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順治七年）冬多爾袞去世，接著順治帝親政，又經過一年多的政壇風雲，這位15歲的少年天子才真正掌握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權力。
順治帝主政後，麵臨著各種尖銳的矛盾。為此，他采取了幾項重要措施，其中一項就是“下詔求言”。順治十年四月十七日（1653年5月13日）的上諭說：“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農民失業，朕甚憂之。意朕躬有缺失歟？祀享有不誠、詔令有不信、政事有未當歟？抑大小臣工懷偏私，重賄賂，不肯實心為國，曠廢職業，以致膏澤不下逮歟？抑當言不言，不當言而言，沽名釣譽，持祿養交，無濟於實事歟？抑民間疾苦無所控訴，地方各官不以實上聞歟？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見，凡有關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應興應革者，悉心條奏，毋含糊兩可，毋借端影射。若所言合理，切中過失，朕不憚改。”（《清世祖實錄》，卷74）這道上諭，言詞不可謂不懇切，期望不可謂不殷迫。
在以後的幾年裏，類似的上諭還發過好幾次。廣開言路，集思廣益，調動官員的積極性共同應對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麵所麵臨的嚴峻形勢，這應該說是一個很高明的舉措。
但是，事實並沒有如順治帝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下詔求言”遭到了群臣的冷遇，效果很不理想。這一點，順治帝曾多次談及。如順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657年11月21日），他召集三品以上官員，麵諭說：“朕年來屢飾科道各官，據實陳奏，以廣言路。乃不抒誠建議，或報私仇，或受囑托，或以瑣細之事瀆陳塞責。雖巧飾言詞，而於國家政治有何裨補？”（《清世祖實錄》，卷112）順治十七年六月九日（1660年7月15日）又頒旨說：“頃因亢旱為災，朕省躬引咎，宣諭求言。原欲大小臣工，於朕躬闕失及關係國計民生利害者，指實陳奏，以圖興革。近見入告章疏，多摭拾浮泛修飾繁詞，開列款數，沽名塞責，不惟無裨治理，反使虛文愈增，稽誤正務。其於朕躬闕失，並內外滿漢大小臣工結黨循私，貪贓壞法，以及豪右侵漁、商市強霸，一切蠹政害民之事，未見確有指陳，殊負朕省改谘詢實意。”（《清世祖實錄》，卷136）此事對這位皇帝影響甚深，可以說是終生未能釋懷。一直到他即將結束其24歲年輕生命的時候，他還在《遺詔》中專門寫了這樣一段話：“人之行事，孰能無過。在朕日禦萬幾，豈能一無違錯，惟肯聽言納諫，則有過必知。朕每自恃聰明，不能聽言納諫，古雲：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於斯言大相違背。以致臣工緘默，不肯盡言，是朕之罪一也。”（《清世祖實錄》，卷144）或者說這份《遺詔》是別人代擬的，不一定代表順治帝的思想。但無論如何，把這件事情特意鄭重其事地寫入《遺詔》，表明順治皇帝“下詔求言”的失敗，則是確鑿無疑的。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作深入的探究，看看“下詔求言”所以落得個失敗的緣由，我們會發現，根本原因不在別處，正是在大力倡導此事的順治皇帝本人身上。
按照順治帝自己的說法，叫作“居心未淨”。用我們現在的語言，就是出發點不對，動機不純。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660年7月2日）的一個上諭說：“朕統禦寰區，焦心圖治。前此屢有引咎省躬詔諭，自今追思，皆屬具文，虛邀名譽，於政事未有實益。且十二、十三年間，時有過舉，經言官指陳，有即加處分者，有優容寬宥，而此心介介尚未全釋者。事有錯誤，猶可改圖，居心未淨，政事之流弊必多。”（《清世祖實錄》，卷136）原來，皇帝的“引咎省躬詔諭”，是做做表麵文章，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虛邀名譽”，說穿了不過是一種政治“作秀”。所以對有些批評皇帝過失的話，或者“即加處分”，有的即使“優容寬宥”，心裏卻“介介尚未全釋”。我們並不驚異順治帝會有這種心態，因為這對於握有最高獨斷權力的封建君主來說，抱有這樣的想法是毫不為怪的；使我們略感驚異的倒是如此坦率的自白，應該說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了。但“求言”既然不過是一種政治“作秀”，必定難以收到切實的效果，則是確定無疑的。
正由於出發點存在問題，所以順治帝對於群臣的意見和建議，並不認真對待，往往束之高閣，置之不理。順治十七年六月一日（1660年7月7日），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朱之弼上疏說：“順治十二年下詔求言，內外千百疏，部複未見施行。臣請此次應詔章疏，倘有事關大利大害、宜因宜革者，祈皇上俯賜裁決。”（《清世祖實錄》，卷136）一方麵指責群臣“虛文塞責”，一方麵對群臣的章疏視若無睹，不理不睬，豈不是葉公好龍，大臣們哪裏還會有建言獻策的積極性？
更加重要的，是順治帝自食其言，在“求言”的時候，要求大家“有官守者，必盡其職；有言責者，必盡其言”，並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若所言合理，切中過失，朕不憚改”，“即朕躬闕失，亦直言勿諱。朕不惟不加罪，並不芥蒂於心”。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在前引的諭旨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順治帝自己的自白。我們還可以舉一個具體的實例。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655年3月5日），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因為“水旱相繼”，檢討政治得失，在奏折中曆數多爾袞開國時的種種功勞，認為對他削爵藉產，“毀滅過甚”，“其中不無冤抑”，提出“賜之昭雪，複其爵號”。多爾袞曾經是順治皇帝的最大政治威脅，也可以說是他的頭號政敵。要對多爾袞平反，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於是，他“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斟酌密議具奏”。大臣們揣摩上意，給彭長庚定了個“陽應求言，陰圖構亂，違天悖上，紊亂朝綱，煽惑國家，情罪甚大”的嚇人罪名，本擬“斬立決”，看在“係奉旨條奏之時”，從寬免死，給了個“流徙寧古塔地方”的處分。這決不是孤立的個案。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王永吉就上奏說：“夫官居言路，敷奏固其職掌，即百職諸司，感事憂時，豈無一得之見，況求之使言，誰不能言，而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於不敢。而其所以不敢之故，不過因禍福利害橫於前，誅殛放流迫於後爾。”（《清世祖實錄》，卷112）有一個叫李森先的禦史，更直截了當地指出：“皇上孜孜圖治，求言之詔屢下，而兩月以來，大小臣工，猶然遲回觀望，不肯進言者，皆以從前言事諸臣，一經懲創，則流徙永錮，遂相率以言為戒爾。”（《清世祖實錄》，卷117）你想，上書言事必須隨時冒著“誅殛放流”的風險，官員們怎麽能不“以言為戒”呢？
可見，要想真正廣開言路，讓大家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首先必須有一個真誠的態度，不是做表麵文章，一味“虛邀名譽”；還必須認真聽取和采納合理的意見，做到擇善而從；更需要有寬闊的胸懷，能夠聽得進逆耳之言，特別是要真正做到“言者無罪”，而不能以言治罪。但是，對於一個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封建帝王來說，要做到這幾點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順治皇帝“下詔求言”的失敗也就成為必然了。
順治帝主政後，麵臨著各種尖銳的矛盾。為此，他采取了幾項重要措施，其中一項就是“下詔求言”。順治十年四月十七日（1653年5月13日）的上諭說：“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農民失業，朕甚憂之。意朕躬有缺失歟？祀享有不誠、詔令有不信、政事有未當歟？抑大小臣工懷偏私，重賄賂，不肯實心為國，曠廢職業，以致膏澤不下逮歟？抑當言不言，不當言而言，沽名釣譽，持祿養交，無濟於實事歟？抑民間疾苦無所控訴，地方各官不以實上聞歟？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見，凡有關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應興應革者，悉心條奏，毋含糊兩可，毋借端影射。若所言合理，切中過失，朕不憚改。”（《清世祖實錄》，卷74）這道上諭，言詞不可謂不懇切，期望不可謂不殷迫。
在以後的幾年裏，類似的上諭還發過好幾次。廣開言路，集思廣益，調動官員的積極性共同應對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麵所麵臨的嚴峻形勢，這應該說是一個很高明的舉措。
但是，事實並沒有如順治帝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下詔求言”遭到了群臣的冷遇，效果很不理想。這一點，順治帝曾多次談及。如順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657年11月21日），他召集三品以上官員，麵諭說：“朕年來屢飾科道各官，據實陳奏，以廣言路。乃不抒誠建議，或報私仇，或受囑托，或以瑣細之事瀆陳塞責。雖巧飾言詞，而於國家政治有何裨補？”（《清世祖實錄》，卷112）順治十七年六月九日（1660年7月15日）又頒旨說：“頃因亢旱為災，朕省躬引咎，宣諭求言。原欲大小臣工，於朕躬闕失及關係國計民生利害者，指實陳奏，以圖興革。近見入告章疏，多摭拾浮泛修飾繁詞，開列款數，沽名塞責，不惟無裨治理，反使虛文愈增，稽誤正務。其於朕躬闕失，並內外滿漢大小臣工結黨循私，貪贓壞法，以及豪右侵漁、商市強霸，一切蠹政害民之事，未見確有指陳，殊負朕省改谘詢實意。”（《清世祖實錄》，卷136）此事對這位皇帝影響甚深，可以說是終生未能釋懷。一直到他即將結束其24歲年輕生命的時候，他還在《遺詔》中專門寫了這樣一段話：“人之行事，孰能無過。在朕日禦萬幾，豈能一無違錯，惟肯聽言納諫，則有過必知。朕每自恃聰明，不能聽言納諫，古雲：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於斯言大相違背。以致臣工緘默，不肯盡言，是朕之罪一也。”（《清世祖實錄》，卷144）或者說這份《遺詔》是別人代擬的，不一定代表順治帝的思想。但無論如何，把這件事情特意鄭重其事地寫入《遺詔》，表明順治皇帝“下詔求言”的失敗，則是確鑿無疑的。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作深入的探究，看看“下詔求言”所以落得個失敗的緣由，我們會發現，根本原因不在別處，正是在大力倡導此事的順治皇帝本人身上。
按照順治帝自己的說法，叫作“居心未淨”。用我們現在的語言，就是出發點不對，動機不純。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660年7月2日）的一個上諭說：“朕統禦寰區，焦心圖治。前此屢有引咎省躬詔諭，自今追思，皆屬具文，虛邀名譽，於政事未有實益。且十二、十三年間，時有過舉，經言官指陳，有即加處分者，有優容寬宥，而此心介介尚未全釋者。事有錯誤，猶可改圖，居心未淨，政事之流弊必多。”（《清世祖實錄》，卷136）原來，皇帝的“引咎省躬詔諭”，是做做表麵文章，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虛邀名譽”，說穿了不過是一種政治“作秀”。所以對有些批評皇帝過失的話，或者“即加處分”，有的即使“優容寬宥”，心裏卻“介介尚未全釋”。我們並不驚異順治帝會有這種心態，因為這對於握有最高獨斷權力的封建君主來說，抱有這樣的想法是毫不為怪的；使我們略感驚異的倒是如此坦率的自白，應該說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了。但“求言”既然不過是一種政治“作秀”，必定難以收到切實的效果，則是確定無疑的。
正由於出發點存在問題，所以順治帝對於群臣的意見和建議，並不認真對待，往往束之高閣，置之不理。順治十七年六月一日（1660年7月7日），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朱之弼上疏說：“順治十二年下詔求言，內外千百疏，部複未見施行。臣請此次應詔章疏，倘有事關大利大害、宜因宜革者，祈皇上俯賜裁決。”（《清世祖實錄》，卷136）一方麵指責群臣“虛文塞責”，一方麵對群臣的章疏視若無睹，不理不睬，豈不是葉公好龍，大臣們哪裏還會有建言獻策的積極性？
更加重要的，是順治帝自食其言，在“求言”的時候，要求大家“有官守者，必盡其職；有言責者，必盡其言”，並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若所言合理，切中過失，朕不憚改”，“即朕躬闕失，亦直言勿諱。朕不惟不加罪，並不芥蒂於心”。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在前引的諭旨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順治帝自己的自白。我們還可以舉一個具體的實例。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655年3月5日），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因為“水旱相繼”，檢討政治得失，在奏折中曆數多爾袞開國時的種種功勞，認為對他削爵藉產，“毀滅過甚”，“其中不無冤抑”，提出“賜之昭雪，複其爵號”。多爾袞曾經是順治皇帝的最大政治威脅，也可以說是他的頭號政敵。要對多爾袞平反，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於是，他“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斟酌密議具奏”。大臣們揣摩上意，給彭長庚定了個“陽應求言，陰圖構亂，違天悖上，紊亂朝綱，煽惑國家，情罪甚大”的嚇人罪名，本擬“斬立決”，看在“係奉旨條奏之時”，從寬免死，給了個“流徙寧古塔地方”的處分。這決不是孤立的個案。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王永吉就上奏說：“夫官居言路，敷奏固其職掌，即百職諸司，感事憂時，豈無一得之見，況求之使言，誰不能言，而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於不敢。而其所以不敢之故，不過因禍福利害橫於前，誅殛放流迫於後爾。”（《清世祖實錄》，卷112）有一個叫李森先的禦史，更直截了當地指出：“皇上孜孜圖治，求言之詔屢下，而兩月以來，大小臣工，猶然遲回觀望，不肯進言者，皆以從前言事諸臣，一經懲創，則流徙永錮，遂相率以言為戒爾。”（《清世祖實錄》，卷117）你想，上書言事必須隨時冒著“誅殛放流”的風險，官員們怎麽能不“以言為戒”呢？
可見，要想真正廣開言路，讓大家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首先必須有一個真誠的態度，不是做表麵文章，一味“虛邀名譽”；還必須認真聽取和采納合理的意見，做到擇善而從；更需要有寬闊的胸懷，能夠聽得進逆耳之言，特別是要真正做到“言者無罪”，而不能以言治罪。但是，對於一個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封建帝王來說，要做到這幾點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順治皇帝“下詔求言”的失敗也就成為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