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察覺到的是梅茜，她哭個不停。母親病倒的時候，梅茜才一個月大，因此她跟我一起擠在我那張窄窄的小床上，與我們的兄弟同住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小屋裏。那間小屋如此幽暗，我說不清眼盲是否正是這種感覺——無所不在的空虛。在此之前，我曾經這麽揣摩過很多次。我幾乎看不清弟弟們的身影，隻能感覺到他們不時翻個身，卻並沒有醒過來。地上鋪了一張草墊子，六歲的雙胞胎多米尼克和詹姆斯正雙雙睡在草墊上，擠作一團取暖呢。
我背靠著牆壁，坐在小床上，按媽媽教的辦法摟著梅茜，讓她伏在我的肩上。我千方百計地哄她，把以前管用的招數全都用上了：輕撫她的後背，用兩根手指刮刮她的鼻梁，輕聲在她耳邊哼起父親最喜歡的歌——《我那歌唱的小鳥》：我聽見黑鸝吟唱，也聽見畫眉與紅雀；但沒有一隻鳥兒的歌喉比得上你那麽甜美，我那歌唱的小鳥。可惜梅茜尖叫得更大聲了，小身子一陣接一陣地抽搐。
當時梅茜已經十八個月了，卻輕得像捆破布。她出生才剛剛幾個星期，媽媽就發燒病倒了，再也無法給她喂奶，所以我們用溫糖水和文火熬成的碎燕麥湊合著喂她，有錢的時候再買點牛奶給她。我們全都很瘦。能下肚的東西實在不多；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幾乎隻有嚼不動的土豆，摻在寡淡的清湯裏。即使在身體最好的時候，媽媽的廚藝也很夠嗆，有些日子她壓根兒懶得動手。在我學會做飯之前，我們不止一次把土豆從罐頭裏倒出來直接吃掉。
我們離開愛爾蘭西海岸的家已經兩年了。那裏的生活也很艱辛，我們的爸爸接二連三地找了一串工作，又丟了一串工作，其中沒一份能養活我們一家子。我們住在戈爾韋郡一個名叫金瓦拉的小村莊裏，住的是一所丁點小的石屋，室內還沒有暖氣。左鄰右舍一個個爭先恐後地擁向美國。據傳聞，那兒的橘子有馬鈴薯大小，燦爛晴空下麥浪滾滾，潔淨又幹爽的木頭房子裏配備著水電裝置，工作多得像樹上的累累果實。爸爸的父母和姐妹東拚西湊攢齊了我們一家五口越洋航行的費用，算是最後一次再幫我們家一把（也有可能是為了免得我們一天到晚讓他們操心）。於是在一個暖融融的春日，我們一家登上了開往埃利斯島9的艾格尼絲·波琳號。我們與未來的唯一紐帶是寫在紙上的一個名字，登船時父親把這張字跡龍飛鳳舞的字條塞進了襯衫口袋。名字的主人是個十年前移民過去的男人。據他在金瓦拉的親戚們聲稱，此人目前在紐約經營一家體麵的餐館。
盡管我家一直住在海邊小村裏，家人中間卻沒有哪個坐過船，更別提在茫茫大海裏航行的船隻了。除了我那體健如牛的弟弟多米尼克，我們其他人在航行途中都經常病倒。媽媽的處境更加糟糕，上船後她才發現又懷了孩子，幾乎吃不下任何東西。即使如此，當我站在甲板上，站在我們那間又黑又擠的統艙艙房前方，望著艾格尼絲·波琳號在油膩膩的海水中劈波斬浪時，依然覺得振奮不已。當然啦，我想，我們會在美國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抵達紐約港的那個清晨霧氣森森，陰霾萬裏。弟弟們跟我一起站在欄杆旁，眯起眼睛望著蒙蒙的雨絲。自由女神像就在離碼頭不遠的地方，我們卻幾乎看不清它朦朧的輪廓。我們被趕進了長隊，接受檢查和質詢，接著有人蓋上章，把我們跟幾百個移民一起放了進去。在我聽來，那數百個移民嘴裏的話活像農場裏牲畜的嘶鳴。
我並沒有看見滾滾麥浪，也沒有看見大個兒的橘子。我們乘坐一艘渡輪到了曼哈頓島，走上大街。媽媽和我被行李壓得步履蹣跚，雙胞胎吵著要我們抱，爸爸的兩隻胳膊下各夾著一隻手提箱，一隻手攥著地圖，另一隻手則捏著皺巴巴的紙條，上麵寫著他母親龍飛鳳舞的草書：“馬克·弗蘭納裏，德蘭西街愛爾蘭玫瑰店”。迷路了幾次之後，爸爸幹脆把地圖丟到了一旁，開始向街上的行人問路。他們多半沒答話就走開了，其中一個還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臉上滿是厭惡的表情。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了那個地方，那是家愛爾蘭酒吧，跟戈爾韋郡後街小巷裏最不上台麵的酒吧一樣破。
爸爸進了酒吧，媽媽和家裏的孩子則在人行道上等。雨已經停了，濕漉漉的街道上騰起縷縷霧氣，飄進潮乎乎的空氣中。我們身穿濕衣服站著，撓著結痂的頭（都怪船上的虱子，簡直跟暈船症一樣躲不開），汗水和灰塵害得我們身上黏糊糊的。我們的腳被新鞋磨出了水泡：出發之前，祖母給我們買了新鞋，但媽媽非讓我們等到踏上美國土地的那一刻再穿。除了眼前這家蹩腳的翻版愛爾蘭酒吧，這片新大陸跟我們想象的那個世界沒有半點相似之處。
馬克·弗蘭納裏已經收到了他姐姐寫來的信，正在等我們抵達。他雇我爸爸當了洗碗工，又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小區。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地方：窄街上密密麻麻地擠滿了高高的磚樓，四處人頭攢動。他知道有間公寓要出租，租金一個月十美金，就在伊麗莎白街一棟五層公寓樓的三樓。他把我們帶到公寓樓門口，我們一家便跟著波蘭籍房東卡明斯基先生走過一段鋪了地磚的過道，上了樓梯，帶著行李在熱浪和黑暗中掙紮；與此同時，房東先生卻喋喋不休地念叨著愛幹淨、有禮貌、人勤快是何等美德，而他顯然很懷疑我們身上是否有這些美德。“我對愛爾蘭人沒什麽偏見，隻要你們不惹禍就行。”他用洪亮的聲音告訴我們。我偷偷瞥了瞥爸爸的麵孔，卻望見一種從未見過的表情，但我頓時恍然大悟：爸爸已經發現了一件事——在這個陌生的地方，隻要他張嘴講話，人們就不會給他什麽好臉色。這個發現讓爸爸大吃一驚。
房東把我們的新家叫作車廂式公寓住宅：房間一間連著一間，活像火車車廂。其中一頭是我父母那間丁點小的臥室，屋裏有一扇窗，正對著另一棟大樓的背麵。緊挨著的是我、梅茜及兄弟們合住的屋子，接著是廚房，隨後是前廳，廳裏還有兩扇窗戶，俯瞰著繁忙的街道。卡明斯基先生拉了拉廚房金屬天花板上垂下的一條繩，一個燈泡隨之灑下了光亮，蒼白的光影映照著傷痕累累的木桌、煤氣爐，還有一個汙漬斑斑的小水槽，水槽上的龍頭可以放出冷水。我們與鄰居合用的衛生間則在公寓門外的走廊裏。房東告訴我們，鄰居是一對姓夏茨曼的德國夫婦，沒有子女。“他們一點也不吵，也希望你們不要吵。”他說著皺皺眉：我的弟弟們整天不肯安生，正在互相推搡對方鬧著玩呢。
盡管房東瞧不上我們，房間黑漆漆的，周圍悶熱難當，還充斥著我這鄉下人從沒聽過的各種奇聲怪響，我的心中卻還是湧起了一縷希冀。我環顧著家裏的四間屋，看上去我們一家確實像有了一個新的開始，將金瓦拉的種種煎熬拋在了身後：那種滲入骨髓的潮氣，可憐巴巴擠死人的小屋，還有我爸爸酗酒的毛病。剛才我提過這一點嗎？正因為這個惡習，每一點每一滴成就都化成了泡影。但在這裏，爸爸會得到一份工作；隻要拉拉繩就會有光，隻要擰擰把手就會有水。就在門外，在一個壓根兒不潮濕的走廊裏，我們還有馬桶和浴缸呢！無論多麽微茫，這終歸是一線希望，通向一個新的開始。
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點渲染了我的這段記憶，是我現在的年紀呢，還是我當時的年紀？離開金瓦拉時，我七歲；梅茜哭個不停的那天晚上，我九歲。那一晚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甚至超過遠離故土。八十二年過去了，她的哭號依然在我耳邊縈繞。如果當時我留心查一查她哭號的原因，而不是一心設法安撫她，那就好了。如果當時我真的留心查了她哭號的原因，那該有多好。
我是如此害怕我們的生活會再次支離破碎，因此千方百計不去理睬那些最讓我心驚的事：盡管到了異國，爸爸的酒癮卻一點也沒變；媽媽不時心情低落，大發雷霆。他們兩人一天到晚爭執不休。我盼望一切安好。我把梅茜摟到胸口，在她耳邊輕聲低唱，想讓她安靜下來，但沒有一隻鳥兒的歌喉比得上你那麽甜美，我那歌唱的小鳥……等到梅茜終於不再出聲時，我總算鬆了一口氣。但我壓根兒沒有料到，其實當時的梅茜正在示警，提醒我們大禍將至，但一切已經來不及了。
我背靠著牆壁，坐在小床上，按媽媽教的辦法摟著梅茜，讓她伏在我的肩上。我千方百計地哄她，把以前管用的招數全都用上了：輕撫她的後背，用兩根手指刮刮她的鼻梁，輕聲在她耳邊哼起父親最喜歡的歌——《我那歌唱的小鳥》：我聽見黑鸝吟唱，也聽見畫眉與紅雀；但沒有一隻鳥兒的歌喉比得上你那麽甜美，我那歌唱的小鳥。可惜梅茜尖叫得更大聲了，小身子一陣接一陣地抽搐。
當時梅茜已經十八個月了，卻輕得像捆破布。她出生才剛剛幾個星期，媽媽就發燒病倒了，再也無法給她喂奶，所以我們用溫糖水和文火熬成的碎燕麥湊合著喂她，有錢的時候再買點牛奶給她。我們全都很瘦。能下肚的東西實在不多；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幾乎隻有嚼不動的土豆，摻在寡淡的清湯裏。即使在身體最好的時候，媽媽的廚藝也很夠嗆，有些日子她壓根兒懶得動手。在我學會做飯之前，我們不止一次把土豆從罐頭裏倒出來直接吃掉。
我們離開愛爾蘭西海岸的家已經兩年了。那裏的生活也很艱辛，我們的爸爸接二連三地找了一串工作，又丟了一串工作，其中沒一份能養活我們一家子。我們住在戈爾韋郡一個名叫金瓦拉的小村莊裏，住的是一所丁點小的石屋，室內還沒有暖氣。左鄰右舍一個個爭先恐後地擁向美國。據傳聞，那兒的橘子有馬鈴薯大小，燦爛晴空下麥浪滾滾，潔淨又幹爽的木頭房子裏配備著水電裝置，工作多得像樹上的累累果實。爸爸的父母和姐妹東拚西湊攢齊了我們一家五口越洋航行的費用，算是最後一次再幫我們家一把（也有可能是為了免得我們一天到晚讓他們操心）。於是在一個暖融融的春日，我們一家登上了開往埃利斯島9的艾格尼絲·波琳號。我們與未來的唯一紐帶是寫在紙上的一個名字，登船時父親把這張字跡龍飛鳳舞的字條塞進了襯衫口袋。名字的主人是個十年前移民過去的男人。據他在金瓦拉的親戚們聲稱，此人目前在紐約經營一家體麵的餐館。
盡管我家一直住在海邊小村裏，家人中間卻沒有哪個坐過船，更別提在茫茫大海裏航行的船隻了。除了我那體健如牛的弟弟多米尼克，我們其他人在航行途中都經常病倒。媽媽的處境更加糟糕，上船後她才發現又懷了孩子，幾乎吃不下任何東西。即使如此，當我站在甲板上，站在我們那間又黑又擠的統艙艙房前方，望著艾格尼絲·波琳號在油膩膩的海水中劈波斬浪時，依然覺得振奮不已。當然啦，我想，我們會在美國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抵達紐約港的那個清晨霧氣森森，陰霾萬裏。弟弟們跟我一起站在欄杆旁，眯起眼睛望著蒙蒙的雨絲。自由女神像就在離碼頭不遠的地方，我們卻幾乎看不清它朦朧的輪廓。我們被趕進了長隊，接受檢查和質詢，接著有人蓋上章，把我們跟幾百個移民一起放了進去。在我聽來，那數百個移民嘴裏的話活像農場裏牲畜的嘶鳴。
我並沒有看見滾滾麥浪，也沒有看見大個兒的橘子。我們乘坐一艘渡輪到了曼哈頓島，走上大街。媽媽和我被行李壓得步履蹣跚，雙胞胎吵著要我們抱，爸爸的兩隻胳膊下各夾著一隻手提箱，一隻手攥著地圖，另一隻手則捏著皺巴巴的紙條，上麵寫著他母親龍飛鳳舞的草書：“馬克·弗蘭納裏，德蘭西街愛爾蘭玫瑰店”。迷路了幾次之後，爸爸幹脆把地圖丟到了一旁，開始向街上的行人問路。他們多半沒答話就走開了，其中一個還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臉上滿是厭惡的表情。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了那個地方，那是家愛爾蘭酒吧，跟戈爾韋郡後街小巷裏最不上台麵的酒吧一樣破。
爸爸進了酒吧，媽媽和家裏的孩子則在人行道上等。雨已經停了，濕漉漉的街道上騰起縷縷霧氣，飄進潮乎乎的空氣中。我們身穿濕衣服站著，撓著結痂的頭（都怪船上的虱子，簡直跟暈船症一樣躲不開），汗水和灰塵害得我們身上黏糊糊的。我們的腳被新鞋磨出了水泡：出發之前，祖母給我們買了新鞋，但媽媽非讓我們等到踏上美國土地的那一刻再穿。除了眼前這家蹩腳的翻版愛爾蘭酒吧，這片新大陸跟我們想象的那個世界沒有半點相似之處。
馬克·弗蘭納裏已經收到了他姐姐寫來的信，正在等我們抵達。他雇我爸爸當了洗碗工，又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小區。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地方：窄街上密密麻麻地擠滿了高高的磚樓，四處人頭攢動。他知道有間公寓要出租，租金一個月十美金，就在伊麗莎白街一棟五層公寓樓的三樓。他把我們帶到公寓樓門口，我們一家便跟著波蘭籍房東卡明斯基先生走過一段鋪了地磚的過道，上了樓梯，帶著行李在熱浪和黑暗中掙紮；與此同時，房東先生卻喋喋不休地念叨著愛幹淨、有禮貌、人勤快是何等美德，而他顯然很懷疑我們身上是否有這些美德。“我對愛爾蘭人沒什麽偏見，隻要你們不惹禍就行。”他用洪亮的聲音告訴我們。我偷偷瞥了瞥爸爸的麵孔，卻望見一種從未見過的表情，但我頓時恍然大悟：爸爸已經發現了一件事——在這個陌生的地方，隻要他張嘴講話，人們就不會給他什麽好臉色。這個發現讓爸爸大吃一驚。
房東把我們的新家叫作車廂式公寓住宅：房間一間連著一間，活像火車車廂。其中一頭是我父母那間丁點小的臥室，屋裏有一扇窗，正對著另一棟大樓的背麵。緊挨著的是我、梅茜及兄弟們合住的屋子，接著是廚房，隨後是前廳，廳裏還有兩扇窗戶，俯瞰著繁忙的街道。卡明斯基先生拉了拉廚房金屬天花板上垂下的一條繩，一個燈泡隨之灑下了光亮，蒼白的光影映照著傷痕累累的木桌、煤氣爐，還有一個汙漬斑斑的小水槽，水槽上的龍頭可以放出冷水。我們與鄰居合用的衛生間則在公寓門外的走廊裏。房東告訴我們，鄰居是一對姓夏茨曼的德國夫婦，沒有子女。“他們一點也不吵，也希望你們不要吵。”他說著皺皺眉：我的弟弟們整天不肯安生，正在互相推搡對方鬧著玩呢。
盡管房東瞧不上我們，房間黑漆漆的，周圍悶熱難當，還充斥著我這鄉下人從沒聽過的各種奇聲怪響，我的心中卻還是湧起了一縷希冀。我環顧著家裏的四間屋，看上去我們一家確實像有了一個新的開始，將金瓦拉的種種煎熬拋在了身後：那種滲入骨髓的潮氣，可憐巴巴擠死人的小屋，還有我爸爸酗酒的毛病。剛才我提過這一點嗎？正因為這個惡習，每一點每一滴成就都化成了泡影。但在這裏，爸爸會得到一份工作；隻要拉拉繩就會有光，隻要擰擰把手就會有水。就在門外，在一個壓根兒不潮濕的走廊裏，我們還有馬桶和浴缸呢！無論多麽微茫，這終歸是一線希望，通向一個新的開始。
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點渲染了我的這段記憶，是我現在的年紀呢，還是我當時的年紀？離開金瓦拉時，我七歲；梅茜哭個不停的那天晚上，我九歲。那一晚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甚至超過遠離故土。八十二年過去了，她的哭號依然在我耳邊縈繞。如果當時我留心查一查她哭號的原因，而不是一心設法安撫她，那就好了。如果當時我真的留心查了她哭號的原因，那該有多好。
我是如此害怕我們的生活會再次支離破碎，因此千方百計不去理睬那些最讓我心驚的事：盡管到了異國，爸爸的酒癮卻一點也沒變；媽媽不時心情低落，大發雷霆。他們兩人一天到晚爭執不休。我盼望一切安好。我把梅茜摟到胸口，在她耳邊輕聲低唱，想讓她安靜下來，但沒有一隻鳥兒的歌喉比得上你那麽甜美，我那歌唱的小鳥……等到梅茜終於不再出聲時，我總算鬆了一口氣。但我壓根兒沒有料到，其實當時的梅茜正在示警，提醒我們大禍將至，但一切已經來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