，不曾建造一棟房屋，添置一塊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於恬淡寡欲，連每次吃飯菜都不超過四種。他家男女婚嫁，花費不超過200兩紋銀，而且作為家規家訓代代相傳。他的內心修養，具有唐代宰相楊綰和宋代做過宰相的李流的遺風。
他為人處世平和樸實，不求標新立異。他平日嚴於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說閑話”，二是“不遲起床”。即使是對外安撫異國的人們，對內接受降將，交往中一定開誠布公，言談質樸；對於中外遠近的人，他都以誠相待，而被他人認定為辦事認真，一絲不苟。無論是在軍營還是在朝廷做官，他都從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風雨交加的天氣，抱病憂懷的時候，也常常是一聽到雞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幾十年如一日。
在大千世界，唯有真正“內聖”的人才能獲得成功，唯倔強至誠才能收到實效。取巧和虛偽，固然可以取得一時的便宜，但終究必定是失敗的。曾國藩的一生事業，就靠著“內聖”二字而成功。
曾國藩生在湖南山間，亢直的性格，使得他去“偽”而崇“拙”。他的“誠拙”的態度，不但幫助他事業的成功，並且能變化他人的氣質。
李鴻章是他的學生，其才氣被曾國藩所賞識，並且自以為所不及，但他那種江南人的虛偽性，遠非質樸的曾國藩所能看得過。他看出李鴻章的才幹可用，而浮巧為其弱點，所以當李鴻章第一次進入曾國藩幕府時，曾國藩便拿出他的“內聖”之法，磨礪起學生來。
後來李鴻章的功業，未嚐不是他老師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謂“內聖拙誠”，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埋頭苦幹”，就是多做實際工作，不做口頭宣傳。這雖不能完全包括“拙誠”二字的意義，但它的精髓就在於此，所以專說大話而不知埋頭苦幹的人，是曾國藩所最瞧不起的。而他的湘軍首領，都是些不善於說話的人，他認為湘軍之所以能勝利，皆取決於此——“內聖拙誠”。
△曾氏戒傲性格之解密：
戒傲之法——樂於接受他人批評曾國藩力戒做人有傲性，認為“傲”字能讓人處於一種盲目自大、拒人批評的狀態之中。他在自己的家書中談到這樣一個道理：做人應當戒傲，其有效方法是接受別人的批評。人與人之間存在著批評與被批評的關係。有些人極不情願接受被批評，一旦遇到這種情況，就會氣不打一處來，因此，能否接受被批評成為許多人的是否能夠除傲的一大障礙，從中可見其心胸是否敞亮。
有人說，每個人一天起碼有5分鍾不夠聰明，智慧似乎也有無力感。一般人常因他人的批評而憤怒，有智慧的人卻想辦法從中學習。與其等待對手來攻擊我們，倒不如自己主動接受批評。對手對我們的看法比我們自己的現點可能更接近事實。
這裏告訴你一個故事，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是豪威爾，他深諳做人藝術。
1944年7月31日，豪威爾在紐約大使酒店突然身亡的消息震驚了全美。華爾街更是騷動，因為他是美國財經界的領袖，曾擔任美國商業信托銀行董事長，兼任幾家大公司的董事。他受的正式教育很有限，在一個鄉下小店當過店員，後來當過美國鋼鐵公司信用部經理，並一直朝更大的權力地位邁進。
豪威爾先生在被問及成功的秘訣時，曾說：“幾年來，我一直有個記事本，登記一天中有哪些約會。家人從不指望我周末晚上會在家，因為他們知道，我常把周末晚上留做自我省察，評估我在這一周中的工作表現。晚餐後，我獨自一人打開記事本，回顧一周來所有的麵談、討論及會議過程。我自問：‘我當時做錯了什麽？’‘有什麽是正確的？我還能幹什麽來改進自己的工作表現？’‘我能從這次經驗中吸取什麽教訓？’這種每周檢討有時弄得我很不開心。有時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莽撞。當然，年事漸長，這種情況倒是越來越少，我一直保持這種自我分析的習慣，它對我的做人藝術幫助非常巨大。”
一般人常因他人的批評而憤怒，有智慧的人卻想辦法從中學習。詩人惠特曼曾說：“你以為隻能向喜歡你、仰慕你、讚同你的人學習嗎？從反對你的人、批評你的人那兒，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教訓嗎？”
在別人抓到我們的弱點之前，我們應該自己認清並處理這些弱點。達爾文就是這樣做的。當達爾文完成其不朽的著作——《物種起源》時，他已意識到這一革命性的學說一定會震撼整個宗教界及學術界。因此，他主動開始自我評論，並耗時15年，不斷查證資料，向自己的理論挑戰，批評自己所下的結論。
如果有人罵你愚蠢不堪，你會生氣嗎？憤憤不平嗎？我們來看看林肯是如何處理的。
林肯的軍務部長愛德華·史丹頓就曾經這樣罵過總統。史丹頓是因為林肯的幹擾而生氣。為了取悅一些自私自利的政客，林肯簽署了一項調動兵團的命令。史丹頓不但拒絕執行林肯的命令，而且還指責林肯簽署這項命令是愚蠢到了極點。有人告訴林肯這件事，林肯平靜地回答：“史丹頓如果罵我愚蠢，我多半是真的笨，因為他幾乎總是對的。我會親自去跟他談一談。”
林肯真的去看史丹頓。史丹頓指出他這項命令是錯誤的，林肯就此收回成命。林肯很有接受批評的雅量，隻要他相信對方是真誠的、是有意幫忙的。
你我也應該歡迎這樣的批評，因為我們不可能永遠都是正確的。連羅斯福總統也隻敢期望自己能在4次裏麵，有3次是正確的。當今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也曾坦承他的結論99%都是錯誤的。
法國作家拉勞士·福古曾說：“敵人對我們的看法比我們自己的觀點可能更接近事實。”
這句話非常正確。可是被人批評的時候，如果不提醒自己還是會不假思索地采取防衛姿態。不管正確與否，人總是討厭被批評，喜歡被讚賞的。我們並非邏輯的動物，而是情緒的動物。我們的理性就像在狂風暴雨的情緒汪洋中的一葉扁舟。
聽到別人談論我們的缺點時，想辦法不要急於辯護。因為每個沒頭腦的人都是這樣的。讓我們放聰明點，也更謙虛一點，我們可以氣度恢宏地說：“如果讓他知道我其他的缺點，隻怕他還要批評得更厲害呢！”
現在提出的是另一個想法：當你因惡意的攻擊而怒火中燒時，何不先告訴自己：“等一下……我本來就不完美。連愛因斯坦都承認自己99%都是錯誤的，也許我起碼也有80%的時候是不正確的。這個批評可能來得正是時候，如果真是這樣，我應該感謝它，並想法子從中獲得益處。”
美國一家大公司的總裁查爾斯·盧克曼曾經用100萬美元請鮑伯·霍伯上廣播節目。鮑伯從不看讚賞他的信，隻看批評的信，因為他知道可以從中學到一點東西。
福特汽車公司為了了解管理與作業上有何缺失，特地邀請員工對公司提出批評。
有一位香皂推銷員，常主動要求人家給他批評。當他開始為高露潔推銷香皂時，訂單接得很少。他擔心會失業，他確信產品或價格都沒有問題，所以問題一定是出在他自己身上。每當他推銷失敗，他會在街上走一走，想想什麽地方做得不對，是表達得不夠有說服力？還是熱忱不足？有時他會折回去，問那位商家：“我不是回來賣給你香皂的，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意見與指正。請你告訴我，我剛才什麽地方做錯了？你的經驗比我豐富，事業又成功。請給我一點指正，直言無妨，請不必保留。”
他這個態度為他贏得許多友誼以及珍貴的忠告。想知道他的發展嗎？他後來升任高露潔公司總裁，高露潔公司是當代最大的香皂公司。他就是立特先生。
隻有心胸寬大的智者，才能向豪威爾、林肯、立特等看齊。四下無人時，你何不捫心自問：自己到底屬於哪一種人？記下自己做過的錯事，提出自我批評。既然我們並非完美之人，何不歡迎那些建設性的批評？不明白這些，你就難以戒掉身上的傲氣，不可能成為受人歡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