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實隨著權力轉移的，不隻是權力的依附者，還有維護權力的製度與律令。當德川家康最終取代豐臣氏而掌握了全國政權之時起，一個全新的屬於德川家族的時代便拉開了帷幕。為了長久地把持權力，德川幕府的世代將軍都在不斷改革以適應社會上發生的關鍵性變化。於是，有了長達260多年的江戶時代。然而，正如並非所有的實驗都會成功一樣，德川幕府的改革也不可能始終得到民眾的支持，“天保改革”便是一個失敗的典型。但政壇不同於實驗室，沒有重新來過的可能與機會，一次失敗會造成無法彌補的後果，“天保改革”就將德川幕府拉入了不可挽救的深淵。
“太閣”豐臣秀吉死後，其政權內部立刻出現了兩派對立的勢力。以石田三成為首的一派堅持擁立豐臣秀吉幼子豐臣秀賴為將軍，繼續豐臣氏的絕對統治，而以德川家康為首的另一派則想通過奪權結束豐臣氏統治，自己取而代之。
1600年9月，德川家康與石田三成兩派之間爆發了著名的“關原合戰”。這一戰德川家康獲得最終勝利，取代豐臣氏掌握了全國政權。1603年，時人稱之為“老狐狸”的德川家康被封為“征夷大將軍”，受封後不久，立刻在江戶城開設幕府，開始了最強盛也是最後的武家政權。這一時代被後人稱為“江戶時代”。
或許是為了向曾經侍奉過的“太閣”豐臣秀吉學習，或許是為了穩固德川氏永世的統治，1605年，德川家康把“征夷大將軍”的職位讓與兒子德川秀忠，自稱“大禦所”並隱居駿府城，但在背後仍然掌握著幕府軍政實權。1615年5月，德川家康發動“大阪之役”，徹底打垮了一直與自己作對的豐臣秀賴及其追隨勢力，1616年3月，他出任太政大臣，並向明朝皇帝稱藩，被明朝皇帝冊封為“日本國王”。
在國內建立起絕對的統治地位後，德川家康吸取豐臣秀吉的教訓，對中央和地方機構進行了係統而嚴格的設置。在中央機構方麵，德川幕府設置了“大老”、“老中”、“若年寄”、“奏者番”、“高家”、“大目付”、“町奉行”、“勘定奉行”和“寺社奉行”九種職位。
“大老”是德川幕府臨時設置的最高官職，負責政務，參與重要政策的確定；“老中”是幕府中央常設的最高職務，直屬征夷大將軍統轄，是具有最大權力的政務官；“若年寄”主要負責管理將軍直屬的武將“旗本”以及家臣“禦家人”；“奏者番”是禮儀官，負責幕府所用禮儀事項；“高家”是“老中”的屬官，掌管幕府的典章；“大目付”也是“老中”的屬官，主要負責對各地大名的監察；“町奉行”負責掌管江戶城內的民政與刑事事務；與其同為一級的“勘定奉行”負責幕府的財政；寺社奉行主管全國的寺院和神社。
在地方機構方麵，德川幕府設置了京都所司代、大阪城代以及駿府城代。京都所司代負責京都警衛，對皇室與關西大名進行監視，並管理畿內的幕府直轄地，是地方官職中職權最高的官位；大阪城代是幕府派駐到大阪的最高官員，全麵負責大阪城的內外事務，包括軍事指揮權及訴訟裁斷權，由德川幕府的重要家臣擔任；駿府城代是駿府的最高官員，其職責與大阪城代相同。這些地方官員的下屬統稱為遠國奉行，由“老中”統轄。
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德川幕府也加強了對各地大名的控製。1615年，德川幕府頒布了《武家諸法度》，規定各地大名要在一定期間輪流來江戶參覲，對參覲時的隨員數量也作出了具體規定。1635年，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修訂《武家諸法度》後，對大名參覲製度進行了完善，修訂後的《法度》規定：全國大名一年當中必須有一半時間留住江戶，輔佐將軍，期滿後可回自己的領國，但是隨其而來的妻小家眷以及重要的家臣還要繼續留在江戶，實際上成了德川幕府的人質。《法度》還規定各地大名在江戶的住所要自行修建，供養妻小家臣的費用及參覲的路費，也都由大名自己承擔。幕府的這一規定不僅有效監管了大名的行為，也削弱了大名的經濟實力，令其很難反抗幕府。
俗話說無心插柳柳成蔭，原本為了加強對大名的監管，製定了參覲製度，但是隨著大名每年定期來到江戶，且隨行有大量的家臣和侍從，這些人長久住在江戶，極大地促進了江戶地區商業、娛樂業的發展，也間接帶動了文藝的興起，並最終發展成為獨具日本特色的藝術形式。現代日本的傳統文化，諸如茶道、花道、相撲、藝伎等都是在這一時期興起並成形的。
德川幕府相較於鐮倉幕府和室町幕府，其權威和統治力更甚一籌，這不僅來自於幕府強大的軍事力量，也與其擁有的巨大財富分不開。當時全國的土地總收入約為3000萬石，而幕府單從直轄領地就能收獲700萬石的年貢，這還不包括各地大名交納的年貢。除了從土地上獲取巨大收入，幕府還將觸角伸向了江戶、大阪、長崎這些大城市，從這些城市的各類稅賦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數額。此外，幕府還控製了礦山的開采權和對外貿易。
江戶時代的身份等級製度在沿襲豐臣秀吉製定的《身份統製令》的基礎上，有了更進一步的細化，其規定也較原有的統製令嚴格。比如士、農、工、商中的商人，雖然屬於富裕階層，但德川幕府特意規定，商人不準穿戴華麗昂貴的衣服，隻能身披簡單粗陋的服飾，這一規定同樣適用於手工業者。當時，商人和手工業者都居住在依各地方大名居住的主城而建的市鎮裏，這些市鎮被稱作“城下町”，商業和手工業者因此也成為“町人”。
在“町人”之下，還有一個“賤民”階層，他們多為罪犯之後，被劃定在特定區域生活，從事最為人瞧不起的行當，而且不能與別的階層通婚。這樣，賤民階層隻能在內部自我發展，子孫後代也不能脫離這一身份，形成了日本社會特殊的群落現象。
因對外貿易的需要，德川幕府初期實行的是開放政策，外國人能在日本自由從事商業活動，由幕府特許從事對外貿易的日本豪商也能長期駐留國外。然而因為西方傳教士活動日益頻繁，在普通老百姓中的影響日益深厚，嚴重威脅了幕府的統治基礎，德川幕府決定像豐臣秀吉那樣對基督教及其傳教士進行驅逐。1612年，也就是在國內還存在反對德川氏統治的勢力時，德川幕府就頒布法令，強令信仰天主教的老百姓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要求他們隻信仰自己本國的宗教——神道教。
不願意改變天主教信仰的百姓紛紛起來反對幕府的這一法令，但迎接他們的是幕府冰冷的刀槍。這些百姓不是被判重刑就是被活活吊死，有的則淪為各地大名的奴隸。為了保全自己和全家的性命，一些人紛紛向幕府低頭，並將家中有關天主教的物品全部燒毀。
也就在這一時期，幕府加緊了對外貿易的限製，1623年和1624年，幕府先後禁止了與英國和西班牙的貿易，1635年，幕府發布禁船令，嚴禁各類船隻駛往海外，違令者處斬，家小沒入官府，賣為奴仆。雖然幕府依舊允許中國和荷蘭的商船來日本通商，但停泊地和貿易地隻限於長崎一港，其行動範圍也被嚴格限製。除此之外，到長崎的中國人與荷蘭人都要向幕府提交有關介紹外部世界的情況報告書，被稱為“風說書”。由中國人提交的情況報告書叫做“唐風說書”，由荷蘭人提交的則稱為“荷蘭風說書”。德川幕府依靠這種方式來了解外部情況。由此，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進入了自我封閉狀態，曆史上將這一時期稱為“鎖國時代”。
鎖國時代的日本，農業生產水平大幅提高。由於幕府大力鼓勵農民開墾荒地，日本的耕地麵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從17世紀初德川幕府剛剛建立時的170多萬公頃，增加到了18世紀中期的300萬公頃。土地的增加和農業的發展也帶動了先進農具的出現，使得農民的生活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
江戶中期，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商品貿易的繁榮，各地頗具規模的小市鎮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這些小市鎮的出現加快了物品的流通，一些全國性的商貿城市陸續出現。這些商貿城市集中了一大批從事金融業、手工業的商人，商人們為了謀取最大的利益，相互聯合，壟斷市場，操控商品價格，造就出了一大批腰纏萬貫的巨商，商人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因此變得越來越大。
隨著商人勢力的迅速崛起，到18世紀初葉，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商人們的經營活動給幕府和各地大名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普通百姓的生活則日漸困頓下去。而且隨著幕府和各地大名對農民年貢上繳量的不斷增加，農民依靠種地無法承擔巨額賦稅，為了維持生計，隻得典當土地，農民失地現象頻出。農民的土地產出是德川幕府和大名們收入的最重要來源，隨著失地農民的激增，幕府的財政收入受到巨大影響。
幕府的財政困境直接影響了武士階層的生活，由於俸祿不能按時發放，即便發放也被幕府和大名們以各種原因克扣，一些中低層武士淪為破產的浪人，或是依附於商人。德川幕府初期製定的身份等級製度開始悄然瓦解。
農民的失地和武士的破產直接影響了幕府的統治，為了化解這一危機，德川幕府分別在第四代將軍德川吉宗、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第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在位期間實行了改革，即“享保改革”、“寬正改革”、“天保個改革”三大改革。
1716年開始進行的“享保改革”的重點在於保護農民權益，重新分配土地，將農民的年貢固定化，對商人則采取控製打壓政策，掌控大米價格，嚴厲禁止商人哄抬物價。這次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幕府的財政收入扭虧為盈。“寬正改革”於1789年開始實行，這次改革的主要政策依舊是重農抑商。其廢除商人的特權及其所屬的行會，增加農村土地，對於各地大名也作出了具體規定，要求他們不能豪奢，禁止各大名之間互相贈送貴重禮物。但是此次改革由於實權派人物鬆平定信的辭職而告終止，幕府由此失去了掌控全局的能力，日本社會再次陷入混亂之中。1841年，德川家慶任用家臣水野忠邦為“老中”，主持實施“天保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幕府直轄領地麵積，這些新增的領地原是各地大名的富饒領地，而幕府作為交換分配給他們的則是貧瘠荒蕪的土地，這引起了各大名的強烈不滿，他們紛紛起來抵製幕府的這一行動。為了平息眾怒，德川家慶免去了水野忠邦的“老中”之職，“天保改革”也在各利益階層的反對下以失敗收場。
“天保改革”的失敗使德川幕府的權威一落千丈，也使得其統治發生了動搖，幕府實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一場徹底改變日本命運的運動正在悄然逼近風雨飄搖之際的德川幕府。
“太閣”豐臣秀吉死後，其政權內部立刻出現了兩派對立的勢力。以石田三成為首的一派堅持擁立豐臣秀吉幼子豐臣秀賴為將軍，繼續豐臣氏的絕對統治，而以德川家康為首的另一派則想通過奪權結束豐臣氏統治，自己取而代之。
1600年9月，德川家康與石田三成兩派之間爆發了著名的“關原合戰”。這一戰德川家康獲得最終勝利，取代豐臣氏掌握了全國政權。1603年，時人稱之為“老狐狸”的德川家康被封為“征夷大將軍”，受封後不久，立刻在江戶城開設幕府，開始了最強盛也是最後的武家政權。這一時代被後人稱為“江戶時代”。
或許是為了向曾經侍奉過的“太閣”豐臣秀吉學習，或許是為了穩固德川氏永世的統治，1605年，德川家康把“征夷大將軍”的職位讓與兒子德川秀忠，自稱“大禦所”並隱居駿府城，但在背後仍然掌握著幕府軍政實權。1615年5月，德川家康發動“大阪之役”，徹底打垮了一直與自己作對的豐臣秀賴及其追隨勢力，1616年3月，他出任太政大臣，並向明朝皇帝稱藩，被明朝皇帝冊封為“日本國王”。
在國內建立起絕對的統治地位後，德川家康吸取豐臣秀吉的教訓，對中央和地方機構進行了係統而嚴格的設置。在中央機構方麵，德川幕府設置了“大老”、“老中”、“若年寄”、“奏者番”、“高家”、“大目付”、“町奉行”、“勘定奉行”和“寺社奉行”九種職位。
“大老”是德川幕府臨時設置的最高官職，負責政務，參與重要政策的確定；“老中”是幕府中央常設的最高職務，直屬征夷大將軍統轄，是具有最大權力的政務官；“若年寄”主要負責管理將軍直屬的武將“旗本”以及家臣“禦家人”；“奏者番”是禮儀官，負責幕府所用禮儀事項；“高家”是“老中”的屬官，掌管幕府的典章；“大目付”也是“老中”的屬官，主要負責對各地大名的監察；“町奉行”負責掌管江戶城內的民政與刑事事務；與其同為一級的“勘定奉行”負責幕府的財政；寺社奉行主管全國的寺院和神社。
在地方機構方麵，德川幕府設置了京都所司代、大阪城代以及駿府城代。京都所司代負責京都警衛，對皇室與關西大名進行監視，並管理畿內的幕府直轄地，是地方官職中職權最高的官位；大阪城代是幕府派駐到大阪的最高官員，全麵負責大阪城的內外事務，包括軍事指揮權及訴訟裁斷權，由德川幕府的重要家臣擔任；駿府城代是駿府的最高官員，其職責與大阪城代相同。這些地方官員的下屬統稱為遠國奉行，由“老中”統轄。
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德川幕府也加強了對各地大名的控製。1615年，德川幕府頒布了《武家諸法度》，規定各地大名要在一定期間輪流來江戶參覲，對參覲時的隨員數量也作出了具體規定。1635年，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修訂《武家諸法度》後，對大名參覲製度進行了完善，修訂後的《法度》規定：全國大名一年當中必須有一半時間留住江戶，輔佐將軍，期滿後可回自己的領國，但是隨其而來的妻小家眷以及重要的家臣還要繼續留在江戶，實際上成了德川幕府的人質。《法度》還規定各地大名在江戶的住所要自行修建，供養妻小家臣的費用及參覲的路費，也都由大名自己承擔。幕府的這一規定不僅有效監管了大名的行為，也削弱了大名的經濟實力，令其很難反抗幕府。
俗話說無心插柳柳成蔭，原本為了加強對大名的監管，製定了參覲製度，但是隨著大名每年定期來到江戶，且隨行有大量的家臣和侍從，這些人長久住在江戶，極大地促進了江戶地區商業、娛樂業的發展，也間接帶動了文藝的興起，並最終發展成為獨具日本特色的藝術形式。現代日本的傳統文化，諸如茶道、花道、相撲、藝伎等都是在這一時期興起並成形的。
德川幕府相較於鐮倉幕府和室町幕府，其權威和統治力更甚一籌，這不僅來自於幕府強大的軍事力量，也與其擁有的巨大財富分不開。當時全國的土地總收入約為3000萬石，而幕府單從直轄領地就能收獲700萬石的年貢，這還不包括各地大名交納的年貢。除了從土地上獲取巨大收入，幕府還將觸角伸向了江戶、大阪、長崎這些大城市，從這些城市的各類稅賦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數額。此外，幕府還控製了礦山的開采權和對外貿易。
江戶時代的身份等級製度在沿襲豐臣秀吉製定的《身份統製令》的基礎上，有了更進一步的細化，其規定也較原有的統製令嚴格。比如士、農、工、商中的商人，雖然屬於富裕階層，但德川幕府特意規定，商人不準穿戴華麗昂貴的衣服，隻能身披簡單粗陋的服飾，這一規定同樣適用於手工業者。當時，商人和手工業者都居住在依各地方大名居住的主城而建的市鎮裏，這些市鎮被稱作“城下町”，商業和手工業者因此也成為“町人”。
在“町人”之下，還有一個“賤民”階層，他們多為罪犯之後，被劃定在特定區域生活，從事最為人瞧不起的行當，而且不能與別的階層通婚。這樣，賤民階層隻能在內部自我發展，子孫後代也不能脫離這一身份，形成了日本社會特殊的群落現象。
因對外貿易的需要，德川幕府初期實行的是開放政策，外國人能在日本自由從事商業活動，由幕府特許從事對外貿易的日本豪商也能長期駐留國外。然而因為西方傳教士活動日益頻繁，在普通老百姓中的影響日益深厚，嚴重威脅了幕府的統治基礎，德川幕府決定像豐臣秀吉那樣對基督教及其傳教士進行驅逐。1612年，也就是在國內還存在反對德川氏統治的勢力時，德川幕府就頒布法令，強令信仰天主教的老百姓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要求他們隻信仰自己本國的宗教——神道教。
不願意改變天主教信仰的百姓紛紛起來反對幕府的這一法令，但迎接他們的是幕府冰冷的刀槍。這些百姓不是被判重刑就是被活活吊死，有的則淪為各地大名的奴隸。為了保全自己和全家的性命，一些人紛紛向幕府低頭，並將家中有關天主教的物品全部燒毀。
也就在這一時期，幕府加緊了對外貿易的限製，1623年和1624年，幕府先後禁止了與英國和西班牙的貿易，1635年，幕府發布禁船令，嚴禁各類船隻駛往海外，違令者處斬，家小沒入官府，賣為奴仆。雖然幕府依舊允許中國和荷蘭的商船來日本通商，但停泊地和貿易地隻限於長崎一港，其行動範圍也被嚴格限製。除此之外，到長崎的中國人與荷蘭人都要向幕府提交有關介紹外部世界的情況報告書，被稱為“風說書”。由中國人提交的情況報告書叫做“唐風說書”，由荷蘭人提交的則稱為“荷蘭風說書”。德川幕府依靠這種方式來了解外部情況。由此，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進入了自我封閉狀態，曆史上將這一時期稱為“鎖國時代”。
鎖國時代的日本，農業生產水平大幅提高。由於幕府大力鼓勵農民開墾荒地，日本的耕地麵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從17世紀初德川幕府剛剛建立時的170多萬公頃，增加到了18世紀中期的300萬公頃。土地的增加和農業的發展也帶動了先進農具的出現，使得農民的生活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
江戶中期，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商品貿易的繁榮，各地頗具規模的小市鎮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這些小市鎮的出現加快了物品的流通，一些全國性的商貿城市陸續出現。這些商貿城市集中了一大批從事金融業、手工業的商人，商人們為了謀取最大的利益，相互聯合，壟斷市場，操控商品價格，造就出了一大批腰纏萬貫的巨商，商人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因此變得越來越大。
隨著商人勢力的迅速崛起，到18世紀初葉，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商人們的經營活動給幕府和各地大名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普通百姓的生活則日漸困頓下去。而且隨著幕府和各地大名對農民年貢上繳量的不斷增加，農民依靠種地無法承擔巨額賦稅，為了維持生計，隻得典當土地，農民失地現象頻出。農民的土地產出是德川幕府和大名們收入的最重要來源，隨著失地農民的激增，幕府的財政收入受到巨大影響。
幕府的財政困境直接影響了武士階層的生活，由於俸祿不能按時發放，即便發放也被幕府和大名們以各種原因克扣，一些中低層武士淪為破產的浪人，或是依附於商人。德川幕府初期製定的身份等級製度開始悄然瓦解。
農民的失地和武士的破產直接影響了幕府的統治，為了化解這一危機，德川幕府分別在第四代將軍德川吉宗、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第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在位期間實行了改革，即“享保改革”、“寬正改革”、“天保個改革”三大改革。
1716年開始進行的“享保改革”的重點在於保護農民權益，重新分配土地，將農民的年貢固定化，對商人則采取控製打壓政策，掌控大米價格，嚴厲禁止商人哄抬物價。這次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幕府的財政收入扭虧為盈。“寬正改革”於1789年開始實行，這次改革的主要政策依舊是重農抑商。其廢除商人的特權及其所屬的行會，增加農村土地，對於各地大名也作出了具體規定，要求他們不能豪奢，禁止各大名之間互相贈送貴重禮物。但是此次改革由於實權派人物鬆平定信的辭職而告終止，幕府由此失去了掌控全局的能力，日本社會再次陷入混亂之中。1841年，德川家慶任用家臣水野忠邦為“老中”，主持實施“天保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幕府直轄領地麵積，這些新增的領地原是各地大名的富饒領地，而幕府作為交換分配給他們的則是貧瘠荒蕪的土地，這引起了各大名的強烈不滿，他們紛紛起來抵製幕府的這一行動。為了平息眾怒，德川家慶免去了水野忠邦的“老中”之職，“天保改革”也在各利益階層的反對下以失敗收場。
“天保改革”的失敗使德川幕府的權威一落千丈，也使得其統治發生了動搖，幕府實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一場徹底改變日本命運的運動正在悄然逼近風雨飄搖之際的德川幕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