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桓帝、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爭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得名。前後共發生過兩次。黨錮之禍以宦官誅殺士大夫一黨幾盡而結束,當時的言論以及日後的史學家多同情士大夫一黨,並認為黨錮之禍傷漢朝根本,為黃巾之亂和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宦官和外戚把持著選拔官吏的大權,他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門路。當時,民間有這麽一種說法:當選才學優秀的卻沒有文化,當選品德高尚的竟不供養父母,當選清貧純潔的反比汙泥穢濁,當選勇猛有帥才的竟膽小如鼠。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統治下,社會危機日益加深,東漢王朝瀕臨危境,一些有識之士深為憂慮。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前途同樣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當時的政局提出尖銳的批評,對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官紳則加以表揚,士人階層逐漸形成“清議”之風——太學生及名士們通過清議表達他們關心社會、參與政治的熱情。
在反宦官專權的鬥爭中,一批不畏強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懲治不法的宦官權貴,李膺、陳蕃、王暢等“黨人”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們評議朝政、褒貶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惡評,州郡都有官學,太學生與州郡學生互通聲氣,形成一個全國範圍的政治團體。宦官和他的徒黨無論在宮內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擊。桓帝初年,司隸校尉李膺親自帶人到大宦官張讓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惡極的張朔抓獲,繩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對宦官勢力的打擊,遭遇宦官集團的瘋狂反撲,官僚士大夫、太學生與宦官集團的矛盾迅速激化,並最終釀成“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在公元166年,有個名叫張成的方術士,與宦官往來密切,甚至連漢桓帝也曾經召他去講學。據說他推算到將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兒子殺人。李膺得知後,立即派人將他的兒子抓捕歸案。這時,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應該將罪人釋放,可是張成平素結交宦官,作惡多端,李膺便不顧赦令,毅然將他的兒子處死,遭到宦官集團的誣陷,並進行瘋狂報複。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為黨人,下獄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脫的人亦受到通緝。這種伎倆遭到了許多正義官僚的斥責和抵製。太尉陳蕃極力反對迫害黨人,他拒絕審理李膺等人,堅決不在判處李膺的公文上簽字,因而被罷免。與此同時,大將軍竇武雖是桓帝的嶽父,但反對迫害黨人,並以辭職相威脅,李膺等人也在獄中展開積極的鬥爭。宦官雖然政治上有很大權力,但社會地位極低,精神上更是渾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獲得士人們的一些禮遇為榮幸。因此,當李膺在獄中牽引出不少宦官親眷時,宦官們害怕受到牽連,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竇武的從中出麵勸說,桓帝被迫赦免黨人,但規定禁錮終身,不許再做官。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黨人的聲望在全國空前高漲,許多人把改變社會的希望寄托到黨人身上,並且以和黨人結交為榮。像竇武那樣的貴族,也要裝出樸素生活的樣子來接近黨人。
雖然黨人的名單還沒有被官府登記在案,而全國各地卻給黨人貫以各種稱號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友”等。這些人互相激勵,反抗宦官的呼聲再度高漲。公元168年,桓帝死,靈帝即位。竇太後臨朝,竇武掌朝政,竇武與陳蕃、李膺等人合謀,欲除宦官之禍,不幸事泄。宦官殺竇武、陳蕃,宦官權力達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覽在山陽郡的家屬倚仗權勢,橫行鄉裏,殘害百姓。時任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便向朝廷告發,要求處置侯覽。侯覽則指使人告發張儉等結黨營私,並且無限上綱上線,擴大打擊麵。靈帝依靠宦官,再次大興黨獄,李膺、杜密、範滂等一百多人慘死在獄中,禁錮六七百人。黨人五服內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凡有官職的全部免官禁錮,唯有張儉巧妙地躲過了宦官的追捕。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這次黨錮對士人的打擊是慘重的,內外官職幾乎全部被宦官集團占據了。
黨錮之禍延續了近二十年,直到黃巾起義爆發。當時宦官們害怕黃巾起義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願做內應,有些則召還做地方官的子弟和黨徒,準備退讓。漢靈帝很孤獨,質問宦官們:“你們都說黨人該殺該禁錮,但關鍵時刻還是這些黨人為國家出力,而你們卻和黃巾軍通情,其實該殺的是你們。”於是,漢靈帝下詔解除黨錮。但是,黨錮之禍使東漢社會損失了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致使朝政腐敗,社會毫無生機和活力。黨錮之禍宣告了東漢社會已經病入膏肓。飽受宦官高壓的士族階級因此又得了勢,借鎮壓黃巾起義的機會,紛紛組織武裝,等待割據稱雄時代的到來。
宦官和外戚把持著選拔官吏的大權,他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門路。當時,民間有這麽一種說法:當選才學優秀的卻沒有文化,當選品德高尚的竟不供養父母,當選清貧純潔的反比汙泥穢濁,當選勇猛有帥才的竟膽小如鼠。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統治下,社會危機日益加深,東漢王朝瀕臨危境,一些有識之士深為憂慮。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前途同樣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當時的政局提出尖銳的批評,對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官紳則加以表揚,士人階層逐漸形成“清議”之風——太學生及名士們通過清議表達他們關心社會、參與政治的熱情。
在反宦官專權的鬥爭中,一批不畏強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懲治不法的宦官權貴,李膺、陳蕃、王暢等“黨人”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們評議朝政、褒貶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惡評,州郡都有官學,太學生與州郡學生互通聲氣,形成一個全國範圍的政治團體。宦官和他的徒黨無論在宮內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擊。桓帝初年,司隸校尉李膺親自帶人到大宦官張讓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惡極的張朔抓獲,繩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對宦官勢力的打擊,遭遇宦官集團的瘋狂反撲,官僚士大夫、太學生與宦官集團的矛盾迅速激化,並最終釀成“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在公元166年,有個名叫張成的方術士,與宦官往來密切,甚至連漢桓帝也曾經召他去講學。據說他推算到將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兒子殺人。李膺得知後,立即派人將他的兒子抓捕歸案。這時,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應該將罪人釋放,可是張成平素結交宦官,作惡多端,李膺便不顧赦令,毅然將他的兒子處死,遭到宦官集團的誣陷,並進行瘋狂報複。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為黨人,下獄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脫的人亦受到通緝。這種伎倆遭到了許多正義官僚的斥責和抵製。太尉陳蕃極力反對迫害黨人,他拒絕審理李膺等人,堅決不在判處李膺的公文上簽字,因而被罷免。與此同時,大將軍竇武雖是桓帝的嶽父,但反對迫害黨人,並以辭職相威脅,李膺等人也在獄中展開積極的鬥爭。宦官雖然政治上有很大權力,但社會地位極低,精神上更是渾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獲得士人們的一些禮遇為榮幸。因此,當李膺在獄中牽引出不少宦官親眷時,宦官們害怕受到牽連,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竇武的從中出麵勸說,桓帝被迫赦免黨人,但規定禁錮終身,不許再做官。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黨人的聲望在全國空前高漲,許多人把改變社會的希望寄托到黨人身上,並且以和黨人結交為榮。像竇武那樣的貴族,也要裝出樸素生活的樣子來接近黨人。
雖然黨人的名單還沒有被官府登記在案,而全國各地卻給黨人貫以各種稱號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友”等。這些人互相激勵,反抗宦官的呼聲再度高漲。公元168年,桓帝死,靈帝即位。竇太後臨朝,竇武掌朝政,竇武與陳蕃、李膺等人合謀,欲除宦官之禍,不幸事泄。宦官殺竇武、陳蕃,宦官權力達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覽在山陽郡的家屬倚仗權勢,橫行鄉裏,殘害百姓。時任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便向朝廷告發,要求處置侯覽。侯覽則指使人告發張儉等結黨營私,並且無限上綱上線,擴大打擊麵。靈帝依靠宦官,再次大興黨獄,李膺、杜密、範滂等一百多人慘死在獄中,禁錮六七百人。黨人五服內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凡有官職的全部免官禁錮,唯有張儉巧妙地躲過了宦官的追捕。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這次黨錮對士人的打擊是慘重的,內外官職幾乎全部被宦官集團占據了。
黨錮之禍延續了近二十年,直到黃巾起義爆發。當時宦官們害怕黃巾起義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願做內應,有些則召還做地方官的子弟和黨徒,準備退讓。漢靈帝很孤獨,質問宦官們:“你們都說黨人該殺該禁錮,但關鍵時刻還是這些黨人為國家出力,而你們卻和黃巾軍通情,其實該殺的是你們。”於是,漢靈帝下詔解除黨錮。但是,黨錮之禍使東漢社會損失了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致使朝政腐敗,社會毫無生機和活力。黨錮之禍宣告了東漢社會已經病入膏肓。飽受宦官高壓的士族階級因此又得了勢,借鎮壓黃巾起義的機會,紛紛組織武裝,等待割據稱雄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