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類學家之一。他在波蘭長大，最初學的是數學和自然科學。然而，一次偶然的機緣徹底改變了馬林諾夫斯基的人生曆程。在準備一場外語考試時，他偶然看到了著名人類學家詹姆士·弗雷澤爵士的著作《金枝》。弗雷澤的這本書詳細研究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的巫術和宗教。這本書促使馬林諾夫斯基前往英國開始了人類學的研究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為了避免受到扣留，馬林諾夫斯基旅居到了美拉尼西亞、新幾內亞外海的一個小島，並在那裏潛心研究特羅布裏恩德島民與世隔絕的社群文化。後來他依據自己在該島的研究工作寫成了公認的經典之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馬林諾夫斯基對特羅布裏恩德島民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麵都進行了研究，其中有一個方麵是他特別感興趣的，那就是島民的迷信行為。他注意到，當在礁湖區相對平靜的海麵作業時，特羅布裏恩德島民使用的都是普通的捕魚技巧，隻有當他們進入更為危險的外海時，才會使用更為複雜的巫術和迷信儀式。馬林諾夫斯基推測，這些迷信行為可能根源於島民生活的不可預測性。當在礁湖區捕魚時，島民麵對的不確定性相對較少。他們覺得自己可以掌控局麵，所以沒有必要采取迷信行為。然而，外海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島民們非常清楚，外海的局勢難以預料，因此他們會寄希望於各種各樣的巫術儀式，試圖由此獲取外海局勢的控製權，並降低捕魚作業的風險。簡而言之，馬林諾夫斯基相信迷信能夠讓這些島民更為安心，讓他們在麵對無情命運的明槍暗箭時感覺自己能夠掌控局麵。
如果我們覺得不理性的行為僅限於20世紀20年代與世隔絕的一小群島民，可能也有那麽一點兒道理。不過，促使特羅布裏恩德島民在美拉尼西亞外海舉行複雜儀式的壓力也正是導致我們敲擊木頭、交叉手指和收集幸運兔子腳的原因所在。
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德國遭遇了一次極端嚴重的通貨膨脹，以至於人們會用購物袋裝著紙幣滿大街跑。所有人都迫切地希望能在拿到錢的第一時間把它們花掉，因為他們擔心手頭的這些錢第二天就會大幅貶值。到了1932年，德國已有近半數的人口失業。1982年，馬歇爾大學的弗農·帕吉特和加州州立大學的戴爾·喬根森發表了一篇論文，對比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主要報紙雜誌上與占星、神秘主義和巫術迷信相關的文章數量以及每年的經濟威脅指數。作為對照，他們也對有關園藝和烹飪的文章數量進行了統計。經濟威脅指數是以工資、工會會員失業比例和工業生產為基礎計算的。當人們備受經濟蕭條的折磨時，有關迷信的文章數量就會顯著增加。當經濟情勢開始好轉時，此類文章的數量也會相應較少。這兩個因素之間的密切關係讓論文的兩位作者得出了如下的結論：正如特羅布裏恩德島民在更為危險的外海捕魚時變得非常迷信一樣，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德國人在麵臨經濟威脅時也變得更為迷信了。
兩位作者將他們的發現與更為寬泛的社會問題聯係在了一起。他們表示，在不確定性持續增加的時期，人們會迫切地尋求一種確定感，這種需求會促使他們支持強大的領導體製，並相信各種號稱可以確定他們命運的不理性因素，比如迷信和巫術。
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心理學家們展開了一項研究，生動詳盡地闡述了同樣的概念。戰爭爆發後不久，形勢就變得非常清晰了，特拉維夫和拉馬特甘等城市都麵臨著遭受飛毛腿導彈襲擊的危險，而其他一些城市相對來說就安全一些，比如耶路撒冷和提貝裏亞斯。研究人員想要知道，在更危險的地區生活所帶來的巨大壓力會不會讓人們變得更迷信一些。為了驗證這個觀點，他們設計了一份關於迷信的調查問卷。問卷中有些問題與眾所周知的奇思異想有關，比如與幸運的人握手或者佩戴幸運符是否會給人帶來好運。其他一些問題則與戰爭爆發後出現的新迷信行為有關。比如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以色列的建築中都有一個房間可以用塑料密封起來，目的就是保護裏麵的住戶免受毒氣襲擊。問卷裏的問題包括：大家是不是覺得走進密封的房間時先邁右腳比較好？如果密封的房間裏有人的房子曾經遭受過襲擊，那麽這個人再次遭受襲擊的可能性會不會更大一些？接下來，研究人員開始在高危險區域和低危險區域挨家挨戶進行訪問，他們總共訪問了200人左右，問他們是否有上述行為。研究人員的猜想得到了證實：與國內低危險區的居民相比，那些住在易受導彈襲擊區域的人更容易產生迷信的思想和行為。
在新幾內亞、德國和以色列進行的研究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為了應付不確定性，很多人變得迷信了。然而，其他的研究結果也顯示，迷信思想也可能是由截然不同的其他原因所導致的，而且很可能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
如果我們覺得不理性的行為僅限於20世紀20年代與世隔絕的一小群島民，可能也有那麽一點兒道理。不過，促使特羅布裏恩德島民在美拉尼西亞外海舉行複雜儀式的壓力也正是導致我們敲擊木頭、交叉手指和收集幸運兔子腳的原因所在。
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德國遭遇了一次極端嚴重的通貨膨脹，以至於人們會用購物袋裝著紙幣滿大街跑。所有人都迫切地希望能在拿到錢的第一時間把它們花掉，因為他們擔心手頭的這些錢第二天就會大幅貶值。到了1932年，德國已有近半數的人口失業。1982年，馬歇爾大學的弗農·帕吉特和加州州立大學的戴爾·喬根森發表了一篇論文，對比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主要報紙雜誌上與占星、神秘主義和巫術迷信相關的文章數量以及每年的經濟威脅指數。作為對照，他們也對有關園藝和烹飪的文章數量進行了統計。經濟威脅指數是以工資、工會會員失業比例和工業生產為基礎計算的。當人們備受經濟蕭條的折磨時，有關迷信的文章數量就會顯著增加。當經濟情勢開始好轉時，此類文章的數量也會相應較少。這兩個因素之間的密切關係讓論文的兩位作者得出了如下的結論：正如特羅布裏恩德島民在更為危險的外海捕魚時變得非常迷信一樣，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德國人在麵臨經濟威脅時也變得更為迷信了。
兩位作者將他們的發現與更為寬泛的社會問題聯係在了一起。他們表示，在不確定性持續增加的時期，人們會迫切地尋求一種確定感，這種需求會促使他們支持強大的領導體製，並相信各種號稱可以確定他們命運的不理性因素，比如迷信和巫術。
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心理學家們展開了一項研究，生動詳盡地闡述了同樣的概念。戰爭爆發後不久，形勢就變得非常清晰了，特拉維夫和拉馬特甘等城市都麵臨著遭受飛毛腿導彈襲擊的危險，而其他一些城市相對來說就安全一些，比如耶路撒冷和提貝裏亞斯。研究人員想要知道，在更危險的地區生活所帶來的巨大壓力會不會讓人們變得更迷信一些。為了驗證這個觀點，他們設計了一份關於迷信的調查問卷。問卷中有些問題與眾所周知的奇思異想有關，比如與幸運的人握手或者佩戴幸運符是否會給人帶來好運。其他一些問題則與戰爭爆發後出現的新迷信行為有關。比如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以色列的建築中都有一個房間可以用塑料密封起來，目的就是保護裏麵的住戶免受毒氣襲擊。問卷裏的問題包括：大家是不是覺得走進密封的房間時先邁右腳比較好？如果密封的房間裏有人的房子曾經遭受過襲擊，那麽這個人再次遭受襲擊的可能性會不會更大一些？接下來，研究人員開始在高危險區域和低危險區域挨家挨戶進行訪問，他們總共訪問了200人左右，問他們是否有上述行為。研究人員的猜想得到了證實：與國內低危險區的居民相比，那些住在易受導彈襲擊區域的人更容易產生迷信的思想和行為。
在新幾內亞、德國和以色列進行的研究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為了應付不確定性，很多人變得迷信了。然而，其他的研究結果也顯示，迷信思想也可能是由截然不同的其他原因所導致的，而且很可能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