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東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灣。我胸中還氤氳著鄭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點染了我的家傳。母親，酷炎的夏日要曬死我了，賜我個號令，我還能背水一戰。母親，我要回來，母親！”當我們重新朗誦起聞一多的這首《七子之歌·台灣》時，內心的翻湧自不必再多言。我們想念母親的孩子，因為它是我們的兄弟。
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台灣作為清廷所割讓土地的一部分，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光複，日本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共50年。
清廷割讓台灣，使台灣人民悲憤至極，為了免受異族統治，保衛家園，台灣各地先後湧現了一大批保台抗日的仁人誌士，這讓日本原本以為的順利“接收”變成了一條用兵士的肉身鋪成的血路，每前進一步都得付出巨大的代價。
在多次向清廷發出呼籲電，要求廢約抗戰、增援台灣無果的情況下，為了凝聚力量，安定人心，1895年5月23日，由士紳丘逢甲倡議建立“台灣民主國”，原台灣巡撫唐景崧出任總統，黑旗軍首領劉永福任台灣抗日義勇軍統領。民主國成立不久，日軍在台灣北部的澳底登陸，唐景嵩卻偷偷潛回大陸，群龍無首的民主國在這年7月又擁立劉永福為總統。10月19日，日軍攻陷台南，劉永福敗退內渡，民主國僅僅維係了5個月就敗亡。民主國雖不複存在，但是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並沒有因此消退。11月26日， 以客家人為主的一支義勇軍在火燒莊與日軍展開激戰，雖打死打傷日軍幾十人，但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
在這場戰爭中，台灣義勇軍及其他抗日武裝人員共有近1.5萬人成仁，被日軍殺害的平民不計其數。
侵略者以慘重代價在台灣“立足”後，實施了一係列加強其殖民統治的措施，這些措施被研究者統稱為“皇民化政策”。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首先從強化社會控製入手。殖民者在台灣建立總督府後，就立刻著手組建警察部隊，並對整個台灣島以所謂治安情況的不同劃分為危險、不穩、平靜三種類型。
在殖民統治初期，警察的職權很大，除了維護治安的基本職責外，警察主要還是對人民的日常生活加以監督甚至是幹預，使百姓的言行符合日本殖民者的需要。警察的所作所為深受台灣百姓的痛恨，人們私底下以“狗”或“四腳仔”來暗諷他們，以泄心頭之恨。
與嚴苛的警察製度相配合的是保甲製度的建立。殖民者規定每十戶為一甲、每十甲為一保，每個“甲”設置“甲長”；“保”則設置“保正”，保甲製還規定“連保連坐”，也就是一人犯罪，該甲保中的所有人都要負連帶責任，以達到人人自危而互相監督的目的。
日本的殘酷統治使得台灣的抗日活動轉入地下，換之以各種形式為掩護展開。在積蓄一定力量後，爆發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民武裝抗日事件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起義。
1915年，日本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已經20個年頭。此時，有個叫餘清芳的人在台南地區以宗教為掩護，秘密從事抗日活動已有多年。這年3月，餘清芳在西來庵與同為抗日堅定分子的台中人羅俊和楠梓人江定秘密集會，成立“大明慈悲國”，並組成台灣抗日革命軍，餘清芳任大元帥。
“大明慈悲國”成立不久，餘清芳以“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複台灣”為號召，發表抗日文告，舉旗抗日。這年8月，為了保存實力，餘清芳率領部眾轉移到台南地區，翌月，由於殖民當局的鎮壓，加之叛徒出賣，餘清芳被日軍抓獲，隨後在台南監獄處以絞刑。由於餘清芳等人的起事地點在西來庵，這次起義被稱為“西來庵事件”。起義失敗後，殖民當局大肆捕殺起義義士，有近2000人被捕，被判處死刑者有866人。
餘清芳起義失敗後，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人民的統治更加殘酷。為了維護民族尊嚴，台灣人民的反抗從未停止過。
日本全麵侵華後，由於國內資源的限製，及國際社會的禁運政策，台灣成了日本的物資供應站。為此，殖民當局的“皇民化政策”變本加厲。從1936年開始到1940年，殖民當局在台灣發起了所謂的強化“國民意識運動”，1941年後至戰敗，又發起了所謂的“皇民奉公運動”。這兩項強化殖民“運動”的重點落在對文化和習俗的日本化。這一時期，在精神統治方麵，殖民當局強迫台灣人民說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取日本姓名，放棄台灣民間的媽祖信仰，而改信日本的“國教”神道教。
二戰後期，由於侵略戰爭的不斷擴大，為彌補國內兵源的不足，1942年起，日本殖民當局開始在台灣征兵，將無辜的台灣人民充當其侵略野心的犧牲品。除此之外，殖民當局還在台灣強征慰安婦，以供侵略者之淫樂。人們流離失所，痛苦不堪。
1943年11月26日，中、美、英三國首腦在埃及首都開羅簽署《開羅宣言》，宣言規定日本用武力從中國奪去的東北各省、台灣和澎湖列島，戰後須歸還中國；1945年7月26日，在美、英、中三國簽署的《波茨坦公告》中，對這一規定再次進行了確認。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全麵主持台灣的接收工作。25日，國民政府在台北舉行受降典禮，日本原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麵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向台灣受降主官陳儀遞呈投降書。受降典禮結束後，陳儀發布演說說道：“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曆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世界周知。”
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台灣作為清廷所割讓土地的一部分，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光複，日本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共50年。
清廷割讓台灣，使台灣人民悲憤至極，為了免受異族統治，保衛家園，台灣各地先後湧現了一大批保台抗日的仁人誌士，這讓日本原本以為的順利“接收”變成了一條用兵士的肉身鋪成的血路，每前進一步都得付出巨大的代價。
在多次向清廷發出呼籲電，要求廢約抗戰、增援台灣無果的情況下，為了凝聚力量，安定人心，1895年5月23日，由士紳丘逢甲倡議建立“台灣民主國”，原台灣巡撫唐景崧出任總統，黑旗軍首領劉永福任台灣抗日義勇軍統領。民主國成立不久，日軍在台灣北部的澳底登陸，唐景嵩卻偷偷潛回大陸，群龍無首的民主國在這年7月又擁立劉永福為總統。10月19日，日軍攻陷台南，劉永福敗退內渡，民主國僅僅維係了5個月就敗亡。民主國雖不複存在，但是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並沒有因此消退。11月26日， 以客家人為主的一支義勇軍在火燒莊與日軍展開激戰，雖打死打傷日軍幾十人，但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
在這場戰爭中，台灣義勇軍及其他抗日武裝人員共有近1.5萬人成仁，被日軍殺害的平民不計其數。
侵略者以慘重代價在台灣“立足”後，實施了一係列加強其殖民統治的措施，這些措施被研究者統稱為“皇民化政策”。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首先從強化社會控製入手。殖民者在台灣建立總督府後，就立刻著手組建警察部隊，並對整個台灣島以所謂治安情況的不同劃分為危險、不穩、平靜三種類型。
在殖民統治初期，警察的職權很大，除了維護治安的基本職責外，警察主要還是對人民的日常生活加以監督甚至是幹預，使百姓的言行符合日本殖民者的需要。警察的所作所為深受台灣百姓的痛恨，人們私底下以“狗”或“四腳仔”來暗諷他們，以泄心頭之恨。
與嚴苛的警察製度相配合的是保甲製度的建立。殖民者規定每十戶為一甲、每十甲為一保，每個“甲”設置“甲長”；“保”則設置“保正”，保甲製還規定“連保連坐”，也就是一人犯罪，該甲保中的所有人都要負連帶責任，以達到人人自危而互相監督的目的。
日本的殘酷統治使得台灣的抗日活動轉入地下，換之以各種形式為掩護展開。在積蓄一定力量後，爆發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民武裝抗日事件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起義。
1915年，日本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已經20個年頭。此時，有個叫餘清芳的人在台南地區以宗教為掩護，秘密從事抗日活動已有多年。這年3月，餘清芳在西來庵與同為抗日堅定分子的台中人羅俊和楠梓人江定秘密集會，成立“大明慈悲國”，並組成台灣抗日革命軍，餘清芳任大元帥。
“大明慈悲國”成立不久，餘清芳以“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複台灣”為號召，發表抗日文告，舉旗抗日。這年8月，為了保存實力，餘清芳率領部眾轉移到台南地區，翌月，由於殖民當局的鎮壓，加之叛徒出賣，餘清芳被日軍抓獲，隨後在台南監獄處以絞刑。由於餘清芳等人的起事地點在西來庵，這次起義被稱為“西來庵事件”。起義失敗後，殖民當局大肆捕殺起義義士，有近2000人被捕，被判處死刑者有866人。
餘清芳起義失敗後，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人民的統治更加殘酷。為了維護民族尊嚴，台灣人民的反抗從未停止過。
日本全麵侵華後，由於國內資源的限製，及國際社會的禁運政策，台灣成了日本的物資供應站。為此，殖民當局的“皇民化政策”變本加厲。從1936年開始到1940年，殖民當局在台灣發起了所謂的強化“國民意識運動”，1941年後至戰敗，又發起了所謂的“皇民奉公運動”。這兩項強化殖民“運動”的重點落在對文化和習俗的日本化。這一時期，在精神統治方麵，殖民當局強迫台灣人民說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取日本姓名，放棄台灣民間的媽祖信仰，而改信日本的“國教”神道教。
二戰後期，由於侵略戰爭的不斷擴大，為彌補國內兵源的不足，1942年起，日本殖民當局開始在台灣征兵，將無辜的台灣人民充當其侵略野心的犧牲品。除此之外，殖民當局還在台灣強征慰安婦，以供侵略者之淫樂。人們流離失所，痛苦不堪。
1943年11月26日，中、美、英三國首腦在埃及首都開羅簽署《開羅宣言》，宣言規定日本用武力從中國奪去的東北各省、台灣和澎湖列島，戰後須歸還中國；1945年7月26日，在美、英、中三國簽署的《波茨坦公告》中，對這一規定再次進行了確認。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全麵主持台灣的接收工作。25日，國民政府在台北舉行受降典禮，日本原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麵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向台灣受降主官陳儀遞呈投降書。受降典禮結束後，陳儀發布演說說道：“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曆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世界周知。”