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極之時，已潛伏著末世的危機。康乾之後，清朝便開始衰敗。嘉慶、道光年間，吏治日趨腐敗，幣滯粟賤，士民饑困。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夕，清朝政府的經濟狀況已陷入窘境，當時內有人民的反抗，外有殖民者的入侵，社會危機已十分嚴重。
國庫虧空是財政危機最具體的表現。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清政府國庫已虧銀900萬兩。造成國庫虧空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巨額的軍費開支。嘉慶年間每年常額軍費為2000萬兩，約占其歲入的1／2。多次用兵，所耗戰費更是驚人。嘉、道(鴉片戰爭前)兩朝共耗戰費38272萬兩。但清朝統治者不顧國乏民貧，仍然揮金如土。朝廷慶典不斷，且窮奢極侈；又大興土木，修建宮苑。修築圓明園和熱河的避暑山莊，耗資巨大。為應付龐大的開支，清政府隻好巧立名目，向老百姓盡情搜刮，並賣官鬻爵，濫開捐納之風，最終造成吏治敗壞、民不聊生的局麵。
鴉片戰爭前夕，清朝政府內部皇權擴大，寵臣專擅，官吏顢頇無能，統治機構已完全腐朽。隨著權力進一步集中，其惡果越來越明顯，其一是由於佞幸專權，政治日趨腐敗。其中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和珅，他在任20餘年，包庇親信，排除異己，貪瀆放蕩，擅權專斷。特別是在乾隆晚年，他成為傳達乾隆旨意的人，權勢更熾，諸臣不得不曲意奉承，外省官員也奔走於其門。嘉慶即位後，他自恃擁戴有功，不把嘉慶放在眼裏，才被除掉。道光時的穆彰阿也是一例，他植黨營私，天下仕官多出穆門，“一時號曰穆黨”。其二是一般官吏攀龍附鳳，貪汙攫利，根本不顧什麽國計民生，賄賂公行，貪汙成風，上自皇帝閣老，下至胥吏小役，幾乎個個如此。和珅被除，搜出其家財折銀達23389萬兩之多，等於嘉慶年間全國五年半的總收入。
八旗與綠營是清朝統治的兩大軍事支柱。然而鴉片戰爭前夕，八旗兵已成為一個寄生集團，綠營兵力衰微，已不堪用，武備嚴重廢弛。入關前，八旗兵“出則為兵，入則為農”。入關後，八旗兵成為世襲的寄生集團。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時，鑒於八旗兵已腐敗無力，不得不重用綠營兵。以後，就依靠60餘萬綠營兵支撐統治。但到嘉慶年間，克扣軍餉，士兵無法生活，隻好自謀生計，有混跡市肆、從商做工以糊口的，有欺壓百姓、魚肉鄉民的。綠營兵已無鬥誌，與八旗兵無異，清政府不得不募民充勇。後來，士兵多吸食鴉片，清朝更無可用之兵。
鴉片戰爭前夕，清朝封建社會矛盾激化，自嘉慶元年(1796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45年間，各族人民起義不斷，此起彼伏。最突出的是，1796年到1806年的10年間，不僅有長達9年的川楚陝人民的起義，而且有堅持12年之久的湘黔的苗族人民的起義，1801年以後，還有雲南傈僳族起義，直豫魯人民起義，南疆維吾爾、布魯族人民起義，湘粵桂的瑤族人民起義以及台灣的高山族人民起義。這些起義大都采取宗教的組織形式。起義者包括農民、手工業者、無業流民，甚至一些下屬官員。起義地區從北京到直隸、山東、陝西、廣東、台灣等15個省，幾乎遍及了全國。這些起義雖然先後被清政府鎮壓，卻大大削弱了清朝的統治力量，並暴露出清朝政府的統治危機。
1840年6月，懸掛著米字旗的40餘艘英國船艦出現在中國海麵，這支來自“日不落帝國”的艦隊，因在中國傾銷毒害人們的鴉片被抵製，欲圖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國門。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了。
英國資產階級對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垂涎已久。還在1793年，英國就派遣以馬戛爾尼為首的使團到北京，要求派使臣駐北京，要求準許到寧波、舟山、天津等地進行貿易，且將舟山附近一島和廣州附近一地劃給英人居住，遭到清政府的拒絕。1839年6月，林則徐在虎門銷毀英商等繳出的鴉片237萬斤。消息傳到英國，英國政府借口“保護通商”，決定出兵侵略中國。經內閣會議討論，於1840年4月正式通過了發動戰爭決議案。
戰火先從廣東沿海燃起，英國艦隊先封鎖珠江口，準備攻廣州，由於林則徐早有準備，未能得逞，轉攻廈門，又被閩浙總督鄧廷楨擊退。於是再移軍北上，7月攻陷了定海，8月又北犯天津白河口，向清廷提出賠款、割地、通商等無理要求。道光帝派琦善與英議和，並將林則徐、鄧廷楨革職。琦善抵達廣州，一反林則徐所為，自動撤防，向英乞和。1841年2月，英人發兵攻陷虎門。為了獲取更多的侵略權益，8月又進犯廈門，10月再次攻陷定海，並攻陷鎮海、寧波，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同時還派兵船竄擾台灣。1842年6月，英軍攻入長江口，吳淞、寶山、上海相繼陷落，7月鎮江失守，8月英國軍艦抵達南京江麵。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從此，中國在大炮的脅迫與震撼下步履蹣跚地跨入了近代。不久，法國、俄國、美國等侵略者接踵而來，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
鴉片戰爭不但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孱弱，而且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主持禁煙運動取得勝利並在戰爭中抗敵有功的抵抗派林則徐、鄧廷楨等，受到打擊和排斥，被革職查辦；而屈膝求和的投降派琦善、伊裏布等人卻被重用，取得了與英交涉的大權。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在“羈縻”政策宣告失敗後，對英宣戰。道光帝任命禦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讚大臣，調集各省軍隊17萬人開往廣東。在戰爭中，曾因鎮壓白蓮教起義有功而被封為果勇侯的楊芳，麵對敵軍猛烈的炮火，不是正視現實、思索對策，而是鄙視“夷炮”為邪教法術，命令地方保甲遍收民間婦女溺器為“厭勝具”，名之曰“以邪製邪”，結果自然是一敗塗地。奕山則不懂軍事，昏庸無能，其軍隊在英軍炮艦的攻逼下一觸即潰，亂成一團，最後隻得高懸白旗，屈辱投降，簽訂《廣州和約》。1841年8月，英軍擴大侵略戰爭，再度進攻廈門，並北犯定海、寧波，竄擾台灣。清政府為挽回失敗，起用協辦大學士奕經為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和副都統特依順為參讚大臣前往浙江，並從江西、湖北，四川、陝西、甘肅等省調集軍隊。但是奕經等人在行軍途中，卻置戰事於不顧，攜帶親朋故舊，一路遊山玩水，勒索地方供應，到蘇州後又屯兵不前，整天沉溺於花天酒地之中，最後弄得民怨沸騰，言官彈劾，奕經等才離開蘇州。如此出師，如此對敵，其結局自然隻能是喪師失地。道光帝本來就動搖不定，至此，作戰勇氣喪失殆盡，一意求降，不思再戰了。天朝大國的落後在這次戰爭中也暴露無遺。在兩年多的時間裏，中國調動了10多萬軍隊，先後有1名總督、2名提督、7名總兵、2名都統以及數千名士兵死於戰場，而英國遠征軍的戰死人數據英方統計卻不足百人。英軍的大炮遠及十裏內外，遠遠優於清朝大炮。英人放炮可連聲不斷，而清軍放一炮後，須轉輾移時，才可再放。在激戰中，清軍的舊式火炮往往“火門透水，炮不得發”，並有炮身發燙炸裂的。
戰爭的結局是異常殘酷的。雖然一些官兵和老百姓在戰爭中顯示了中國人不甘屈服、敢於鬥爭的英雄氣概，但是以落後、陳舊的大刀、長矛、土炮去抗擊西方的堅船利炮，以滿清腐朽、黑暗的封建統治製度去和當時世界上的第一號強國相抗衡，以保守防範的心態去對待西方強勁持久的衝擊，注定了清朝政府失敗的命運。《南京條約》及其後的《虎門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喪失了領土的完整，司法權不再獨立，海關自主權受到損害，外國商品通過香港和五個通商口岸逐步向沿海、內地滲透，不斷衝擊中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迫使中國社會不得不發生變化。中國社會在深重的社會危機之外，更增添了日益急迫的民族危機。中國社會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轉折點，由封建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國庫虧空是財政危機最具體的表現。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清政府國庫已虧銀900萬兩。造成國庫虧空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巨額的軍費開支。嘉慶年間每年常額軍費為2000萬兩，約占其歲入的1／2。多次用兵，所耗戰費更是驚人。嘉、道(鴉片戰爭前)兩朝共耗戰費38272萬兩。但清朝統治者不顧國乏民貧，仍然揮金如土。朝廷慶典不斷，且窮奢極侈；又大興土木，修建宮苑。修築圓明園和熱河的避暑山莊，耗資巨大。為應付龐大的開支，清政府隻好巧立名目，向老百姓盡情搜刮，並賣官鬻爵，濫開捐納之風，最終造成吏治敗壞、民不聊生的局麵。
鴉片戰爭前夕，清朝政府內部皇權擴大，寵臣專擅，官吏顢頇無能，統治機構已完全腐朽。隨著權力進一步集中，其惡果越來越明顯，其一是由於佞幸專權，政治日趨腐敗。其中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和珅，他在任20餘年，包庇親信，排除異己，貪瀆放蕩，擅權專斷。特別是在乾隆晚年，他成為傳達乾隆旨意的人，權勢更熾，諸臣不得不曲意奉承，外省官員也奔走於其門。嘉慶即位後，他自恃擁戴有功，不把嘉慶放在眼裏，才被除掉。道光時的穆彰阿也是一例，他植黨營私，天下仕官多出穆門，“一時號曰穆黨”。其二是一般官吏攀龍附鳳，貪汙攫利，根本不顧什麽國計民生，賄賂公行，貪汙成風，上自皇帝閣老，下至胥吏小役，幾乎個個如此。和珅被除，搜出其家財折銀達23389萬兩之多，等於嘉慶年間全國五年半的總收入。
八旗與綠營是清朝統治的兩大軍事支柱。然而鴉片戰爭前夕，八旗兵已成為一個寄生集團，綠營兵力衰微，已不堪用，武備嚴重廢弛。入關前，八旗兵“出則為兵，入則為農”。入關後，八旗兵成為世襲的寄生集團。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時，鑒於八旗兵已腐敗無力，不得不重用綠營兵。以後，就依靠60餘萬綠營兵支撐統治。但到嘉慶年間，克扣軍餉，士兵無法生活，隻好自謀生計，有混跡市肆、從商做工以糊口的，有欺壓百姓、魚肉鄉民的。綠營兵已無鬥誌，與八旗兵無異，清政府不得不募民充勇。後來，士兵多吸食鴉片，清朝更無可用之兵。
鴉片戰爭前夕，清朝封建社會矛盾激化，自嘉慶元年(1796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45年間，各族人民起義不斷，此起彼伏。最突出的是，1796年到1806年的10年間，不僅有長達9年的川楚陝人民的起義，而且有堅持12年之久的湘黔的苗族人民的起義，1801年以後，還有雲南傈僳族起義，直豫魯人民起義，南疆維吾爾、布魯族人民起義，湘粵桂的瑤族人民起義以及台灣的高山族人民起義。這些起義大都采取宗教的組織形式。起義者包括農民、手工業者、無業流民，甚至一些下屬官員。起義地區從北京到直隸、山東、陝西、廣東、台灣等15個省，幾乎遍及了全國。這些起義雖然先後被清政府鎮壓，卻大大削弱了清朝的統治力量，並暴露出清朝政府的統治危機。
1840年6月，懸掛著米字旗的40餘艘英國船艦出現在中國海麵，這支來自“日不落帝國”的艦隊，因在中國傾銷毒害人們的鴉片被抵製，欲圖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國門。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了。
英國資產階級對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垂涎已久。還在1793年，英國就派遣以馬戛爾尼為首的使團到北京，要求派使臣駐北京，要求準許到寧波、舟山、天津等地進行貿易，且將舟山附近一島和廣州附近一地劃給英人居住，遭到清政府的拒絕。1839年6月，林則徐在虎門銷毀英商等繳出的鴉片237萬斤。消息傳到英國，英國政府借口“保護通商”，決定出兵侵略中國。經內閣會議討論，於1840年4月正式通過了發動戰爭決議案。
戰火先從廣東沿海燃起，英國艦隊先封鎖珠江口，準備攻廣州，由於林則徐早有準備，未能得逞，轉攻廈門，又被閩浙總督鄧廷楨擊退。於是再移軍北上，7月攻陷了定海，8月又北犯天津白河口，向清廷提出賠款、割地、通商等無理要求。道光帝派琦善與英議和，並將林則徐、鄧廷楨革職。琦善抵達廣州，一反林則徐所為，自動撤防，向英乞和。1841年2月，英人發兵攻陷虎門。為了獲取更多的侵略權益，8月又進犯廈門，10月再次攻陷定海，並攻陷鎮海、寧波，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同時還派兵船竄擾台灣。1842年6月，英軍攻入長江口，吳淞、寶山、上海相繼陷落，7月鎮江失守，8月英國軍艦抵達南京江麵。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從此，中國在大炮的脅迫與震撼下步履蹣跚地跨入了近代。不久，法國、俄國、美國等侵略者接踵而來，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
鴉片戰爭不但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孱弱，而且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主持禁煙運動取得勝利並在戰爭中抗敵有功的抵抗派林則徐、鄧廷楨等，受到打擊和排斥，被革職查辦；而屈膝求和的投降派琦善、伊裏布等人卻被重用，取得了與英交涉的大權。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在“羈縻”政策宣告失敗後，對英宣戰。道光帝任命禦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讚大臣，調集各省軍隊17萬人開往廣東。在戰爭中，曾因鎮壓白蓮教起義有功而被封為果勇侯的楊芳，麵對敵軍猛烈的炮火，不是正視現實、思索對策，而是鄙視“夷炮”為邪教法術，命令地方保甲遍收民間婦女溺器為“厭勝具”，名之曰“以邪製邪”，結果自然是一敗塗地。奕山則不懂軍事，昏庸無能，其軍隊在英軍炮艦的攻逼下一觸即潰，亂成一團，最後隻得高懸白旗，屈辱投降，簽訂《廣州和約》。1841年8月，英軍擴大侵略戰爭，再度進攻廈門，並北犯定海、寧波，竄擾台灣。清政府為挽回失敗，起用協辦大學士奕經為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和副都統特依順為參讚大臣前往浙江，並從江西、湖北，四川、陝西、甘肅等省調集軍隊。但是奕經等人在行軍途中，卻置戰事於不顧，攜帶親朋故舊，一路遊山玩水，勒索地方供應，到蘇州後又屯兵不前，整天沉溺於花天酒地之中，最後弄得民怨沸騰，言官彈劾，奕經等才離開蘇州。如此出師，如此對敵，其結局自然隻能是喪師失地。道光帝本來就動搖不定，至此，作戰勇氣喪失殆盡，一意求降，不思再戰了。天朝大國的落後在這次戰爭中也暴露無遺。在兩年多的時間裏，中國調動了10多萬軍隊，先後有1名總督、2名提督、7名總兵、2名都統以及數千名士兵死於戰場，而英國遠征軍的戰死人數據英方統計卻不足百人。英軍的大炮遠及十裏內外，遠遠優於清朝大炮。英人放炮可連聲不斷，而清軍放一炮後，須轉輾移時，才可再放。在激戰中，清軍的舊式火炮往往“火門透水，炮不得發”，並有炮身發燙炸裂的。
戰爭的結局是異常殘酷的。雖然一些官兵和老百姓在戰爭中顯示了中國人不甘屈服、敢於鬥爭的英雄氣概，但是以落後、陳舊的大刀、長矛、土炮去抗擊西方的堅船利炮，以滿清腐朽、黑暗的封建統治製度去和當時世界上的第一號強國相抗衡，以保守防範的心態去對待西方強勁持久的衝擊，注定了清朝政府失敗的命運。《南京條約》及其後的《虎門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喪失了領土的完整，司法權不再獨立，海關自主權受到損害，外國商品通過香港和五個通商口岸逐步向沿海、內地滲透，不斷衝擊中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迫使中國社會不得不發生變化。中國社會在深重的社會危機之外，更增添了日益急迫的民族危機。中國社會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轉折點，由封建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