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中國喪師失地，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嚴酷事實促使一批愛國的知識分子醒悟。如魏源，在複仇雪恥的愛國之情的激勵下，搜集資料，編寫了《海國圖誌》一書，對強國禦侮的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著名命題。但他的良苦用心並沒有被大多數國人所理解，在炮聲初息、驚魂甫定之後，絕大多數國人仍渾渾噩噩，而朝廷官員還是以天朝大國自居，對帝國主義毫無戒備。1856年，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14年後，中國又一次在外國的侵略麵前不知所措，導致最終的失敗，國家遭受的損失遠遠超過了前一次。
英、法、美等國為了攫取比《南京條約》《黃埔條約》更多的特權，於1854年初向清政府提出“修約”要求。他們故意歪曲《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中關於通商“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麵各款，恐不無稍有變動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的條文，要把“稍有變動”一語擴充為將鴉片貿易合法化以及外國公使駐北京等一係列特權。這理所當然地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絕。於是英法便借口所謂“亞羅號事件”和“馬嘉理事件”，於1856年10月對中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戰火依然從廣東燃起。雖然上次戰爭已經過去了10餘年，但是清政府在外來的侵略麵前所表現出來的愚昧、無知卻與上一次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856年10月，英軍進攻廣州，一度攻入城內，最後因兵力不足，騷擾劫掠後退出，其後仍不時炮轟廣州，劫奪船隻，焚毀村莊。兩廣總督葉名琛卻以“兩獲勝仗，夷匪傷亡四百餘名”奏報。1857年12月，英法聯軍5000多人又一次攻城，葉名琛卻以為敵人虛張聲勢，因而“以淵默鎮靜為主，毫無布置，惟日事扶鸞降乩，冀得神佑”。結果，廣州失陷，葉名琛被俘，後被解往印度加爾各答，最終死於囚所。葉名琛是完全按傳統的道路培養出來的中國社會上層人物，26歲中進士，38歲任巡撫，43歲任總督，仕途亨通，也應該饒有政治經驗，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官員，麵對外來的侵略，卻表現得如此虛怯、愚昧。戰爭再一次暴露了清政府衰弱腐朽的本質和中國社會的落後。
1858年5月，英法艦隊攻打天津，清政府認為“中原未靖，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又一如既往地以妥協方針對付蠻橫強大的敵人。清政府同英、法、美、俄四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次年，戰事因換約再起。1859年6月，侵略軍再次發動了對大沽的進攻。清軍以落後、陳舊的武器還擊，雖僥幸擊敗了敵軍，自身卻也傷亡枕藉。1860年8月，英法聯軍再度進攻天津，清軍反擊，結果在敵人猛烈炮火轟擊下，“精銳耗竭”。10月，侵略軍進攻張家灣，中國軍隊在戰鬥中傷亡很大。在通州八裏橋，清軍“奮不顧身，齊聲大呼殺賊，進如山倒”，但並不能挽回敗局。曆史是殘酷無情的，落後就得挨打。可惜的是，中國落後遭到了懲罰，人們的反應卻竟如此的遲鈍和麻木。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侵入北京，一路燒殺劫掠，無惡不作。坐落於北京西郊的圓明園，其中珍藏著中國曆代圖書典籍、文物書畫和金銀珠寶，是一座薈萃中西建築藝術的皇家園林，但經過侵略軍10餘天的搶掠和焚燒，最後隻剩下一片敗瓦頹垣。清政府在英法武力逼迫和沙俄恫嚇挾製下，又同三國分別簽訂了《北京條約》。中國又被迫開放了11個通商口岸，西方資本主義勢力開始滲入長江流域和華北地區，賠款銀達1600萬兩。西方列強還取得了在北京派駐公使的權利，把清政府置於自己監視之下。通過這次戰爭，大好領土大片喪失。九龍被割讓給英國；沙皇俄國通過《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所謂勘界條約，侵占了我國144萬多平方公裏的領土，成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最大的獲利者。
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僅僅衝擊了沿海地區的話，這場戰爭則使殖民者的勢力伸入到了中國的內陸。鹹豐帝“車駕北狩”和英法聯軍入京的噩夢在中國人心中很久不能消除，人們開始從渾渾噩噩的狀態中逐步清醒過來。
由於這次戰爭強烈的衝擊，革新思潮在中國大地上開始萌動，出現了一批要求革新政治的議論文章和著作，如洪仁玕的《資政新篇》、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和鄭觀應的《救時揭要》。在戰爭中，位居要津的奕、文祥、桂良為了談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東南軍政重權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則通過鎮壓太平軍對洋槍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體會。他們已經認識到，隻有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長技”，才能挽救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這樣便產生了中國最早的洋務派。它表明中國地主階級在時勢的逼迫之下開始分化。可以說，中國人麵對西方的挑戰作出積極反應，並相應形成一種社會思潮和行動，並且波及各個階層，主要開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
英、法、美等國為了攫取比《南京條約》《黃埔條約》更多的特權，於1854年初向清政府提出“修約”要求。他們故意歪曲《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中關於通商“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麵各款，恐不無稍有變動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的條文，要把“稍有變動”一語擴充為將鴉片貿易合法化以及外國公使駐北京等一係列特權。這理所當然地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絕。於是英法便借口所謂“亞羅號事件”和“馬嘉理事件”，於1856年10月對中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戰火依然從廣東燃起。雖然上次戰爭已經過去了10餘年，但是清政府在外來的侵略麵前所表現出來的愚昧、無知卻與上一次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856年10月，英軍進攻廣州，一度攻入城內，最後因兵力不足，騷擾劫掠後退出，其後仍不時炮轟廣州，劫奪船隻，焚毀村莊。兩廣總督葉名琛卻以“兩獲勝仗，夷匪傷亡四百餘名”奏報。1857年12月，英法聯軍5000多人又一次攻城，葉名琛卻以為敵人虛張聲勢，因而“以淵默鎮靜為主，毫無布置，惟日事扶鸞降乩，冀得神佑”。結果，廣州失陷，葉名琛被俘，後被解往印度加爾各答，最終死於囚所。葉名琛是完全按傳統的道路培養出來的中國社會上層人物，26歲中進士，38歲任巡撫，43歲任總督，仕途亨通，也應該饒有政治經驗，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官員，麵對外來的侵略，卻表現得如此虛怯、愚昧。戰爭再一次暴露了清政府衰弱腐朽的本質和中國社會的落後。
1858年5月，英法艦隊攻打天津，清政府認為“中原未靖，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又一如既往地以妥協方針對付蠻橫強大的敵人。清政府同英、法、美、俄四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次年，戰事因換約再起。1859年6月，侵略軍再次發動了對大沽的進攻。清軍以落後、陳舊的武器還擊，雖僥幸擊敗了敵軍，自身卻也傷亡枕藉。1860年8月，英法聯軍再度進攻天津，清軍反擊，結果在敵人猛烈炮火轟擊下，“精銳耗竭”。10月，侵略軍進攻張家灣，中國軍隊在戰鬥中傷亡很大。在通州八裏橋，清軍“奮不顧身，齊聲大呼殺賊，進如山倒”，但並不能挽回敗局。曆史是殘酷無情的，落後就得挨打。可惜的是，中國落後遭到了懲罰，人們的反應卻竟如此的遲鈍和麻木。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侵入北京，一路燒殺劫掠，無惡不作。坐落於北京西郊的圓明園，其中珍藏著中國曆代圖書典籍、文物書畫和金銀珠寶，是一座薈萃中西建築藝術的皇家園林，但經過侵略軍10餘天的搶掠和焚燒，最後隻剩下一片敗瓦頹垣。清政府在英法武力逼迫和沙俄恫嚇挾製下，又同三國分別簽訂了《北京條約》。中國又被迫開放了11個通商口岸，西方資本主義勢力開始滲入長江流域和華北地區，賠款銀達1600萬兩。西方列強還取得了在北京派駐公使的權利，把清政府置於自己監視之下。通過這次戰爭，大好領土大片喪失。九龍被割讓給英國；沙皇俄國通過《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所謂勘界條約，侵占了我國144萬多平方公裏的領土，成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最大的獲利者。
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僅僅衝擊了沿海地區的話，這場戰爭則使殖民者的勢力伸入到了中國的內陸。鹹豐帝“車駕北狩”和英法聯軍入京的噩夢在中國人心中很久不能消除，人們開始從渾渾噩噩的狀態中逐步清醒過來。
由於這次戰爭強烈的衝擊，革新思潮在中國大地上開始萌動，出現了一批要求革新政治的議論文章和著作，如洪仁玕的《資政新篇》、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和鄭觀應的《救時揭要》。在戰爭中，位居要津的奕、文祥、桂良為了談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東南軍政重權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則通過鎮壓太平軍對洋槍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體會。他們已經認識到，隻有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長技”，才能挽救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這樣便產生了中國最早的洋務派。它表明中國地主階級在時勢的逼迫之下開始分化。可以說，中國人麵對西方的挑戰作出積極反應，並相應形成一種社會思潮和行動，並且波及各個階層，主要開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