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在宮中淨發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響。
入關前，順治對佛教一無所知。作為與明政權相抗衡的、統治著廣大東北地區的清政權的承繼者，其滿族文化傳統中，並沒有一種係統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論。他們在祭祀活動中崇拜的，是自然的萬物多神。由於主持祭祀的人，按滿語稱為“薩滿”、“薩瑪”、“薩麻”、“珊蠻”等，這種宗教就被稱為“薩滿教”。它產生於遠古，沒有統一的教理教義，是一種原始的自然宗教。
而順治入關後，由於其朝政被做攝政王的叔父多爾袞所把持，多爾袞對順治的教育，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所以順治的幼年和少年時期，像所有滿族孩子一樣，熱心於騎馬、射箭和圍獵，對漢文化一片茫然。
據《清世祖實錄》卷三、卷九、卷十五等處的記載，就順治接受漢文化教育的問題，都察院承政滿達海、給事中郝傑、大學士馮銓、洪承疇等人，都曾經先後向多爾袞上疏，請求選擇有學識的人輔導順治的學習，但都被多爾袞以順治年幼的理由拒絕了。後來，多爾袞對這種建議索性置之不理。隻是因為多爾袞在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順治的漢化教育一下成為必然。麵對如此豐富而悠久的漢文化和曆史，出於實施統治的需求，順治在幾乎不識漢字的基礎上孜孜求學。但最先植入他頭腦中的宗教，卻並非是已被漢文化深深吸納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沒能融入漢文化的基督教。
順治親政的第一年，為了學習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曆法等天文、物理知識，就接受了大學士範文程的引見，召見了在欽天監任職的北京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湯若望淵博高深的學識，得到了順治帝的尊敬。而湯若望在得到這種教習機會後，在解釋科學知識的同時，開始向順治帝傳輸基督教教義。教義中關於一切罪過都可以通過懺悔而獲得天主寬恕、並免遭審判的思想，也隨之植入了順治的心靈。但湯若望在順治頭腦中苦心營造的這一信仰，終因缺少這片廣闊土地的文化滋養而坍塌了——在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養著的佛教，其關於相同問題及出路的闡釋，最終征服了順治帝，並成為了他的人生信仰。
學界人士曾普遍認為，順治帝接觸佛教，開始於同京師海會寺主持憨璞聰的會晤。那一年，是順治十四年（1657）。但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保存的“內國史院滿文檔案”的佐證，晏子友先生論證了順治帝應該是在八年的秋冬，通過認識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內靜修的別山法師而開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廣泛發展，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並在傳播過程中逐漸形成天台宗、律宗、淨土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禪宗，又是影響力最大的占主導地位的宗派。而禪宗在發展中，又分化為曹洞、雲門、法眼、溈仰、臨濟五宗。其中，臨濟、曹洞又是流傳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的兩個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們同順治之間的往來，被記載在景忠山上眾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麵記載著在順治八年（1651），順治因為出獵來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會見了主持海壽法師，得知“知止洞”內，有一位別山禪師已經在洞內靜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後，回宮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園（又名蕉園）辟出萬善殿，召別山法師入宮，供其修身。但法師在禮節性地入宮後，就拒絕了順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繼續住在石洞內修行了。這件事，使順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獨立的人，他們的信仰與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於是，順治陸續延請了一些佛門中人入住萬善殿，開始了同佛教的接觸。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別山法師，由於給順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順治十年（1653）又被詔入西苑椒園，賜號“慧善普應禪師”，並在椒園住了下來。
但是僅憑碑文石刻的記載，多少有些孤證，而《清世祖實錄》等漢文的官方檔案中，又沒有順治曾經在八年駕臨景忠山的記載。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保存的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冊上麵記載，順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順治帝與皇太後、皇後一起行獵，駐於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莊，並在這一天，去了娘娘廟，賞和尚海壽千兩銀子。等到從灤州回鑾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廟，“賜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銀一百兩”。這裏，娘娘廟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稱，海壽即該殿的主持法師，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別山”，隻是因為在將滿文翻譯成漢文時，地名、人名的翻譯使用的是音譯方法，因之所選的音譯漢字不同而已。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冊”，是清朝初期內國史院這個政府機構為纂修國史而輯錄的滿文檔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順序編輯。由於修史角度的不同，檔冊所輯錄的事件內容就詳略不同。盡管是簡單的記載，但將其與碑文石刻相對照，其登山原因、時間、別山法師修行處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證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實的真實性。
但可能是因為曹洞宗的參佛方法著重於從個體去體悟佛性，不是很適合順治當時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礎，而且這種教派的修身方法，也決定了海壽、別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辭，所以當順治在十四年（1657）結識了禪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臨濟宗的一些僧人後，曾說，一開始我雖然尊崇佛教，卻並不知道有教法派別的區分，也不知道各個教派中的高僧，知道這些，是從憨璞聰開始。
憨璞聰，福建延平人，是臨濟宗的高僧。他在順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於京師城南的海會寺請來做主持，從而使臨濟宗的宗風在京師大振。臨濟宗的教法，重在通過師生問答的方法衡量雙方悟境的深淺，並針對不同的悟境程度，對參學者進行說教，提倡通過交流使人省悟。這種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適合順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幾次長談後，順治就對佛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請憨璞聰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況，開始延請臨濟宗的高僧入宮闡釋佛法。其中對順治影響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報恩寺主持玉林琇，浙江寧波天童寺主持木陳忞，以及玉林琇引薦的弟子茆溪森，木陳忞引薦的弟子旅庵、山曉等人。在這些僧人的包圍闡釋下，順治從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並轉變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認玉林琇為師，請其為自己起了法名“行癡”，西苑萬善殿就成了他參禪拜佛和與這些僧人討論佛法的處所。玉林琇的大弟子茆溪森，不僅成了他的師兄，更因為自身學識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順治的深深信賴。有關順治帝與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動和交談，都可以從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記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帝在思想上，已經完全接受了佛教關於生命輪回、個人承擔著自身一世的善惡報應、如想脫離輪回隻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義。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過是過眼煙雲，來生並不知會在何處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創後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結果。
順治在宮中淨發出家，其另一個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創——他的愛妃董鄂氏去世了。
據《清史稿—後妃傳》記載，董鄂妃是內大臣鄂碩的女兒，在順治十三年（1656）的夏天，年已十八歲的時候，入宮侍奉順治帝。再據《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二記載，夏天入宮的她，在七月份就準備立妃。卷一百三記載，在八月二十二日，則被正式冊立為賢妃。冊文中順治帝稱讚她“性資敏慧，軌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過“貴妃”這一級別，準備立她為“皇貴妃”了。卷一百五，則對十二月初六日舉行的正式冊禮，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冊文中，順治帝再次稱讚董鄂妃“敏慧夙成，謙恭有度，椒塗敷秀，弘昭四德之修”，並且為了這次冊立，頒發詔書，大赦天下，將自己喜悅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國。該詔書長一百九十厘米，寬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這樣，董鄂氏從入宮到晉升為等級最高的嬪妃——皇貴妃，不過用了半年的時間，況且因其冊立之事還頒發了大赦詔書。頒詔這種禮遇，通常隻發生在冊立皇後的時候。但她確也做了皇後——是在死後被追封的，時間是順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後的第三天，諡號為“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後”。這個時候，順治的皇後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後，是科爾沁貝勒綽爾濟的女兒，名叫博爾濟吉特氏熣饢瘓曆了董鄂妃的被寵幸而險些被廢的孝惠皇後，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才去世，享年七十七歲。這樣，如果取諡號的前兩字，董鄂妃又是“孝獻皇後”；取後兩字，也就稱“端敬皇後”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順治帝非常難過。在《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三十九記載，去世的當天，順治帝傳諭，親王以下，滿漢四品官員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婦等人，全部聚集到景運門哭臨，這就是全部的皇親國戚了。而移送梓宮的時候，這些人又必須隨同護送。卷一百四十記載，順治帝為董鄂妃的去世輟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喪服，朝廷官員和命婦們為此穿的喪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許脫下。卷一百四十二記載，到了百日祭奠這天，又是諸王以下、文武官員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婦以上，全部齊集舉哀。另外從他親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後行狀》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筆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優良品行，並傾注了自己的綿綿愛意。如此不同尋常的晉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尋常的禮遇，隻說明，順治深深愛著這位董鄂妃。但這位極度受寵的董鄂妃，因為記載她來到順治身邊的年齡是十八歲，就引起了後人對她入宮前的身份的猜測。因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過報選秀女這個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順治的。清朝相關的法規限定，報選秀女的年齡是十三到十六歲。如果隱瞞不報，身為滿族軍官的她父親，是要依照相關法規受到處罰的。所以，她這樣的年齡，是從什麽渠道入宮的呢？最廣泛的猜測演義，就是說，她是被擄獻入宮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出生於明天啟四年（1624）。這個出生時間，是根據她的丈夫冒襄寫的紀念文章《影梅庵憶語》推算的。冒襄，字辟疆，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學家，與侯方域、陳貞慧、方以智一起，被並稱為“明末四公子”，是名噪一時的人物。他的《影梅庵憶語》，寫於小宛去世後。文中追憶同小宛相識的時間，是明崇禎十二年（1639），這年小宛十六歲。如此推知，小宛應該是在明天啟四年（1624）出生。而順治帝則出生於清崇德二年（1637），這個概念就是，小宛要比順治大十三四歲。冒襄記錄小宛死亡的時間，是順治八年正月初二（1651年1月22日）。這一年，順治帝剛剛十四歲，還沒有到大婚的年齡。所以單從年齡和小宛去世的時間上推論，董鄂妃也不可能是董小宛。況且，在《影梅庵憶語》中，冒襄詳細記錄了為小宛贖身、一起回家後遭遇的戰亂逃亡生活，以及小宛最後病死的全過程。董小宛死去的地點，是江蘇如皋叫“水繪園”的家中屬於自己的那間房子裏——“影梅庵”。她的死亡，還得到了當時一些著名學士的見證。所以董鄂妃不可能是董小宛。
據一些史學研究書籍闡述，董鄂妃在來到順治帝身邊之前，是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妻子。她是在順治十年（1653）十五歲時入選秀女，指配給了襄親王，在第二年成婚。成婚時董鄂妃十六歲，襄親王十三歲。這位生於清崇德五年（1641）名叫博穆博果爾的襄親王，是皇太極的第十一個兒子，其母親是懿靖貴妃博爾濟吉特氏。也就是說，襄親王是順治帝的同父異母弟弟。這樣，董鄂妃在來到順治帝身邊之前，就是順治的弟媳了。
不過，在關於順治為什麽要淨發出家這個問題上，董鄂妃在入宮前的身份是什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入宮後贏得了順治帝的感情，並且她的死給了順治帝以感情上的重創，成為順治萌發出家念頭的一個直接契機。
綜上所述，順治帝在十七年（1660）十月，因佛教信仰的影響和愛妃董鄂氏去世的刺激，於西苑（中南海）萬善殿，舉行過皈依佛門的淨發儀式，但不久即決定蓄發留俗。
入關前，順治對佛教一無所知。作為與明政權相抗衡的、統治著廣大東北地區的清政權的承繼者，其滿族文化傳統中，並沒有一種係統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論。他們在祭祀活動中崇拜的，是自然的萬物多神。由於主持祭祀的人，按滿語稱為“薩滿”、“薩瑪”、“薩麻”、“珊蠻”等，這種宗教就被稱為“薩滿教”。它產生於遠古，沒有統一的教理教義，是一種原始的自然宗教。
而順治入關後，由於其朝政被做攝政王的叔父多爾袞所把持，多爾袞對順治的教育，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所以順治的幼年和少年時期，像所有滿族孩子一樣，熱心於騎馬、射箭和圍獵，對漢文化一片茫然。
據《清世祖實錄》卷三、卷九、卷十五等處的記載，就順治接受漢文化教育的問題，都察院承政滿達海、給事中郝傑、大學士馮銓、洪承疇等人，都曾經先後向多爾袞上疏，請求選擇有學識的人輔導順治的學習，但都被多爾袞以順治年幼的理由拒絕了。後來，多爾袞對這種建議索性置之不理。隻是因為多爾袞在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順治的漢化教育一下成為必然。麵對如此豐富而悠久的漢文化和曆史，出於實施統治的需求，順治在幾乎不識漢字的基礎上孜孜求學。但最先植入他頭腦中的宗教，卻並非是已被漢文化深深吸納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沒能融入漢文化的基督教。
順治親政的第一年，為了學習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曆法等天文、物理知識，就接受了大學士範文程的引見，召見了在欽天監任職的北京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湯若望淵博高深的學識，得到了順治帝的尊敬。而湯若望在得到這種教習機會後，在解釋科學知識的同時，開始向順治帝傳輸基督教教義。教義中關於一切罪過都可以通過懺悔而獲得天主寬恕、並免遭審判的思想，也隨之植入了順治的心靈。但湯若望在順治頭腦中苦心營造的這一信仰，終因缺少這片廣闊土地的文化滋養而坍塌了——在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養著的佛教，其關於相同問題及出路的闡釋，最終征服了順治帝，並成為了他的人生信仰。
學界人士曾普遍認為，順治帝接觸佛教，開始於同京師海會寺主持憨璞聰的會晤。那一年，是順治十四年（1657）。但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保存的“內國史院滿文檔案”的佐證，晏子友先生論證了順治帝應該是在八年的秋冬，通過認識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內靜修的別山法師而開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廣泛發展，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並在傳播過程中逐漸形成天台宗、律宗、淨土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禪宗，又是影響力最大的占主導地位的宗派。而禪宗在發展中，又分化為曹洞、雲門、法眼、溈仰、臨濟五宗。其中，臨濟、曹洞又是流傳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的兩個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們同順治之間的往來，被記載在景忠山上眾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麵記載著在順治八年（1651），順治因為出獵來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會見了主持海壽法師，得知“知止洞”內，有一位別山禪師已經在洞內靜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後，回宮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園（又名蕉園）辟出萬善殿，召別山法師入宮，供其修身。但法師在禮節性地入宮後，就拒絕了順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繼續住在石洞內修行了。這件事，使順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獨立的人，他們的信仰與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於是，順治陸續延請了一些佛門中人入住萬善殿，開始了同佛教的接觸。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別山法師，由於給順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順治十年（1653）又被詔入西苑椒園，賜號“慧善普應禪師”，並在椒園住了下來。
但是僅憑碑文石刻的記載，多少有些孤證，而《清世祖實錄》等漢文的官方檔案中，又沒有順治曾經在八年駕臨景忠山的記載。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保存的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冊上麵記載，順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順治帝與皇太後、皇後一起行獵，駐於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莊，並在這一天，去了娘娘廟，賞和尚海壽千兩銀子。等到從灤州回鑾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廟，“賜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銀一百兩”。這裏，娘娘廟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稱，海壽即該殿的主持法師，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別山”，隻是因為在將滿文翻譯成漢文時，地名、人名的翻譯使用的是音譯方法，因之所選的音譯漢字不同而已。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冊”，是清朝初期內國史院這個政府機構為纂修國史而輯錄的滿文檔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順序編輯。由於修史角度的不同，檔冊所輯錄的事件內容就詳略不同。盡管是簡單的記載，但將其與碑文石刻相對照，其登山原因、時間、別山法師修行處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證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實的真實性。
但可能是因為曹洞宗的參佛方法著重於從個體去體悟佛性，不是很適合順治當時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礎，而且這種教派的修身方法，也決定了海壽、別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辭，所以當順治在十四年（1657）結識了禪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臨濟宗的一些僧人後，曾說，一開始我雖然尊崇佛教，卻並不知道有教法派別的區分，也不知道各個教派中的高僧，知道這些，是從憨璞聰開始。
憨璞聰，福建延平人，是臨濟宗的高僧。他在順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於京師城南的海會寺請來做主持，從而使臨濟宗的宗風在京師大振。臨濟宗的教法，重在通過師生問答的方法衡量雙方悟境的深淺，並針對不同的悟境程度，對參學者進行說教，提倡通過交流使人省悟。這種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適合順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幾次長談後，順治就對佛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請憨璞聰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況，開始延請臨濟宗的高僧入宮闡釋佛法。其中對順治影響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報恩寺主持玉林琇，浙江寧波天童寺主持木陳忞，以及玉林琇引薦的弟子茆溪森，木陳忞引薦的弟子旅庵、山曉等人。在這些僧人的包圍闡釋下，順治從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並轉變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認玉林琇為師，請其為自己起了法名“行癡”，西苑萬善殿就成了他參禪拜佛和與這些僧人討論佛法的處所。玉林琇的大弟子茆溪森，不僅成了他的師兄，更因為自身學識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順治的深深信賴。有關順治帝與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動和交談，都可以從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記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帝在思想上，已經完全接受了佛教關於生命輪回、個人承擔著自身一世的善惡報應、如想脫離輪回隻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義。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過是過眼煙雲，來生並不知會在何處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創後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結果。
順治在宮中淨發出家，其另一個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創——他的愛妃董鄂氏去世了。
據《清史稿—後妃傳》記載，董鄂妃是內大臣鄂碩的女兒，在順治十三年（1656）的夏天，年已十八歲的時候，入宮侍奉順治帝。再據《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二記載，夏天入宮的她，在七月份就準備立妃。卷一百三記載，在八月二十二日，則被正式冊立為賢妃。冊文中順治帝稱讚她“性資敏慧，軌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過“貴妃”這一級別，準備立她為“皇貴妃”了。卷一百五，則對十二月初六日舉行的正式冊禮，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冊文中，順治帝再次稱讚董鄂妃“敏慧夙成，謙恭有度，椒塗敷秀，弘昭四德之修”，並且為了這次冊立，頒發詔書，大赦天下，將自己喜悅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國。該詔書長一百九十厘米，寬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這樣，董鄂氏從入宮到晉升為等級最高的嬪妃——皇貴妃，不過用了半年的時間，況且因其冊立之事還頒發了大赦詔書。頒詔這種禮遇，通常隻發生在冊立皇後的時候。但她確也做了皇後——是在死後被追封的，時間是順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後的第三天，諡號為“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後”。這個時候，順治的皇後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後，是科爾沁貝勒綽爾濟的女兒，名叫博爾濟吉特氏熣饢瘓曆了董鄂妃的被寵幸而險些被廢的孝惠皇後，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才去世，享年七十七歲。這樣，如果取諡號的前兩字，董鄂妃又是“孝獻皇後”；取後兩字，也就稱“端敬皇後”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順治帝非常難過。在《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三十九記載，去世的當天，順治帝傳諭，親王以下，滿漢四品官員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婦等人，全部聚集到景運門哭臨，這就是全部的皇親國戚了。而移送梓宮的時候，這些人又必須隨同護送。卷一百四十記載，順治帝為董鄂妃的去世輟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喪服，朝廷官員和命婦們為此穿的喪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許脫下。卷一百四十二記載，到了百日祭奠這天，又是諸王以下、文武官員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婦以上，全部齊集舉哀。另外從他親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後行狀》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筆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優良品行，並傾注了自己的綿綿愛意。如此不同尋常的晉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尋常的禮遇，隻說明，順治深深愛著這位董鄂妃。但這位極度受寵的董鄂妃，因為記載她來到順治身邊的年齡是十八歲，就引起了後人對她入宮前的身份的猜測。因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過報選秀女這個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順治的。清朝相關的法規限定，報選秀女的年齡是十三到十六歲。如果隱瞞不報，身為滿族軍官的她父親，是要依照相關法規受到處罰的。所以，她這樣的年齡，是從什麽渠道入宮的呢？最廣泛的猜測演義，就是說，她是被擄獻入宮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出生於明天啟四年（1624）。這個出生時間，是根據她的丈夫冒襄寫的紀念文章《影梅庵憶語》推算的。冒襄，字辟疆，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學家，與侯方域、陳貞慧、方以智一起，被並稱為“明末四公子”，是名噪一時的人物。他的《影梅庵憶語》，寫於小宛去世後。文中追憶同小宛相識的時間，是明崇禎十二年（1639），這年小宛十六歲。如此推知，小宛應該是在明天啟四年（1624）出生。而順治帝則出生於清崇德二年（1637），這個概念就是，小宛要比順治大十三四歲。冒襄記錄小宛死亡的時間，是順治八年正月初二（1651年1月22日）。這一年，順治帝剛剛十四歲，還沒有到大婚的年齡。所以單從年齡和小宛去世的時間上推論，董鄂妃也不可能是董小宛。況且，在《影梅庵憶語》中，冒襄詳細記錄了為小宛贖身、一起回家後遭遇的戰亂逃亡生活，以及小宛最後病死的全過程。董小宛死去的地點，是江蘇如皋叫“水繪園”的家中屬於自己的那間房子裏——“影梅庵”。她的死亡，還得到了當時一些著名學士的見證。所以董鄂妃不可能是董小宛。
據一些史學研究書籍闡述，董鄂妃在來到順治帝身邊之前，是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妻子。她是在順治十年（1653）十五歲時入選秀女，指配給了襄親王，在第二年成婚。成婚時董鄂妃十六歲，襄親王十三歲。這位生於清崇德五年（1641）名叫博穆博果爾的襄親王，是皇太極的第十一個兒子，其母親是懿靖貴妃博爾濟吉特氏。也就是說，襄親王是順治帝的同父異母弟弟。這樣，董鄂妃在來到順治帝身邊之前，就是順治的弟媳了。
不過，在關於順治為什麽要淨發出家這個問題上，董鄂妃在入宮前的身份是什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入宮後贏得了順治帝的感情，並且她的死給了順治帝以感情上的重創，成為順治萌發出家念頭的一個直接契機。
綜上所述，順治帝在十七年（1660）十月，因佛教信仰的影響和愛妃董鄂氏去世的刺激，於西苑（中南海）萬善殿，舉行過皈依佛門的淨發儀式，但不久即決定蓄發留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